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石天人头部残件

这件天人头部出自云冈石窟第十七窟，面庞圆润、五官集中，具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为云冈一期造像。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足以体现时代风范。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到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包括这件天人头部残件在内的十六件云冈石窟造像是 1939 至 1940 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 16 至 20 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 1948 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 1955 年入藏上海博物馆。这批珍贵造像回归祖国，体现了抗战时期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争，在云冈石窟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塔节四面皆刻，呈佛龛(kān)状。

正面龛中一佛二菩萨像。龛楣饰飞天，裸身，扭腰成九十度，头向右侧，二臂展开、成飞舞形态，双手抓住一条长长的飘带，随风舒卷，为常见的飞天造型。这些造像的脸庞都丰润圆满、与北魏早期造像庞的瘦骨清像已成区别，其年代已入北魏晚期。

右面一佛二菩萨像，主尊为阿弥陀佛，袈裟刻法奇特，常见的胸前穿出的结带，在这里成大片的三角状袈裟。二边的菩萨赤足站立，左尊冠上饰化佛，应为观音的象征；右尊菩萨高耸的三角形冠、装饰模糊。此龛下部雕刻骆驼和似羊的怪畜，似将观者带入西域的丝绸之路上迎请佛像的场景。

左龛所刻二佛，应为释迦和多宝佛。二佛衣着飘垂，波曲折叠，质感极强，似成相对形式。座下的双狮，瞪眼张口，昂首翘尾，抖动狮毛，仿佛也在听讲说法。

背面则是文殊、维摩诘相对说法图。下部雕刻一条张口、回首、翘尾的龙。使此件佛像雕刻更具生动和世俗性。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

这是一尊鎏金菩萨造像，菩萨坐于圆形台座之上，左手屈肘撑腿，右手上举托腮，作“思惟相”，低头右倾，敛目向下，仿佛正沉浸在冥想之中，因而被称为 “ 思惟菩萨 ” 。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高 11 厘米，铸工精湛，栩栩如生。菩萨高发髻，束发披肩，四肢修长，宽肩束腰，体现了武周时期长安的造像特征。令人疑惑的是，这尊菩萨像台座底部中空，正中有一长条状横档，当中有一圆孔，正对圆孔的底座内壁有一凹坑。这些设计有何深意？通过对这尊菩萨像进行的 CT 扫描，台座的内部结构得到了更加明晰的展现。由此推测，这尊菩萨像有可能不是独立的单体塑像，而是通过配件连接在某个群雕上。遗憾的是，仅存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我们无法确知它所属的群像的原貌，所幸，在四川绵阳涪陵江畔的碧水寺第 19 龛，发现了同属初唐时期的带有思惟菩萨像的群雕实例。这是一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整组群雕的下方，雕刻西方净土中的莲池，池中生长出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上面盛开一朵大莲花，阿弥陀佛坐在这朵莲花上，两边站立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在主干两侧生出近五十条侧枝，每个侧枝顶端有一尊坐在莲花中的小菩萨。其中就有与上博所藏思惟菩萨鎏金铜像类似的小菩萨像。两相对照可知，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很可能是主尊佛像旁边的小型胁侍菩萨，其下方的圆形台座是一朵莲花，通过铜质莲茎与整组群雕相连。由于缺少物证，这尊菩萨像所属的群雕原貌，仍是未解之谜，留待我们继续想象。初唐时期，古印度笈多风格的思惟像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很快又由中国影响日本。思惟法相跨越千年，留下盛世中的一缕沉思，引人怀想。

此像为唐代老君像的典型作例，其头部发丝后理，头顶应有道冠、惜残。面相方硕，长眉细目，嘴唇微闭，下颌长须半残，脸部表情道貌岸然；躯体饱满壮实，身着宽领大袖道袍，盘腿坐于八角形坛座上。老君像两手、右手处与盘腿座前之饰物均残缺。

一般老君像的造型都比较小，此件唐代老君石像，其造型之大，在道教造像中极为少见，故弥足珍贵。

白石供养菩萨像

这件菩萨像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颈部戴珠串组成的项饰，披帛自双肩下垂，绕左右臂垂落身体两侧，上身着僧祇支，束带于胸腹间固定，下身着长裙，束裙腰带自中间下垂。菩萨两前臂和双手缺失，跣足蹲跪于莲台之上。

上博这件白石菩萨像应该是一组以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成的群雕中的一部分，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这件菩萨像采用白色大理石制作，在古代白色大理石（简称白石）造像发愿文中常将这类石像称为“玉像”。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地区的白石造像达到鼎盛阶段。这件白石供养菩萨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在材质与工艺方面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石造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件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玄宗时期的白石造像利用大理石细腻的材质，淋漓尽致的展示了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刻画写实细致入微，仿佛冰冷的石材也具有了体温。在白石像雕刻完成后，还要给造像贴金上色，称之为妆銮。在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上就保留有绚烂的贴金和彩绘。上博供养菩萨像的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这件菩萨像当年的华美。

从隋唐开始，特别到宋元明时期，天王、力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脱离了单纯的佛国护法形象，独立出来受人供养。天王是佛国世界的护法，故以武士形象出现，背带光圈，脚踏小鬼。脸型似西域人、体格极其健壮，是唐代天王像的重要特点。

这件唐代的天王像双眼圆瞪，威严勇猛；身穿盔甲，腰间束皮带，胸部肌肉凸起，出色地表现了男子的健美体魄。天王的脚下匍匐着两个垂死挣扎的小鬼，更衬托出其威猛的形象。这尊护法天王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杰作，再现了唐代武士勇猛善战的雄姿，体现了壮美的时代精神。

狮子是百兽之王，气势威严；但此件石狮造型生动，神态安祥，极富情趣。石狮蹲坐在基座上，头向左上仰，张口露齿，阴刻的狮发向后自然的披下，前撑的双爪、露出有力的肌肉；左后爪向上翘起，似在抓痒理毛，表现出狮子悠闲自得的神态，给人以平静祥和的感觉。

中国古代雕刻石狮的作用有三：一是在佛教中，百兽之王的狮子作为佛的护法形象出现，它表示佛的伟大。二是在宫殿、府邸门前的摆放的狮子，它显示了主人的地位和尊严。三是在陵墓中的出现狮子，它辟邪、驱鬼，用以镇墓。

两件陶俑均为泥质灰陶，表面彩绘脱落。李昪陵共出土男、女陶俑136件，是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陶俑皆用黏土制成，泥质较细，表面为灰色，有大、中、小三种尺寸。依据人物姿态，可分为拱立俑、持物俑和舞蹈俑。陶俑服饰繁复，仅男俑就有六种帽式，四种服饰和鞋子。女俑发髻部位留有数个小孔，有锈蚀的金属物附着残留，可知当时用了其他配件装饰。唐、五代时期的女子发型，根据文字记录有十几种之多，如云髻、同心髻、螺髻、双环望仙髻、鸾凤髻、抛家髻等。近年来，从这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不少发髻上的金银配饰，可与文献相互印证。

南唐先主李昪陵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牛首山，与其子南唐中主李璟墓毗邻，合称“南唐二陵”，1950年发掘，墓室由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个侧室 组成，墓内绘有壁画。二陵早年虽多次被盗，但仍发掘出土了六百多件文物，其中以玉哀册、陶俑尤为珍贵。

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

这尊大理国大日遍照佛像是以知同类题材金铜佛像中体量最大的一尊，极其珍贵。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 1163 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张兴明官职为彦贲，类比宰相，地位尊贵。这尊造像与《张胜温画大理国梵像卷》第八十四开中南无大日遍照佛的形象一致。装饰耳铛、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四川广元石窟此类造型的初唐佛像铭文记载为菩提瑞像。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地区此类唐代宝装佛像的影响。这尊佛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流失到美国，后又流失到法国， 1998 年 10 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访问法国期间将其购回。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孔祥勉先生慷慨出资征集，并以其父孔绶蘅先生的名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1999 年 2 月 2 日，上海博物馆为这尊大理国大日遍照佛像举行了隆重的文物捐赠仪式。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第一版块 形致以礼：商、周、秦、汉雕塑

先秦雕塑在漆木、玉石、泥塑、陶塑以及青铜器铸造等工艺美术领域中广泛发展。其中具有强烈礼制色彩的青铜器、玉器，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中逐渐以俑替代人殉，客观上促进了古人塑造形体的能力。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已经成熟。陶塑题材丰富：乐舞歌伎、生产劳作、庄园楼阁，这些都表现了人们向往安乐富裕的生活。墓葬神道石雕、石享堂和墓室浮雕画像石，表现出朴拙、苍劲的时代美感。实用铜器以人物、动物、仙山等为造型，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体现了工艺雕塑的高超水准。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经丝绸之路初传我国，对以后中国雕塑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雕塑艺术达到鼎盛阶段，在宗教雕塑、陵墓石刻以及墓葬陶俑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多元格局经过隋、初唐逐渐向统一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代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高峰的盛唐样式。唐代奉老子为远祖，所以当时道教造像的创作也非常兴盛。

隋代墓俑承袭北朝传统并有所改进，历经隋至初唐的探索终于形成以壮硕丰腴、雍容华贵为特点的盛唐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唐三彩陶俑，形体高大、制作精良、色彩绚丽，体现了一派盛世气象。五代的墓俑多含盛唐余韵，但缺乏雄健生动的气势，造型风格也较唐俑单一，塑造偏于柔弱。

第四版块 由圣入凡：宋、辽、金及大理国雕塑

两宋雕塑在继承唐、五代饱满瑰丽作风和洗练圆熟手法的基础上，更多表现出写实性与世俗性特点。辽、金、大理国的雕塑艺术既借鉴了唐宋雕塑，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

此时的宗教雕塑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本土化、世俗化方向发展。

宋、辽、金时期，陶俑制作衰落，堆塑罐和砖石雕刻特色鲜明，成为该时期墓葬雕塑的重点。

元、明、清时期的雕塑更加世俗化，富有人间趣味。

宗教雕塑逐渐向程式化、工艺化方向发展。汉传佛教造像对前代的继承多于创新，塑造重心由主尊佛像转向了菩萨、罗汉等与现世更加密切的题材。藏传佛教造像兴起，并与汉传造像交流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藏融合的造像样式。

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繁荣。工艺类的文玩雕刻体现了文人的清雅品味，在这一时期雕塑中别具一格。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或捏塑的人物、动物等陈设雕塑和建筑构件得到充分发展，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雕塑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