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与中美关系缘起。20世纪40年代，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两国均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为建立和维护战后和平国际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诞生正值美苏“冷战”，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并决定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使美国决策集团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幻想破灭。50年代，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展开殊死较量。战后，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华“遏制”政策。 （二）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建交。苏联因素成为中美两国接近的催化剂。6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越战泥沼和对付苏联扩张，开始“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并逐步调整对华关系。中美两个宿敌找到了国家安全利益的融汇之处，联手抗苏的战略共识构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70年代初，“小球推动大球”。1972年，中美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历时7年才正式建交，主要障碍就是台湾问题。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干涉中国内政并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中方坚决斗争下，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解决美国对台售武问题发表《8•17公报》。由此，三个公报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翻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又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美围绕台湾、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矛盾和斗争不断，但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亦持续蓬勃发展。 （三）中美关系经历国际格局变化考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美西方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美国政府于1989年宣布对华实施经济制裁。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中国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局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指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处变不惊，紧张严峻的中美关系得以缓和。 90年代，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使中美关系坠入低谷。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并达成共识：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次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对华接触政策；美国政府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 但1995年，李登辉访美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跌至两国建交来的最低点。之后，中方本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精神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表示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十分重要并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1998年中，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进一步明确了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克林顿首次公开明确承诺对台湾的“三不”政策。 在20世纪尾声，美国“新干涉主义”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1999年5月，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污蔑中国“盗窃”美“核机密”。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原本因中美两国元首互访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两国关系骤然恶化。1999年底，美国和北约对死伤的人员和馆舍进行赔偿，两国关系开始走出“炸馆事件”的阴影。 之后，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终达成协议。2000年，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会晤；两国恢复了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关于建立美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第43届总统。上台初期，特别是在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发生美国EP-3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的撞机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对华态度愈加强硬，公开抨击前任对华政策过于软弱，一度公开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对手”，甚至声称将竭尽所能保卫台湾，触及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红线。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9•11”事件后，反恐斗争吸引了美国举国上下的注意力，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成为美国第一要务。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新保守势力”以是否支持“反恐”为标准划线。中方及时致电美领导人，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同情，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并表示积极同美协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后美方放弃了“战略竞争对手”之类咄咄逼人的提法，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中美关系步入新一轮稳定发展阶段，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调整，转而希望将中国塑造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二）奥巴马“亚太再平衡”与中美关系 新世纪全球化、多极化不断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出现重大变化。2001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经济两度高速增长。一次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发展成全球性贸易大国。另一次是2008年由华尔街金融泡沫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软硬实力再遭重创。中国经济稳步腾飞，规模迅速扩大，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坐二望一”的中国经济引起举世关注，但也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喻。中美两国关系原有支点出现某些松动。本世纪头十年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双引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同时出现变化。奥巴马总统决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军，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重心东移，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还加紧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企图取代WTO游戏规则。 此外，一些原本不属于中美关系范畴的“第三方因素”凸显，干扰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在中国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改变“不选边站队”承诺，行动上偏袒另一方，给正常的中美关系横添负面影响。一段时间内，西方媒体充斥着中美关系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的假设性讨论，甚至断言中美关系难以避免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防止“两个陷阱”。对内，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着力谋求平衡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对外，要防止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发生冲突。习主席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深刻内涵包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三）特朗普胜选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2016年美国大选，正值国际格局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朗普胜选和此前英国公投脱欧，被公认为当年世界两大“黑天鹅”事件，增加了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特朗普竞选时曾发表一系列对华强硬的负面言论。例如，指责中美贸易伤害其利益，将美国国内就业问题部分归咎于对华贸易逆差；打出“美国优先”旗号，表示力促更多就业机会“回流”；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扩大出口。美对华态度消极倾向上升。 特朗普当选后，习近平主席发去贺电，并于11月14日与特通话。在贺电中，习主席表示期待同美方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在通话中，习主席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但特朗普此后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又在“推特”发文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致双边关系数度遭受波折。2017年1月，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中美关系两面性凸显，挑战与机遇交织。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就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与美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向国际社会昭示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促特朗普的“学习曲线”逐步发生积极变化，并纠正前一阶段错误做法，回归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正确道路。2月1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强调，他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表示愿“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关系”。 中美两国元首良性互动，“落子定盘”，为中美关系前行发出积极信号，也锚定了新的起点。所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稳住了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担心和疑虑，为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大国关系中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是中美关系得以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国家安全需要促使中美两国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三，中美两国交往合作的战略支点是国家利益的融汇之处。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交汇点，两国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且对话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主流。第四，台湾问题是中美双方争论最多、斗争最激烈的问题，甚至常导致中美关系大落大起。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处理好台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第五，必须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解决双方的分歧。任何遏制、制裁或威胁的企图，不仅无助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对抗甚至冲突。第六，历史事实同时昭示，中国只有保持稳定，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维护和发展好中美关系。 （二）现实情势深刻变化 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调整。美西方作为国际格局传统“常量”，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步入下坡路，自信不在、心态难平，反成影响国际关系稳定的“变量”。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全方位外交的开展，中国充分展现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四个自信”，对中美关系之塑造力也不断增强，应该也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和耐心。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不仅事关双边关系。两国合作与共同发展，不但会造福于两国人民，更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和平与繁荣。两国关系分歧不断是事实，但共同利益在增加也是事实。双方须进一步坦率对话、坦然交底、坦诚合作，保证中美关系大船避开暗礁并不断平稳向前。 中美两国力量对比趋近，战略态势扭转，客观决定两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面在上升。但与此同时，双方均无意走向冲突与对抗。因此，特朗普对华政策具鲜明的两面性：一面把中国视为经济和安全对手，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反恐和其他国际与区域事务等重大问题上仍需同中国合作。目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在形成过程中，中美关系还会经历一个磨合期。 （三）未来前景正待开拓 １．拓展利益，聚焦合作。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对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负有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反恐、气候变化、疾病防控等各种全球性挑战，也愿同美方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在亚太地区，双方应鼓励包容性外交，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上，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大船的压舱物。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合作亮点，做大利益蛋糕，扩大就业，拓展双向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应努力加以避免。此外，还要加强两军、执法、能源、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同时促进各界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２．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美作为国情不同的两个大国，须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这是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集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于一体的既定国策。当然，只有大家都彼此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真心希望也需要和平发展，但不会吞下牺牲自己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苦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主张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道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美方能正确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变化，以平常心和包容心欢迎中国的发展和成功，并从中找到合作机遇。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中美应共同努力，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这是事关中美关系正确方向的根本问题，不容战略误判。 ３．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智者求同”。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利益都存在差异，时而产生误解、分歧乃至摩擦不可避免。须坚持对话和平等磋商，择宽处行，求共同利，谋长久计，不因一时一事动摇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要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不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价值观的摩擦，可通过对话保持沟通并增信释疑；利益上的冲突，应当以谈判进行协调，不使经贸问题政治化；即使是结构上难以调和的矛盾，也要设法管控好分歧，力求克制，防止误判，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双方须登高望远，不断扩大、深化协调合作。“合则互利，斗则俱伤”。“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使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断从中受益。 习近平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美两国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对解决所有世界性问题都必不可少。当然，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还要靠双方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