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培荣， 1984 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攻读硕士学位，并参加系统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 1989 年以博士后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开展外科基础研究，后考取美国临床医师行医执照，接受美国系统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因表现出色，被同行推荐进入世界著名的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开展修复重建外科工作。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整形外科教授，临床研究组主任，兼任 Baylor 医学院整形外科副教授， MD Anderson 中国合作会会员，临床研究委员，手术器材评委会委员，美国外科学院院士， Head Neck 副主编， Cance 、 Plastic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等多种杂志审稿专家。美国和世界多个整形外科及显微外科学会会员和责任委员，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俞培荣在头颈外科重建领域，开展了大量创新性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从 2005 年至今，连续 5 年获得 “ 全美国最好的医生 ”(Best Doctor sin America) 和 “ 全美最佳外科医师 ”(America′s Top Surgeons) 称号，并曾获得世界显微外科领域最高奖 Godina Award 。在国际相关领域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编美国整形外科专著 7 部，人民卫生出版社《现代头颈部缺损的修复与重建》主编 ( 出版中 ) 。

附：俞培荣自述《我在美国的外科经历》

可谓岁月如梭，一转眼，离开协和已 20 年有余。当年还满脸稚气、血气方刚的研究生住院医生，现已两鬓斑白。在美国奋斗 20 年，自以为还算成功，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大家分享，或许对年轻人有可取之处。

从协和到哈佛

我 1984 年从苏州医学院 ( 现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 ) 毕业，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 现北京协和医学院 ) 北京协和医院就读外科临床研究生。

这是中国第一届试点外科临床研究生，我就读于曾宪九教授名下，不到 1 年曾宪九教授不幸逝世，由朱预教授和张建希教授负责我的研究生培养。在我外科生涯初期，能够受到曾宪九、朱预和张建希教授的谆谆教导，实属荣幸，受用终生。那时，胆道镜下胆管取石在日本刚刚开展不久，而中国只有一家医院能够开展这项工作，我的临床课题就是开展胆道镜下胆道取石。学习了两个月之后，我终于在协和医院成功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也算为协和医院填补了一项空白。经过协和医院 5 年的基本外科训练后，经张建希教授联系，我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在著名外科学家 Dr John F. Burk 门下做 research fellow 。与其他出国进修的同事一样，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也很有意义，学到了许多新东西。经过麻省总医院 2 年的 research fellow 训练后，我来到美国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医学院胃肠生理实验室，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当时的课题是胆囊平滑肌细胞内信号传递机制，包括从细胞膜受体到 G-protein 和细胞内一系列信号传递过程，同时对胆固醇造成的信号传递损伤及孕激素对胆囊平滑肌功能损伤机制等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并有所突破。从而晋升为布朗大学医学院 assistant professor ，同时作为联合研究者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数百万美元的研究基金。

美国外科住院医师训练

尽管在实验室已站稳脚跟，但我做梦也想重新做 1 名外科医生。可是，在美国做外科医生非常难，即使是在美国成长教育的本国人，想进入外科也竞争激烈。首先，进医学院的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的高材生，且要求所完成的医学院学业必须成绩出类拔萃，否则会被淘汰。医学院毕业后再进入外科住院医生训练，竞争更为激烈，可谓佼佼者方能进入。

在美国，申请住院医生训练之前，必须通过 2 门考试，即 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USMLE)step1 和 step2 。 step1 是基础课程考试，而 step2 是临床课程考试。通过这 2 门考试，是进入住院医生训练的第一关，后来对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又加了 1 门口试。 step1 和 step2 考试的难度非常大，考试范围很广、考点很细，因此很多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需要经过几年复习才能通过。但我既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复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因此决定拼搏一下。

考试之前，我向主任请了 3 个月假，由于当时我们的 NIH 基金已经通过，所以主任很爽快地批准了。经过 2 个月的复习，我首先参加了 step2 考试，考试时间很紧，一共考 4 个半天，每个半天考 3 个小时，在 3 个小时内要完成 180 多道题，即只有不到 1 分钟的时间就必须完成 1 道题。考完 step2 后 1 个月又参加 step1 考试， step1 的基础课程，如生物、化学等以前学得很少，但由于有了第 1 次考试的经验，第 2 次考试感觉轻松多了，且自我感觉也好得多。考试后 1 个多月，我每天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成绩，以至于成绩通知单到了竟不敢打开，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揭开信封，看到 pass 这个字以后，差一点激动得晕过去， 2 门考试同时通过！当时我的感觉是如此难的考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通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吗，于是对申请外科住院医生训练充满了信心。然而，兴奋得太早了，虽然申请了 20 多个外科住院医生训练项目，但只拿到 3 个面试，面试通过后开始 match ，然后等待结果。结果根本未 match 上，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进入外科是多么难，很多美国人都 match 不上外科住院医生训练。没有 match 上的人大多可以在这些项目中找到 1 个 preliminary program ，这个项目可以持续 1 到 2 年，是 1 个临时项目，临时项目结束后仍然不能保证你能进入正式项目。

经过老板推荐，我进入了布朗大学医学院外科 preliminary program ，即在外科试用 1 年。美国住院医生训练的第 1 年称为 intern 。当我向老板 ( 胃肠外科主任 ) 辞职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 你已经是布朗大学医学院的 assistant professor 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真的要去重新做 intern 吗？ ” 我回答说： “ 是的，我一辈子都想做外科医生，不管有多苦，我也要干下去。 ” 他说： “ 那好，但你要记住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他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当我进入外科住院医生培训后，才体会到 “ 没有退路 ” 的真正含义。在美国做住院医生，比我想象得苦一百倍甚至一千倍。当时，美国外科住院医生平均每周工作 100 个小时以上，有些医院甚至达到 136 个小时，我所在的医院平均工作时间是 100 到 120 个小时。美国的外科患者相对于国内的外科患者，一般年纪比较大，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做手术很常见；且合并症多，如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周围血管病、脑血管病等。这些患者做完手术后，出现任何内科方面的问题，都要由外科住院医生处理。因此我必须重新学习内科处理技能，如补液，高血压、高血糖、心肌梗死、肺栓塞处理，心跳呼吸骤停的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做完 1 年住院医生后，我觉得自己不仅是 1 名外科医生，而且是 1 名全科医生。

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有两个方面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教学和理论。住院医生在手术之前，必须将要做的手术从基础到临床，以及手术步骤进行全面地复习，因为上台之后，上级医生会不断提问，如果你准备不充分，回答不出问题，上级医生会剥夺你的手术权利，仅让你拉钩。培训期间每年都有理论考试，称为 Inservice Examination ，这可以算是一种模拟考试，为住院医生培训结束后考 Board 作准备。

美国住院医生培训制是一种淘汰制度，干得不好随时可能被淘汰，所以每个住院医生都很努力，尽量把工作做得最好，而且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因为以后找工作要靠上级医生推荐 ( 住院医生是一种临时训练，毕业后得重新找工作 ) 。在普通外科训练期间，还要轮转其他外科的专科。一般住院医生每年要主刀完成 400 到 700 台手术，第 4 ～ 5 年能主刀做胰十二指肠切除 (Whipple) 手术，毕业时所有大手术都能独立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住院医生一旦毕业，都能独立工作，独立管理患者，无需高年资医生指导。

做了 3 年普通外科住院医生后，我发现普通外科并不是我最终想要从事的专业。因为我觉得美国普通外科实在太 “ 普通 ” 了，经常作些乳腺活检，疝气之类的小手术，复杂手术很少。而且，美国外科医生训练总的来说是理论要求很高，实际操作能力反而不如中国扎实。为此我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整形外科对外科技术的要求在外科各专业中是最高的，我开始申请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整形外科是美国所有外科专科中竞争最激烈的专科之一，要想进整形外科难上加难。整形外科培训的传统途径是：先完成 5 年的普通外科住院医生训练，再做 2 ～ 3 年整形外科住院医生，这条途径叫做 independent pathway ；后来又出台了 1 条新的途径，名为 integrated program ，即做 3 年普通外科住院医生，然后做 2 ～ 3 年整形外科住院医生。我当时已经完成 3 年普通外科住院医生培训，已有资格申请整形外科住院医生。但我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厉害，因为申请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的都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各大医学院的高才生。

记得面试的时候，考官问我： “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 ” 我回答说： “ 因为我的科研经历、我的国际化背景、我在中国 5 年普通外科加上美国 3 年普通外科住院医生的培训，是我独一无二的特长。 ” 总算 match 上了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Milwaukee ， Wisconsin 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当时的主任 Dr Larson 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整形外科前辈，他曾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第 1 位整形外科医生，可以说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整形外科的奠基人。进入整形外科后，我果然发现对手术技巧的要求比普通外科高得多，尤其是显微外科手术，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让我感觉如鱼得水。但整形外科对我来说又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又得重新学习理论，需要阅读大量的教科书和期刊，奋起直追，以赶上美国住院医生的理论水平。美国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范围很广，从颅面到手外科、创伤外科、显微外科、乳房重建及其他各种修复重建和美容手术，我在住院医生培训期间每年手术量达到 1 千多例。在整形外科训练过程中，我逐渐对显微外科及大型的整形修复，特别是一些新的皮瓣，尤其是股外侧 (anterolateral thigh, ALT) 皮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该皮瓣在 80 年代已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宋教授在 Br J Plast Surg 首次报道，但这种皮瓣一直没有流行，尤其是在西方几乎没有人做。记得我在整形外科做第 1 年住院医生的时候，在 VA Hospital( 退伍军人医院 ) 看到 1 例因下肢瘫痪而长褥疮的患者，该患者已作了多次褥疮修复手术，但又复发了，已没有其他修复褥疮的选择了。当时， VA Hospital 主任对我说： “ 你去想想办法，看能否将褥疮修复 ” ，于是我开始寻找关于 ALT 皮瓣的文献，当时我们俩均未做过该手术，我将所有相关文献都找出来，把手术过程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和主任共同完成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此后，我们便开始了 ALT 皮瓣生涯，为许多患者进行了手术，并很快在 Plast Reconstr Surg 上发表了文章，这是美国第 2 篇关于 ALT 皮瓣的文章，这也为我今后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80 年代，新的皮瓣不断被发现。在修复学科中，还有一个领域没有人敢碰，那就是气管修复。在我做整形外科住院医生之前，我对气管修复也一无所知， Matloub 教授从 80 年代就开始做气管修复的动物实验，通过老鼠和狗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给人作。 10 年前， Matloub 教授将动物实验结果的文章寄出去，文章基本上已被接收，但 Matloub 教授忘记对退修稿进行修改，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发表。在我毕业前， Matloub 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其所有有关气管修复的研究材料放在我面前，说： “ 这是我 10 多年在气管修复研究方面的心血，我在 Milwaukee 已经没有机会再往下做了，希望你把它们带到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有一天能在患者身上把气管重建的工作开展起来 ” 。我当时非常感动， Matloub 教授把他这么多年的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我。

自从我把 ALT 皮瓣做起来，我在美国便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我的科主任是从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过来的，他对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很有感情，再加上我对整形和显微外科的兴趣又非常适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这样的肿瘤中心，所以当我住院医生培训毕业找工作时，主任便非常努力地帮我联系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的工作，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整形外科的显微修复在美国可谓最好，也最有名，要进这样的地方一般还需做 1 年的显微外科和肿瘤修复重建 fellowship ，由于我在住院医生期间比较能吃苦，做了很多显微外科手术，技术已算熟练，所以教授们都为我担保，认为我不需要再做 fellow 了。经过各位教授的大力推荐，我收到了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整形外科的正式聘请。

在住院医生培训的最后 1 年，我们有 1 个月的 Elective month ，可以自己选择去任何地方学习。当时，比利时 Gent 的 Dr. Phillip Blondeel 用穿支皮瓣作乳房重建闻名世界，于是我选择去比利时 Gent 学习穿支皮瓣。同时，还驱车去斯洛文尼亚的 Ljubljana 城，拜访了在创伤修复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 Dr. Marco Godina 的故乡。 6 个星期的欧洲之行，不仅使我学到了很多业务上的知识，也让我对欧洲的文化、名胜、人文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次欧洲之行，似乎在冥冥之中为我将来在显微外科的工作指引了方向。

显微外科生涯—— working a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001 年 6 月底，完成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后，我从 Milwaukee 驱车来到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在那里开始了我显微外科肿瘤学重建的生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肿瘤中心之一。多年来，美国新闻杂志 (US News) 将它评为美国排名第一的肿瘤中心。

从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早中期， Dr Larson 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的第 1 位整形外科医生。整形外科成立于 1988 年，当时仅有两名外科医生， Dr. Mark Schusterman 和 Dr. Steven Krol 开始进行显微外科手术。由于 Dr. Mark Schusterman 在头颈部重建显微外科手术中的卓越贡献，他在 1994 年获得了 Godina 奖。同时， Dr. Steven Krol 作为 DIEP 皮瓣乳房重建的领军人物而闻名于世界。 1999 年，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的另 1 位整形外科医生 Dr Gregory Evans 也获得了 Godina 奖。 Dr David Chang 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第 3 位获得 Godina 奖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于 2005 年获得该奖项。乳腺和头颈部重建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另外还有躯体重建，如胸壁、腹壁、背部、脊柱、骨盆以及四肢等重建。但我们不做单纯的美容手术。 2009 年，我们科做了 3500 台重建手术，其中包括 354 台游离皮瓣乳房重建， 351 台游离皮瓣头颈部重建和 55 台游离皮瓣躯干和四肢重建。我个人每年要做 70 到 80 台游离皮瓣重建手术。

我刚到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时，科里只有 10 名医生， Dr. Geoffrey Rob 是主任。那时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还没有人会作 ALT 皮瓣，且全美几乎没有人会作。当时的主力软组织皮瓣是垂直腹直肌皮瓣 (VRAM) ，于是我给自己订了个“ 5 年计划”：第一，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和全美国推广 ALT 皮瓣；第二，找出 ALT 皮瓣的新用途；第三，把 Dr Matloub 教授在气管重建上所作的工作开展起来。我当时想，如果我能够在 5 年之内实现这些目标，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

然而，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这样著名的医疗机构开展新的事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幸运的是，主任 Dr. Rob 非常支持我的创新工作。在第 1 年，我就完成了 50 个以上的 ALT 游离皮瓣，并且建立起了 ALT 皮瓣穿支系统命名。阻碍 ALT 皮瓣广泛应用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它复杂的穿支系统的解剖关系，因为它们存在太多的变异。因此，我努力探求是否有一定规律可循。我发现穿支血管主要集中在 3 个地方，最恒定的位置在髂前上嵴和髌骨外上角连线的中点，另两个穿支位置则分别位于这个点的上方和下方约 5cm 部位。基于这些发现，我建立起了 ALT 皮瓣的“ ABC 系统”， A 、 B 和 C 分别代表 3 个穿支位置，“ ABC 系统”让初学者更加容易地学习这个皮瓣，故使其很快得到了推广。

一般在手术前，大多数医生都会用手持式 Doppler 探测穿支血管的位置。然而，因西方人比亚洲人肥胖得多，经验证明用这种 Doppler 装置探测穿支血管的位置并不准确。因此，我做了 1 项关于 Doppler 装置准确性的研究。结果发现，有些 Doppler 太灵敏而特异性为零，而另一些 Doppler 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低；而用“ ABC 系统”定位则比 Doppler 检测准确得多。自从我把 ALT 皮瓣介绍进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以后，它就很快取代了 VRAM 皮瓣成为主力软组织皮瓣，尤其在头颈部重建中。 2009 年，我们作了 200 多例 ALT 皮瓣。自 2002 年以来，我一直在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年会上讲授这个皮瓣，且培训了大量的住院医生、 fellow 和其他外科医生，我对 ALT 皮瓣在美国的广泛应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LT 皮瓣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用股外侧皮神经进行感觉神经移植。我研究用有感觉的 ALT 皮瓣进行部分和全舌切除后重建的感觉恢复，发现感觉神经移植后，皮瓣的感觉恢复很完全，经过放疗后皮瓣感觉恢复会延缓半年左右；部分和全舌切除患者，用有感觉的 ALT 皮瓣重建和用无感觉神经的 ALT 皮瓣相比，吞咽功能明显改善，并且患者总体感觉良好得多。为此，我成为世界上 ALT 皮瓣感觉神经移植报道的第一人。

咽食管重建更具有挑战性。对于全周性缺损，包括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在内的很多医学中心都用游离空肠瓣进行重建。虽然空肠瓣很可靠并且愈合也很好，但它最大的缺点是需要附加肠道手术，且发声功能很差。咽食管重建常用的筋膜皮瓣是桡侧前臂皮瓣，它也有其缺点。我当时认为 ALT 皮瓣可以弥补这两种皮瓣的不足之处，可扩大 ALT 皮瓣的适应证。当时，尚无关于 ALT 皮瓣用于咽食管重建的文献报道。我从 2002 年初便开始开展该手术，并很快被所有头颈外科医生所接受，因为它对供区损伤小、术后恢复快，并且说话功能也可以得到很好地恢复。逐渐，咽食管重建的金标准从空肠皮瓣转化为 ALT 皮瓣。

ALT 皮瓣窦道和狭窄的发生率约 9% ，与空肠瓣类似。但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从 16 天降至 8 天， ICU 时间从 3 天减少至 1.5 天。吞咽功能和空肠皮瓣相似，有 86% 的患者能恢复正常饮食， 7% 的患者需要部分管饲， 2% 的患者需要完全依赖管饲。

全喉切除术后，传统上患者需要用电子喉发音，其音质很差且很机械。近年来，气管食管穿刺 (TEP) 成为喉切除术后发声的金标准，但该技术很少用于游离皮瓣咽食管重建。有人通过几例患者，试图将 TEP 用于空肠皮瓣咽食管重建，但患者说话感觉很“湿”而且很费力，因为空肠会产生大量黏液，而且失败率也很高。最近我们将 TEP 用于 50 多例 ALT 皮瓣咽食管重建患者，结果 80% 的患者都能恢复流利的讲话，该数据几乎能赶上全喉切除术后无游离皮瓣重建患者发音的质量，这也是 TEP 发音的最高质量。

头颈部重建最大的挑战是对付“冰冻颈”，“冰冻颈”常由放疗和外科手术引起，颈部缺乏组织层次而由瘢痕组织代替，这种状况在喉癌术后复发、咽皮瘘和下颌骨放射性骨坏死伴瘘管中最为常见。对这部分患者实施重建有 3 个主要的障碍： (1) 因为放疗对血管的损害，手术十分困难，分离时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颈动脉破裂； (2) 除了需要对食管气管缺损或下颌骨缺损进行重建外，还常常需要同时修复颈部皮肤缺损； (3) 缺乏受区血管。既往对很多这种状况的患者都不予以重建，或者需要两支游离皮瓣或游离皮瓣 + 带蒂皮瓣进行缺损修复，难度极大；术中常需要寻找内乳血管、头静脉，甚至锁骨下血管作为游离皮瓣的受区血管，因而手术风险和难度都很大。面临这些困难，我开始探索用颈横血管作为受区血管。这些血管在整形外科界中知之甚少，也极少有报道。这些血管常位于放疗区外，因此相对容易解剖。我发现约 90% 的患者可用颈横血管。因此，利用这些血管实施手术能迅速解决上述三大问题中的两个，不仅可避免颈动脉破裂，还可提供皮瓣的受区血管，而使用双皮岛 ALT 皮瓣则可很好地解决三大问题中的另一个问题，即修复颈部皮肤缺损。这种新的手术方式，使以前极其复杂的手术变得简单易行，显著地减少了外科手术的风险并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喉癌术后复发比较常见，偶尔会复发于气管造口处。手术时常需要切除胸骨柄、部分胸骨、锁骨和第一肋，使无名动脉、锁骨下动静脉、颈动脉，甚至上腔静脉等大血管暴露，死亡率非常高，预后相对差。这种重建手术的目标是尽可能在较低手术风险的情况下提供简单可靠的缺损覆盖。于是，我开始尝试使用内乳动脉穿支 (IMAP) 皮瓣。 IMAP 皮瓣曾在穿支皮瓣术语中被提及，但从未有过用于临床的报道。我们于 2005 年将其成功用于临床整形修复，并在世界上首次报道。我们发现，用这种皮瓣进行气管造口，下颈部和上胸部皮肤缺损修复不仅简单易行，而且相对稳定可靠。

我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用 ALT 皮瓣作盆腔和会阴部重建的人。很多患者在直肠癌复发后需要进行全盆腔清扫、结肠造瘘和尿道造瘘。造瘘后使用 VRAM 皮瓣和股薄肌皮瓣进行重建显然过小，而 ALT 皮瓣联合股外侧肌实施重建既简单又可靠。

在我工作的头 2 年，我成功地完成了 ALT 皮瓣的创新运用并在全美推广，为大量的头颈部重建确立了新的金标准。之后便开始探索和尝试风险较高的气管缺损显微重建手术。大的气管缺损重建手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缺损主要由甲状腺癌、食管癌、原发性气管癌、先天性缺损以及创伤引起。很多有较大气管缺损的患者被认为无外科手术指征，而无法接受外科治疗。我的目标是为这些“无手术指征”的患者成功实施缺损修复，为他们力争一线生命的曙光。这种重建手术的实施对气管良性病变及以局部侵犯为主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尤为意义重大。首先，我将 Matloub 教授 10 多年前的动物研究撰写成论文并发表。 Matloub 教授在小鼠模型中，设计用 Gore-Tex 管做支撑，筋膜和植皮做内衬的人工气管。根据这一原理，我在美国成功地施行了第 1 例巨大气管缺损患者的重建，用前臂皮瓣做内衬，人工血管材料做支撑。这名患者术后气管功能完全正常，并能像常人一样生活。该病例后来在 2006 年胸外科年鉴中被刊登和报道，是首次见诸于英文刊物。这次手术以后，我又成功实施了 10 例这种手术，术后患者大多均能正常生活。 2004 年，我获得医院气管重建动物实验的科研基金，后又获得 Kyte 气管工程学科基金。

我工作前 3 年在 ALT 皮瓣创新、头颈部重建、气管重建方面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我预定的目标，并因这些贡献而于 2005 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最近又破格提升为正教授。 2007 年，我获得了 Godina 奖，以表彰我在显微重建外科中的突出成绩，从而得到了美国及国际整形外科界的认可。在初次拜访 Godina 医生的故乡斯洛文尼亚 Ljubljana 市 6 年后，于 2007 年 5 月，我作为 Godina 医学奖获得者受邀故地重游，感触颇深。同时也有幸拜访了世界各地很多著名的显微外科大师，如澳大利亚的 Ian Taylor 和 Wayne Morison 、日本的 Isao Kosh 、波士顿的 Julian Pribaz 和中国台北的魏福全等专家。 2008 年 1 月，在洛杉矶 ASRM 年会上，我很荣幸地作了 Godina 专题学术演讲。

每年我除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教学和研究外，还在继续挑战自我，攻克更为复杂的临床问题，其中之一是全食管切除胃代食管失败后的重建。这类患者常因为纵隔炎和气管食管瘘而危及生命，为此常需先行清创、引流、食管造口以挽救患者生命，待病情稳定后再行二期食管重建。二期食管重建时，我们采用 supercharged 的空肠瓣，将拉到颈部的空肠系膜血管行显微吻合。这个手术极其复杂，难度也很高。我们是美国唯一常年开展这种手术的医疗中心，在 50 多例行此手术的患者中， 90% 能够经口进食而不需要管饲。伴有气管切除时则更为复杂，除用 supercharged 的空肠瓣重建食管外，还需作游离 ALT 皮瓣重建气管。

结 论

对于外国医学院毕业生，能在美国成为 1 名外科医生，其间经历的挑战是巨大的。能成为 1 名整形外科医生，甚至显微外科医生更是困难重重；而能够在美国外科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可能性则更是微乎其微。这需要极端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长时间的住院医师训练，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当然也需要好的运气。我还记得在高中时的一句话：成功 = 天才 + 勤奋 + 机遇。尽管我可能缺乏前者，但我同时具备了后两者。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同事、朋友、家人，他们在我奋斗的道路上给予我巨大的指导和帮助。我也感谢早年栽培过我的外科前辈曾宪九、费立民、朱预、张建希教授等，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和教导。在此，对所有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