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独立自主、性格开放、大胆直言的女性形象的出现，无疑对处于明代社会当中的女性的思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作者通过各类女性大胆质朴的言行赋予了小说新的意义，倡导人们“保持本心”，对人类的本能给予宽容及理解，体现人类关心弱势群体的人生诉求，同情弱者的社会理念，表明人类应具有的社会维护与理性选择，具有普泛性。

《西游记》女性形象的宗教意蕴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西游记》的背后拥有着十分丰富且深刻的文化意蕴。而这部作品的产生、作品传达出的思想，与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作为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文化及宗教思想。而其中的女性形象作为载体，体现出了作品深刻的宗教意蕴。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游记》自然也不例外。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宋明以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教派儒、释、道逐渐融合到一起,即“三教合流”。三教合流，又有“三教合一”的说法。所谓“三教合流”,“是指宋明之际儒家,道家和佛教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自调整自己的说法,从而在当时出现了三家思想相援引附会、融会贯通的现象”从当时这一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知道，三个教派的宗教思想文化对明朝社会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西游记》中体现了了儒教、佛教、道教三种教派的文化，分别在女性形象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儒教或是儒家，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这是其一；另外，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社会作用，也相当于西方传统宗教的作用。这两点是不可否认的。”小说中的儒教文化较之佛教、道教，比较隐蔽，以唐僧形象表现居多，例如他为感谢唐王对自己的重视，克服重重困难也要西去取经，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以及他济世救人的慈悲心等。悟空在一次次被唐僧误解，遭到驱逐，却仍要善待师父，对其惟命是从，体现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儒家传统礼教观念。切换角度思考，作品中观音菩萨表现出的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特点，正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同时，观音作为佛教人物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宣扬佛教文化，是儒教与佛教的糅合。地涌夫人知恩图报，讲信重义，下界为妖，不为得道永生，只为报当年即封建社会中人的等级关系。“三从”见《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也”。这些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最好的代言人就是铁扇公主。她一心维护夫君，维护家庭的稳定和谐，即使丈夫与玉面狐狸在外已然成家，在面对孙悟空求借芭蕉扇时也唯夫命是从。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中的条条框框对作品中的女性虽有所束缚，但兼济爱人的思想也在女性身上得到体现。女性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在书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并不深刻，这也是平等观念的体现。

“从狭义上讲，佛教指的是言教和佛法。”发端于古印度的佛教，自公元前2年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男女皆为众生，势必会引申“男女平等”的观念。由于作品产生于明代中叶，两性矛盾依然存在，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因而佛教意蕴在作品中体现在对男女平等的向往以及女性作为欲望的象征，是男性修行者在修行路上的阻碍这两个方面。首先《西游记》这部小说是肯定“众生平等”的，唐僧慈悲为怀，遇强盗拦路、妖魔捉拿也不肯让孙悟空轻易杀生，这可以说是人间大善。这种善与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仁者爱人思想相辅相成。作品中的女性不仅是这种善与仁的受者，也是施者。观音菩萨对世间的大爱，女儿国国王对国中子民的爱，都是佛教善的思想与儒教仁爱思想的体现。从另一方面看，取经人在西行途中所遇到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以考验者的姿态出现的。而师徒在遭遇女性时所接受的考验也多为情欲的考验，考验的方式也大多以“女色”作为诱饵，妄图引诱唐僧就范。作品当中的女性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欲望，是取经人西行路上的阻碍。而女性在本应在常理之中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被认为是修成正果的障碍。如《大爱道比丘尼经》，谈到女人“八十八态”，都是妨碍修行者证果成佛的，包括女子一颦一笑、照镜回眸等等动作，佛陀认为，这些“女态”表现了女人的欲望与谄曲的心态，与“直心是道场”、“离欲即解脱”的佛教宗旨是相违背的，所以是必须改正的。因此，《西游记》对女性的容貌描绘是不惜笔墨的。女性的色相是考验取经人取经信念是否坚定的最大法宝，如猪八戒常因不敌女色诱惑而中了妖精圈套。显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绘有着为佛教信条服务的作用。

道教作为产生于古代中国的本土教派，中国三大传统支柱文化之一，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书写的人物上至神仙菩萨，下到精魅鬼怪，其背后的道教意蕴是仅次于佛教意蕴的。中国的女妖形象与女妖故事受道教思想影响深远，例如道教思想中对人欲的提倡与肯定、对女性的崇拜、追求更加绮丽曼妙的审美趣味等。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的基础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因而其修仙方式和成仙学说影响了《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形象。道教对生命存在形式的看法是多样的、积极的，在道教思想中，除了人可以修炼成仙外，植物、动物也可成仙，可通过修炼褪去原形、幻化自如。道教中的很多修炼方式也给了作品中女性形象更大的发挥空间，如房中术、内丹术等修炼方法使女妖们的存在方式更加自由神奇，使作品的情节更加曲折，内容也更加引人入胜。作品中的女妖大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达到长生不老、位列仙班的目的，如通过“房中采补术”摄取唐僧元阳、吃唐僧肉等。这是道教关于阴阳观念的例证，采阳补阴，致使作品中的女妖形象大多具有情欲色彩，这与前边提到的佛教以情欲考验修行者相辅相成。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教派，三教的思想观念、教派主旨对《西游记》女性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深远影响。反过来，从女性角色以及与其相关的情节设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表现出的深刻宗教意蕴，儒、释、道三教的内蕴在其中相辅相成，女性形象的存在以及表现形式更能体现道教内蕴，而其存在的意义则表现了儒教、佛教内蕴。

《西游记》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

学术界历来有把《西游记》看成一部玩世之作的说法，其中情节不仅读时引人入胜，回味起来更是具有审美趣味。小说中不乏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形象虽性格迥异，类型与在作品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作品赋予她们的艺术魅力却折射着深刻的内涵。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当中，与女性形象有关的作品，多数着眼于描绘女性形象的人情人性，《西游记》对女性人情人性的描绘时刻体现着深刻的审美意蕴。这种审美意蕴主要体现在女性人物的外貌美及性格上的冲突美。

作品中的男性妖魔都是青面獠牙的恐怖之相，而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便不惜笔墨运用多种手法将女性描绘得美艳绝伦，几乎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所谓“自古红颜多祸水”，在男权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男子应以事业为重，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她们美貌只会成为阻碍男性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作品以大量的外貌描写去塑造女性形象，加之以夸张的语言描写与动作描写，将一个个以色侍人，为求与唐僧结合罔顾伦常，将女子妇德抛到九霄云外的女性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只是女性美的一部分，作品中观音菩萨的仁爱端庄之美，女儿国国王的明艳动人之美，蝎子精的妖冶魅惑之美，不同身份的女性之美也千差万别。嫦娥仙子美丽端庄，姿容姣好，使得天蓬元帅“见她容貌挟人魂，旧日凡心难得灭。”作品对于女性的美也常善于像这样用侧面烘托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直接描写外貌，而是通过对猪八戒见到美色之后的反应去烘托女性究竟多美。女妖们往往“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这样的叙述语言多出现在对女妖形象的描写当中。这些描写往往直接叙述外貌，堆砌溢美之词，体现女性魅惑性感的一面，为后面刻画女性妖魔张扬、放纵、淫荡做铺垫。但这种外貌美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也带给读者一定的审美享受，很容易让人在脑海中描绘出作者想要给人们呈现出的人物样貌。而凡俗女性的美作者似乎没有刻意叙述，只是平铺直叙，对形象刻画也泼墨甚少给人的遐想空间不大。

《西游记》是一部以男性为中心的神魔小说，但作者在书中却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虽处于边缘或陪衬的地位，但她们性格迥异，呈多样化特点。她们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化的，表现出了既遵守封建礼教又大胆追求爱情的特点；既有遵从男性支配的软弱性，又有完整独立的人格。这些特点集中表现于女性人物身上，形成了作品独有的女性人物性格的冲突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特点，就是集类型化与个性化于一身。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神仙和女性仙佛形象，大体上以西天取经的帮助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出现。她们的共性就是女性仙佛的神圣高贵，而个性化特点又与之成为矛盾相互冲突，最后形成完整丰满的形象。众多神女中观音笔墨最多，是最理想的神女形象。在仙界天宫时形象美丽端庄，：“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观音形象，端庄而高贵。而到了凡间在“四圣试禅心”一回中又幻化作平常人家的妇人，举手投足尽是烟火气息。在帮助师徒四人解决困难的过程中言语形态与凡人无二。在红孩儿幻化作观音模样蒙骗猪八戒被她知晓时，也会“心中大怒”，“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愤怒时的菩萨完全没有了女神固有的端庄大气，而是表现得如同凡人一般。这是传统性与人物个性特点的冲突。同样，毗蓝婆菩萨在作品中也走下神坛，显得可敬可亲。她本来归隐山中，不问世事，是一个隐居山林的神仙形象。并且在孙悟空最开始求她出手相救时表示“本当不去”，其高冷气质可见一斑。在收伏蜘蛛精与蜈蚣精后，八戒问了缘由，孙悟空道：“我想昴日星官是只公鸡，这老妈妈必定是个母鸡。”言语中对毗蓝婆菩萨不再是敬畏，而多少有些亲切玩笑的成分，这也是从侧面描绘出菩萨性格中亲近待人的一面。

《西游记》当中的女性妖魔形象可以说是一片独特的风景。她们也有着作品赋予的类型化特点，即艳情毒辣。书中女性妖魔共十一人（伙），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艳情毒辣的影子，但这些形象又都有着独特的性格特征，与其类型特征形成矛盾。杏树仙是美丽的，“妖娆娆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姬。”这个美丽当中有着艳情的成分，她对唐僧是爱慕的。但她又是才华横溢，知书达理的。虽对唐僧又仰高之情，但见其不从也便罢了。铁扇公主因当年红孩儿被观音收伏一事对孙悟空怀恨在心，但在火焰山却从未对黎民百姓做出狠毒之事，相反她凭借芭蕉扇造福一方，与当地百姓和平相处，甚至可以用保一方平安来形容。白鼠精在寺庙中一天便吃一个和尚，其心狠手辣可见一斑，但对唐僧一片痴心，又对托大李天王父子知恩图报重情重义。书中女性妖魔身上都有艳情毒辣的影子，这是她们的共性，但几乎每个形象又有着与言情毒辣相悖的另一面，与之成为一对矛盾，使女妖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性格冲突在凡俗女性身上的体现也是较为明显的。作为封建时期的女性，她们身上固有的类型特征就是遵守封建礼教，受男权意识的束缚。但《西游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相对进步的女性观。作品当中的凡俗女性虽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但从她们身上已经可以看到对爱情的追求，自我意识的实现。女子从礼，是封建男权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凡俗女子自然要受到礼法约束。唐僧之母满堂娇是典型的代表。满堂娇对丈夫陈光蕊恭敬谦卑，礼爱有加，在夫遇强盗陷害后“忍耻偷生”，产下遗腹子将其养大，却在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在全家团聚时“从容自尽”，事实上这是满堂娇自觉遵守封建礼教规范的体现。但这样一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重要的女性，对待爱情也是渴望的。在最初抛打绣球卜婿的时候，见陈光蕊一表人才，知是新科状元，内心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可见当时虽受封建礼教束缚，但满堂娇对待未来，对待自由婚姻，对待能够自主选择夫婿，内心是渴望的。如果说满堂娇尚未能完全发觉自己的独立意识，那么在女儿国国王身上我们便能看到侧面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以及传统道德观念变异带来的影响。虽依旧封建守礼，但甘愿放弃女王之尊下嫁唐僧，招其为婿，自愿为后。她对爱情的虔诚令人感动。

综上所述，《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其性格从来不是单一的。她们有着固有的类型化特征，但每个形象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格特点，与类型化特点互为矛盾，而这些形象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才显得丰满立体，充满审美趣味。这也是在封建男权意识下的遵守礼教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新思潮在女性形象身上发生冲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