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是南北政权的分界线，迎来了第一次大变革、大碰撞、大交融，出现了历史少有的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大量涌入、郡县数量骤增、艺术快步发展的“动荡之花”。

一、汉川流民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军阀豪强混战，张鲁割据汉中。当时，“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魏书》)。孟达在致诸葛亮书信中，称坂月川“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水经注·沔水》)。

晋惠帝时期，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宗室诸王争权夺位，战祸连年，且天灾不断，疾疫流行，然而赋敛如故，大量居户被迫沦为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汉川流民潮。据记载，“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晋书·李特记》)。

“永嘉之乱”(311)，安康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除接纳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上洛地区流民。《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记载：“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南土┄┄陕西约五万”。特别是“胡亡氐乱”，中原兵火连年，陕南、甘肃流民流入陕南汉水流域最甚。《宋书·州郡志》记载：“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二、侨置郡县

大量流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矛盾激化、地方冲突加大、国家赋役锐减等。为稳定大量流民，解决地方冲突，巩固国家政权，同时缓解流民思乡之情、维护郡望门第、表达政府恢复失土信心，东晋及刘宋政权在流民的聚集之地“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隋书·货食志》)。

东晋时期，安康为前秦与东晋争夺之地，局势动荡，人口流徙频繁，领土得而复失，导致郡县朝设夕废、侨实相错、统属杂乱。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陕西省行政建置志》等记载，当时今安康境内先后共设置 6个郡、24个县，其中侨郡4个、侨县16个。

刘宋时期，今安康地区政区较为稳定。据《宋书·州郡志》、《陕西省行政建置志》等记载，先后共设置5个郡、22个县，其中侨郡3个、侨县13个。

南齐时期，行政建置多沿袭刘宋旧制，侨置郡县虽经“土断”，但在今安康地区仍保留晋昌郡、南上洛郡、北上洛郡等侨郡，以及安晋、宣汉、延寿、上洛、渠阳、商、拒阳、丰阳等侨县，至萧梁时期(502至557)才被废止。

三、山南豪族

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入主中原，以长江为界，与南朝对峙。此间，“山南”一带逐渐形成了“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陈书·列传第二十九》)。其中，今安康地区先后出现了王、李氏“山南豪族”。

王氏，直城大族，兴于齐梁之初，历经北魏、西魏、西周，代表人物有王万国、王巢、王杰等。据《周书》、《北史》、《资治通鉴》等有关记载，齐永明十一年(493)，北魏拓跋宏南寇，遣其将拓跋干分道出子午谷，攻占直城、魏宁、安康、宁都等地。王万国投降北魏，封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王万国之子王巢后来也被北魏封为龙骧将军、榆中镇将。王万国之孙王杰，周太祖奇其才，称“王文达，万人敌也”，先后参与潼关、沙苑、河桥、邙山之战，累有战功，赐姓宇文氏。北周孝闵帝即位，晋爵张掖郡公，增邑一千户，出任和州刺史，后历任并州、宜州刺史。卒，封鄂国公。

李氏，安康大族，“本陇西狄道人也。五叶祖景避地安康”(《新唐书·李袭志传》，兴于齐梁之际，历经北魏、萧梁、北周，是当时魏兴、安康实力最强的地方豪强，代表人物有李方达、李元真、李迁哲等。李方达，“(南)齐末，为本州(梁州)治中”(《周书·李迁哲传》)。李元真“自称东梁州刺史，并以其地投附于梁”(《西魏北周时代“山南”的“方隅豪族”》)。 李迁哲，少有识度，慷慨善谋，监统部曲事，抚驭群下，甚得其情，累迁东梁州刺史。大统十七年(551)，周文帝遣达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李迁哲战败。周文帝闻其信著山南，令与贺若敦通往经略，遂平寇乱，巴濮之人降款相继，授中书、直州刺史。与田弘同讨信州，留镇白帝城。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天河三年(568)，升为大将军，镇襄阳，封安康郡公。卒，谥壮武。

“山南豪族”是在南北分立格局下，产生的一种地方“群离社群”。他们占地为王，豪酋世袭，攻州掠县，寇抄百姓，“摈于社会结构之外”，为“政治权力所不及”，是地方的真正控制者。一方面，“公累叶冠族，久临鄙郡，蛮夷畏威，士女悦服，虽曰隋臣，实我之君长”(《新唐书·李袭志传》)，有“世树忠贞”和“蹈忠而死”的气节，“为乡里所率服” (《周书·李迁哲传》)，成为地方精神领袖和发展的主导者;另一方面，肆意压榨百姓，生活极其侈糜。《周书·李迁哲传》记载：“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饮燕，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

四、胡风国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地区出现了“胡风国俗，杂相糅乱”(《南齐书·魏虏》)的现象，尤其表现在：服饰、乐舞、墓葬等方面。

迄今，安康境内陆续出土魏晋南北朝时期陶俑100多个、人物画像砖20多通，大多服饰纹路清晰、款式别致，生动反映了当时“胡风汉韵”服饰特征。无论是仪仗、武士、徒附，还是仆侍、胡俑、文吏，裤褶既有左衽，也有右衽，还有相当多的对襟;袖子有短小窄瘦的，也有宽松肥大的;衣身有短小紧窄的，也有宽衣博带的;上衣的下摆有整齐划一的，也有正前方两个衣角错开呈燕尾状的。特别是汉滨区长岭南朝墓葬出土的花瓣小冠俑，冠饰特别，同类墓葬尚未发现，直接受地方因素影响(《汉水流域四座南北朝时期墓葬的时代与归属》)。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十分流行“胡乐胡舞”。上个世纪，在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座有东晋升平元年(357)纪年的墓中，出土了一块模印“骑吹”阵容的画像砖。画像中五匹缓缓行进的骏马上，坐着五个深目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他或吹觱篥、或吹排箫、或吹横笛、或敲打铜钹，惟妙惟肖，余音犹在。另外，在紫阳宦姑滩一座有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的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版”。该铜带版共六块，其中一块上铸女性舞伎1人，另外五块上铸男性乐师5人。女舞伎“头戴杂宝花头盔，腹部有锦甲相护，身披长巾随风环飘;赤足，双手上举成‘虎抱拳’。右腿吸起，左足跟抬起，足尖站于小圆毯上，似要腾跳而未离地，急旋如风。乐师各执琵琶、笙、腰鼓、羯鼓等。此五人一律胡服，敞胸坦腹，盘腿坐在舞毯之上，或吹、或打击，形态各异┄┄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佛国世界》中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胡旋舞’图相比，除手位不同外，其衣著，造型，舞姿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北魏〈胡旋舞〉铜带版略考》)。

安康此时期的墓葬 “既受到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南朝困素的影响，又受到鄂北豫南地区南北并存的文化风格的影响”(《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出现“南墓北俑”现象。无论是旬阳县城关镇大河南东晋墓，还是汉滨区张家坎、长岭南朝墓，都沿袭南方墓葬风格：均券砌墓顶，采用模印文字和图案纹饰的特制砖，并内砌棺床，修筑由墓内通往墓外的排水通道。但陶俑“从总体造型风格来说，与中原华北北朝陶俑更为接近，而明显区别于关中北朝陶俑，如着裤褶服、戴小帽、披两裆甲、穿窄袖短衣等特征习见于北朝墓葬中，但细部表现又有一定差别;另外还有一些不同于中原和关中的风格，却与豫南鄂北的邓县和襄阳所出非常接近的陶俑和陶器，如尖顶小冠俑、尖顶宽沿帽陶俑、陶角形器、二足支座等。但尖嘴垂耳、长锯齿状背毛的镇墓兽却是完全的本地风格”(《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

五、道佛共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宗教大变革时期。在此时期，道教、佛教均在安康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道教大师和高僧大德。

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其“古之得仙者”的思想在安康广为盛行。《直隶商州总志》记载：葛洪“好神仙导养之法，乃入商山修炼，已而入罗浮山。”清代安康大儒在董诏在《读志脞说》写道：“旬阳仙河，源出商山，为汉长利水，葛稚川先生所游历之地，是曰仙水。”1987年，在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座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纪年的墓中，出土带有羽人、玄武图案画像砖。其中羽人画像砖，砖正面模印人首鸟身之羽人，羽人振翅翱翔，身下是起伏的山峦。此“羽人飞仙”与葛洪《抱朴子·对俗》记载：“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高度吻合。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水经注·沔水》记载：“汉水又东迳魏兴郡之锡县故城北，为白石滩。县故春秋之锡穴地也，故属汉中，王莽之锡治也。县有锡义山，方圆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门。上有石坛长十数丈，世传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发饵术，恒数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

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且首先在宁陕、石泉、汉阴县出现，深受当时佛教活动中心长安的影响。明弘治八年(1495)《重建云雾山天台寺碑》记载：“云雾仙山乃宁(陕)、汉(阴)、石(泉)三界之地，历来古刹，自晋朝法祚祖师创立以来，前辈首士经理补修，创基立业，尚有可观”。明崇祯十六年(1643)《创修龙兴寺碑》记载：“邑(汉阴)治城外东北隅有龙兴寺，父老传闻创于晋代道标。”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持续高涨，出现了宝志禅师等高僧大德。《高僧传》记载：“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尺布。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士士庶，皆敬事之。”

(作者：何媛媛 系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谭波才系市文化文物广电局文物科科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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