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ia
“我从未与国家话剧院的老师协商或讨论任何涉及‘萝卜坑’的事,也从未使用任何所谓‘走捷径’的方式来获取名额。保持沉默的这些天,庞杂的流言蜚语让‘易烊千玺’逐渐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样’,无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个体本身,这种‘失真’都让我感到巨大不安。”
17日,
易烊千玺就报考国家话剧院一事发布声明,宣布放弃入职。
话题显示为“爆”,阅读量破13.4亿。另一当事人胡先煦发文详细回应了种种质疑,放出短信截图回应争议,表示自己合规合法“三次面试一次不少,没有行使过任何特权,愿意接受任何调查”,资料显示他三面当日明确在外地拍戏。另一当事人罗一舟暂未有回应。
连续10天,
网络舆论的愤怒和事件发酵程度超出了外界想象。
部分粉丝宣布对易烊千玺脱粉,
成为这位顶流出道以来最大的塌房危机。
“体制内”明星不在少数,为何单单在易烊千玺这里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考编门”?
“小镇做题家”引战:一场猝不及防的舆论危机
从《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到《长津湖》上下部,几乎均口碑票房双爆,绯闻和负面少,沉默寡言的易烊千玺,是少有的养成系偶像转型实力派电影咖的成功案例。
因为一次正常的考编之举,
从“路人缘颇佳的低调学霸”“00后百亿影帝”形象,如今塌房演变成黑料不断,俨然成“特权”代名词的形象,团队、他本人、粉丝大概都始料未及。
将时间线拨回到7月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公开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名单,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等在列,三人为中戏同寝室室友。只招四个的岗位,却有三个明星——这是否是巧合?同一节点,据天眼查显示,易烊千玺个人独资企业宣布注销。有一同参加考试的网友发微博认为自己一直未接到下一轮面试通知,每一轮未公示,
质疑明星艺人抢占素人名额,话剧院违规录取。
7月7日,有网友爆料,易烊千玺中考存在违规录取的情况,随后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官方回应:易烊千玺中考没有违规入学。
7月8日,网友“简单说下”表示,自己于6月21日在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填写的“有关易烊千玺中考违规入学”投诉举报件,其回复内容在尚未公开且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于7月7日被易烊千玺后援会和一些娱乐大V公开并传播。
由此引发了对粉丝后援会越界,隐私泄露的担忧。
《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名为《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为什么不能考编?》的文章,对小镇做题家讽刺挖苦,制造出了更大的对立裂痕,激起了更强烈的公众情绪,让易烊千玺进一步成为众矢之的。
“免笔试”引发“萝卜坑”质疑,根据中国国家话剧院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公告,演员岗位不需要参加笔试。
有网友针对易烊千玺考编,提出了三大争议:
国家话剧院面试过程究竟该不该公开?易烊千玺是否为非在职人员、能否开公司?高中是否被违规录取?
国家话剧院随后在16日发布的公告中进行了说明
,表示拟聘人员学历符合要求,10名拟聘人员与任何单位建立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未发现在任何单位就业,“均参加了三轮面试,符合程序和要求”。但这份公告乃至今日易烊千玺的公关声明都未见得完全服众。
有网友扒出易烊千玺父亲资本版图,与易上捷关联的公司有13家
,涉及文化传媒、教育咨询、投资、纸制品、区块链等等行业。其中,易上捷在9家公司持有股份,在其余4家公司担任高管,目前已有4家公司吊销。
在“考编门”发酵过程中,
“易烊千玺”成为了大众宣泄对不公平、特权的愤怒之情的象征符号,一面召集普通考编人团结起来与之作战的旗帜。
“小镇做题家”大战明星特权并非偶然,
一切公众事件的发酵都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公众情绪的持续积累
。与2020年刘昊然考入煤矿文工团,“体制内男友”人设受到追捧时期不同,今时今日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新高。加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2022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9.3%。互联网大厂裁员不断,体制内成为“最有安全感”的选择,今年多名名校硕士博士争相考城管岗位。与普通人千分之一的“上岸几率”相比,明星考编显得格外容易,《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成了压垮大众的最后一根稻草。
截至目前,“考编门”尚未对中戏三人组演艺事业和商业代言造成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但隐性的影响将持续存在。易烊千玺所有影视作品动态,商业动态,社交平台评论中,现在依然可见自诩“小镇做题家”的人们的讽刺挖苦,甚或引发抵制。——其公众好感度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路人缘”下滑,对于明星来说也是致命伤。
以此为鉴,除了规避违背公序良俗,法律法规等行为的风险之外,艺人经纪团队或许更应将社会情绪纳入形象管理范畴,尤其“程序不公平”是否会激起大众情绪的集体反弹?这对艺人经纪来说都是新课题。
明星为何热衷体制?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尝试进入体制内的明星,易烊千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濮存昕、冯远征等“老戏骨”均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后者更是副院长。颇有“厅局风”的“老干部”靳东,是煤矿文工团副团长。宁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葛优出自全总文工团。此前关晓彤和张艺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加入中国国家话剧院,也就是聘用制。
当下,演出话剧收入菲薄,占用大量精力和档期,明星为什么却集体热衷体制?
不同于早年间影视产业尚未爆发,国有体制下诞生一批“人民艺术家”,
现在进入体制与行业环境有关:
近年来影视寒冬持续,税务风波余震仍在继续,对于明星来说,进入体制内为自身多加了一重身份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生涯风险,同时提高自身出演主旋律作品的几率,延长职业寿命。
从商业价值角度来说,明星艺人显然也是话剧院一类事业单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近年来明星频频现身话剧,带动小众剧目票价飙升,如肖战带动《如梦之梦》关注度和二级市场价格暴涨,时代少年团张真源引发黄牛扎堆《铁流东进》等。
上述“双向奔赴”,也就形成了演艺事业单位招考门槛面对明星艺人的“偏爱”,以及明星的“集体考编热”。但这种“你情我愿”的“奔赴”,无疑会挤压更多普通人的资源,并最终在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点燃导火索,引发舆论哗然。
外界对于此前郑爽“日薪208万”等事迹仍铭记在心,明星成为大众眼里特权、高薪阶级的典型代表,体制则代表着稳定,当明星两头都要,倾向于“既要……又要”,则在某种程度上侵占着原本已经狭小的普通人的生存空间。
编剧汪海林表示:“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这几年出现了
双轨制现象……可以跨在体制内外占两边的好处,有能力有本事的当然愿意跨着,说到底,是管理的问题。
专业院团也应该做出明确规定,签有经纪公司的一个不要,要编制,那就是剧院的人,全约就在剧院。这种规定一旦明确,你要进院团拿编制,那就把全约给剧院,剧院是你的经纪人。甘蔗没有两头甜的。”
从“争相进入体制”到“辞职下海”再到“年轻人争相考编上岸”,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折射出的原因,能够提供的思考和追问,显然也不仅限于易烊千玺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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