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日本歌手和音乐家来华演出。1980年，alice乐队作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的日本流行乐队，甚至能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和中国普通民众其乐融融。紧随其后，佐田雅志、北岛三郎、陈美龄等一批的日本歌坛明星纷纷来华，连抗战时期“慰劳女歌星”渡边滨子这样复杂的人物也能来了。九十年代中日关系尚好，日本流行乐歌手们也为中国人所熟知，1996年日本电子流行乐教父小室哲哉带班底来华演出，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 其二便是从港台流传过来的日本文艺产品，从歌曲磁带到电影电视剧录像带——当然，日本成人影视也是这时候传进来的。这里面有正版的产品，也有翻录的产品。我到现在还有好几个人如饿狼般挤在一起看翻录了不知道多少回的录像带，大家只是为了那几秒的女性裸露镜头。 直到2003年左右，日本影视和音乐文化依然很强势。“非典”前的那个春节，我曾经在北京阜成门的过街天桥上听到卖盗版光碟的小贩大声叫喊“木村拓哉新电视剧！”我看了一眼，还真是当年木村拓哉主演的电视剧。 之后没几年，被国人追捧的日本文艺产品便被雄起的“韩流”吞没。几年之内，韩国文化从一线城市一路“扫荡”到三线城市下的农村。 我无意分析“韩流”，我的研究能力也不过能到日本为止。但我想，除了韩国文艺作品对中国观众的指向性强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国人对日本的憧憬越来越少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日本和电视机外的我们是天壤之别，如今对大多数大城市的人而言，中日两国百姓的差距似乎远不如当年了。还记得祖父当年从日本回国时，全家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们都伸手管他要礼物的情景。如今我们对出国旅游的同事、同学、亲戚们绝无当年饿狼一般的渴望了。印象中“天堂”一样的发达国家形象的陨落伴随的是对外界的沉着、平淡地应对。我想这是中国观众对于日本文艺产品缺少直接动力的根源。 现在来看，2005到2010年这几年，对我这种“日剧迷”而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年代。 毫无疑问“日剧迷”在当年是绝对的小众，字幕组也少得可怜。今天除却当时的期待、狂热、幼稚，冷静地来看，当时的日本影视文艺作品和之前之后来比也一样是水平有限。电影电视剧里高仓健、北野武之类的硬汉派演员基本毫无出镜，剧情也是催泪的阴郁风居多，演员演技平平，优秀演员青黄不接，动漫也是从强调故事构造逐渐转为了靠巨乳、裸露为卖点的“卖肉”向。经济困局下的当时，日本文艺作品透露的更多是一种叹息的哀怨，沉重的气息完全和当时两位数增长的活力中国格格不入。 我记得我曾经用一下午的时间看完了“夺泪派”日剧代表作、泽尻英龙华主演的《一公升的眼泪》，我一个大老爷们用掉了几乎一盒手纸，哭得是稀里哗啦。我推荐我妈看，她看了一会说受不了就不看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中国的观众们宁可去看童话故事般“幼稚”、“无聊”的韩剧也不愿意看那个时候阴郁气氛浓郁的日剧。 网登网视备（沪）02020000041-1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沪（2024）0000009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沪）字第039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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