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讲述了在乱世之中，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护与研究珍贵文物居延汉简的故事。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殚精竭力的劳作与奉献，使居延汉简不至于因为战火而遗失或者毁灭。作为后人，我们由衷感激他们的付出！正如文中所说，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居延汉简，更是彰显其爱国赤诚的精神丰碑。

――编 者

恐怕很多人都不记得沈仲章这个名字了。我也是在整理与居延汉简相关的史料时，才知道这个人的不平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京。在此之前，故宫的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抢运到南京，北京大学的大部分师生也撤往长沙避难，唯有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资料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的弟子，1934年起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音律实验室助教，同时在世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指导下深造，为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研究室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他能拉一手好二胡，常为刘天华试拉新作，刘天华去世后，他从此不再碰二胡，以谢其相知之情。

沈仲章看到许多日本兵来来往往，十分担心居延汉简的命运。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存放到北大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小胡同内。

从事简牍研究的学者总是觉得，天下人没有不知道居延汉简的。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从1927年至1935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8年之久，对中国西北4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是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进行了科学考察，参与其中的中外科学家先后有44名之多，涉及的学科，有地质、地磁、天文、气象、人类、考古、民俗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至今仍是相关学科的奠基之作。丁道衡对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袁复礼对新疆近百具恐龙化石的发现、陈宗器对罗布泊湖底的探测和地磁学的贡献、黄文弼对新疆的考古调查，以及李宪之、刘衍淮在中国气象学领域的成就，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北科学考察团能够最终成行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是中国知识界独立觉醒的产物。当时，享誉全球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来过中国四次，按照以往的经验，第五次探险应该畅行无阻。他于1926年10月来北京，先后拜会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外交部长摄国务总理顾维钧，以及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到了许可证件和张作霖的大力支持。

当他组织的由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即将成行时，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和相关学术团体联名发表通电，一致反对外国人擅自在中国领土上随意往来，肆意掠取我珍贵的学术和文物资源。斯氏只好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近乎半年的谈判。1927年4月26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了19条合作协议。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由14家单位组成，分别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国立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北平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其中参与呼吁和谈判的代表人物有刘半农、周肇祥、袁复礼、沈兼士、马衡、李四光、李济、徐炳昶等，他们都是近现代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这19条协议的核心是：考察活动的队伍定名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担任，团员由中外双方组成；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考察成果共同享有，并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统一规划下陆续发表；采获的文物一律不准带出境外，地质和古生物标本如有副本者可以赠与斯文・赫定带回瑞典。

这个协议，既维护了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又达到了合作考察推动学术发展之目的，还洗刷了百年来外人掠夺所带来的屈辱。刘半农甚至兴奋地宣称，这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协议本身，不仅规范了此次考察的全过程，也为后来类似行为提供了范式。

今天的甘肃金塔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汉代是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的军事防地。四周沙漠戈壁、低山残丘。但额济纳河三角洲一带，水草丰美，胡杨婆娑，是北方匈奴进入河西走廊的天然通道。汉王朝把河西走廊圈入版图后，为防止匈奴铁骑再次踏入此地，便从张掖到居延沿着额济纳河(弱水)修筑了长达500多公里的一道防线。所谓塞内塞外，成了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道屏障。此后的漫漫岁月里，历代统治者都对此进行了有效管理。他们留下的星罗棋布的古代遗迹和大量的地下文物，成为后人回望历史的坐标。

1930年4月27日，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博罗松治发现了第一枚汉简。此后，在北到额济纳河下游的索果淖尔和嘎顺淖尔，南到金塔毛目(今鼎新)的广大地区，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发掘。从1927年到1935年的8年时间里，贝格曼有7年多时间没有离开过考察团，是呆在这个团队里时间最长的外籍学者之一，他因发现居延汉简和小河墓地而蜚声世界。

那次居延考古，从1930年4月27日算起，到1931年3月27日为止，共11个月时间。11个月里，贝格曼及其同行在空旷寂寞的戈壁荒漠中，与风沙做伴，与胡杨为伍，送走了一轮轮落日，迎来了一颗颗晨星，经历过零下30多度的严寒，也忍受了零上40多度的烈日，饱尝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也享受了收获的喜悦。在南北250公里，东西40公里的范围内，踏查了410多处遗址，出土了3700多件古代遗物。尤其是10000多枚汉简的出土，给中国和世界学术界带来极大的兴奋。这些汉简出自30个不同地点，其纪年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迄东汉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前后跨越220多年。这是当年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原始文件，是边防将士戍守、生活和各种活动的生动记录，是后人研究西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3月27日，贝格曼与40多峰骆驼的驼队满载着随行家当和发掘的古物踏上了东归之路。

十二箱居延汉简和其他文物于1931年5月运抵北京，先存放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马衡和刘半农于是年7月监督开箱，并组织人员整理释读。文字释读，起初按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安排，要由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马衡、刘半农共同完成。但实际上高本汉、伯希和基本未能参加，刘半农兼职过多顾不过来，只有马衡一人坚持工作。而马衡也不是每天到班，只是隔几天去一次，工作进度比较缓慢。

1933年7月，这批汉简从北平图书馆搬到景山东街马神庙崧公府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学会，并重新组织了整理班子。从1934年10月起，由北平图书馆的向达、贺昌群，北大的余逊和史语所的劳干四位年轻才俊协助马衡完成释文。前四位直接释读原文，马衡则负责对他们的释读初稿进行审校。向达、贺昌群都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编译工作，后又同时担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学界已有相当名气；而余逊是余嘉锡先生的哲嗣，以当时辅仁大学陈垣校长的“四大翰林”之一而闻名士林；劳干是清末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后人，官世家学，渊源有自。至于马衡，更是如雷贯耳。他是继吴昌硕之后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其时又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这样一个班底来整理居延汉简，可谓一时之盛，令人仰望。

但是，时运不佳，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这项工作。10000多枚汉简身处危境，两年中所做的释文和照片也不知去向。空空的北大校园只有日本军队的汽车和巡逻队不时出没。尚未离开北平的沈仲章成为这批汉简的拯救者。

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将其装在大木箱里，小心翼翼地藏进崧公府北大图书馆后面北长街的小庙，又如何冒着炮火将其以私人财物的名义存放在德华银行。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他混在逃难的人群中乘火车赶往天津。在天津，他打电报给时在南方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请其联系傅斯年等人，商量转移的办法。

淞沪会战爆发后，运往上海的可能不复存在。按照傅斯年和徐森玉的意见，这批汉简仍由沈仲章负责，直接运往香港。于是，沈仲章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利用中立国和德、意等国的银行、轮船公司，由北京而天津、由天津而青岛、再由青岛而香港，最终于1937年年底把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大学。

运到港大的汉简，在许地山的联系下存入冯平山图书馆。即使偏安一隅，整理工作也没中断。沈仲章在守候汉简的同时，因陋就简，开始新一轮的整理。重新上架、登记、照相、编排、剪贴，打算完成后送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出版。沈仲章在香港一待就是3年，将所有照好的照片冲洗两份，一份寄往远在西南的劳干，一份拟送商务印书馆。但随着日本侵华战火的蔓延，香港吃紧，居延汉简的整理再度受挫，已制成的书版和底片，也在香港沦陷时灰飞烟灭。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香港也已面临危险，汉简的安全又成问题。傅斯年等人本打算将其就近转移到昆明或马尼拉，但考虑到气候因素，不便保存。最后只好与远在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商议，决定运往美国，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40年8月4日，这批汉简乘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从香港起航，经两个多月的漂泊，于10月26日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分装成14个小箱，存入该馆善本图书室。居延汉简在这里沉睡了25年之后，才于1965年11月23日到达台北，结束了海外漂泊史。

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它的研究整理工作正逢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的命运因此颠沛流离，扰动了每个人的心。文章中提到的沈仲章，是千万普通人中的一员，早已于1987年去世，但他在战火中对于国宝的守护，令人动容。沈仲章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居延汉简，更是彰显其爱国赤诚的精神丰碑。

制图：张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