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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一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提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颇具开拓性的概念。开元十一年张说提请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其影响似乎还不如劝农使的设立。在《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唐人或主要是辑录唐代文献而成的著作中，对此也都是寥寥数语。五代时修成的《旧唐书•职官志》记为：“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北宋时司马光在《资治通鑑》中用“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几句话轻轻帯过。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只是把五房作了具体的交待：“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 ‘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这些记载的共同特点，都是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看作是改变名称而己。宋人虽然增加了列五房的记载，但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意义也都没有触及。这种情况一直沿袭下来。直到1972年《剑桥中国隋唐史》注意到这是把“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到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予以注意，并且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是没有引起隋唐史学界广泛的注意。而对于中书门下的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政治体制”虽说是近代政治学的概念，但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客观存在。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中枢机构、政府机关的构成及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牵涉面是很广的。因此，对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的研究，必湏是在学术界对于相关时期有关皇帝、中枢机构、政府机关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要形成新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特别是提出政治体制变化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那是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研究过程，甚至要经过几次重大的反复，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的。近年来对于政事堂怎样逐步演变为中书门下，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时段进行了探索，同时对中书门下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如果没有这些成果，后滨关于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形成某种见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需要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并且在阅读这些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这种见解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概括，一种印象，甚至还只是假设。有些学人，甚至有的大师，往往把这看作是研究的终结，并写成论著。事实证明，这样的著作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因为作为一个认识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变成为科学的结论，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证。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作为出发奌，只是寻找材料去进行证明，而是应该把前一阶段研究作为指引继续研究的线索。还需要下大力气搜集各种材料，并且要寻找出合适的视角和恰当的切入奌，然后进行深入的，考据和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从史料和实际出发，系统地搜集和阅读史料；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分析，排除与之相关的反证；抓住关键或变化的关节奌，进行细致的定量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几个环节。只有扎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进行最后的理论性的概括。这往往是一个从痛苦到欢乐的过程，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继则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滨对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也是经历了这两个过程。而本书展现给大家的，主要是后一个过程的成果。二是从公文运行入手，着眼于政治制度的运作。政务的运作，不论是各种制度的制定，方针政策的下达，或对于具体政事的处理意见、请示报告和批示，都需要通过公文。因此，通过公文运作看制度的运作，从公文形态的变迁看制度的演进，无疑是对政治体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唐代公文书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大多停留在公文书本身的研究上，并且主要是进行静态的研究。本书则是把公文书放到整个中枢机构的政务运行中去进行考察。并通过公文书的变化，来研究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各个时期具体运行的制度，而不是书面上法律上的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实的唐代制度，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唐代政务是怎样运行的。而通过公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各部门的职责，在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得到比较准确地定位。因此，通过公文运作的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中书门下体制的主要特奌。三是着眼于制度的发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唐朝更是这样。受宋人影响，历来都是把唐朝制度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研究时往往是把唐朝各个时期的有关制度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加以论说。这样架构出来的制度，事实上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虚拟的制度。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感觉到陈说之不可取，力图摆脱宋人在唐朝制度问题上给我们留下的混乱，从史料出发，注意研究唐朝各个时期的制度及其变化，希望能够还唐朝制度本来的面目。本书可以看作是这股潮流中成功的力作。四是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种梳理不是对相关论著进行罗列，而是按照时间顺序对现有成果进行学术史视野下的分析，从最初谁把问题提出，后来有一些什么不同见解，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样不仅使课题的研究有一个很高的起奌，具有历史的高度和学术史的深度，而且为学者，特别是年青的学者提供了相关的信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成果的总结与认同和学术研究的现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许多论著，由于种种原因，学者又很难看到。因之许多学者与这些新的成果失之交臂。一个新的学术观点要得到大家的认识和了解，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长达几十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并从各个方面作出了探索和努力。就一个专题从认识过程进行总结，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希望后滨以后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2004年2月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本书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本书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本书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本书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 。本书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 。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为此，本书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本书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暗线。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本书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总之，本书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本书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本书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关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本书并不完整。本书只是从公文形态与制度变迁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唐代政治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演进过程，以及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公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而要更加完整地揭示“中书门下体制”的具体运作，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各方面的行政运行机制，即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后，官员选拔与管理、赋税财政、祭祀礼仪、军事战争、司法刑狱等方面的行政事务是如何进行运作的。此外，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及使职差遣在行政体制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尽管这些方面的具体研究大都有了进展，发表了众多的论著，但由于对总体政治体制的定位并不同于本书所定义的“中书门下体制”，从“中书门下体制”角度对整个行政运行机制重新进行探讨，似乎还有很大的必要性和足够的问题空间。这是关系到唐宋间政治体制演进的又一个大问题，本书并无力解决，也许有待于下一本书了。对于本书的学术意义，自当由读者去评价。但指导自己进行研究的思路，还是有必要在最后稍作交代。我认为，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所以关于唐代政治体制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特有的价值。首先，唐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中国社会在公元六至十世纪之间发生了重大变革。十世纪以后的社会面貌（包括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和六世纪以前有着重大的不同。其间跨越了南北朝后期到北宋前期的四个世纪。这种变革的过程贯穿着整个唐朝，并在唐朝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在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中，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对唐朝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变革从总体上作出回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演进轨迹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唐宋变革”，如果针对的是六至十世纪之间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这种变革是在隋朝和唐前期开始出现的；而到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中期，这种变革更加明朗，甚至呈现出转折点的意义；经过晚唐五代的调整，到北宋前期，一个完全不同于隋唐以前历史风貌的新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呈现出来，隋唐以来的变革和变革趋势，最终落定下来。唐代始终处于这个长时段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所以唐代本身的特点就是不断的调整变化。如果要在前期和后期（或中古和近世）两段式的框架中进行归位，我认为，唐代政治社会的调整变化属于其后一形态中的变革，是宋朝那种新社会和新体制的成长期，而不应看成是魏晋南北朝那种旧社会和旧体制的延伸期。本书从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机制变迁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一个侧面的论证，希望能够为有关打通唐宋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其次，从统治效果来说，唐朝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所谓“盛唐”，从唐朝内部来说是指开元天宝时期的繁盛局面，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则指整个唐朝的统治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不断调整之中的政治制度及其活力。唐朝统治的经验教训颇值得总结借鉴。无论从何种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的治道政术，唐朝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无法忽略的部分。唐朝是中国中古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变动之中充满着无限的活力。许多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都是伴随着人事的调整或政局的变动而似乎是悄然发生的，而没有经过激烈的思想舆论的争论和酝酿，都不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提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体制并不僵化，只要适合形势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很快就改变过来了。要说唐朝也有祖宗之法的话，那就是唐太宗所说的“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 。本书探讨唐朝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迁，也是希望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成唐朝制度的活力和运行效率。在书稿的修改即将完工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疲惫甚至有些灰心。兴奋的是，我可以向我的老师和家人、友朋、同事及许多关心我的人，交出一份做了许多年的答卷。每当在师友间谈起我的同龄学友不断出版的新书时，每当在书店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新著以及熟悉的作者姓名时，自己就会萌生一种隐隐的着急感。现在，自己的书稿终于要交付出版了，那份着急的心情也随着早春的气息微微兴奋起来。我不敢以“十年磨一剑”自况，但从接触有关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时间算起，十年是早就过去了，尽管剑还没有磨出个样子来。疲惫则既是由于长期爬梳资料、整理思路带来的心力交瘁，也是由于各种无可奈何的考核带来的应对乏力，以致本书的修改只能占用假期里相对完整的时间进行。至于说灰心，一方面是由于对书稿本身不尽满意。尽管本书的一些部分已经发表，也得到了一些师友的谬奖。文章的主体几经修订，也确实有了不少改进。但是，总觉得从理论阐述到史料考析都还欠火候，尤其是在史料和理论之间还缺少一些必要的论证环节，难免给人以生硬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己对当前的学术氛围缺乏信心。书越出越多，但有耐心完整地读完一部书的人却恐怕是越来越少。写书人比读书人多，写书人中有些则写的书比读的书多。说老实话，就本人而言，连一些师友赠送的大作，我自己也很难读完。更何况本书只是对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难以指望它对学术有什么贡献。庆幸的是，我还有众多不断鼓励我的老师、朋友和学生。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还有自己的圈子。今年是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以来的第二十年，也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工作以来的第十三年。师兄弟们曾戏赠我一联：“脚跨人大北大，学兼魏晋隋唐”。其实，我连隋唐史也没有学好，遑论魏晋南北朝史。只是当时人大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程的老师退休后，我被迫接受了讲课任务而已。不过，研究魏晋和隋唐两个断代的师友，都在学业上给了我丰富的营养。人大和北大这两所大学，对我来说，则确实都是身陷其中了。迄今我还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有幸参与了中心一些课题的研究工作。在人民大学，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以及先后在教研室工作学习过的许多师友，包括在课堂上与我讨论学问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为我的学习研究营造了很好的氛围。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都是吴宗国先生，从本科时候听吴老师的通史课和隋唐史专题课算起，跟随吴老师读书的时间也快二十年了，而且是几乎不间断的二十年。1999年的夏天，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到：在这个如火的七月，我将要交出一份做了许多年的答卷，向所有关心我的人们汇报。十五年前一个同样炎热的夏日，正在田里劳作的我接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从此结下了与北大历史系的不解之缘。也许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回忆的时候了，在北大历史系前后十一年的学习生活常常在我的心头快速闪过。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谢谢我的导师。吴老师对我的培养既在学问上，又在学问之外。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吴老师对我的关心的朋友，都为我有这样的好老师而称羡不已。当我硕士毕业去到人民大学任教后，有四年在学籍关系上脱离了老师，但在学术心理上却总有一种没有断奶的依恋和困惑，于是就在1995年回到了老师身边做博士生。又是四年过去了，需要向老师学的东西却远远没有学够。毕业只是意味着从学籍关系上再次离开老师，但在感情上将与老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吴老师，我还有太多的老师应该感谢的。没有必要全部列出他们的名字，几乎所有北大历史系的老师尤其是中国史专业的老师都教过我。有幸成为这么多绝对属于一流学者的老师们的学生，想想都是让人激动的事情。许多许多的同学，是我切磋学问的良师益友。相互磨砺、相互激赏，这种氛围是燕园生活中最大的营养之一。我会更加珍惜此间的种种情谊。还有一些我想真诚感谢的人，他（她）们心里最明白，不说也罢了！那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博士毕业以后，又是四年多过去了。其间，在2000至2001学年，我应杜维明先生的邀请，在哈佛燕京学社进行了一年的访问研究，并有幸结识了一批卓越的大陆、港台和外国学者。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修改过程中，吴宗国先生的指导和教诲是非常细致而深入的。吴老师反复强调，学术研究首先需要在经过一定思考和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具有理论性的假设；然后要对假设性的结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要回到材料，回到实际历史进程，进行严密的论证，包括咬文嚼字的功夫，包括对历史演进的每一个细节的考订。对于胡适那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名言，一般的理解也许是先有假设，然后用材料来证明假设的结论。吴老师强调的是，假设性的结论并不来自空想，而是需要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是从对材料的初步研究中得出的；而且，“小心地求证”也不是机械地去论证那个已有的假设，不是回到材料去寻找有利于支持那个假设性结论的证据，而是不同于“求证”的真正的论证，论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根据本人的研究体会，第一个过程的研究是初步的，一些假设性的结论，有可能是在片面地接触材料后产生的随感，也有可能是从别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而萌生出来的遐想。这些感性认识，很容易使人兴奋，在教学过程中也容易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与学生产生共鸣。于是，在不经意之中就会束缚住自己的思维，不自觉地去建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其实，这个自鸣得意的体系，有时是一个通过想像形成的离实际越来越远的作茧自缚的圈套，有时则只不过是选取前人研究成果中有利于自己假设的部分而拼凑出来的概念组合。而且，实际情况是，越是想建立一些具有理论色彩的新见解的时候，越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于是，就需要进行第二个过程的论证。学术研究中的第二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在论证中往往可能推翻自己经过初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而且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学术研究的真正乐趣也更集中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只有经过这个严密的论证过程，才能获得真实的研究体验，才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这个过程的论证，需要有长期的研究积累，包括材料的积累和对学术史的充分掌握，在此基础上培养起一种贯通地理解历史发展的眼光和对关节点上的事实进行认定的洞察力，也就是吴宗国先生强调的定性和定量的功夫，在关节点上一点就破的功夫。当然，这只是在本书基本完成后总结出的研究心得，书中的论证则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正如荣新江教授在《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总序中所说，“北京大学在唐代的研究方面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如向达、汪篯、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张广达、吴宗国等先生，都作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贡献”。这些前辈先生，无疑都是自己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奠定了北大隋唐史教学研究的基础，给了我这样的晚辈后学以取之不尽的学术营养以至直接的指导。感谢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辅导、评阅和参加答辩的宁可、祝总斌、阎守诚、阎步克、荣新江、王小甫、邓小南等教授，感谢在平时学习中我经常求教的许大龄、吴小如、田余庆、张注洪、吴荣曾、张传玺、张衍田、王天有、张希清、李孝聪、陈苏镇、刘华祝等教授，他们的鼓励和指教，为本书的写作修改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和具体的意见。感谢毛汉光、雷家骥、郑学檬、李斌城、胡戟、高世瑜、张国刚、刘健明、邓文宽、赵和平、郝春文、王素、李方、黄正建、宁欣、王援朝等老师们对我的研究给予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我的同事成崇德、李小树、孙家洲、黄朴民、李晓菊、常伯工、孟宪实、李全德、肖林、蒋香仙等师友们给了我随时可以求助和讨论的良好工作氛围。感谢丁一川、李志生、张帆、罗新、陈爽、何德章、张伟国、李锦绣、张连城、孙学雷、湛如、郭丽萍、杨雨青、杨继东、陆扬、钱文忠、任士英、孟彦弘、韩树峰、卫广来、傅连英、罗永生、张建利、祁德贵、巫新华、李蓉、李立、宁映霞、陈志坚、叶炜、雷闻、刘诗平、姚崇新、陈怀宇、朱玉麒、禹成旻、李章郁、刘屹、史睿、陈明、蒙曼、王静、杨晓燕等等一大批先后在燕园相遇的学友，这是一份很难列全的名单，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磨砺、相互激赏，构成了我长期学生生活的燕园情结。我越来越体会到做学问需要环境熏陶的深义。吴宗国老师常称自己的著作是“教学相长的集体成果”，这是一个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的学者的心声。我也借此表达对已经毕业或还未毕业的人民大学历史系历届同学和参加《唐六典》读书班同学们的感谢。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课堂上，是他（她）们给了我许多的启发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谢玲、张耐冬、杨梅、伍婷婷、孙钢、徐珊、王湛、张芳、董文静、赵璐璐等同学，则或提供资料，或核查史料，或校对文字，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求学、任教和研究给予的长期支持，没有他（她）们的分担和理解，这种费力费神费时间又不赚钱的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最后，感谢齐鲁书社和责任编辑李兴斌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2004年2月10日
于北京西三旗育新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