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的唐吉诃德雕像

“面容悲戚的骑士”已经400岁了。根据一些历史记载，塞万提斯巨著《唐吉诃德》的第一部分在1604年的圣诞夜之前就已经在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西班牙中部偏西北的一座城市）面世了，不过马德里地区的人们看到这本书却是1605年1月的事情。就这样，这位“足智多谋的绅士”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他装备粗劣，身穿“锈迹斑斑、长满了霉”的古董铠甲，戴着临时拼凑的头盔，骑着一匹“身上的毛病比主人脑袋里的毛病还多”的老朽驽马，向着堕落的世界进发了。他面前的世界里有数不清“需要消灭的妖魔、需要清理的坏事、需要扫除的不平、需要改进的弊端以及需要纠正的过错”。

塞万提斯为我们展现了这位穷困潦倒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在50岁左右时的生活。以今日的标准看来，5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在这位绅士所处的时代―――塞万提斯意味深长地称之为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个年纪却只意味着老朽。塞万提斯告诉我们，书中的主角已经饱经风霜，他肢体枯瘦、面容憔悴。我们对他的童年和青春时代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睡得很少，骑士小说却读得很多，正是这两件事情使他的脑袋陷入了混乱状态。

翻过将近1000页之后，唐吉诃德躺在了临终的病床上。不过，直到书的下卷将要完结的时候，他才终于死去了。《唐吉诃德》的下卷出版于1615年，之前有一个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兰尼达（Alonso Fernández de Avellaneda，费利佩・罗伯的化名，该人于1914年在塔拉戈纳出版了伪冒的《唐吉诃德》下卷）的人不耐烦塞万提斯的一再拖延，自己炮制了一本续集，塞万提斯因此不得不赶紧完成了这部著作。当然，作家迅速推出结局的原因也可能是他预感到自己的死亡―――那是1616年4月的事―――已经为期不远了。

唐吉诃德打算死得轰轰烈烈，但却被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耗干了力气；因为无法见到意中人“托波索的杜尔西内亚”（Dulcinea of Toboso），他心伤不已。他会变得聪明一点吗？能从迷狂中解脱出来吗？他最终会因忧郁症而死吗？还是会尽享天年、寿终正寝呢？

“唐吉诃德死了，”塞万提斯告诉我们，“临终前完成了所有的圣礼，并以大量激烈言辞对骑士小说进行了谴责。公证人适逢其会，据他说，这位游侠骑士无比平静地迎接着死亡，身上充满了基督徒的庄严，这是任何骑士小说里都没有的事情。在周围人们的惋惜和泪水之中，唐吉诃德断了气，我的意思是，他死了。”

唐吉诃德死了，但他那晦涩难解的灵魂却长存不灭。喜爱他的人多不胜数，讨厌他的人也不少―――不过在数量上要小得多。从《唐吉诃德》衍生出来的歌剧、音乐剧、戏剧、电影以及其他形式的再创作不断涌现：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 1768，英国作家）写作《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灵感来自唐吉诃德的倒霉经历，福楼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分别在《包法利夫人》和《白痴》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 1991，波兰裔美国作家）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更可以说是对他简单性情的一种重新演绎，如此等等。

对于唐吉诃德的追求，人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稍有名气的人都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是一些伊比利亚名人，比如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 1936，西班牙哲学家及作家）、奥德嘉・嘉塞（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 1955，西班牙哲学家）、马达里亚加・罗约（Salvador de Madariaga y Rojo，1886 1978，西班牙作家及历史学家）和阿梅利戈・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1885 1972，西班牙语言学家及文化历史学家）。此外还有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 1784，英国文学家及词典编纂家 、狄德罗、卡夫卡、托马斯・曼、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 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和纳博科夫。多年以来，唐吉诃德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试金石：18世纪的人认为这位骑士是没有理智的疯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则认为他是个浪漫的梦想家，像艺术家和先知一样沉醉于自己的幻梦之中。现代主义者赞赏他对内心真实的追求，后现代主义者则津津乐道于他错置的身份。精神病学家视他为精神分裂的典型病例，理性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他预示着西班牙向文化蒙昧状态的堕落。

有些学者把《唐吉诃德》称为第一部现代小说，一部描摹主人公生活及内心转变过程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在他们看来，这部小说沿袭了伊拉兹马斯（Erasmus of Rotterdam，1466 1536，荷兰学者及神学家）《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的精神，以拙劣模仿突显了内心世界和社会束缚之间的矛盾。其他一些人则着重指出了这部小说的讽刺寓意、歧义性和将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手法―――后者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提供了借鉴。唐吉诃德立身于启蒙运动的萌芽时期，在世俗与宗教、理智与信仰之间徘徊不定。不喜欢《唐吉诃德》的人则认为塞万提斯文笔粗疏，布局笨拙，并指出这部小说存在结构零散、重复过多等诸多毛病。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评论都会让塞万提斯惊奇不已。他在世时不过是一个声誉不佳的收税人（塞万提斯曾被控私吞财产，而后锒铛入狱），一个靠光荣岁月的回忆和可怜巴巴的文学之梦活着的老兵。他羡慕创作了1000部戏剧的的洛贝・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 1635，西班牙剧作家，以多产闻名），还遭到同时代那些文坛势利鬼的蔑视。总而言之，塞万提斯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说真的，抛开这一切喧哗纷扰不论，他在西班牙国内至今还没有得到应得的崇高礼遇，这也许是因为西班牙人到今天也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在首都马德里，德・维加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馆。维加纪念馆旁边就是当年塞万提斯从事写作的地方，那房子被人卖来卖去，上面惟一的纪念仅仅是一块不起眼的牌子。

人们不禁要问：要是在今天的纽约，《唐吉诃德》能通过编辑们的审核并得以出版吗？坦率地说，我对此十分怀疑。编辑们会认为它是一部“问题稿”：篇幅太长、情节凌乱、无关叙述发展的冒险经历也实在是太多。这还不算，书中还有许多角色在一开始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后来却突然不知所踪。此外，书中关于一个角色发现了一本关于自己的书的说法是多么愚蠢啊！文笔也很粗糙！看看书里那些纠缠不清、仓促草成的句子！

塞万提斯把上卷手稿送到了卡斯蒂利亚商会手里，希望能得到印刷的许可。后来，手稿又被转到宗教裁判所接受审查。大约在1604年8月，塞万提斯试图找一位名人来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写一篇颂诗，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所有人都认为《唐吉诃德》“太浅薄”，不愿意帮他这个忙，塞万提斯只好自己给自己写了一篇颂诗。

尽管如此，小说的上卷还是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效果。首印的大约1800册书很快就不敷使用，重印版本随即投入发行（1612年还出了一个英文版）。到1615年下卷问世的时候，《唐吉诃德》已经成了一本地地道道的畅销书。这本小说的游戏性质、拿学究取乐的方式以及关于爱情是心灵惟一救赎的描写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而塞万提斯关于祖国虚假繁荣的离题评论也让读者们十分着迷。

我自己的图书馆里有大约80种不同版本的《唐吉诃德》，其中有儿童版、意第绪语版、朝鲜语版和乌尔都语版，还有我自己译的西英混合语节选本。我想，这些收藏足以证明我对这本书的热爱。我想不出，还有哪本书更好地描摹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冲突，还有哪本书能以如此天才而又紊乱的方式体现想像力的惊人力量。要是我有一天打算像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不朽形象。

作为反英雄形象和超级英雄形象的先驱，怀着病态渴望的唐吉诃德也许不能像森林骑士（the Knight of the Wood）那样征服巨人和想像中的敌人。但是，他却一直在征服人们的心灵。这恰恰是因为他既荒唐又可笑，顾自地栖居在自己构建的宇宙之中。他是自由的终极象征，一个凭借自身信念对抗世间一切的自在之人。他的故事是一个人挑战自身极限的传奇、一堂教导人们把贫穷和想像力变成财富的课程，也是一部超越一切阶级和信仰的浪漫诗篇。

历史上有这样一些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形容词：但丁式的（Dantean）、普鲁斯特式的（Proustian）、海明威式的（Hemingway-esque）……但是，有多少文学形象能享有同样的礼遇呢？《牛津英语词典》里有这样几个词：Quixotic（狂想的）、quixotism（不切实际的性格或思想）以及quixotry（不切实际的性格或想法），它们全都与Quixote一词相关。按照词典的解释，Quixote的意思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热情而又充满幻想，有着崇高侠义却又虚妄缥缈的追求”。

去当一个输家，当一个满足于自身幻觉的傻瓜，这就是现代性的意义吗？我们又能不能说，这就是驱使我们把那些幻觉付诸行动的动力呢？毫无疑问，在这个满脑子空想的热心人跨入第五个世纪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生气勃勃、那样调皮捣蛋、那样足智多谋、那样多言好辩―――我们还会继续问自己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