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提供/图）
朱哲琴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旅行家。数年后她夺得青歌赛专业组的通俗唱法二等奖。如果就这样踏上演艺歌手的道路，她能挑选诸多唱片公司、演出机会，名利双收；也可以抛开一切追寻自己真正想做的，只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1991年，也就是参加完青歌赛那年，23岁的朱哲琴离开广州去了成都，仍旧心心念念当导游。她当时以及未来多年的合作伙伴，作曲家何训田听了有点生气，说她不唱歌实在可惜。
尽管没能成为旅行家，她之后依然去了印度、不丹、尼泊尔，也去了西藏、云南、内蒙、贵州、新疆——采集音乐。她的歌声也走得很远，第一张专辑《黄孩子》（1992）便在通俗唱法之外呈现出艺术化特质，《阿姐鼓》（1995）在56个国家出版发行，成了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到了《央金玛》（1997），范围扩大到65个国家。在20世纪末兴起的新世纪音乐（New Age Music）浪潮中，朱哲琴是代表性人物。
有时候她把自己归结到历史规律中去——她在90年代的走红暗合人在物质生活丰盈之后对精神的追问。有时候她只是说，人真的很奇特，生命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期间发行了6张专辑，包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发起基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手工艺保护及传承的亲善行动和原创设计平台。然后，机缘巧合，开启声音艺术，不亦乐乎地创作至今。
不过，社会活动和艺术创作导致她在音乐表演领域变得相对安静。将近十年没有办音乐会之后，2023年9月30日，她在河北承德的阿那亚金山岭社区展演新的音乐与声音艺术作品，其中包括一场小型音乐会。
“我很久没有给大家唱歌了。”演出的第二天我见到她。我们走进一间山脚的冥想室，她脱掉鞋子、外套，一身黑色隐没在逐渐昏暗的榻榻米上。这间屋子的采光大多来自一面落地窗，窗外是枯山水，仅露出一线天，黄昏正在来临。
“山问·大自然的秘密”现场展演（受访者提供/图）
一场久违的略带即兴的音乐会
从7月份开始，应阿那亚邀请，朱哲琴在金山岭驻地三个月，进行音乐与声音艺术驻地创作。这里地处北京、河北交界处。山脊上连绵散落着明长城遗迹，颓圮得和乱石混作一堆。往西南方向就是首都，入秋后层林渐染。金山岭一带聚居着原住山民，也因为地产开发引来了不少“新山民”，置业或携家出游。
有意无意地，阿那亚品牌创始人马寅要在这里打造世外桃源。首先这里交通不便，其次与自然极其贴近。在一场晚宴和一次对谈中马寅都讲到：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我们生活中痛苦的时间会比幸福更多，因此温暖人心这件事在未来可能是一个主流。
朱哲琴的展演会在阿那亚金山岭的两座标志性建筑中完成。一处是建筑师柳亦春设计的上院，依山势而建，由院、台、殿组合而成，是社区的精神高地。一处是建筑师李虎与黄文菁设计的山谷音乐厅，状如巨石，也如天外来物。
驻地的三个月里，朱哲琴在不同时间去过音乐厅和上院，清晨、黄昏、午夜，刮风、下雨或者起雾，“就像你去认识一个很奇葩的朋友，你得知道他的性格，知道他什么时候最柔软、最动人，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最刚烈。这是我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山谷音乐厅，和常规的音乐厅相反，它并没有把人声、乐器声完全提纯的条件，因为它的屋顶通天，四壁凿口，内外相通。坐在音乐厅的水泥座位上好像坐在一块中空的巨石之中。
“它和标准音乐厅的概念完全相反，它不屏蔽环境音，而是希望你在开放的状态中听到环境声，感受到光线的变化，知道早晨的时候万物苏醒。”对于音乐家而言，这些既是让人想象力爆棚可遇不可求的独特演出场地，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它让人重新思考，怎么样的演出算是一个好演出？这场演出要给听众带来什么样的听觉体验？这两座建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人为什么要来这里？
还有几次朱哲琴跟着当地的长城保护员白春向去爬山。有一次她看到白春向坐在长城上的背影，看了很久，想，我们守在这些文化里，作为当代人要怎么自处？
“山问·大自然的秘密”现场展演（受访者提供/图）
她好像踏上一段新的旅途，旧有经验像冻坏的叶子那样脱落。
于是，朱哲琴花了15天时间去山里采集各种声响，到NASA官网下载其他星球的声音，一并以氛围电音编辑贯穿全场。她决定以三段体用一种极简的方式创作，旋律只有五个音，do re mi so la，歌词也只有三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她邀请金山岭原住民、“新山民”组成合唱团，也陆续联系其他音乐家，包括编曲蒙柯卓兰、古筝常静、吹管王华、打击乐陈世杰，大家十年前一起参与了她的巡演，如今又重新聚在一起。
完整的演出设计是这样的：下午，听众随着向导全程禁语穿过上院建筑群沿途动线的四个展演地点，以“听觉”感受自然以及音乐家对自然声响的演驿回应，是《山问》；晚上，进入山谷音乐厅听音乐会，是《问山》。
《问山》的整体结构经过严密编排，每个段落又以即兴为主。当天的天气、观众互动、山谷里的动植物声响都将成为即兴的一部分。因此，除了合唱段落是作曲编写的，其他部分都是即兴，每次排练和演出都不一样。
正式演出前一晚音乐厅里在进行最后的彩排和录音，到8点钟，山风穿堂过，录音筒里全是呼呼的风声。蒙柯卓兰的卷发被吹得满头乱飞，她站在后排最高处的调音台朝最底下的朱哲琴喊：“你不害怕吗？”朱哲琴看着她乐。
“后来我们觉得其实有风挺好的，因为你的音乐够开放的话，是能够容纳这些的。”蒙柯卓兰说。
深夜，彩排结束，第二天早上朱哲琴起床后打开录音重听，忽然听得一直哭。“我觉得无比幸福。我从未因为吃到一顿好饭流泪，但我可能读到一首诗、站在大海面前、看了一部电影，听完杜普蕾的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让我觉得生命点石成金了。”
原本140个座位的山谷音乐厅挤下了166个垫子，还有人在进来，好多人只好站在入口听。晚上6点，演出开始了。
音乐厅里起初非常暗，只有从屋顶照进来的一束白光，来回扫描着整个场馆，下沉式舞台中央闭目静坐的朱哲琴长发扎成一束，好像仙人坐洞中。432赫兹的声音始终包裹着这个仙人洞。这是朱哲琴这次特意使用的一种用于舒缓、疗愈的声音频率，叠加溪水、蛙鸣、击磬和外星球声响，形成了远比音乐厅辽阔的空间。而朱哲琴的声音气息长，音域宽，由远及近，由哼鸣转高歌。演得高兴了，她双手击拍，跳起舞来，三米长的演出服摆来摆去。
德里克·贝利在《即兴：其本质与音乐实践》中讨论自由即兴的概念时，认为它是对瞬间的颂扬。热衷即兴的音乐人、《即兴》的译者李剑鸿则视即兴为一种通道。他认为，对于一个自觉的乐手来说，即兴，自始至终都是探索真实自我的一种方法。
在朱哲琴身上，这些全都成立，并且可以进行另一种阐释，即兴也是所有人与自然同在，是其中卑微又伟大的一部分，既像流水、蛙鸣、风、树、乌鸦一样生息短暂，又创造着音乐、诗歌、绘画这些经久不衰的艺术。
三段体演唱结束，原本应该介绍乐手们了，但那天晚上她觉得表演中途说什么都很多余。于是一路演到本来为大家随意离场准备的即兴《终曲》，《终曲》过半，人们还是原地不动，她才介绍合唱团和演奏成员，感谢了很多人，然后才讲：“我好久没有给大家唱歌了。”她顿了一顿又继续，“都已经是快到下山的年纪，我们却一起上了一座山。人生难得几回。”
直到时间接近8点，朱哲琴担心大风要来，最后对不愿离开的听众说，大家回去吧。人们陆续起身，她又很舍不得。音乐厅里窸窸窣窣的离场脚步声中忽然再次响起了她的歌声，开阔清亮的嗓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世界听见·民族音乐寻访之旅”贵州站，朱哲琴带领团队采录苗族女孩们唱 《稻花魂》（受访者提供/图）
精神原乡
一周后，我在北京和郭蓉见面，她和朱哲琴合作11年。郭蓉发现每次一有新的艺术项目，朱哲琴总是会给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们”留位置。朱哲琴身边不乏共事十年以上的合作者，她和其中很多人成为了生活中的亲密伙伴。郭蓉说，朱哲琴身上保持着对人的热忱。
朱哲琴那天在音乐会末尾和后来晚宴上的动容，一大部分原因是来了许多朋友，西川、栗宪庭、徐冰、张晓刚、乌尔善……“太奢侈了。”她讲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哽咽了一下，“他们的作品陪伴我多年，创作所释放的那种精神、能量、感动、鼓励，我终身受用。”
“经过（新冠）疫情我很想念这些朋友，我自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自然来去，但他们就是我生命的风景。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声音，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唱歌。”
晚宴中途照例要让主位宾客说几句。朱哲琴接过话筒，说自己没什么要讲的。大家说，唱歌吧，她就说，那你们来点。“《阿姐鼓》。”太久远了吧。“《回归》。”刚刚好，这是她给电影《封神》作词并演唱的主题曲。
2019年圣诞节前夕，朱哲琴接到乌尔善的电话，问她要不要去青岛过圣诞节。到了青岛才发现那是个巨大的片场，上千号人每天忙碌着。乌尔善筹备10年，耗资30亿做神话史诗三部曲。他希望朱哲琴为《封神》写一首歌。他们早在1990年代就结识，朱哲琴看着乌尔善从当代艺术转向广告拍摄再转向电影导演，她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像乌尔善一样面向更多受众，下意识拒绝：“这是一部商业大片，我不是流量明星，不能给你带来流量。”
“我们的第一人选就是朱老师，也是唯一的人选。我们想写一首艺术歌曲，旋律饱满，同时声音跨度很大，因为如果要体现非常饱满的情感，就会涉及音和音之间非常大的跨度。（除了她）没有人能唱。”蒙柯卓兰说，她是乌尔善的妻子，也是《封神》音乐总监。
宾客们安静下来，没有伴奏，音响又干又闷，并不适合歌唱家演唱。但三段式的曲子被朱哲琴唱得悠扬舒展，讲少年姬发被送往朝歌做质子，又从暴虐成性的商王殷寿的控制下逃离，返回故乡。录制这首歌时仍在新冠疫情期间，她要从国外回来，根据防疫规定，在香港转机时隔离，到北京后再隔离。朱哲琴说过，这是姬发的思乡之情，也寄寓了某种她的乡愁。
晚宴进行到11点，灯火通明的餐厅突然嘭的一声断了电，黢黑一片。工作人员找来真假蜡烛照明，宾客们反倒开心，轻声欢呼。接着有人说，我们去看月亮吧。
月色皎洁，山岭寂静，夜晚冻得人缩脖子跺脚。一小群人穿过玻璃窄门鱼贯而出，聚集到平台上又唱起歌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时候是独唱，有时候是三三俩俩的合唱，还有人抱来了琴，一阵阵回响像涟漪一样在人群中扩散开。
“他们这群人在一起肯定会断电的，精神能量场太强了。”朱哲琴在采访时也想起来，“80、90年代就像那样，那个时候没有展览，没有卖画，也没有唱片，没有音乐会，做这一切都是nothing。张晓刚当时还在给川剧团画舞台布景，当谋生的职业。但最喜欢的还是画画，使劲画，也没有钱，也不为什么。这些年好像人们画画就是为了去拍卖，拍得多高，然后多牛。其实不是的，在我看来那些不过是投射出去的现象，它背后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珍惜的是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东西会改变世界，治愈自己。”
这么一看，大家从餐厅走向露台穿过的那扇窄门好像变成了时空之门，门外是他们的精神原乡。
朱哲琴说：“我觉得每个时代的人即是这个时代的主人，这个时代的历史是由我们所造就留下的，那我们要创造什么？如果我们对现实不满，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一些？我不是喜欢抱怨的人。”
她在演唱《一个真实的故事》（《丹顶鹤的故事》）和参加青歌赛获奖成名后，有个歌迷半夜出现在饭店门口，对她说，我觉得你就是丹顶鹤。她被吓跑了，原因是“那种东西给他们印象太强烈了，他们永远停在那里了”。她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要成为走穴歌手，不要被包装，不要进入一种范式。“我心里有个人说，no，no，no。可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朱哲琴与民族歌乐师《月出 Moonrise》双CD（受访者提供/图）
1990年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思潮从单一的集体主义中走出来，朱哲琴回忆起那种思想解放的感觉，“其实人是挺困惑的，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个坐标的哪个位置。”她没有签任何唱片公司，也没有进文工团，消失在公众视野。她从广州去了成都，一年后，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演唱的《黄孩子》发行。后来历史学家罗新在反思和批判种族思维时写到过一个细节，他在赶博士论文的冬夜听到电台在播《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倾诉了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
又过了三年，《阿姐鼓》发行，这是朱哲琴与何训田第二次合作。他们去了一趟西藏，视之为精神圣地，并在后来多次重返。但无论藏区的自然风光、人文艺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最让朱哲琴难忘的仍然是“人”，是“他们在匮乏中展现的人生景象让我不得不重新掂掂自己生命的重量”。她有了一个新名字，达达娃（Dadawa），达达让人想起后来基本被超现实主义吞并的达达主义，达娃是藏语中的月亮，达达娃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
《阿姐鼓》和两年后的《央金玛》组成了完整的他们关于西藏的表达，一面神秘、强烈，一面日常、轻盈，把朱哲琴带向了全世界。
十年后，她也肉身进行了一次泛亚洲之旅。从克什米尔到喜马拉雅，在印度的香料市场一边流汗一边打喷嚏一边狂按快门，坐三轮车去找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博帕用一把非常简易的民间小提琴演奏了曲子，朱哲琴听得入迷，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好像第一次听到了真的音乐。
也是在那趟旅途中，她在恒河边看到等待圆寂的印度教徒，火葬的尸体滚落到她脚边。“恒河之旅是我人生另外一个起点，认知到生命的无意义。我们的生命被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重新定义的，颂扬生命的伟大，一个人的出生要庆祝，逝去的时候要纪念。但你想象一条鱼，生来死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仅此而已。宇宙真相是你就像一片树叶，今天黄了，明天凋谢。”她想，生命既然如此，人又要怎样生活？
“问山·主题音乐会”，朱哲琴与乐者演出（受访者提供/图）
问是道的开始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第一年，朱哲琴进入“休眠状态”。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做饭，打理院子，什么都不想。“我很少有这样的阶段，关机了。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脆弱，人类文明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面前那么不堪一击。”
到了第二年，她开始想，如果以后永远没有录音，没有展览，没有演唱会，那我还做什么？
朱哲琴7岁考入广州“小云雀”合唱团，到中山纪念堂演出，13岁灌录儿童演唱教材，什么样板戏都会唱，上学期间到歌厅做歌手，然后就是成名走红，办演唱会，摸索自己的表达与风格。
印度之旅击碎了生命的意义后，朱哲琴觉得自己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一切表达都显得苍白无力，要向内去寻找更本质的东西。“当发现自己在失重或者迷茫之时，只有敢于把自己抛出去，才有机会重获新生。”她在2009年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的任命，并发起“世界看见——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间音乐与手工艺田野调查。
那时候，她意识到她与整一代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是非常薄弱的。朱哲琴说：“中国在近现代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现代性’，但这个‘现代性’可能跟自己文化没有关系，是拼贴进来的。我们从开始模仿到意识到模仿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然后再去寻找、建构。第一个阶段是从无到有，之后就要生根，要长大，要在地性，要体现这方水土的人的面貌。”她有意让年轻的音乐人参与到项目中，对民歌进行整理、改编。
2013年，她发行了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月出》双CD，一张是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采风，一张是经过编曲演唱的音乐家作品。
接着，《月出》的主创团队带着民族歌乐师和年轻音乐人一起举办了世界巡演。蒙柯卓兰担任作曲和编曲，那时候她不到30岁，以写作室内音乐为主。一场演出前，朱哲琴叫蒙柯卓兰过去听。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唱苗族飞歌的歌乐师坐在自己面前演唱，对方一开口，她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一下子被拍在那里。他那种朴实的、被晒得黑黑的样子在我面前已经不存在了。我当时心里想，他要是在苗族村寨，所有姑娘都会爱上他的。”直到前几天，吹管王华在《问山》排练时还想起那次巡演，说，那是这么多年来他参与过的最好的演出。
“‘世界看见’这件事看上去帮助别人，其实也拯救了我。”朱哲琴坦诚，“在生命意义的破碎之后，它给了我一个阶段去学习，去做点具体的事儿。那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觉，我想我是一滴水，但我也是海洋，只有当我变成水滴的时候，才有可能是海洋。”
但在那之后朱哲琴再没有发行过专辑，公开演出也屈指可数。
“作为歌者我用歌声去表达思想感情，但除此之外，我一直对内在能量更感兴趣。”沿着这条路，她进入到声音艺术，“我想知道我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事实上，起初并不顺利。2014年，时任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找到朱哲琴，希望她来做一件声音艺术作品，两次拜访，她的回复都悬而未决。郭蓉希望说服朱哲琴开启新的尝试，她说：“朱老师，我来你的团队，就是因为喜欢你的音乐和你的声音。”朱哲琴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触动。没过几天，她飞去了国外，临走时给郭蓉留了张字条，上面列了20个问题，包括时间节点、制作排期、面临的问题……郭蓉看到反倒松了口气。
“其实我觉得她提出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自我回答的过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我回答她，也会有别人回答她，如果没有别人回答她，她自己也会回答这些问题。”郭蓉说。
2014年9月，声·觉朱哲琴声音艺术展开幕。今日美术馆被刷成一个漆黑的暗盒，地面铺设水池，朱哲琴招募了大几十人在水池边来回行走、发声、击磬。她没有唱歌，而是站在人群中，所有声音都变成波纹，反射到墙面，化无形为有形。
“万物的玄妙在于和合而生，世界是意识的临时组合现象，而音乐就是声音，声音的本质是波和震动。所以我觉得震动是接近意识的一条非常直接的途径。我很幸运在这条路上。”朱哲琴说，“到声·觉的时候我才完全认知了自己，我想创造一个场，然后让所有人进去，让人们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受一种内在能量驱动。”
如果在现场，像蒙柯卓兰和郭蓉都形容过的，好像所有人都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短暂脱离外力而走向内心。朱哲琴在后来7件声音艺术作品中都在试图创造这种感觉，包括《山问》《问山》。
《问山》中的三句唱词，也是她走回自己内心过程的写照。起初人是通过现象普遍规律去看待事物的，所谓：见山是山；当表面现象被否定，牢固、圆满的东西变得不堪一击，发现完美不过是臆想，这是：见山不是山。
然后，“新冠疫情第一年后面我就想，我6岁的时候，没有人说过我会有音乐会，我不还是天天唱吗？就是爱这个东西，它就是带给我生命愉悦，帮助我成长、感知这个世界，不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会见本性。就像鸟在天上唱歌，鱼在海里游，我有翅膀我就得飞。”朱哲琴说，“在这样一个年代，我觉得保有一种想象力，保有诗意，保有对现实的自由思想，这是更重要的。”
这是见山还是山。
《问山》音乐会前，每个人都会在山谷音乐厅入口拿到一张小导览卡，上面写着：创作源于对山的感悟，既不寻求对山和“山居”的任何定义，也不探索任何答案。
就在演出那天早上，我沿着连通山谷音乐厅、上院的小路一路上山，路边有棵树上挂着一小块深绿色指示牌，黑色箭头指向山深处，箭头上面附有一行小字：山中会有答案。沿着箭头所指方向继续，又接连出现了同样的箭头引路。
指示牌在一个老道洞前结束了。这里是背靠浅岩洞搭建的小屋子，里头供奉着三尊真人。靠墙垒着一张炕，底下有过火的痕迹，但现在已经窗纸破败，四面漏风。好一会儿都没有人声，这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吗？“山中会有答案”吗？
朱哲琴一边听我讲这段经历一边望着屋顶某一处，冥想室里陷入了安静，随着天色抹黑愈发昏暗。
接着，她说，当你开始问的时候，就是道的开始。
（感谢黄尧的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责编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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