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 ——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五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锡亚勒克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900年，属于埃兰文明四大通灵塔之一。其他三个皆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分别为楚恰·赞比勒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250年（图3）；苏萨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800年；哈夫特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375年，时代均晚于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伊拉克的乌尔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100年，不过，现存遗址是萨达姆·侯赛因后来重建的，并在塔上用砖砌筑了萨达姆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罗曼·葛什曼（Roman Ghirshman）首次发掘锡亚勒克山。

于是，这里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所出文物相继入藏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法国考古队曾经在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下发掘了一个距今7500年的墓地，说明公元前5500年当地已有人定居。我们到锡亚勒克考察时，入口处有一个遗址内发现的1米高的帕提亚大陶瓮，说明该遗址一直沿用至帕提亚时代（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

根据岩画上两幅双马神像（图7-1、7-2），我们判断这幅岩画实乃吐火罗人祭神遗址。双马神是古代印欧人万神殿最早的神祗之一，始见于公元前1400年米坦尼协议（Mittani Treaties）泥版文书的雅利安神名表，双马神的艺术形象见于晚商青铜器，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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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石门子岩画与锡亚勒克彩陶壶所绘舞蹈人物和双马神相同，再次证明这幅宗教舞蹈岩画由来已久，不晚于公元前10－前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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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欧人崇奉的双马神还见于新疆巴里坤石人沟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以及晚商青铜器（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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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近东文明宗教舞蹈很早就对中国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19世纪末以来，我国北方长城沿线不断出土以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尤其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故称“鄂尔多斯青铜器”。由于斯基泰人喜用动物纹青铜器，西方学者又称“斯基泰青铜器”，而日本学者则以分布地点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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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近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动物纹造型艺术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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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起，从伊朗东扎格罗斯山地的哈尔辛、霍拉巴德、阿里什塔尔，尤其是锡亚勒克山等地古墓中陆续发现大批游牧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700年。有些可能更早一些，以公元前9－前7世纪的遗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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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工作是无组织进行的，大部分器物流入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所出青铜器组合主要为：车饰、马具、武器、工具、容器、首饰、别针、仪式用具等。最富特征的器物是饰动物纹样的马具、神像、别针等。这些青铜器主要出自墓地，周围未见居住址。多为车马器，相当一部分属于后来入主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所有。

公元前1200年，欧亚草原的雅利安人掀起新一轮迁徙浪潮，在美索不达米亚相继建立米底帝国和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他们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伊朗人，而“伊朗”之名即从Aryan（雅利安）一词演变而来。此前（公元前1500年），另一支雅利安人远征北印度，摧毁了印度河古文明；随即向恒河流域征伐，形成所谓“印度雅利安人”。

米底人与波斯人有共同的祖先，皆属于伊朗语民族。早在公元前1200年，他们就从高加索或中亚入侵两河流域，散居伊朗高原西部扎格罗斯山，开始了两河流域“雅利安化”的历史。这些入居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熟知冶金术、驯马术，驾驭马车作战；后来逐渐分化，产生许多操不同方言的部落。其中一部分人接受近东文明走向农业定居；另一部分仍保持游牧传统，尤以米底部落和波斯部落最为著名。公元前843年，米底人始见于亚述文献，这份亚述文书还提到波斯人当时有27个小部落。据亚述学家列文（L.D. Levine）研究，这些伊朗语部落主要分布于扎格罗斯山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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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12年，米底人联合巴比伦人推翻亚述帝国，随后灭亡吕底亚（前585年），建立了以和犊城（哈马丹的Ecbatana）为中心的庞大帝国。近年研究表明，卢里斯坦青铜器与阿富汗的大夏-马尔吉纳文化（Bactria- Margiana Culture）和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关系密切，如两地青铜战斧、柳叶剑、权扙头、动物纹装饰非常相似。卢里斯坦的带流陶器（前1000~前800年）也可在大夏-马尔吉纳文化找到“祖形”，那么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可能从中亚西迁伊朗扎格罗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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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印欧人的双马神像就传入中国，分别见于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巴里坤石人沟、内蒙古阴山岩画。内蒙古博物馆为五原县韩乌拉山双马神岩画做了一个复制品，同时展出了一件赤峰市宁城县征集的双马神铜牌（图11）。

晚商青铜器族徽上的双马神中间皆有人物，与卢里斯坦青铜器双马神的艺术造型相同（图12）。卢里斯坦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联系还表现在欧亚草原出土的各类青铜羊首刀剑，如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新疆塔城和巴里坤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羊首刀剑。这些青铜器的动物纹以卢里斯坦青铜器年代最早，如美国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藏卢里斯坦青铜羊首权杖头（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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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末年，周武王与商王朝西土八国联合伐纣。《尚书·牧誓》记武王誓言：“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西土八国中的卢国是商王朝西北方国，或称“卢方”，曾经向商王武丁献玉戈。殷墟妇好墓出土大玉戈，上刻“卢方皆入戈五”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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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根据《尚书·牧誓》的记载，认为卢、彭二族在汉长安西北，也就是泾渭流域西北。这一带毗邻周人老家周原，那么卢方与周人和西戎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商周时代的卢国可能是后世卢水胡的祖先。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地M1和M2号墓的主人或为卢方从西域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天山大龙口起兵，与西土八国一起追随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在灵台百草坡定居。

如前所述，公元前11世纪，近东文明就传入天山东麓和吐鲁番盆地。洋海一号墓地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亚述风格的箜篌，那么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的亚述风格异形兵器（图18左）很可能来自吉木萨尔大龙口、吐鲁番洋海等地苏贝希文化分布区。从器型看，这件异形兵器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兵器——镰形剑。这是两河流域著名古兵器之一，屡见于埃及、赫梯和亚述遗址或墓葬。埃及人称之为kopesh，如卢浮宫藏古埃及的镰形剑（图17左），西方学者则称sickle sword（镰形剑）。大英博物馆藏新亚述王那西尔帕勒二世造像就手持镰形剑（图17右），年代为公元前875~前860年。大英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把卢里斯坦游牧人打造的青铜镰形剑（图17中），亦属于这个时期。

2000年，甘肃礼县圆顶山二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上出现鎏金。据介绍，该剑残存茎及柄，残长14.6厘米，茎为长条形，格、首上所饰的双首共体龙纹均鎏金。从刊布的照片看，鎏金亮泽。这座墓共出土铜鼎、簋、壶等青铜器及玉器凡102件（组），年代定为春秋中晚期。另一重要发现是，1983年3月甘肃宁县焦村西周墓出土一件铜戈，考古简报介绍这件西周管銎戈援本虎面上鎏金色泽光亮。这座墓是当地群众取土破坏后文物部门清理的，仅发现有青铜兵器及车马器，未见陶器。考古简报定此墓为西周晚期。有学者认为，从出土铜兵器看，这件有鎏金的短胡一穿戈及另一件微胡长直援戈，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形式，车马器上也未见西周晚期常见的环带纹、重环纹及窃曲纹，那么该墓属于西周早期，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秦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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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豹纹铜鎏金镰形剑与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的虎头镰形剑非常相似（参见图18），也许是公元前9世纪之物。

据以上讨论，所谓“北方系青铜器”的定名颇成问题，许多鄂尔多斯青铜器如羊首刀剑、双马神、卷曲动物纹牌饰、镰形剑等，实乃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域，乃至近东文化交流的产物，与北方草原文化本身无关。

萨珊波斯商人还通过丝绸之路，与遥远的中国进行长途国际贸易。1981年，在山西北魏封和突墓发现萨珊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打造的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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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内发现了萨珊波斯银币和许多波斯艺术风格的金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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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以及两位波斯王相继被刺杀，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终于土崩瓦解，末代君主伊嗣埃三世之子俾路斯流亡长安城，任唐高宗朝右武卫将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与波斯王室流亡长安有关。

殊不知，萨珊波斯艺术还对魏晋时代中国战马的艺术造型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近郊帝王之谷考察时，见到一幅萨珊波斯浮雕上波斯武士和敌方战马头上马鬃皆被扎束起来（图23），这幅浮雕创作于萨珊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在位时期（303－309年）。无独有偶，华盛顿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萨珊波斯银盘上波斯王的坐骑，也把头上马鬃扎起来（图23）。此外，法国考古学家葛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一书著录的萨珊波斯战马银造像，也把马头上马鬃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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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置疑，这是萨珊波斯艺术表现战马的典型手法。

1969年，甘肃武威市擂台汉墓出土了99件青铜车马仪仗俑，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其中包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青铜马。考古学一般根据墓穴里年代最晚的东西来推断文物的年份，当初发掘擂台古墓时，铜器上虽有铭文，但是没有标明年份。于是，发掘者根据墓里出土五铢钱币，推断是东汉墓。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增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库房内重新检验了擂台墓出土的古钱币，发现大批西晋五铢，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考古界业内人士都把擂台汉墓改为西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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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些西晋五铢钱只能说明擂台墓的年代在西晋，并不能证明墓中青铜车马亦为西晋之物。按照考古学的原则，早期文物可以出现在晚期墓中。《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把殷人宗彝和各种宝物分赐有功之臣；“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因此，西周墓有时随葬商代青铜器，甚至良渚文化玉器，当系周初瓜分的殷王室宝物。擂台西晋墓完全可能随葬东汉铜车马，所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盛唐”文物展时仍把擂台铜车马称作“东汉铜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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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伊朗考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擂台西晋墓出土“马踏飞燕”青铜马模仿了萨珊波斯艺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束起来（图24）。这一点从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擂台西晋墓出土青铜车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其艺术造型也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起来（图25），而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马、汉元帝渭陵出土西汉玉马，皆无扎束马头鬃毛的现象（图26）。

先秦古籍有一本书，名叫《世本》。其书早佚，如今只有辑本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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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作篇》专门收集历代古书说的中国各种发明创造，诸如“黄帝始蒸谷为饭”（《逸周书》）；“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路史·后纪》四注）；“苍颉作书”（《尚书序正义》）；“相士作乘马”《周礼·校人注》）；“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注》）；“杜康造酒”（《书正义》同上）；“空侯（即箜篌），空国侯所造”（《通鉴·汉纪》三十六胡三省注），不胜枚举。殊不知，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皆与中国人无关。据考古发现，小麦最早在西亚人工培养成功；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市皆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家马是南俄草原游牧人在乌克兰驯化成功的；哈萨克草原辛塔什塔·彼得罗夫斯卡文化的创造者于公元前2000~前1800年率先发明了双轮战车；葡萄酒是希腊人的一大发明，烧酒的发明则归功于阿拉伯人，而古代中国起初只会做米酒。尽管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失落的文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在伊朗考察的研究成果再次揭示了这一点。

1 M. 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1990, pp. 104-105; S. M. Shahmirzadi, The Ziggurat of Sialk, Sialk Reconsideration Project, Report No. 1, Tehran, 2004.

2 R. Ghirshman, Fouilles de Sialk près de Kashan, 1933, 1934, 1937, 2 vols., Paris: Paul Geuthner, 1938-39.

3 R. Ghirshman, The Art of Ancient Iran,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4, pp. 15-16.

4 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32－33

5 林梅村：《吐火罗神祗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26。

6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411。

7 林梅村，前揭文，页1－26。

8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2－123。

9 陈燮君、陈克伦主编：《大英博物馆藏亚述珍品：艺术与帝国》，上海：上海博物馆，2006年，页49。

1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页99－149。

11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P. R. S. Moorey, Ancient Bronzes from Luristan.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74; S. J. Fleming, V. C. Pigott, C.P. Swann, and S.K. Nash, “Bronze in Luristan: Preliminary analytical evidence from copper/bronze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Belgian mission in Iran,” Iranica Antiqua, 2005; 高滨秀：《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2005年。

12 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vol. XXII-4, 1959, pp. 313-339; Anne Roes, “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 Artibus Asiae, vol. XV, 1952, pp. 17-30.

13 A.U. Pope, “Dated Luristan Bronzes,” BAIPAA, vol. VII, 1934, pp. 19-20.

14 L.D. Levine, Levine,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Neo Assyrian Zagros," Iran 11, (1973, p. 105.

15 F.T. Hieber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ith Foreword by C.C. Lamberg-Karlovsky,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16 新疆塔城出土羊首剑，参见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33，图7；新疆巴里坤出土羊首刀，参见岳峰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114，图0268；妇好墓出土羊首刀，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图版拾伍。

17 初仕宾：《甘肃灵台西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2 期，页99－110。

18 关于兹维耶至河西走廊的各种牌饰，参见R. Ghirshman, The Art of Ancient Iran,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4, pp. 116-117;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45；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03，图10；沙井文化牌为甘肃省博物馆展品。

1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考古》1997年第9期，页39－45。

2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页1－2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页99－149。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页76－77。

22 高西省：《战国时期鎏金器及其相关问题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页43－55。

23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409－410。

24 岳峰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175，图0463。

25 After 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2, p. 331, fig. 663.

26 李肖主编：《吐鲁番文物精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119下。

27 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

28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29 R. Ghirshman, Persian Art,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 249 B.C.-A.D.,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2, pp. 220, fig. 262.

30 杨泓：《骏马奔腾——中国古文物中关于马的艺术造型》，香港历史博物馆编：《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香港：香港历史博物馆，2008年，页20－21。

31 James C.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suem of Art, 2004, p.105.

32《世本》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司马迁曾采摭其中资料编写《史记》；班固、刘向、王充、郑玄、赵岐等两汉学者亦多引证。《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世本》十五篇，汉以后史志所载《世本》凡七种，始于黄帝，止于春秋（《后汉书·班彪传》）。唐代避太宗李世民讳，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在唐代已残缺不全，宋代散佚，今有[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