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代表人民问题
——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沉重思考

一、人民根本利益被边缘化的基本情况
（一）工农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政治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
（二）大量国企破产倒闭、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丧失，工人阶级正逐步失去赖以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根本依托。
（三）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使农民阶级已经沦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四）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已使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三要素”成了新的“三座大山”。
1、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已经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
2、老百姓在高学历的就业环境和高学费的上学门槛双重挤压下已经近乎绝望。
3、失控的房价已经使基本民生演绎成“奢侈品”和压在人民心头的又一座“大山”。
（五）国际资本对我国的产业控制触目惊心，积重难返。
（六）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正在使我们民族的繁衍生息受到致命威胁。

二、造成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原因
（一）“改革”的私有化走向是导致人民离心离德的首恶。
（二）以允许甚至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为标志，党的队伍构成正在被异化，党和国家的根本性质正在被改变。
（三）对“经济至上”的盲目提倡，必然推动贪腐之风，形成官僚资本集团。
（四）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背离，必然导致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投降，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卖。
1、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了一些领域和地方心照不宣的执政基本点。
2、对国际资本奴颜婢膝，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利益。
3、扼杀国家创新能力，不惜重金为国际资本献媚。
（五）党的意志的退化，不仅造成对党的肌体的根本性危害，而且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失范。
1、作秀成风，影响恶劣。
2、肤浅庸俗，愈燃愈烈。
3、形象工程，最没形象。
4、舍本求末，终又害本。

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真正代表人民的问题
（一）必须重申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迫性与根本意义，并以此统率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
（二）要强化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体系建设和对政府的政治监督，确保执政效果与人民利益的统一。
1、强化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必要的立法保护。
2、设立国家宪法法院，让宪法由象征意义变为护国利器。
3、必须强化对各级政府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坚持宪法原则的情况的监督。
（三）要加强能够确保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制度建设。
1、确保来自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代表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主体地位。
2、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工农群众代表，以利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3、要建立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听证制度。
4、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要按时公布其财产，就其子女亲属就业情况接受质询。
（四）恢复我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为党的建设打下最坚实的政治基础。

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代表人民问题
——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沉重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同志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性质和根本宗旨，回答了我们党“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8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之四》也指出，“不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

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党目前的实际状况能不能切切实实地把胡锦涛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我看不容乐观。

因为，能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取决于党的领袖的一个声明，而是取决于这个政党中手握大权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日益边缘化的政治环境里，能够切切实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人民根本利益被边缘化的基本情况

什么是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的眼前利益、具体利益相比较，人民根本利益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抽象性。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它的宏观与抽象，使其成为一个可以任人信口雌黄、随意编造的戏法，而应从其质的规定性上，根据其基本构成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人民根本利益真实的实现程度，找到问题症结，明确以后的努力方向。笔者认为，人民的政治社会地位、人民赖以成为国家主人的所有制依托、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人民能够正常繁衍生息生态环境等等，都应该是构成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要件。下面，就这些具体构成要件的现实状况做些分析。

（一）工农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政治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

人民的基本状况是由人民的主体来体现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由人民的构成主体来体现的。在我国，人民的这个构成主体，不是哪些人可以随意指定的哪一部分，也不是什么新的社会阶层。它只能是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都是依附于工人阶级的社会阶层。在一个国家，看它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程度与力度。而这个程度与力度的体现，就是其代表在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比重、地位与利益诉求被重视程度。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根本方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近些年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呈步步下降趋势。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中，工农代表占51%，第五届为47%，第六届为29％，第七届为23％，第八届为21％，第九届为19％，到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在2985名代表中，工人农民551名，仅占18.5%。这不仅与工人、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所占比重根本不成比例，而且其中真正的工农代表实际上寥寥无几，其代表名额相当一部分被党政官员、各种精英、富豪人群所顶替或挤占。以有据可查的辽宁、湖南、云南、新疆四省区为例，辽宁省112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1名工段长、3名村支部书记（党委书记）——这3人中，有2人担任着企业董事长。湖南省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属于工农身份的没有一名产业工人，只有3名村支部书记；云南省91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没有一位产业工人和农民；新疆6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能挨上产业工人边的有2位工程队队长（副队长），能挨上农民边的是1位村支部书记。人大如此，政协同样存在着界别内委员名不符实的现象。新华社2007年3月5日电稿中引述了全国政协委员舒安娜如下话语：“我在政协农业界，可这里一个农民都没有。”“部分界别的委员结构需要调整，如工会界别，担任委员的很多是工会领导，真正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寥寥无几，直接代表基层说话的声音太弱。”难怪有人感叹：“这样的人大代表怎么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呢？这样的人大代表怎么会对中下阶层的人民负责呢？”

人代会如此，党代会如何呢？据对28个省市区代表团和中央国家机关、金融系统、中企等31个代表团共1681名代表的统计，其中真正属于基层一线工作的190人，占11.3%。细分如下：工人代表43人，占2.56%；农民代表11人，占0.65%；基层党组织（村支书、社区支部书记等）负责人54人，占3.2%；运动员17人，占1%；艺术界（演员）11人，占0.65%；知识分子37人，占2.2%。（另据《东南快报》统计，在31个地方代表团中，农民代表46人，占代表总人数的2.07%。其中村支书33人，妇女主任2人，普通农民11人）纯粹的农民代表仅仅相当于演职员代表，比运动员代表还要低。把工人、农民、村支书、村妇女主任加在一起，仅占5%多一点。在陕西省的42名代表中，58岁的“治沙劳模”牛玉琴是其中唯一的农民。“0．2％的农民代表就是我，0．2％的小学文化还是我。”牛玉琴说。同样是女性，37岁的安徽淮南养猪大户陈广书也受到认可。“我是作为先进模范人物被推荐上的。”她说，721个省党代会党代表，有700人给她投了赞成票。

对于2007年的十七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专门组织了答记者问，各主流新闻媒体也竞相作了突出报道。极具影响力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甚至不惜这个黄金时段，连续“访谈”了两天。目的很明确，就是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次十七大代表的选举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代表的构成是合理的。然而，这个“答记者问”一经发布，马上赢来质疑一片。

这位负责人说：“分布比较合理，各方面代表都有。当选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有工人、农民、军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干部，还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网友则认为，“重要的并非仅仅是涵盖的职业和领域，而是这些职业和领域中的什么人？官员还是民众？”

这位负责人说：“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的比例提高”，“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占28.4%”。网友们提出质疑：不知道“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如何界定，如果模糊，则说服力不强。例如对工厂，工人和车间主任算第一线还是厂长书记也算第一线？例如对公司，销售人员才算第一线还是总经理、董事长和党组书记也算第一线？再如对高校，教师才算第一线，还是校长书记也算第一线？如果都算第一线，那么这个比例提高不提高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谁都知道，工人、车间主任和厂长书记，职员和总经理董事长党组书记，教师和校长书记，在群众心目中可是天壤之别。这样做，普通党员还有什么权力？中央怎么集思广益？怎么听到党员群众的呼声？对于网友这一质疑，我们找到了明确列有“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代表”的江苏代表团名单。该名单列有21人。其中：工人1人，村支书2人，社区书记1人，知识分子5人，管理人员2人，演员、教练员2人，公务员3人，董事长5人。可见，即使在生产和工作一线的代表中，工人也不到5%，农民没有1人。有两个村支书，但一个兼任副镇长、一个担任著名企业集团副董事长。工农代表数还赶不上演职员代表。董事长、公务员们倒毫不含糊地占到了将近40%。

在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规定，省区市的十七大代表中，“双新组织”代表要占“适当比例”。其实，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沈文荣、朱相桂与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等7位民营企业家集体亮相，就曾引起热烈议论。现在，这一阵容扩大到20个左右，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政经验丰富，身上有许多政治光环。今年当选代表的浙江万丰奥特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坦率地说，“我以前也得过很多荣誉，但我觉得这个全国党代表是最高荣誉。”《东南快报》记者在报道中说，“意义远非如此。许多民营企业家已经远远不甘于担任人大和政协的职务，他们渴望接近更高层。”对此，网友质问：“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资本家代表？“议事能力”——是否意味着普通党员应排除于有“议事能力”之外？

可以说，近些年一些明显倾向富人和官僚阶层利益、导致工人、农民利益严重受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法律能够大量出台或得到默认和纵容，与党代会代表、人代会代表的构成比例失衡，在政治领域内轻视、甚至无视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不无关系。如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物权法》的出台，都能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形成法律。然而，国有资产保护法1996年形成草案，但至今仍未通过。与保护私有财产同样重要的帐户唯一财产登记议案，因为多多少少会侵害到既得利益者部分眼前利益，就很少有人大代表愿意提及，也就根本无法形成法律了。对于严重侵害国有企业职工利益的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对于剥夺农民土地的土地开发热等严重违犯宪法的事件，也很少有代表愿意站出来维护正义，因为很多人大代表本身就是这些违宪事件的受益者。如果私有财产不经过登记鉴别就可以进行保护，如果严重违法宪法的事件都没有人来制止，那么，贪污腐败、鲸吞公有资产、偷税漏税、克扣工资、造假走私等一切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就会受到鼓励而更加变本加厉。而一旦真正到了党派与界别皆为别有用心者或者所谓的新社会阶层所把持的时候，那么工人、农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实现机会势必继续减少，直至被完全剥夺。

（二）大量国企破产倒闭、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丧失，工人阶级正逐步失去赖以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根本依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下岗工人待业、再就业的无数例证都反复证明着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的无可置疑。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成为国家主人，不就在于我们有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根本依托么？我们很难想象，通过这样“改革”、那样“改革”，最终将广大人民的这个“根本依托”改没了，将他们的国家主人地位改成了随时被私营企业主支配的“打工族”，却仍然幻想让人民群众认为我们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仍然坚称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浓于水”，那将是何等地不可思议！

29年过去，尽管相当一部分人对新中国建国后的前29年，使用了大量的贬损、侮辱的字眼，但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在全国人民心中，则仍然是这样的记忆：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劳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由于缺乏经验走过一些弯路，但在旧中国一穷二白和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基础上，以平均每年增长7.4%的速度，较快地建立起我国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在世界上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明显地居于发展的领先地位，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进一步加快。从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长9.7%。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94万亿元，居世界各国的第4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应当充分肯定，同时也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全国人民视为命根子的“根本依托”却出现了问题。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特别重要的部门进军。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从业人员的结构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的若干资料，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测算（二、三产业），2006年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为32.5%与67.5%。当前，这两者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这就是说，目前，除农民之外，全国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阶级中2/3以上的人员已经失去国家主人地位，沦为新的劳动商品和资本的奴隶。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化，对国家来说，是加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削弱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则是直接引起劳动者在企业地位的根本性变化，重新成了任由私营企业主挑选的劳动力商品。

由于工人阶级企业主人地位的丧失，同一地区同样工种，在国企与在私企相比，且不说政治地位，即使劳动强度和工资待遇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据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年公布的调查材料，直接生产工人周工时超过法定40小时的占45％，超过51小时的占17％。山东青岛市一家电子有限公司开工一年多，每月人均加班100小时。一家针织有限公司强迫工人连续加班3天3夜，许多工人晕倒在工作台边。有材料说明：“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是国有企业的1.2倍。”而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要相差两三倍以上。据国家有关资料，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仅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到6%，不到发达国家的3%。这些私营企业主，宁可让国际上通过“反倾销”加大进口关税制裁、宁可让国际劳工组织进行抵制，也不愿拿出一少部分利润增长工人的工资。这既是国有企业难以同私营企业平等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又是这些私营企业为何能够实现快速积累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广大工人阶级来说，根本问题就在于，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资本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又经我们的手把他们又送回资本的枷锁之中。2007年4月9日，新华社一则“一项4000户入户调查显示: 上海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的消息就很能反映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尴尬。

这正如仲大军《请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诉求》一文中所说，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一切都在开放搞活，唯有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窒息！工人阶级的表达权、结社权、谈判权、罢工权都被抛到烟霄云外和社会的视野之外。在这种力量对比失衡的状态下，中国的企业改革只能是一场资本利益的改革，管理者利益的改革，只能大量出现EVA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十分明显的东西：“基层工人月薪千元左右，而最高层管理者年薪100万元，其他大小官员年薪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些还只是表面的白色收入，至于一些灰色、黑色收入就更无法看到或计量。”

这样，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地了。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北师大教授钟伟的统计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另外，中国社科院在一份年度调查报告中也指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除了社科院之外，一些媒体也就此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让人担忧。《中国青年报》于2006年12月底发表的报告显示，90％的受访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

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大陆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而这些家庭与其他阶层相比较，财富的增长速度又是最快的，他们所管理的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幅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家庭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

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这样一个基本的数字，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原因是我们制定的贫困标准与国际上普遍通行的标准不一样。中国目前使用的贫困标准是年均收入637元到882元，而世界通行的国家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不低于1美元。于是，尴尬自然难免。2004年3月23日，世界银行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宣布，中国贫困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了2900万。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却说，中国贫困人口只不过从1981年的6.34亿下降到2.1亿。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8月15日发表社论，题目是“经济失衡是中国的真正风险”。社论指出：“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底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上述社论的当天，胡润百富在上海首次发布“富豪消费价格指数”以及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据胡润测量，2007年的新贵消费门槛已达3800万元。胡润还根据自己2007年7月在成都和宁波分别与他邀请的20名当地富豪及精英人士共进晚餐时的感受，慨叹：中国富豪洋酒知识比我还丰富！

在当前，有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我国已上升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并在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有些人因贫穷所迫而卖血、卖脏器、卖身甚至自杀或铤而走险。最近凸现出来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等民生问题，虽然通过政府二次分配（财政分配）可以起到某种缓解作用，但根子却在所有制上，绕开所有制问题谈公平分配和民生问题无疑是隔靴挠痒。

（三）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使农民阶级已经沦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建国以后，正是农民的“奉献”，我国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初步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然而正在农业亟需“反哺”的时候，我们在农村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却是雪上加霜。

一是国家对农业投入锐减，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一直是在吃“改革”前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现在老本也将要吃光。据中原地区某农业大市有关部门调查：该市主要灌渠及其建筑物均已风雨飘摇30多年，最早的已达47年，而他们的折旧年限仅为20年。由于长期缺乏养护维修经费，至今仍然“遍体鳞伤”地“挺立”在灌区内。该市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33条大型河流，相当一部分河槽淤积严重，堤坝残缺不全，桥涵配套不齐，排水不畅。一遇秋涝，便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本已基本齐全的农田水利设施，早些时候是因为分田单干而被毁被平，后来又因“两工”取消无力修建，可以说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

二是直接对农服务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断奶式”的“一刀切”式改革，可谓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比如农科站、农机站、植保站、土肥站、水利站、林业站、畜牧站等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本已在人才配置、队伍建设方面自成体系，形成网络。正是这种“断奶式”式“改革”，使财政投入锐减，冗员大量涌入，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基本上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空档”状态。不少地方农技部门化验、试验设备简陋，教学、培训、交通条件落后，许多乡镇连必要的培训试验都无法开展；有的地方“七所八站”人去室空，门可罗雀，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他们吃饭生存尚成问题，农技推广之艰难更可想而知。据河南某市调查，由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滑坡和推广体系的断裂，导致60-70%的农业科技成果未能得到及时推广和利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是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使农业发展彻底丧失了元气。前几年，国家各银行都进行了商业化改革，把营利性放在了首位。但对于如何保证信贷风险相对较大的农用信贷则没有可行性政策，结果导致本来就极度缺乏发展资金的农业不但求贷无门，而且严重的资金外流。农民说他们一个一个就像“吸血虫”，通过各种储蓄“吸”走了农村的资金，而且绝大多数是“一去不回头”。据了解，河南开封市，本是一个农业大市，每年各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就多达70多亿元，是国家对农民补贴的许多倍。2004年召开的中国农业国际投融资论坛披露，即使常常自称为“农民自己的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2003年全部贷款只有10％投向了农村，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比例是98％。正是这个原因，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全国约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的是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4万亿元。

广大农村已经处于积贫积弱、难以为继的状态。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民头上悬着“三把剑”——上学、生病、打官司。不要说，最广大的普通农民，即使一般农村的中上等农户，这三件事，无论碰上哪一件，都难逃“一步回到解放前”的厄运。据2004年某报载：一个已经进了大学门坎的农家孩子，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其父被逼得自杀了！2005年9月22日《楚天都市报》据新华社电：一18岁的云南女孩因大学高额费用压力，“录取通知书成催命符，女儿考上大学母亲上吊自杀”；2007年8月7日《信息时报》报道：2007年，在贵州，儿子被大学录取，绝症母亲不愿拖累选择自杀——《大学通知书要了母亲的命》……

这些虽然是典型的个例，但诸如此类，还有生病就医、打官司被折腾得倾家荡产的事情屡见不鲜，最多仅仅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农业的持续低层次徘徊，持续扩大的城乡差别，和农村青年对农村的绝望。

在农村，仅失去土地、无法耕作的人数，现在全国大约有4000－6000万人（李志宁《令人震惊！全国被罩进“低工资制”的大网》）。据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3月18日答记者问时说，目前按625元脱贫线划分，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另据社保部消息，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为3000万，低收入人口为6000万左右，约占农村总人口10%。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05年报告中提出，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

现在，广大农民没有明显的增收途径，同时却要承受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飞涨，普通农民的生产活动基本处于亏损状态，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状况的长期徘徊，是导致广阔的农村市场长期萎靡不振、假冒伪劣充斥的最深层原因，也是数以亿计农村青年对农村发展前景失去信心、争先恐后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一些地方官员津津乐道“劳务经济”巨大成绩的背后，往往是比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那种“圈地”运动还要狠毒的损招：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那种“圈地”运动，是发展工业却没有工人，只能通过“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耕者无其田”，不得不涌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而我们的劳务经济则是建立在削弱农业以致让农民对自己的祖业绝望的基础之上，涌进城市，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同下岗、失业工人进行骨肉相残，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提供最具挑选余地、价格最为低廉的生产劳动力。

这招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给本来就已被挤压得处境十分艰难的工人阶级带来了更大压力，不但要面临“减员增效”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换员增效”的压力，即用廉价的、不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农民工”来替换成本相对较高的现有工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则迫使这些颇具“难民”特征的农民工不得不“自愿”接受收入勉强糊口、劳动强度最大、权益基本全无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广东省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气走投资者”。据2006年1月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然而，对大部分农民工来说，连这个0.5美元也拿不到。

工资如此微薄，但也难以如期拿到。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广东省有关部门曝光，仅佛山市两家血汗工厂，一家拖欠1700多名工人工资高达480万元；一家拖欠1145名工人工资共344万元。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暴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然而，尽管总理一再为农民工讨薪，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不到真正解决。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而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其中建筑业欠薪问题尤为严重，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李毅《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维持农业再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供一个新的资金来源。但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导致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主力军进一步弱化。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空巢村”，有知识有技术的强壮青壮年外出打工，而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人们戏称这些村为“三八六一部队”（指妇女和儿童）。这样无度发展下去，不仅给农村社会治安造成大的隐患，而且容易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二是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绝大部分依其文化素养与技能只是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做的脏活、粗活、重活，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即使个别佼佼者，其实没有几个回乡的，即使回乡也没有几个用学到的先进理念与技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对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可能产生大的实质性推动。

（四）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已使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三要素”成了新的“三座大山”。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特别令人沉重的词流行开来，那就是“新三座大山”。我们知道，“三座大山”是指旧中国对广大民众残酷压迫剥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这个新的“三座大山”则是指房改、医改和教育改革给基层民众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巨大痛苦。

现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民众对这三个问题的关切甚至超过了对久议不改的腐败问题的注意。2007年2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一则“看病住房上学新三座大山再成两会关注焦点”的消息说：截至昨日14点，新华网“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新“三座大山”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人们对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之不满甚至达到了非理性、极端化的程度，以致于那些公开为现状辩护的人往往遭到互联网网民的尖锐批评，被斥为“代言人”或“房托”、“医托”。

一则传播颇广的新民谣，对“新三座大山”作了形象的描绘：“教改把家长逼疯，房改把家底掏空，医改是提前送终。”

人们套用形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说法，把它称作“新三座大山”，反映了人民对这三项改革的反人民性质的基本态度。

1、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已经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

“新三座大山”中医疗这座“大山”的形成，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铺天盖地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市场化”潮流。其基本特征就是放弃政府的社会责任，把事关亿万民众生老病死的医疗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以医疗卫生为例，据卫生部的官方数据，中国的卫生总费用1980年是143.2亿元，到了2005年已急速上涨到6623.3亿元，其中政府支出17.2%。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负担了57.2%。而我们只有区区的17.2%！而企业、社会单位负担达到23%，个人负担的医疗支出比例则从1978年的20%逐渐攀升到现在的60%左右。

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旗帜下，聪明的商人从政府“不给钱给政策”的默许中看到了巨大商机，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一个个破土而出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这就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医疗机构的严重两极分化。由于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加上政府投入的倾斜，使大医院的技术水平、设备条件越来越高，而初级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很多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所以在看病时，人们都往大医院跑，农村人就往城市跑。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卫生部有关负责人透露，现在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已经瘫痪了。另一方面是药品滥用及药品价格失控。目前中国的药品销售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实现的。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最普遍的是“医药合谋”，靠向患者出售药品特别是贵重药品牟利。相对医生来说，患者基本不具备选择能力，常常不得不花冤枉钱。来自卫生部的数字显示，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4.7%，但医院均收入却增长了69.9%。2005年中国卫生界还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一位老人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6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但这并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

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去看，29.6%应住院不住院。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据卫生部统计，2000年中国卫生费用中，农村卫生费用占22．5%，城镇卫生费用占77．5%，这就是说，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据《成都晚报》报道，2005年4月19日晚，四川金堂县农民付利松，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是很多没有医疗保障的困难者的真实写照。

2、老百姓在高学历的就业环境和高学费的上学门槛双重挤压下已经近乎绝望。

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意味着国家发展的后劲；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则意味着子女以后的生存条件和前途。所以，在教育事业发展上，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基本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教育，即使一些人均GDP只有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国等等都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朝鲜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而这些年他们的经济情况比我国差得多。2003年12月3日晚，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会议宫会见美国239所学校近600名师生时说：“没有教育就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古巴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实行9年义务免费教育、现在已实行12年义务免费教育。但是，号称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世界一极的我国却不肯真正负担起这个义务。

中央党校教授潘云良算过一笔账：“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工资。中国农村小学教师有380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保证其每月500元的收入，需要232亿人民币。全国农村还有中学教师223万人，如果保证其每月800元收入，总费用是214亿人民币。两项加起来是446亿人民币，占2002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用中央财政来支付义务教育中最大的一笔教师费用，完全可行。”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到世界倒数第8位。

既然政府不愿出钱，教育部门就要用“市场经济的原则”走“产业化”之路。于是，明暗两条“高收费线”就构成了它们的独特景观。一条是明线，这是国家允许的收费。有人将我国教育收费情况与其他国家作了比较。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的，每人一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折合人民币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就每年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有人做了计算，最近的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了约20倍；但这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有机构计算出，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上完4年大学，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国家公开允许的收费尚且如此，以“乱收费”为特征的收费暗线就更是令人叫苦不迭了。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千亿元人民币（该统计数字不包括隐藏瞒报的数额）。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的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人民币，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2003年已涨到7万元人民币。2004年国家审计署披露了广东化州、浙江东阳、河北涞源等50个县基础教育经费的审计结果，发现“2001年至2003年10月，45个县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政府部门违规制定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校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一些政府机关将“乱收费”金额挤占、挪用去盖楼、吃喝甚至合伙瓜分。如广东省化州市财政局挪用学校收费资金4百万元用于平衡预算；该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交纳的1,356万元图书资料款、体检费等以现金、私人存折等形式隐匿账外，其中大部分已被集体和个人私分。

2004年7月，学者谢泳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学费猛于虎》。文中说，“说大陆现在是学费猛于虎，一点也不为过。这里的学费还不光是指大学的学费，而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费用。教育乱收费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收取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刘建峰《忧郁与梦想—— 2004年的中国》一文说，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三，不得不屈服于持续11年的高收费，这把中国绝大多数贫困家庭的血汗，吸得一干二净，使得他们再也无力承担大学的教育支出，可以说，大学收费是诱因，是导火索，是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但孩子手中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往往成了催命符。为学费而陷入困境，最终竟以自杀收场的极端事件，在2004年达到频发的高峰。

该文还列举了2004年发生的几例血案。2月27日，一位女大学生自杀未遂的消息见诸《内蒙古晨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长滩乡业林阁村走出的大学生小英，贫病交加，眼看着弟弟要因此失学，在2003年12月为减轻父母负担而跳楼。6月4日，18岁的四川省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卧轨自杀，《华西都市报》报道说，郑清明是优等生，因欠缴600元学费，眼看不能参加高考，学校称他精神不正常；《青年参考》的报道说，光是他的学费——公立中学的学费，就花掉了他家全年的收入。7月19日上午10时，山东博兴县湖滨镇王桥村村民刘小防服毒自杀，《齐鲁晚报》报道说，一小时前，其子被大学录取的通知书送到了其家中，但随通知书一并寄来的5750元的学费单让这个家庭感受到的不是喜悦。7月26日，福建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李清培的母亲林冰心喝农药自尽。《东南早报》报道说：此前，林冰心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大学后，表面上非常高兴，可暗地里却常常偷偷流泪，并多次告诉乡邻，自己因无法承担家庭贫困及抚养一对子女的压力非常厌世，“很想早早解脱”。8月2日，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小祁家镇农民孙守军以服毒自杀来向考上大学的儿子“谢罪”，新华网辽宁频道报道说，孙守军留下遗书，写道：“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8月4日晚，北京顺义杨镇二街村村民王俊华喝农药死在自家院里，《京华时报》报道说，8月3日，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录取通知书，王俊华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技校，学费共约8000元。王俊华的工作是清理村里的垃圾，年工资7900元，这是全家的生活来源。死前，王俊华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8月20日，吉林农家子李致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始为8000元的学费四处筹措，未果，几天后，其常年多病的老母在牛棚外悬梁自尽。8月26日，居住原沈阳重型机械厂单身宿舍的刘淑杰服用约100粒安定自杀，次日被救醒后对《辽沈晚报》的记者说：“我想让她上北京的大学，可学校的学费太贵了，又什么都不能免；我就想让她在沈阳上个大专，可是学费还是拿不出来。”报道说，其女儿周娜被北京应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本科专业录取，学费、住宿费、杂费等每年8350元，周娜含泪退而选择了沈阳英才信息专修学院。但是，刘淑杰还是不能凑齐4100元的学费。11月22日，西安市长安区一名初二女生在树上上吊自杀。村民称，事发前几天，学校向学生收费，女生因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没有按时将钱交到学校。事发当日下午，老师让她回家拿钱……10月29日，新华网的报道说，青海省乐都县竟有1336户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57岁的乐都县马厂乡马厂村农民刘树通向记者介绍说，他和老伴为了供儿子和盲人女儿读高中，上大学，已连续卖了10多年血，一年平均卖血六七次，每次400cc，能得到280元钱。家在杏儿湾村的初三女生李琴秀说：“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小学五年级，父母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每人每年卖5次血，已经连续七八年了，卖血只够交我们的学费……”

现在，教育改革的趋利性导向，使大量的国家教育投资成了只有城里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美餐，而农村教育正面临严重危机。《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在2004年10月举行的“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和现实”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许多教育学者对农村教育现状表示了严重担忧。他们指出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离开学校、教师工资拖欠严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农村教育面临的三重危机。高辍学率在农村的初中阶段已经很明显，有的地方甚至高达20％～50％。“相关部门提供的几乎都是虚假数字。”据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王烽博士介绍，2002年全国城乡小学入学率之比是1∶0．75，考虑到城乡儿童的基数，这意味着每年农村有110万名儿童不能入学（城市中的数字为11万）。

我国城乡长期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使农村公共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靠农民自身力量又无法承受义务教育之重，这样，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无缘高考。据统计，在每万人录取人数中，城镇青年的机会是农村青年的3倍多。而高等教育资源也因城乡身份而差别巨大。城镇学生占有了大部分的优质资源，而属于农村学生的大部分是中下等资源。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即使有幸考上大学，也是饱受歧视，在冷眼中挣扎的。一旦大学毕业，没有几个愿意回家乡工作的。这样的农村教育，不但不可能为农村培养大量人才，事实上连农村那几个可谓凤毛麟角的人才也流失殆尽。河南省尉氏县一年送走大学生数百人，毕业分配回家乡工作的不到十人，其中本科学历的极少。

3、失控的房价已经使基本民生演绎成“奢侈品”和压在人民心头的又一座“大山”。

对于“住房”这座大山，沈晓杰在他的《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和《中国“房改”反思录》中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因原文太长，这里以这两篇鸿文为基础，做一些简要分析。

看中国房改，不得不说到两个文件。一个是1998年7月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另一个是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开发商“参与制定”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

1998年，以国发23号文为标志，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拉开了大幕。按照房改政策制定者当初的政策设计，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新的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在“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同时，房改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对此加以突出说明。文件中特别强调：“对不同收人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它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按照当时的一般推算，文中所述的“最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分别占了城市总人口的5%和10%左右，有的城市这两种家庭加在一起的比例，连10%还不到。这也就是说，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占到整个城市的85-90%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房改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主流，应该是占绝对主导的“经济适用房模式”，而不是房地产商掌控的“开发商模式”。

经济适用房在房改中的“核心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再三对它高调力挺。他不仅特别强调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还语重心长的说：“中低收入家庭是目前城镇家庭的主体，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实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重要条件。”他一再叮嘱建设部的官员：“住房建设……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宅建设的方针、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为此，国家的十五计划还明确提出发展房地产业要以经济适用房为重点。

据了解，经济适用房之所以被温家宝作为房改的重要目的和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志，关键就在于它有着一般商品房所不具有的三大特性：行政划拨土地、严控价格利润、取消政府乱收费。正是这三点使它“与中低收人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使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

然而，23号文中为占城市人口10-15%的“收入高的家庭”也提出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那就是“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实际上这个“市场价商品住房”恰恰为以后的房地产投机留下的缝隙。对于“见缝就钻”的资本投机者来说，他们不仅要“钻”，而且还要把“缝儿”撕大，尽可能实现其最大化。于是，1998年在住房体制改革中完成了公房出售，使巨额存量资产变现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后，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很快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共谋大发不义之财。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等开发上，几乎全部推给了那些房地产商来进行。其理论根据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正是这个对23号文的“阳奉阴违”，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绝对主导模式逐渐由中央提出的“经济适用房模式”暗化为房地产商掌控的“开发商模式”。

推动这个对中国房改目的与原则的根本性颠覆的主要有三种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得利忘义；二是有关官员食利自肥；三是开发商暴富欲望的推动。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独特景观：政府动用政权力量推动、贪官污吏借机捞钱并乘势升迁、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圈地敛钱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发展”模式。其中，地方政府与不良官员可谓充当着为虎作伥、帮虎吃食的角色。

首先看政府的得利忘义。不要说在房改之初，通过公房出售使巨额存量资产变现为政府的巨额财政收入，即使各级政府垄断土地资源，通过与银行和房地产商联手操作，就已经把土地开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和“第二金融”。2001年至2003年间，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5年开始对房地产业“调控”，土地出让金总额仍高达5505亿元；2006年一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3000亿元，预计全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将突破50%，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财政”（事实上，北京、广州、深圳等房地产热点区域（2006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过了2005年全年的总额）。而经济适用房建设则显得如此寒酸：按照建设部领导的说法，1998—2003年经济适用住房累计竣工面积4.77亿平方米，它对中国每个市民的“贡献率”只有0.887平方米；而按照国家信息中心房地产信息处一份研究报告，从1999年正式开始到2004年终结的六年时间内，全国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仅仅只有2.18亿平方米，人均“贡献率”仅有0.402平米(2004年全国城镇人口为5.4283亿)。实际上，从2002年初开始，在全国的众多城市就出现了成批取消经济适用房的情况。

再看那些依靠房地产食利自肥的贪官污吏。实际上，和“交通厅长现象”相比，各地主管房地产等城市建设的城建副市长中出现的腐败群发案，要远远比“交通厅长现象”严重的多。

《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对苏、浙、粤三省一些地方公开出来的腐败高发“城建市长现象”进行了粗略扫描：

早在2003年4月下旬，随着“主宰了温州市10年城建”的原副市长杨秀珠的出逃，终于为那些原本就对“城建副市长”的“寻租和腐败的油水”有众多疑问的人士揭开了“黑幕的一角”。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消息，杨主要就是“出事”在房地产上的贪污受贿。根据媒体引自温州市纪委的统计，杨秀珠目前已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

早在杨事发的一年多以前，深圳市原分管城建和国土的副市长王炬就因为在房地产上“滥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和礼金，并为其子女亲属非法敛财谋利”而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中纪委和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查实，王炬仅利用职权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一项，少交地价款就高达１．２亿元。在他的放纵下，其女儿女婿通过为他人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牟利得到的“好处费”人民币1550万元、港币1180万元，并以借款名义向有关当事人索取人民币4160万元、港币1200万元。这位“城建副市长”家族“搞钱”的数目之大，为常人所无法想象。

拿浙江省来说，早在杨秀珠案发前，杭州市分管城建、规划工作的副市长叶德范就因为在拆迁和房地产上的受贿，于2001年3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浙江三大城市中的宁波的出事高官，更是“升格”到“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的级别。据报道，2000年10月，原宁波市委书记兼市长许运鸿因在房地产和其他方面“滥用职权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大城市如此，中小城市的副市长们也“不甘落后”。如被处有期徒刑10年丽水市的原常务副市长魏连新，同样被判刑10年的原临安市副市长郑柏松，被判15年的海宁市副市长马继国等等，他们的涉案都与房地产上有关。

而在浙江北面的江苏，仅沪宁沿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这五大城市，这几年几乎是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位“城建副市长”甚至更高的官员出事。首先是在2004年６月因受贿27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常州市“城建副市长”张东林。这位在“经营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城建副市长，所接受贿赂的18个行贿人中有17个是房地产开发商。这边常州的城建副市长被判刑刚刚半年多，那边有着20多年地市级官员“百官共廉”神话的苏州，城建副市长姜人杰也因“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三条罪状被“双规”了。据报道，姜的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天文数字，“有关部门在搜查他家时，抄出来的现金来不及点，是用秤来称的，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姜人杰的案件还没被判，高居江苏省人大“第一副主任”之位的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也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减免土地出让金、土地置换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索要、收受他人钱款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而于今年7月被“双规”，并在最近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

其实全国各地类似的情况可谓是“屡见不鲜”。大到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以及在前几年已被处以死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最近又有北京的城建副市长刘志华，小到被笑称为“三玩市长”的湖南郴州市城建副市长雷渊利等各地案发不断的“县市级”，城建房地产方面的官员腐败的“前赴后继”已到了难以准确统计的“高发”地步。就犹如数着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那样，人们早已不再把“城建副市长”由于贪污受贿而倒下当作什么新闻，只是猜测下一个倒下的“城建副市长”究竟会是谁。

实际上，腐败频发的“城建市长现象”早已不再是分管城建及房地产的副市长的“专利”，任何只要是可以在城市批地、拆迁及房地产等城建上有“说话有份量”或决策权及影响力的书记、市长甚至纪委、司法系统等“实权人物”，都可以借此寻租和“捞上一把”。受贿高达950万、挪用公款2650万元的“三玩市长”的雷渊利就曾经“委屈”地说过，他的贪污受贿，在当地连前几名也排不上。果然不久后郴州的“一把手”市委书记和“三把手”纪委书记等都纷纷落网。所以说，房地产上腐败高发的“城建副市长现象”，早已成为一种“泛城建市长现象”。社会各界对此的“认识”是如此的“高度一致”，以至于在百度上搜索“城建副市长”几个字，你会有一个令人称绝的发现，第一个跳出来的条目，竟然是教他们如何做“城建副市长述职述廉报告”的商业广告。

1999年建设部曾经就“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表彰过20个优秀的城建市长。几年过去后人们发现，就是在这样的一批“优秀市长”中，竟然还有前面提到的深圳、杭州等地出事的副市长，也有副市长转到人大没几天就“请辞”去当了开发商的老总。另外，厦门的原城建副市长赵克明和原十堰市市长马荣华也分别因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问题，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城建市长中“优秀者”犯案的比例就如此之高，普通城建市长的腐败高发就可想而知了。

沈晓杰认为，在中国出现的房地产暴利和腐败高发的“城建副市长现象”，可谓是典型的特殊集团的利益寻租和相关官员权力寻租的“综合症”之一。开发商暴利，靠的是政府的土地和房地产方面的主管部门，允许其对城市住房土地使用权的垄断而实现“寻租”的；而官员的权力寻租，则是官员个人通过手中的“批地权”等权力资本得以兑现的。从这点来说，在房地产上的利益集团寻租和官员的权力寻租，正是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深刻写照。这里的“权”，就是掌握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官员阶层，而“贵”则是像房地产开发商这样靠着政策的“倾斜”而迅速暴富特殊利益集团。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勾搭成奸”，不仅使得中国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之创下了全球最不可思议的“畸高记录”，而且也使得腐败高发的“城建市长现象”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一大特色。

三看房地产商的需求。为了维护“来之不易”和“不仁不义”的“一夜暴富”，巩固和做大使他们“财源滚滚”的开发商模式，中国的开发商不仅比任何利益群体都更加“处心积虑”的拉拢官场上的“有权有势”者，寻求“坚强有力”的政治庇护，而且也特别舍得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大力打造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开发商每年数以亿计的“银弹”攻势中，越来越多官员“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成为开发商的“代表”和“守护神”；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了开发商的“奴婢”，整天“摇着鹅毛扇”“上下吹风点火”，想方设法为开发商的暴利提供“理论武器”；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了开发商的喉舌，为这个强势集团的“特殊利益”造势和摇旗呐喊。据报道，有位开发商就以“亲历说明”，“如果当官的给我的带来了5000万元利润，我愿意拿出2000万甚至更多”，这就很能说明其中的“道道”。以此为例，如果某个楼盘每平方米价格高达1万元，开发商的利润为5000万元，官员的权力寻租就可高达2000万元；而如果房价下到了8000元，开发商的利润为3000万元，那么官员的“租子”也只能在1000多万元；而如果再降到6000元，开发商的利润只有1000万元，可能官员的“租子”最多也就是几十万元。因为开发商觉得这是正常的利润水平，无须再为权力寻租付出太多的成本。所以，就是从寻租和受贿的利益最大化来说，某些“城建市长们”也是高房价的坚决支持者。

谈地方政府和不良官员与房地产商的三角关系，不可能抛开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可以说，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全部笼罩在“发展就是硬道理”和GDP崇拜的甚嚣尘上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城市的书记市长，不是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因为衡量各地官员“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政绩”，就是看一个城市面貌的“变脸”速度。似乎只要一个城市高楼林立，就意味着那个地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那个地方的官员就是“干实事、有本领、可重用”。这样，这些依靠房地产暴富的贪官污吏自然就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不但能使地方政府获得巨利，又能壮大党政领导政绩、使其获得升迁机会，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在这个大背景下，使几年来对中国房改目的与原则的根本性颠覆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房改性质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即18号文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据说，由建设部起草的这个通知，开发商也曾“参与制定”。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潘石屹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一些房地产商学习18号令会议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禁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报道称，任志强看完后也发出会心的一笑。北京另一房地产商张宝全认为：该文件“很实在，句句都在点子上”。

开发商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中国房改的灵魂——经济适用房的大众化政策，终于在利益集团的合谋之下被“颠覆”了。占城市人口80%的普通市民宪法保障下居住权利，一夜之间就化为了乌有。作为“全民”的众生，不仅要花巨资去买自己土地的使用权——交土地出让金，而且更要承受开发商暴利的盘剥。因为你“别无选择”！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50多年来第一次“新富阶层影响中央决策”。

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在全面实施号称“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而在此前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宅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343元，年均增加为57元。也就是说，2004年全国房价一年的增长水平，要比前六年年均增加的57元平均水平要高出295元。这就是“政策的威力”。因为正是在“18号文件”的“指引”下，全国90%的市民，只能到开发商那儿去买商品住房。而按照当初98房改的政策设计，他们应该享受的是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一旦住房市场的绝对操控权掌握在开发商的手里，在一个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法律欠缺、公民对官员“胡乱作为”难以制约的社会体系中，“吸血成性”的开发商能干出什么样的“好事”就再清楚不过了。据计算，仅2004年一年开发商通过操控房价“超速增长”而榨取的额外暴利就高达1000多亿元。这几年房地产市场在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房价更是一路暴涨，连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的调控措施也在开发商强势“反作用”和相关官员的“合谋”下屡屡“失控”。根据计算，现在开发商一年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所得就高达4000亿元左右。

这10000多亿，既是开发商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影响政府决策所获得到的“红利”，也是老百姓用天文数字般的血汗钱，为“房改新政”所付出的额外成本。正是这个“房改新政”，使开发商成了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当全世界的住房商还在为3-5%的平均利润率而劳作之时，当中国其他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还只能在10%上下“摇摆”的时候，中国开发商正在以自有资金300%左右高的离谱“暴利率”，强取豪夺着社会公众的财富。这样的“新政”究竟代表了谁，人们就再清楚不过了。

这样，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怪象也就自然而然了。作为商人，房地产商为何能够轻易地动用司法机关顺利完成圈地、拆迁、圈钱等一系列高难度运作，甚至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在政府部门正常办公的情况下动手拆除机关办公大楼？同样是建住宅楼，对于老百姓来说，纵使你拥有土地使用权，也必须转卖给房地产商，然后你再掏高出建筑成本几倍的钱买回来？为什么在国家整顿土地批租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商的囤地风潮却愈演愈烈，这项抑制土地闲置的重要手段，甚至被许多地方政府作为吸引投资的“大礼”，“奉献”给了房地产商？为什么面对房地产商利用铺天盖地的伪信息诱骗消费者的大环境，不少地方的职能部门则态度暧昧、不予澄清？如此这般，要支撑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暴利，房价焉能不高？中央政府为抑制房价虚高，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结果是越抛土地，房地产商囤积越多；越加税收，这些税随即又连“利息”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终于使房地产业成了一匹国家难以驾驭的野马、国民经济的黑马、和谐社会的害群之马。

实际上，在当初取消福利分房、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之时，以供应商品房为主的开发商模式，不仅不是其中的唯一选项，而且也不是主要的选项。它只是新的房改政策中，专门为占人口1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所制定的一种住房供应模式。当时这也是一种对富人收入进行“调节”的办法。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种原本只为富人设计的“开发商模式”，仅仅过了几年，就取代经济适用房模式，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主宰。18号文件的一纸公文，硬是把占中国城市人口80%、4亿多的普通大众，从政府保障的经济适用房模式的“怀抱”里，推向了张着“血盆大口”的开发商的手中，并美名其曰“坚持住房市场化的基本方向”。

毋庸讳言，房地产业事实上已经或正在给许多地方带来了社会资金投向畸形、社会消费结构畸形、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在相当多的地方，第二产业除了房地产，几乎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了。GDP中含量最大的就是房地产。难怪一些有识之士警告说，房价在一定阶段内畸高，不仅会严重影响百姓的安居生活，而且会拉动其他相关行业投资过热，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危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宪容甚至提醒说，应防止房地产业“挟持”中国经济。

在当今的中国，有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就是房地产已成为中国富豪们最大的“暴富制造器”，这点从“中国首富”排行榜的“迷雾一般的闪变”中就可见一斑。不久前就有消息说：身价160亿元世茂集团许荣茂在地产首富的位置上还没有坐够半年，到 4月底就被广东碧桂园的“杨家二丫头”以600亿元大幅超越，并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但杨家“二丫头”刚登顶的“中国首富”位置还没坐稳，又传出重庆的吴氏女地王身价700亿的秘密。这几年来，在每年各种“首富排行榜”排出的中国十大首富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和房地产有关。

有个材料具体很能说明这些地产商的暴富程度。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有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虽然开发商在中国成百上千万的“资本家”中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但他们在2006年“百富榜”中所占的比例，却远远高居第一，占到了“百富榜”富豪的四分之一以上（高达25.5%）。所以把房地产称之为中国的“暴富制造器”，没有半点的夸张和“冤枉”。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子榜。对此，连胡润自己也不得不感叹：房地产业是中国造就富豪最多的行业。

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推算，目前，全国房地产开发商个人及大股东大约有20万个左右（全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万多个）。他们一年从买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就高达4000多亿，几年下来的违法暴利所得就高达上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全国每个开发商个人或股东三四年“开发”下来，平均每人获取暴利500万元以上。正是在开发商模式的垄断下，一个城市几百万上千万的市民，要为几百上千个开发商的“房地产暴利”多“打工卖命”十年甚至几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每户每家只要你购买商品住房，就都要为开发商的暴利交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暴利费”。上海自90年代以来，十几年总建房面积5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按照上海去年的房价，新建房产总值是4.5万亿，增殖部分约3万亿，按照上海的解释，其中1万亿进入了各级财政，那么，至少有近2万亿落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上海自90年代以来，十几年总建房面积5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按照上海2006年的房价，新建房产总值是4.5万亿，增殖部分约3万亿，按照上海的解释，其中1万亿进入了各级财政，那么，至少有近2万亿落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全国几亿的城市人口，实际上是在为几万、几十万的开发商的暴富，“供奉”出自己的大半生的辛苦所得。

房地产业成为暴利行业的同时，也推动了“房奴”一词的流行。“房奴”，指的是支付天价房款而过度贷款或借款、承受巨大还款和精神压力的购房族。按房价占收入的比例计，现在日本房价最贵的东京，一般家庭用不到5年的收入就可买一套房，也就是说房价收入比低于5。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商品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联合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30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个比值正常范围是4～6。而在中国，根据某杂志2006年初的“房价泡沫排行榜”，全国37个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的家庭购房平均要用13.38年，最高的温州、上海、杭州等地要用超过20年的时间。相关调查显示，近四成人买房后生活滑坡，负债超过警戒线。据业内估测，在新购房人群中，每月偿付按揭贷款占个人收入比重30％以上的家庭至少有50％以上，而按揭还款占其收入50％的家庭大致有30％左右。从买房的资金来源看，只有8％的人选择了“家庭积蓄”，50％的人选择了“银行贷款”，40％的人选择了“家庭积蓄、银行贷款和父母赞助”组合。在目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家庭积蓄还没多到可以拿去买房子。有媒体指出，房价飙升的背后，是90%的城市居民购房意愿下降，是70%的城市居民丧失购买新房的能力，是全国城市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2亿平方米。2006年4月30日《瞭望》杂志发表了《中国住宅私有率超过美英的隐忧》一文。该文引用媒体披露的调查显示，有91.1%的人购房使用了按揭，其中31.75%的人，月供占到收入的50%以上，超过房贷按揭占月收入1/3的警戒线。在如火如荼的议论背后，是中国城镇住宅私有率超过80%的现实。对比美国和英国住宅私有率均为60%多的情形，中国住宅私有率之高令人深思。

“九年房改”下来，房地产经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解决住房问题转变为一些富人的产业投资游戏了。尽管房价炒得火热，空房率仍然高居不下，老百姓距离小康目标愈来愈远。九年前，中国城镇的人均住房面积还是18.7平方米，到了去年底，反而降到了17.44平方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果还是按照现在的开发商模式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到2010年城镇居民初步的住房小康目标（人均30平方米）“踏空”毫无悬念，而且就是到2020年能否实现人均35平方米的全面小康的住房目标，也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愤怒的民意不仅让那些当初推动教改、医改、房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百口莫辩、处境尴尬，而且也使一些官员改变立场、撇清责任。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仅点名批评了8个省市拒不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坦言自己的家庭收入也很难负担孩子的学费，而且怒斥“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某些高校收钱上了瘾”。他的直言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国内的主要媒体一致称其为“良心官”。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随后，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是“怨声载道”：“不仅患者不满意，医务人员也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也不满意。不仅‘有时间没钱的人’（如下岗工人）不满意，‘有钱没时间的人’（如外企白领）也同样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卫生部高强部长也公开抨击“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在民意压力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在对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一片批评的气氛里，几乎没有人再出来公开宣扬“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重要性和成功了。（杨光《“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事实的另一面是毫不吝啬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并且到了近乎无耻的程度。比如，因吃垮饭店、赖帐不给，被起诉至法院者有之，为出国旅游，伪造文书，被外国边防局识破，遣送回国者亦有之。这些行为主体，或地方政府，或执法高官，哪个都足以给党和国家抹黑。中纪委2007年8月7日对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撤销副检察长和党内职务的通报，就揭开了公费出国旅游的潜规则的一角。国内从事涉外旅游的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使用伪造的外国邀请函以应付一些外事部门的审批，已是实现公费出国旅游的惯用伎俩之一。据有关资料，这两项每年耗费的国家资财都在3000亿至上。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项的年支出额，如果用到民生上，即使不能基本上解决这“三座大山”问题，起码可以使其“削平”许多。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两项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大量耗费国家资财的顽症痛下杀手，而是把刀砍向了教育、住房、医疗这些民生福利，这怎能不令人民寒心？

有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现象的国家：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第一，豪华大厦的崛起世界第一，豪华轿车的消费世界第一，政府大楼的豪华程度超越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堪称世界第一，中国官员周游世界，中国富豪纵横天下。可另一方面，中国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工资占GDP比重却是世界倒数第一，有1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绝对下降。如果按照收入对学费、医药费、房价和抚养后代的承受能力来计算，无论共和国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世界横向比，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都是最穷的。

（五）国际资本对我国的产业控制触目惊心，积重难返。

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就是，国际资本对我国的产业控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

据郑现莉《清算原罪是和谐社会的前提》：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这个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为17％。这不仅引起国内资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以由加入WTO之处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

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呼应下，特别用心收购我国国有经济，达到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先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企业。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垄断与控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然而，近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的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橡胶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这些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允许的情况，还是在我们这个宪法明确禁止的主权国家大量的发生了。《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的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被合资；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有11家合资；化妆品，已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了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50%以上的份额。

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也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据有关资料：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以至生产线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购买，他们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取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只得纷纷退出市场。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流通领域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将会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时卫干在其“外资角色再审视：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外资控制”一文中介绍，据统计，2005年，国内并购案创记录地达到1251宗，数量上，外资占比在10%以上，而且外资的收购标的额，平均高出内资收购的50%。一般而言，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坚持着“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从行业上看，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凡此种种，这些热门行业都已经有外资进入。并购方阵营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比超过30%，欧盟企业次之，约占27%，其余来自东盟和日本等。

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八〇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知国家有关管理机关是智商低下，还是推聋装哑，这种状况的形成大多是在没有中央明确指示、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由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创造性工作”的结果。正是这些崇洋媚资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GDP数量，“不问所有，只看所在”，一面是国有企业50%（后改为30%）的沉重税负，一面是对国际垄断资本不仅长期提供“超国民待遇”，享受15%左右的低税率优惠，而且不惜损害农民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广大工人的利益，低价甚至是零地价向外商出售国有企业和土地。这种利用我们自己政权的力量，鼓励国际垄断资本打垮自己的国有经济的做法在世界上也是从来未有的。

这些都是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下完成的。然而，对其有切肤之痛的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用一句“这种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揭示了我们相当多的官员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忽悠”面前智商的低下。据2005年11月27日《参考消息》引外电报道：刘燕华说“以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就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但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刘还举例指出，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但在表面上繁荣的背后，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汽车工业。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这样被废掉，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局面。

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同志在《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中所说，更为可怕的是，目前正在收购控股中国产业的外资公司，很少有像美国卡特彼勒公司那样的产业集团，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混合型金融集团，如美国花旗银行、美林证券、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这里没有一星半点的市场换技术问题。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种现象，一国产业不是被外国产业资本控制，而是被金融集团控制。这些金融集团都是一些横跨银行证券两大领域、渗透所有产业之中、通过企业购并和衍生品业务实现资本增殖的金融巨无霸，已经完全不同于原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了，虽然它们名称还是银行或证券公司，但是原有的银行和证券业务都双双降到了10%以下。这样，他们对企业不再是以往那种通过存贷款的外在控制，而形成了一种内在控制，如果仅仅是存贷款的外在控制，企业仍然是我们的企业，产业仍然是我们的产业，而现在这种内在控制则会使我们彻底丧失企业和产业。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外资公司收购控制中国装备产业，如美国高盛公司收购双汇、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并非是完全的商业动机，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战略目的，就拿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来说，凯雷集团不仅仅是与装备工业毫无关系的一家投资公司，甚至它并不单纯是投资公司，而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像美国前总统、美国前国防部长、美国前国务卿、白宫预算主任、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著名政治家都是它的成员，号称“总统俱乐部”，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集团，并且是一个燃烧着反华反共的高度理想主义烈火的政治集团，他们下手收购中国的装备工业，肯定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美国的幸运，在于它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六）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正在使我们民族的繁衍生息受到致命威胁。

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只能是实用的、短视的、庸俗的、投机性发展，表面的繁荣往往掩盖着对民族根本性毁灭。

首先看看我们的能源消耗。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长9.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50%依靠进口。据李忠海《实施标准战略，规范和突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一文，我国万元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万元GDP的能耗为2.68吨标准煤，是发达国家水平的3－11倍。

对此，张宏良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3周年的时候，痛心疾首告诉国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郑重指出：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7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

再看看我们的生存环境。在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世界工厂”背后，除了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所有的“数字”以外，真正留给我们的只是世界“血汗工厂”的恶名、中国出口商品中60%的份额、国际垄断资本制造业末端大量聚集的庞大能源消耗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

2006年10月19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报导，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大陆的排放量，截止到2002年的10月间增加了33%。酸雨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态问题，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情况危急。过去几年里，有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近一千个湖泊因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正在逐步消亡。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16个。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75万人。

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换来的仅仅是10%的微薄工资，而80%—90%的利润则为外资拿走。2006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引外电消息：我国商业部研究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

国际垄断资本不但通过把制造业的末端在我国大集合，消耗我们的能源，污染我们的空气，而且还直接向我国出口垃圾。据新华社《参考消息》报道，全世界70%的有毒垃圾都运进了中国，垃圾已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商品之一，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仅英国每年倒在中国的垃圾就超过二百多万吨。汕头大学研究报告指出，南方垃圾进口地区的中国孩子有80%铅中毒，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每个中国人从小就歌唱的我们“可爱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现在居然变成了洋人的垃圾场，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奇耻大辱。

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GDP的13%（另据媒体报道，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DP的3%到8%，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生态破坏约占GDP的6%-7%）。高速增长的GDP，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经合组织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是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该组织在2007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又说，中国污染严重的环境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人的健康。”然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种趋势将越演愈烈。据彭博新闻社2007年8月13日电：“最近，北京的官员重新采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政策，当时他们曾无限期地推迟计算‘绿色GDP’。环保人士将公布经济增长成本的做法视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以后不再是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更多农民工涌入城市，污染问题极有可能恶化。中国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将更加严重，污染也将日益向境外蔓延。香港企业家应着手做新款防毒面具的生意了。”

更为严重的是，“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使中国在民生方面正在逐渐丧失战争能力，就饮用水来讲，由于污染，全国的自然水井已经报废，完全依靠深水井电泵抽水，一旦中国几大电网枢纽被摧毁，将失去向农村疏散城市人口的战备余地，十几亿人将因干渴而不战自溃，甚至多数人连投降的机会都等不到就会干渴而死。”（张宏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推行的“改革”，究竟代表不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人民怎样看待目前的社会现状？如果还不愿意自欺欺人的话，看看那些不胫而走的民谚、传说就可窥见一斑。这如同文艺创作一样，这些能够广泛流传的民谚、传说所反映的并不一定是具体的真实，而往往是事物的本质真实。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开来，原因就在于它反映着流传者——也就是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态。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同志，生前到各地采访，除了尽可能地深入第一线了解真实情况外，还要求各分社为他收集民间顺口溜。原因就是，顺口溜这种东西，常常能够反映问题的本质。

至今，人们仍能不时说起的一个传说就是，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曾谢绝一些省部大员的陪同，亲自深入到农家了解情况。当他问农民还缺什么时，想不到回答竟是：我们缺的是陈胜、吴广！随后也就有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有了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干部作风的高度重视。

一个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笑话：某人暴富后，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工人们议及此事，马上有人说，那好哇！这样，我们工人阶级队伍更纯洁了！

仅仅凭这些民谚、传说就认定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危机，未免难以使人信服。那么，从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必须精心组织警力，就像解放前地下党进村一样蹑手蹑脚，稍不注意就难以出村的情况，还不清楚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的实际状况么？从山西屡禁不绝的大大小小矿难中，从人神共愤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当地官员官商勾结、暗中怂恿的影子么？更有甚者，河北唐山武装到牙齿的黑社会事件、重庆开发商公开拆毁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事件，我们还能得出“莺歌燕舞”的结论么？

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各地普遍存在，但也绝对不可能是几个独立于世的“孤岛”。以黑砖窑事件为例，据媒体报道，四处寻找孩子们的家长们说，在山西晋城、临汾到处都有这样的黑砖窑，每个黑砖窑都有几十个上百个蓬头垢面的黑奴工。实际上，这种情况过去就不时出现在各地的媒体之上。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黑砖窑，不也照样被当地作为先进单位“享受保护”么？唐山市政商界名人、坐拥数亿资产、拥有政协委员、全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和河北非公有制杰出人才等名衔的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敢于拥有大批枪支弹药，使用军用装甲车招摇过市，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了至少8亿不义之财，即使如此，并且是被媒体曝光、全国哗然之后，当地领导同志不照样称其为地方作出了贡献么？且不说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如何，即使那些被查出的贪官污吏，在查处之前，他们的考察材料有几个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他们在我们的“三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中，有几个不是顺利过关呢？

在这种政治环境里，我们能够把胡锦涛同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指示落到实处吗？

二、造成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这种状况，决非一时一地所致。根本问题就在于，改革开放伊始，国际国内反华、反共势力就利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的无知、虚荣和崇资媚资心态，处心积虑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观点影响、渗透我们的执政理念，夺取“指导”改革的话语权，使我们的改革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对人民的命根子——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牺牲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改革，贬损、挤压、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怂恿、鼓励、支持资本主义经济，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愈来愈边缘化，从根本上离间了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人民认为党的政治路线并不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时候，由惶惑到冷淡、最后到敌视，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一）“改革”的私有化走向是导致人民离心离德的首恶。

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在哪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正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国家主人地位的根本保障，提供了绝大多数人不被尔虞我诈的弱肉强食剥夺最基本的地位、尊严与生存条件；正是社会主义道路，为最广大的人民提供了大家都能有体面的生活，能够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能够各尽所能、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正是人民民主专政，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除暴安良，提供切切实实的政治保障。然而，在我们明确改革的总方针时，这个关系最广大人民命根子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却与改革开放这个只具政策措施意义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层面之上，成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附属。这种制度与措施在根本地位上的本末倒置，其理论来源，是庸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否认“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已经被“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过的客观事实，打着理论上正本清源的幌子，推论出（资本主义阶段）“补课论”，这样就不可能不使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得到削弱。
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早就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在1957年也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大凡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几个食古不化，反对变革的。问题是，在改革之始，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的赵ziyang就为中国改革确定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坐标。

赵ziyang的改革努力与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l987年，戈氏在经过‘乌拉尔山中思考’后，号召苏联媒体对苏共进行公开批评以推进民主化。此前他已经破格提拔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近乎疯狂的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分子雅可夫列夫为苏共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在这位部长策动下，不仅苏共领导的主流媒体掀起了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狂潮，而且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也纷纷注册媒体加入这个逆流。一时间，真假“内幕”加上正误理论混杂在一起大量向人民倾泄。假作真时真亦假。宣传舆论上的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最终导致早已对奉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苏共中央怨声载道的苏联人民，对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也真假莫辨，无所适从。于是，戈氏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宣布解散苏共，随之又使苏联的解体那样地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赵ziyang接任总书记以后，则是公开与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结成亲密的团伙，搞所谓的“赵氏智囊团”，使这些在骨子里就鄙视人民、根本没有从过政、而且缺乏起码政治眼光和国家管理经验的人，通过他们与赵的个人关系，却拥有了很大的政治决策影响力，对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政策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正是赵ziyang这种倚重智囊、丢开人大和中央机构的决策模式，使得海外势力渗透中国决策成为可能。许多美国基金会蜂拥而上，通过邀请访问、讲学、学术研究资助和帮助实现英美留学等方式，对智囊团及其可能的候补对象进行拉拢。在1989年的学潮之后，邓小平所说的国外大气候就是指这种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列举了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对于和平演变中国的兴趣很不小，指名道姓的就有富布赖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等人，多是在这些基金会的安排下出国的。（据老田《赵ziyang人生里程中的光辉要点》）

我党有了赵ziyang这个“缝儿”，一直谋求对我党和平演变的西方政治家们自然有了努力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提出要求说：“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1988年，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亲赴我国，对赵ziyang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赵ziyang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在《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ziyang多次亲密交谈过，赵ziyang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廖季立曾对赵ziyang和宗凤鸣说：“社会主义不应以所有制为标志，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志，公有制占优势不行，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国有制没有效益，发展不了生产力，不能走向富裕。”赵ziyang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赵ziyang主张，“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杨继绳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ziyang时，赵ziyang还说过：“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

赵ziyang推行的改革一方面通过“价格双轨”把腐败推到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的不满掀起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狂潮，以致引起1989年的政治动乱。作为国务院总理，后来又任党的总书记，他推行的所谓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公然蔑视吗？对这些违宪而且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的行为难道不应该实行法律制裁么？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赵ziyang的党纪政纪处理，对这些反社会主义行为并没有进行坚决地纠正，而是连同反腐败的人民群众放在一块进行了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一是给相当一部分积极反腐败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造成了很深的心理创伤，二是为高尚全之类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法学家继续大搞资本主义改革保存了实力。时隔不久，这些人就重操旧业，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危害更烈。

因为改革的私有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加上权钱交易带来的官本位意识的极度膨胀，扭曲的政绩观带来的GDP冲动，使许许多多官员成了《圣经》中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长子权的以扫，不但对伺机攫取国家资财的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不惜引狼入室，与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一起，伙同国际垄断资本合演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双簧”。现在国有企业的状况，不就是当年克林顿对中国改革所要求的“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的目标么？看看长期在新中国引以自豪的国家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绝大多数产业工人不是已经实现了从国家主人到“打工族”的转变吗？
应该承认，“6.4”事件对我党的教训是深刻的。“6.4”之后，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了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90年3月12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决定》还指出：我们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时还为《决定》的落实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并决定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可惜好景不长。那些资本主义改革的阴霾尚未彻底驱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次南巡讲话，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强硬态度，很快就把我们的改革又扳回到它原来的轨道。特别是经过新的领导人的再次发展，进一步推动这个“改革”向着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迅猛发展。

（二）以允许甚至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为标志，党的队伍构成正在被异化，党和国家的根本性质正在被改变。

俘虏党的领导人，使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观点披上中国共产党的外衣，摇身变为指导改革的主流思想，把中国引入分化、西化的歧途，这是中国改革以来西方政治家们的得意之作。然而，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告诉他们，要从根本上毁掉中国共产党，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俘虏党的领导人，最根本的就是改变其构成，最终改变其阶级属性。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与壮大，他们这个努力也就逐步付诸实施。

当然，任何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的社会集团，随着它经济实力的发展，必然要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规律。区别仅仅在于是通过政权中的代理人来实现，还是直接进入执政党或政权机构本身。中国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当然不会放弃这种努力，在这两种渠道的选择上，当然要通过力争直接进入执政党或政权本身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195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剥削份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份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江泽民总书记于1989年8月21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这些根本原则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江泽民同志2001年的“七一”讲话。

事实上，十六大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不准资本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条件下，实际已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入党。据调查，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2000年为19.9%（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2001年达到29.9%（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6日）。这个比例已远远超过资本家参加民主党派的比例（2001年为5.7%），更远远超过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关于十六大让资本家暗暗作为代表参加大会的情况，官方主要媒体均不作报道，但个别媒体有所透露。如《中国青年报》2002年10月28日透露：“十六大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并列举了其中四位资本家的姓名及其企业名称。还说：“福布斯杂志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名的100名富豪名单上，有3位名列十六大代表之中。”并赞扬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及时团结、整合了各种新生社会力量。”惟一一个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填表登记的，是拥有12亿元资产的私营企业家——无锡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十六大闭幕后，《财经时报》2002年11月21日在题为《中共党史上首个开记者招待会的私营企业主——邱继宝》的报道中说：中共十六大的主持者，特地安排邱继宝举行个人记者招待会。邱由修鞋匠发展为拥有13亿元资产的富翁，但尚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富豪百强”的排行榜。报道还说：十六大主持者通过这一形式，将私营企业主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昭告全世界”。十六大修改党章后，2004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3.9%。

当然，党员数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大量的党员企业主加入了私营企业。可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之后入党的。据200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2004年，全国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共发展党员1.1万名，其中在私营企业主中发展党员894名。据人民日报报道，2007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达到32.2％。

消除了加入执政党的障碍，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和参政议政机构也就不在话下。6月1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在力求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同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私营企业主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超过三成。他们中间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３万多人。”另据其他资料：在十届全国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有200名，占代表总数的10%。同时，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65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2003年1月，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私营经济的政治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甚至有了很强的决策权和话语权。按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说法：“比如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等，都与新社会阶层的推动分不开。”

正是我党在关系党的根本性质问题上的暧昧，党的队伍构成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并且正在影响着我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现在不论统计出来的党员数字有多大，但看看我们的身边就可以明白：在我们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真正身处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党员，基本上由中老年党员组成，且大多数为老年党员，而青年党员极少。而构成我党党员主体的中青年党员，除了貌合神离的私营企业主之外，大部分集中在我们的政权本身。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四化”中知识化、年轻化的过分倚重，我们政权本身的这些党员主要由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客观地说，这些中青年特别是青年党员对工人、农民感情淡薄，实际上，我们的政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不但不像我们宣称的那样强大，反而是很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党员数量很大，但对社会凝聚力却很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有句古语：“冰炭不同炉”。想当年，如果我党十分热情地把南霸天吸收为中共党员，并且高看一眼，那么，吴清华等受苦受难的民众还能踊跃投身革命、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么？

（三）对“经济至上”的盲目提倡，必然推动贪腐之风，形成官僚资本集团。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执政以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环境中，党一旦离开群众，就无法生存。执政之后，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之大，可支配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前所无法比拟的。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党用手中掌握的更多的资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有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公共权力的这种特性，客观上使得一些党员干部有了追求个人享乐的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容易产生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产生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错误思想，有的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取私利，以致发生贪赃枉法、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这个道理是说，即使执政党十分注意政权变质问题，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将是很难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党中央就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一方面认真清理内部，一方面打退资产阶级的外部进攻。当时依法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厅级干部，在以后的近30年中，全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贪污腐化案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群众称颂，中外赞誉。

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贪污之风渐起，政法机关抓捕和处决的贪污腐化份子，比“改革”之前多得多，其中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但贪污腐化行为还是屡禁不止，而且迅速从量上由“有的”、“一些”向庞大的官僚集团转变，在质上由腐败行为向官僚资本转变。

早在1985年，这种现象刚刚露头的时候，陈云就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严肃地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份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5、356页）。在陈云的积极建议和亲自参与下，198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文件。

但是陈云同志的高瞻远瞩，终于抵挡不住“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旋律，腐败之风仍然摧枯拉朽一般席卷中国大地。因为，当一个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各级组织把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由“带领人民群众致富”变成“带头致富”的时候，当强调全党工作的“中心”时不再把姓社姓资、为公为私作为基本原则进行强调的时候，当他们郑重地把“金钱”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了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甚至“腐败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经阶段”的无耻言论成了许多官员心照不宣的共识的时候，这个问题由以“某些党政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为主要标志的党风问题，向官僚资本集团转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越反越腐，甚至推动着腐败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发展，似乎像“客观规律”一样地顺理成章了。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在当地政府的操纵下，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该案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冯明昌仅仅是个傀儡，背后操纵他的是当地政府的一批中高层官员。他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面对高达74亿元的巨额资金，冯明昌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而南海市少数官员则利用冯明昌这个傀儡，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运作，并逐步把国家银行的资金转入个人名下，成为私人资本。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个例。但是这个个例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多少“冯明昌”没有浮出水面？还有多少政府官员利用这样的傀儡，在疯狂地积累着资本？湖南市委书记的微服私访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

湖南娄底地处湘中，煤炭储量为湖南之首，地形地貌复杂，难以形成大规模集中开采，多为小煤矿作业。1993年至2002年，娄底市各类煤矿平均每21天就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每152天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2002年，娄底市煤矿发生事故89次，死亡243人；湖南有9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娄底占了6起。矿难为何难以杜绝？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经过对娄底众多煤矿的多次微服私访，结论是，矿难的根本原因是“官煤结合”———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为矿主提供不合理保护，从中渔利。
这正如某权威媒体所指出的，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统一于整个经济建设事业之中，这是经济社会健康、全面发展的必然。但是，在许多地方，一些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不是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地方基层政府官员一手操办。这种操办在“清官”那里，是鼓励、扶持和帮助；在贪官那里，就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掩体，制造冯明昌这样的傀儡，暗中骗取国有资产，进行血腥的资本积累。

这种具有特殊体制背景的官僚资本，最大危害在于，利用政府的权力肆意掠夺政府、社会、公民的财富，并据为己有，最终破坏整个社会的公正秩序，使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制造民不聊生的人间惨剧。这样的例子在近代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曾出现过，近年在拉美等地的国家也出现过，都可谓是前车之鉴。

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干部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干部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干部配偶子女有20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最近出炉的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在我国金融、外资、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业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其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3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这些官僚资本集团在大肆攫取国家资财、恣意出卖国家利益的同时，他们也知道这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于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意味着什么，于是，办理出国护照、往国外安排子女、向国外转移财产，已经成了贪官末路的统一模式。

新华网2005年2月28日载朱四倍《从外逃贪官坐收房租谈有效防腐》一文：贪官外逃已成为近几年颇为让人关注的现象，人们所知的，还有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等人，每一次都引起社会关注。 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而2004年1月，有媒体列出部分省市官员外逃和失踪人数,仅11个省市的数据是,官员失踪约3500人,外逃超过5000人。媒体报道，2003年，全国共36000名干部向境外转移资产，其总额达81亿美元，是年上半年，有8371名贪官逃往境外，是每年大约有4000名贪官外逃的两倍。2007年春节前的最大新闻之一，是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外逃的惊天大案，在这名支行行长外逃后面，是高达6亿元的资金“神秘蒸发”。

另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专家大致估计，光1997年—1999年间外逃资本总规模为520亿美元。在巨额的外逃资本当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有一定比重。而很多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时使用化名，或将巨额资产寄存在他人的账户下。这给国家收回资产又增加了难度。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花钱如流水，这些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官员。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专家认为，贪官携巨款人财两逃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洗钱犯罪行为，势必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潜在威胁。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贪官外逃，严重败坏党风党纪，有损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影响国家的整体形象。犯罪信息也是可以传播的，而近年来贪官“捞了就跑”现象传递出来的犯罪信息，影响非常恶劣，尤其是贪官外逃后却能逍遥法外，逃避惩罚，将会使一些不法之徒纷纷效仿，从而加剧同类犯罪。

（四）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背离，必然导致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投降，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卖。

1975年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个大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评《水浒》的重要指示。8月14日，毛泽东同志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对于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鲁迅先生早在1930年1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之后，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指示和鲁迅当年的论断，都透彻地剖析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深刻地揭露了投降派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及其反动阶级本质，也科学地概括了古今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和反动本质。现在看看党内这些“宋江”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同志当年号召“评水浒”的深远用意。

1、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了一些领域和地方心照不宣的执政基本点。

构成党员主体的基层党员和构成社会主体的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旦失去对党的政治路线、国家发展走向、大政方针的发言权与表决权，那就必然要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相当数量的党政机关或其负责人可以毫无顾忌的发表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背弃人民根本利益、鼓励资本主义发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与言论。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领导人心照不宣的执政基本点。

先说法律。根据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的说法，从1988年到2004年修宪，私营经济地位经过了四个阶段：由最初写入宪法，到“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到此次修宪改“引导、监督和管理”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家大法——《宪法》中已经确立了“新社会阶层”崇高地位。而随着2005年2月被称为“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形势朝着有利于私营经济的方向迅速发展”（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加上这几年《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小企业发展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的先后出台，以及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修改《公司法》、《证券法》和《破产法》，拟定《反垄断法》、《国资法》和《融资租赁法》，这一系列体现市场化导向的法律与“36条”一起，正在塑造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

再说降低产业门槛。据国家发改委调查显示，到2004年，非公经济在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限制进入”的情况。而国务院“36条”出台后，2005年3月1日《法制早报》报道说，“36条”最大亮点是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明确赋予了非公经济国民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法制早报》还说，“36条”明确了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铁路、探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

此后，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相继向私营企业开放。2005年8月，民航总局通过了《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对民航业涉及的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民用机场、空管系统、民航相关项目的投资实施了全方位开放。而早在2003年，温州均瑶集团就出资收购了宜昌三峡机场，并控股东方航空武汉航空公司18%的股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5年7月，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并宣布对非公有资本开放铁路建设、铁路运输、装备制造和铁路多元经营四大领域。此前一个月，我国首条民资参股的铁路——衢（州）常（山）铁路开工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到2004年，民间投资已经占据上海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量的一半。在上海高速公路网的投资中，70%左右来自民间投资。2005年5月27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私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将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2005年6月，《中华工商时报》报道说，多年来游走于黑白地带之间的民间融资终于被金融管理当局予以肯定。对此，温州一位私营企业家说：“这意味着在政策上对民间资本开始转向利好，民间融资可以浮出水面、走向前台。下一步将是民间融资的组织化、机构化，最后发展成为民间银行。”

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实际上早已突破了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2004年2月1日，诸多媒体以《红头文件规定不追究民企“原罪”》、《河北30条实现五大突破》等标题，报道了河北省2004年初下发的一个红头文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和争论。2003年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制定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个被称为“30条”的文件。其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此外，“30条”还规定：“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生产经营行为就可以大胆做”。这个文件的精神，被解读为官方不赞成原罪说。

2006年12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表示：“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由于外资在控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使各地政府对外资的争夺愈演愈烈，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2006年末，《法制晚报》报道了河南沁阳市为外资提供政治法律特权的事。该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这些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据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对国际资本奴颜婢膝，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利益。

官僚资本集团具有新生的私营企业主所不具有的特性：利用公权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轻而易举，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成性；没有艰辛的创业磨砺，滋养了他们“有奶就是娘”的软骨病态；国际垄断资本来华谋取非法利益不可逾越的门径地位，更是那些有可能成为外资竞争对手的私营企业主根本不具备的条件，加上他们的做贼心虚，与国际资本相互利用，以备随时可以溜之大吉等等因素的综合，就是必然地出卖国家利益。

首先请看他们对国家资源的出卖。

有资料显示：1994年，加拿大一个探矿公司趁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际进入中国，与矿产部达成了一项协议，由他们帮助中国探测矿藏，并拥有所探明矿藏的49％的所有权。，时至今日，10多年过去到2007年的5月，这家公司已在全国勘探了400多个金矿，探到6个富金矿，其中一个矿的黄金总含量就有87万盎司，按今天黄金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单一金矿的总价值就是57000万美元，这6个富金矿给该公司带来的财富超过10亿美元，80亿人民币。而该公司在中国只是设了一间办公室，雇用了4名中国管理人员，所有探矿行为多由中国技术人员和民工完成！

像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据《地球上还有比中国人更傻的人吗？》一文：稀土是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资源之一。近15年来，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稀土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也就是说尽管出口量大，我国稀土行业却陷入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甚至还出现过“不卖不赔，越卖越亏”的局面。把丰富的资源遭踏殆尽。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包头的稀土矿占世界稀土矿的90%，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但是经过近些年的盲目扩大生产及国外发现新矿藏后，我国的稀土资源仅占世界稀土总储藏量的30.7%，稀土资源的优势正在迅速减弱。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稀有金属具有的巨大价值，加上我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低廉，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日本是典型的资源短缺国家，从我国进口的稀土矿产占其总进口量的比例高达83%。为了维护本国高科技产业的绝对竞争力，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6年3月宣布将铟、铂及稀土三种资源列入储备对象，扩大了稀有金属品种的储备范围。此外，由于境内外资企业在我国购买稀土原料、初级产品不受出口配额限制，日本等国近年来在我国稀土资源区(内蒙古包头)大规模投资设厂，实质是变相获取我国稀土原料。他们现在可是真正的资源大国。

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调控，中国焦炭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重复建设、市场供过于求、环境日益恶化、国际市场缺失定价权的不利局面。2004年，中国与欧盟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焦炭出口价每吨将下降200美元左右。此后，国际市场焦炭价格开始大幅下滑，从2004年5月份的每吨440美元，直线下跌到8月份的每吨200多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焦炭1276万吨，出口平均单价为每吨183美元，相比2004年又下降30%。

有谁知道，通过这些短视、无知、贪婪的官员，国际垄断资本以“技术参股”方式霸占了多少中国的稀有金属矿产？以“技术参股”方式掠走了多少中国紧缺的石油资源？

再来看看他们对国有银行的出卖。

他们有一个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其结果是：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总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1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５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Ａ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仅上述10家银行的低价转让。就使外资净赚１万多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2007年２月又募集Ａ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Ａ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张宏良同志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是他忍着泪水统计出来的。他的感慨令人心痛：

银行股贱买是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理由听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看就荒唐了，其一，无论控股深发展银行的美国新桥集团，还是参股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它们本身都不是商业银行，它们本身就是投资公司就是炒做的庄家，如何能改善中国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二，像深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已经落入外资手中，成为了外资银行，即便是能够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与我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你整个银行都被人拿走了，改善不改善结构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如同你媳妇都被人领走了，衣服漂亮不漂亮还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是广东发展银行的买卖方式，最让国人难以接受。我们国家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专门规定，外资单独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50%，这本来是保护我们利益的一个法规，结果反而害了我们，为了绕过这个法律，美国花旗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联合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各掏60亿收购广州发展银行，并且收购协议明文规定，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信托只是“陪太子读书”，不得参与任何经营活动，包括人事权在内的银行全部经营管理权，统统交给美国花旗银行。就这样，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创办的一个大银行送给了美国人。白送外资一个银行还搭上180亿现金，别说老百姓知道了会骂娘，即使落到政敌手里也是一个摆脱不掉的把柄，应该是没人干这种事情的，谁愿意为外资白白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呢？可偏偏花旗银行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我们不知道花旗银行是怎么买走广东发展银行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花旗银行在中国第一笔业务是怎么来的，就是送给当时中国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百万白银，大家去看一下花旗银行在华发展史就知道了，网上有这本书。花旗银行在中国第一笔业务就是依靠行贿李鸿章得来的，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洋务派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 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除了出卖国家银行，盘踞在大型国企的“宋江”们，也很会给国外资本送钱。据仲大军《中国的第三次政治选择》：“最近我看到几个数字，四大国有企业四年以来一共向国外投资者分红1000多亿美元，一年平均250亿美元，而这四家国有企业在外国融了多少资呢？以中石油为例，它在外国股票上市融资融了29亿美元，可是中石油到现在四年间向海外分红119亿，整整是它的四倍。拿了人家的30亿美元进来，然后给人家120亿美元，以后还要不断地分红。请问：照这么个搞法，那不把国内资源都给送光了吗？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搞建设的成果不都去送给别人了？！所以，这个发展模式要好好想一想。现在很多老百姓不明白真相，不了解数字，因为我们是不透明的社会，不透明的财政，国家一年财政收入多少钱，花掉多少都不透明，通通是保密。连国有企业这个帐目也是好不容易搞出来，现在大型国有企业继续向海外上市，这些大垄断企业在海外上市后，然后把垄断利润不断地向外国股东分红，我们国家的发展成果都送给别人了，很危险。1000亿美元相当于8000亿人民币，搞个奥运会还花不了8000亿人民币，奥运会也就三四千亿拿下来。”

再看一下最近国家“汇投”公司一掷千亿美元购买美国“资产毒垃圾”，向美国垄断资本献媚的赤裸裸的卖国行径。

何为“资产毒垃圾”事件？据曾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高级咨询顾问的宋鸿兵先生撰文披露：投资银行勾结资产评级权威机构，想方设法使具有最高风险（也因此才具高回报）的债务（坏账）都能评上“AAA”的最佳等级，从而都变成“低风险高回报”的“标准化”债券品种以流通变现的欺诈游戏。这些欺诈游戏所包装的“坏账”，就是“资产毒垃圾”。目前，这3万亿美元的华尔街最火“资产毒垃圾”已原形毕露面临崩盘，“从2006年底到现在, 已经有100多家次级贷款机构被迫关门。这仅仅是个开始。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最终将可能有20％的次级贷款进入拍卖程序, 220万人失去他们的房屋。被穆迪、标准普尔等资产评级公司严重误导的各类大型基金投资人, 以及监管部门纷纷将评级公司告上法庭。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们也早已人心惶惶。到7月19日, 此“金融创新”的急先锋，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通, 其旗下的两只基金近20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已“没有什么价值残留了”。而这还仅仅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而已。深陷这场“资产毒垃圾”泥沼的除对冲基金外，主要还有美国的许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及作为生力军的外国投资者（其中中国最多）。因“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 横扫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于是“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事实上，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的时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MBS债券总额就由不足30亿美元狂涨了30多倍，到现在拥有了107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按揭抵押债券都多。

在这个大背景下，2007年7月21日《经济观察报》刊登该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 以保值为首要目的》：记者近日惊闻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于近期推出超过1000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据悉，这些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将通过选秀的方式外包给机构投资者。……”“此前，针对中国战略性资源短缺的现实，有专家建议应大量购买战略性储备，有关政府部委也持类似看法。”该报道说，“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说，持此建议者大多并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现状，不了解华尔街前沿的金融创新。据其介绍，当前国际顶尖投行和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发出种类繁多的大宗商品交易金融工具，与直接购买大宗商品相比，进行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不仅方便，成本也低得多。”

请注意：此时，这些“资产毒垃圾”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但这位“资深专家”仍然信誓旦旦地为这些“资产毒垃圾”的始作俑者涂脂抹粉，欺骗国人。所以，“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汇投公司筹备组组长楼继伟否定了这类建议，最终确定汇投公司主要进行金融组合的投资。……”

现在，我们手中握有的“资产毒垃圾”已高达2000多亿美元。由于我们买进这些“资产毒垃圾”不是以市场价而是以其内部公式计算的“进入价”，一旦上市拍卖，这些东西就只值原买入价的一半，甚至30％。我们收回这些投资的希望已十分渺茫。这2000多亿美元合16000亿人民币，摊到全国13亿人头上，每人合1200元，相当于庚子赔款全国人均负担一两银子的12倍（现一盎司约旧制一两，一盎司白银约合人民币100元）。即使这些坏账能收回一半，人均摊损失仍是庚子赔款6倍。

对此，人们理所当然要提出全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力储备，不仅面临着遭受重创的问题，还难免有是否“资敌”的问题：把自己的家底交给外国投资机构玩，谁敢保证外国投资机构不会用这笔钱贷款给陈水扁买美国军火！？那些投资银行家难道不是最喜欢借战争之机放贷牟利，甚至对双方都放高利贷的吗？难道我巨额外汇不会被外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用来兼并我国企，投机我楼市，先爆炒再打压我股市、汇市，制造金融和经济灾难吗？难道我们的外汇不会流入敌手，被其用来对我实行经济战及其它形式的冷战、热战、颠覆、渗透吗？（杨芳洲《家底折腾光了靠什么避免恶性通货膨胀？》）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向美国资本一掷千亿的楼继伟，其大名竟然出现在党的十七大代表名单之上！

3、扼杀国家创新能力，不惜重金为国际资本献媚。

水浒中“宋江”的投降，决不仅仅是对封建统治的卖身投靠，他还要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去镇压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农民起义军。无独有偶。现今当代“宋江”们同样有着类似的两面属性：一方面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投降，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无情扼杀，让你永远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这里且不说我国三十年前就已成功升天的大飞机“运十”被活活扼杀，直到近日又旧话重提，重新开始大飞机项目；也不说在“以市场换技术”20年之后，中国汽车市场，已在全球位居第二，自己却依然没有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汽车巨头。中外合资的汽车厂商在这个市场呼风唤雨，大赚特赚，但上汽、一汽等“国家队”，依然需要通过收购国外二、三流厂商的技术平台和知识产权，来开发自己的产品，就看看涉及国家巨额外汇投入和国家安全的高速铁路机车的研发情况，就可嗅出其中的腥恶。

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第六次提速，全面拉开了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序幕，据铁道部介绍，到2010年之前，中国政府将建约17000 公里高速铁路。届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整个建设费用高达12500亿元人民币。

第六次大提速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铁道部要通过引进国外动车组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国产动车组制造平台。在铁道部针对第六次提速的新闻通稿中，本次提速采用的高速列车，被宣传为“国产化率达到了70%”。

然而，事实如何呢？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的一份名为“铁道部丢失了自主创新优良传统”的汇报材料，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

我国铁道部实际从1993年就开始通过系统合作和国际合作研究高速铁路机车。从1999年与国外合作研制“蓝箭”高速列车开始，“自主+合作”的研制模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9至2003年，先后成功研制出 “蓝箭”、“先锋”、“中华之星”、“长白山”等型号的高速列车；“奥星”、“天梭”等高速电力机车；“西部之光”、“DF8CJ”等内燃机车。五年内开发出来的“422”重大成果充分证明，我国铁道系统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我国自己的高速列车。但由于铁道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决策，这些机车在国内市场化过程受阻，基本全军覆灭。 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原国家计委安排的重点产业化项目“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投资1.3亿，由 12个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共同完成，掌握了全部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签的合同要求列车 200公里/小时以上的速度，通过运行考核、并达到年产15列的产业化能力。全部完成原国家计委的要求后，由于铁道部有关领导施压，2005年7月北京阶段验收总结会上，迫使参与鉴定的专家和研制单位代表把“中华之星”定性在160公里／小时下运营。在这个速度下，“中华之星”载客安全运营了29万多公里后进行检修。检修中，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又以“发现了某螺栓松动”为由，取消了它的运营资格。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之星”动力车的前身，即同为200公里/小时的电力机车“奥星”号，早在2004年就出口到了哈萨克斯坦，至2006年底已运行了上百万公里，且经历了摄氏零下50℃的严寒考验，其间虽也暴露了一些技术问题，但都能很快解决。2006年，“奥星”又获两台订单，并成为哈萨克国家铁路百年纪念邮票的形象代表。而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后的“中华之星”，我们自己为什么反而不用？这究竟是依据什么作出的决策？

还有，“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是专为青藏铁路设计的，已经完成运行考核，情况良好。可铁道部2003年突然决定进口机车。在采购招标时，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公司参与。于是78台GE公司原装的内燃机车中标进口。其实“雪域神州”在平原和高原的功率都比GE大。据实验，在最高海拔即5072米处，GE的功率还达不到要求的2700KW。GE车虽有某些优点，但价格贵一倍，性价比远不如“雪域神州”；还曾发生过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等重大事故；并不比“雪域神州”可靠。铁道部作为政府采购重大装备，理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购国产设备。为什么不许国内企业平等地参与投标?为什么性价比远优于GE的“雪域神州”得不到铁道部的扶持，却去支持GE机车？岂非咄咄怪事。

在对我国自行研制的高速动车组废弃不用的同时，铁道部分别从法、德、日购买高速列车共280列（注：160列为200公里/小时，120列为300公里/小时），每列8辆，定员只有600多人，花去人民币553亿。加上购买1098台机车（注：电力机车420台，内燃机车678台）的305亿人民币和5亿美元技术转让费，这几项共花了人民币900亿，折合110亿美元。与韩国比，我们以“2.43倍的总车辆数、3.24倍的总资金、每辆车贵33％”这样的高代价，买来的是近60％为低水平的200公里/小时的列车和以组装为主的制造技术；这其中，所谓的“技术转让”，只不过是外方将其部分技术转移到其控制下的合资企业，中方人员并不掌握核心的程序和电路。

买三个国家的列车，其技术、规格不相同，难以通用，在以后的维修和运用方面将带来额外困难；此外，购买这些外国车，也没有与我国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的工作相结合。虽然铁道部最近一直对外声称：说动车组“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面引进”，在“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可真实的情况是，核心技术外方至今没有转让，我们何来“全面引进”？何来“消化吸收再创新”？

中国铁道部在第六次大提速后，曾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表示：“CRH（中国高铁的简称）标志着中国铁路已经掌握了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核心技术，表明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具有（了）中国铁路的自主知识产权”。据《羊城晚报》报道，CRH1型核心技术是引进后再进行中外合作开发的成果，整体技术国产率超过62%。CRH动车组国产化率达到75%以上。

但是，中国铁路高速列车“国产化达到70%”的说法，遭到过英国《金融时报》质疑。该报披露，中国CRH2型“子弹头列车”，只是在日本E2-1000新干线车型基础上略加改进，且中国南车集团（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对该技术使用权仅限于当前这个合同。

以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阿尔斯通的合作的CRH5为例，本次提速，铁道部向二者的合资公司订购了60列动车组，其中3列从法国整车进口，6列“散件进口、国内组装”，其余51列则由合资公司在国内制造。铁道部共为这笔交易支付了约138亿元人民币，其中9亿元为技术转让费——“就是花钱买一张图纸，然后再告诉你买什么零件配上去”，但是，“图纸告诉你怎么装，但为什么这样装，别人不会告诉你”。这意味着“我们掌握的只是组装技术，核心技术别人根本没转让”。铁道部某设计院的专家也委婉地表示，买图纸可以学会组装，但却买不来“设计”和“集成”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受限，“中方虽然有修改图纸的权利，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还没有修改图纸的能力，处处受制于人”。

在现实生产环节，由于核心技术系外国引进，在中外联合制造过程中，中国企业并没有获得对应的75%订单价值，一般都低于50%，大头由外国合作伙伴获得。比如，40列CRH1的总订单价值约7亿美元，其中庞巴迪运输集团（运输总部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欧洲总部位于德国的柏林）的份额约为3.82 亿美元。60列CRH2总价值130亿元人民币，日方获得的合同金额约人民币70亿元。

虽然运行了数十万公里的中华之星，由于运行过程“螺丝松动”而被打入冷宫，但铁道部高价从日、法、德引进的动车组，自4月18日落轨以来，居然也是事故频频。

动车组开通第一天，由广州开往深圳的“和谐号”CRH动车组列车，就因为机械故障停了1个多小时，并导致广深线大量旅客列车晚点甚至停运，数千名旅客受到影响。

而据沈阳铁路局工作人员介绍，使用法国公司技术的CRH5列车，没有全程参加铁道部门提速前的数万公里运行试验就直接参加了商业营运。“所以才会有一些在试验中没出现，在运行中显现出来的问题”。

自己的车运行数十万公里，螺丝松动了就得停运，引进的产品运行时一身毛病，却得到如此宽厚对待，这让人感到铁道部对内对外的标准确实惹人非议。

一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表示，在他看到广州开往深圳的“和谐号”CRH动车组停在路边，乘务员告诉乘客“在等外国机修师时”，他感到愕然和愤怒，因为，“这非常直观地说出了我们在所使用的这个产品中的技术地位被动到了什么程度”。
2007年4月21日，《新京报》报道的“高速列车D12次列车连续三次晚点”，对这三次晚点，工作人员称制动不灵，只有拖车制动还正常工作。而D12次列的动车组的“设计方”——一位赵姓先生则表示，新型列车主要设计方为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只有他们才最清楚设计背景和故障原因。

“掌握了核心技术”、“国产化达到了70%”的国内“设计方”，为什么又称“主要设计方为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只有他们才最清楚设计背景和故障原因”？

高速铁路是未来最重要的区域交通工具，它不但构成我国未来一大经济增长点，也可以带动机电、集成、冶金等一大批产业的技术研发，此外，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保证了这一产业的投入回报，使它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的份量，要远远超过它创造出来的财富数值。

正是由于高速铁路具有这样基础性、战略性价值，所以对“自主创新”和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诉求也非常明确和迫切。

一位铁路系统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不汲取以往其它产业的教训，“高铁搞不好又会陷入到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尴尬境地。他说，高速列车大量从国外进口，不但会巨额消耗我国的外汇资源，还将国内的研究机构排斥在整个技术进程之外，让国内研究机构失去与其同生共长的可能性，如果这一态势长期持续，行业内的骨干企业都可能下滑为国外企业的配套车间。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次引进的高速列车的牵引、网络控制、制动、辅助系统和ATP／ATO／ATC的关键技术，无线网络接入和GPS等远程控制和监测等手段，都由国外企业掌控，这一技术制肘，使我国的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实际掌控在了与我国合作的外国企业手里，这无疑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

在有了大飞机、汽车业两大失误的发展决策的教训下，铁道部依然选择沿循导致这两大行业败局的覆辙前行，岂不耐人寻味？
1976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 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 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

现在看，当年张春桥所担心的，现在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

（五）党的意志的退化，不仅造成对党的肌体的根本性危害，而且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失范。

党的意志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保持先锋队性质和革命锐气的重大问题。我们当年批判苏共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强调劳动分红与物质刺激”等原则，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执行过。这些原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保留下来，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迅速发展工业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列宁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一措施不仅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停止向资本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笔金钱，而是代表着固定的社会关系），也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后退一步。”列宁这个“退一步”的观点，适应了当时俄国革命特定阶段的需要。但是，一经实行，就再也没有取消过。以致厂长和厂党委书记权力愈来愈大，而且不受工人监督。在工厂中，一头是发号施令的行政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另一头是接受指挥的直接劳动者。正是这种制度的巩固，成了滋生苏联修正主义的温床。列宁在世时虽然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当时缺乏条件采取有效的反措施。及至情况好转，具备了改造资产阶级关系的有利条件时，苏共领导本身却已丧失开展这种斗争所必需的认识和意志了。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作了不懈努力。但最终随着他的逝世而作罢。代之而来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党意志更为猖狂的腐蚀与瓦解。当我们党内那些骨子里并不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领导人执掌领导权的时候，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努力也就恰逢其时、大结硕果了。当我们把过去的阶级敌人换位成了朋友，相互成了座上宾、常常香车宝马、龙肝凤髓额手相庆的时候，不但党的意志退化、党的队伍庸俗化顺理成章，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也在所难免了。

正如张宏良同志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入思想旗帜，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天天说美国是金钱国家，可美国的国家旗帜上写的也不是金钱，写的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唯有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把金钱写入了政治旗帜，这就是所谓生产力标准，著名的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1、作秀成风，影响恶劣。

中央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求真务实”，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则是落实这一指示的最为有效的途径。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我党这一优良传统，正被阉割为“作秀”表演。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也不是深入实际，研究问题，而是由警车开路、浩浩荡荡的车队，前呼后拥、派头十足的官员，浮光掠影、指指点点的作派和早已准备好的场景、材料，还有地方干部装扮的当地群众。一个多小时的车内视察，个把小时的汇报、讨论，中午醺醺然一醉方休，下午打道回府。这就是现在一些官员的调研流程图，现实中例外者不多。

且不说这些领导同志是否有意“作秀”，但说这种做法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难以估量。

一是领导干部的作秀与基层投其所好的献媚，已经由过去个别同志的个人行为演变为不惜浪费民力、甚至草菅人命的劣行。新华社的一则报道可以做出说明。2003年，湖南省新化县西河镇大鹏村参加了退耕还林项目，农民在退耕还林的土地上栽种了林业部门发给的树苗，又按要求间种了玉米、大豆、花生。但乡镇干部来该村部署：为了以防上级领导万一抽检到该镇，间种在树苗中的农作物务必在这两天内全部除掉，所缺树苗须临时补上，以应付检查。尽管当时玉米已开花，结了包谷，大豆已结豆荚，花生也已开花结果，作物长势很好，收获在即；尽管农民们提出：要么检查推迟半个月，好有点收成；要么能否补偿农民一点种子、农药与化肥钱，镇干部仍然限期在6月23日上午10时以前除掉全部作物青苗。如果自己不动手，10时以后由干部工作队去除掉，且每亩罚款200元。之后，极少数农民主动上山，忍痛割爱，亲手除掉了自家作物青苗，视作物如孩子的他们心如刀绞；一部分农民舍不得下手，返身回家。结果，没有被亲自除掉的作物，在6月23日至24日，一律被干部工作队毫不留情地铲除了。看到已快到口的东西一下子化为乌有，有的农民气得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看着被除掉的作物放声大哭。他们不明白，为了应付检查，就一定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吗？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不是一个个例。

2007年8月26日，《新京报》披露了在陕西宁陕县发生的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民政干部将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的事。6月29日，安康市有关领导来广货街镇检查卫生和安全生产，镇民政、宗教助理员谌太林看到街道上有一病重的流浪男子，就向主管民政的副镇长请示，这位副镇长说“你处理一下”。随后，谌太林雇用了一辆面包车，又找来在镇上补车胎的男子郭云丰，让他和司机将流浪男子扔到柞水县境内。在海拔1400米多高的秦岭山上，该青年乞丐最终死亡。此前谌太林担任过广货街镇纪检委书记、镇人大副主席等职务。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经常在街道上会出现一些流浪人员，最后才知道都是临县的民政局晚上悄悄地开车将这些人“扔”过来的。对付这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再将他们“扔”回去或者“扔”到其他临县。

二是什么假情况都敢编造，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骗，直接影响党和国家重大决策。这个情况不用多说，《中国农民调查》就详细列举了朱镕基同志老家的干部们精心制造虚假情况欺骗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全过程。连总理都敢欺骗、都被欺骗，并且是在他的老家，还有哪个地方的情况能放心？

三是表态草率，掩盖问题，堵塞言路。与这种浮漂的工作作风相配套，绝大部分领导同志乐善好施，对基层工作，常以表扬为主，充分肯定。其本人力图给当地留下一个和蔼可亲的好印象，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领导同志的金口玉言则成了上级领导对当地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即使有欠缺，有问题，业已盖棺论定，谁也不能说三道四了。最终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包括领导同志本人的形象。

2、肤浅庸俗，愈燃愈烈。

据中新网2007年5月21日电，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刊文指出，如今，正悄然出现一股庸俗、消极、颓废的文化暗流，侵蚀着干部队伍的风气，形成了庸俗、消极、颓废的“官场文化”。

一是“段子”文化。所谓“段子”，就是幽默、诙谐包装下的黄色笑话。无论餐前宴后，班上班下，段子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传颂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段子”文化。

二是“圈子”文化。现今官场，有些人痴迷于圈子，一发而不可收。官场的圈子，不是简单的感情联合体，而是权力、地位、名誉、关系、利益的结合体。划圈为界，划圈为战，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圈子的弊端在于只讲小团结，不讲大团结；只讲圈内的利益，不顾圈外的利益；只信任圈内人，不信任圈外人。“圈子”文化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和排它特征，其实质是分裂和谋私，违反党性，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历来为党所反对。

三是“号子”文化。号子原本是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歌。而官场的号子，则表现为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上头一句话，下头就当成号子跟着喊，口号震天响，最终落实不到行动上来。这种“号子文化”在实际工作中却屡见不鲜。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会议成了“二传手”，层层因袭，装模作样。文章指出，“号子”的实质是敷衍了事，应付塞责，是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号子”文化滋生蔓延，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让群众厌烦，三还会造成种种假象，误导领导，误导群众，最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四是“杯子”文化。时下，某些官员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围着杯子转。他们消费的大多是集体和他人的钱，消耗的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精力乃至身体，可谓有害无益。但言由杯出，情从杯来，事随杯成，难怪有些官员对杯子又恨又爱，难舍难分。文章指出，“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员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少数人沉湎酒肉，纵情声色，碌碌无为，游戏人生。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关系和感情，往往还会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杯子”文化的滋长，必然导致某些官员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甚至罔顾党纪政纪，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且不说为庆贺当官而举行大阅兵的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也不说因嫖娼被犯罪团伙敲诈勒索而指使几名干部出资70多万元为其“摆平”的广东河源市委副书记卢建中，也不说专门为“前来考察”的领导送“极品夜来娇”、“欲情水”、“春药神丹”等常备特色“性礼品”的某县计生局，也不说强迫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的、年龄可以当作父辈的“视察工作”的“领导们”，就说官场中极为常见的封建迷信、假文凭、假年龄所透出来的信念缺失和投机心理，就可窥之一斑。就从媒体披露的当事人来看，他们有几个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阅历呢？但看看他们的言行，即使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恐怕也不会如此下作。

最荒唐最无耻的莫过于为了满足几个领导同志的“表演欲”，让本已封堵成功的河口重新再来一次封堵的丑行。

据新华社2004年9月11日电，11日上午，记者在抗洪一线目睹了一桩怪事：已于10日晚成功封堵合龙的罗纹河入渭河口11日上午又进行了一场封堵“表演”仪式，目的仅是配合专程赶来的当地有关领导参加的合龙仪式。

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9月10日晚10时，1000多名驻守在渭河大堤的终于将罗纹河入渭河口封堵合龙，使渭河由此倒灌进入罗纹河的洪水被成功锁住。11日上午，当记者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时，却看到大批武警官兵又在集结，经打听得知当地有关领导要来搞一个合龙仪式。

上午9时许，记者再次来到罗纹河入渭河口，看到这里正在为举行仪式做准备。渭南市林业局领导正在现场布置“场面”，要求武警战士把一部分沙袋放在指定位置，以备有关领导投放。9时30分，上千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烈日下列队站在大堤上等候。9时35分，10多辆小汽车声势浩荡地来到渭河大堤。但由于“场面”准备所花时间太多，原定于10时举行的仪式直到11时21分才开始进行。突击队战士在猎猎红旗下象征性地将沙袋投放到已经合龙的河口上。过了短短３分钟，渭南市有关领导即宣布：“罗纹河倒灌入水口封堵成功！”随后，仪式转移至渭河大堤继续进行，先是介绍领导，接着是领导宣读嘉奖令，念贺电，最后是领导讲话。尽管整个仪式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但连日奋战在大堤上的部分战士还是有些支持不住。记者看到，后排的一些战士已悄悄坐在地上，有的已经睡着了……

像这些在过去只是出现在小说里的东西，现在已经大行其道了。

3、形象工程，最没形象。

在前些年，最能“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莫过于形象工程了。于是小地方是扩街修路，建广场，搞雕塑；稍大一点的城市则是忙于扩大城市规模，建设“国际大都市”。据《中国青年报》载：中央纪委驻国家建设部纪检组组长姚兵透露，我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667座城市总数的27％。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否可行，应该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如何？即使是人均GDP高于我们几十倍、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强的美国，它的“国际化大都市”才有几个？人民允许我们通过砸锅卖铁去搞这些“花架子”么？二是谁计算过它的建设成本有多高？城市的建设成本与其规模是正比例关系，城市规模愈大建设成本就愈高，甚至可能是成倍成几倍地增加。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的无限度扩大，还必将产生严重的生态灾难。如城市的下沉，城市供水的日益短缺等等。明明不可为，强为之则误国害民的事，为何在许多地方仍乐此不疲呢？直接原因恐怕就是这样能体现政绩，有利于擢升而已。

现在最时髦的词叫做“招商引资”。随便找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地领导人心目中的“GDP”大旗是何等至高无上。因为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升迁来说，“GDP”指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形象工程”了。然而，自己的国企大多已被搞垮，要搞“GDP”，就只有“招商引资”这个华山路一条了。于是，“招商引资”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各级党政机关“共同努力”的“中心工作”了。

随着成批成批的官员出国考察，大笔大笔的公款支出，各地招商引资的硕果自然压满枝头——报端一个个的天文数字。然而，有一个县负责招商引资的领导同志悄然告诉我，现在，每个县都有两本账，一本是向上汇报用，让领导们看的；另一本是自己掌握的。这里面的虚头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但又谁都清清楚楚。

且不说招商引资对当地究竟能带来多少长远好处，我们通过2007年8月17日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这些官员是在怎样招商？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在欧洲接待的招商团：实在是太给中国人丢脸了”，摘要如下：

招商团组要到了，又一批干部要来招商了。

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各级领导都有招商的指标，管你是武装部的还是管计划生育的，牛马不相及的单位，也有招商指标，这叫全民招商。

给俺指标俺就得出国，这个政策给各级领导出国旅游找到了借口。于是我们就有了形形色色的招商团。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某市一个招商团，一个市领导带队要来招商，事先和我们谈的极其严肃，领导出国，必须项目落实，而且要把工作事先做到家，一下子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招商要求。我们傻啊，一项项的认真落实，按照要求联系落实了许多国外的企业。

招商团到了。团组到了欧洲，第一天就告诉我们，要改内容，那些企业不去了，领导好不容易出次国，不能耽误旅游观光。公司的人把团组的意思转达给我，我说这样不好吧，我们已经同外方确定了谈判的时间，如果更改，没了信用，将来我们再联系这样的项目就连信誉都没有了，最好还是不要更改已经确定的内容。既然出来不想招商，为什么不早点和我们打招呼呢？

带队的说我傻，早点能打招呼么？打了招呼没了项目，出国能批么？看来，我在国外真的呆傻了，太认真，原来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团组毁了我们整个公司的信誉，我的意见，项目该谈的，还是要谈，各位领导回去了，也有个交代，占用的时间，我们可以加班，把时间抢回来，绝不耽误领导们少看任何一个景点。

领导们见此，已经毫无话说，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招商团到了外商那里，大家刚坐稳。市长就开始讲话，我们的翻译就跟着翻，市长讲完了，还没等外商开口，就对翻译说：“我已经说完了，行了吧？咱们走吧？！” 说着就起身，翻译不管他市长不市长，马上告诉他坐下，说对不起，还要等外方讲完了再走。翻译回来就跟我说，“他们实在是太不象话了，幸亏老外是听不懂汉语啊，要不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招商团的到来，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让老外们认真了几次，后来才都发现，这些招商团来，就是来发一些资料的，招商内容如出一辙：我们有土地，我们所得税免二减三，我们劳动力便宜，欢迎投资，等等。招商团走了，老外要真想投什么项目，找人都困难了。很多招商团的成员，都是什么党委的市委的，出来用的都是什么协会的名片，根本就找不着人。

被骗了一次，老外可能还以为是偶然的，后来被十几个甚至上百个招商团骗了，再傻的老外也明白了。所以现在最难联系项目的，就是招商团。并因此产生了一些公司，专门负责联系招商团的项目，人家有办法，你不就是要拜访企业，目的是照张和大鼻子的合影回去交差吗？我们买！联系一个项目，拜会一次，四百欧元，明码实价。然后人家专门去找闲着也是闲着的老外来接待你。最经典的是听说有一次，一个招商团一定要和老外照像，联系拜会已经来不及，中介人干脆把婆家的亲戚找来，都是大鼻子，照了个合影，赚了400欧元。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给各级领导招商的指标，这种给指标的办法真是祸国殃民。不好的招商项目，你怎么侃，也招不来商，老外不傻，那是人家自己的钱。所以只要有个好项目，就被各级领导霸占拿出来招商，不管这个项目应该不应该招商，先完成了自己的指标再说。最经典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技术是自己的，市场前景很好，本来这个项目在国内融资很容易，国内的银行想找这样的项目都找不到，结果也拿出来招商搞合资。结果是老外投了一半的资金，就拿走了这个项目一半的利润。而真正算起来，老外投的那点资，都不够购买我们技术专利的钱，这不是白白给老外送钱么？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都是那个招商指标闹的！把招商指标也做为什么考核干部的标准，简直是狗屁不通。

现在是谁招商招的多，谁就光彩，就无比光荣。万丈高楼平地起，等着后代还利息。这样的繁荣景象，形象工程，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危机。一次一个上海的团组参观巴黎新区，对巴黎新区的高楼大厦大不以为然，说就这个也叫巴黎？连我们上海的一个角都不抵！正赶上我们公司接待的那位也是个驴，马上就顶上了一句：“巴黎新区再小是人家法国自己的，你上海再大，有几座楼房是自己的？那都是债！”他的话，说的可能是有点偏激，但是我们确实应该理智地去看到在我们繁荣后面所隐藏的危机和不合理。

招商团来了，本不该叹息，我赚我的钱，这又是何必！只是一颗心，还在属于祖国，属于那片我曾经在那里成长，让我感恩的土地。

这篇短文，谁读了不脸红？不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4、舍本求末，终又害本。

“改革”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转变思想观念，并且说这是中国能不能生存、发展的关键。

然而，正是这个口号为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投机暴富分子打消了几千年来国人皆有的“道德约束”，只要能够致富，谁都可以为所欲为。

这里不能不说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袭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以伦理规范为主，以法律制裁为辅。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基本遵循就是按照几千年形成的伦理规范，很少有人考虑这是不是违反了哪条法律。只有对于那些“不自觉”的人，才要进行法律制裁。

与我国文化传统相反，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竞争，“自由”在其现代政治价值观中占有首要位置。要使竞争有序进行，就必须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建立确保“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有序进行的法律体系。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取舍的根本依据是是否违法。只要不违反法律，无论对其他人造成何种影响和损害，都是不予考虑的。这就是常常以现代文明代表自居的西方为何能够制定出那么多幼稚可笑的法律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制定法律的动力主要来自以特殊个例为防范对象，自然永远都有制定不完的法律，永远都有的法律漏洞。这是西方文化环境下必然的逻辑走向。比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就规定有禁止赤脚上街走路，除非花5美元申请特许；不能从旅馆的二层射杀水牛；站着喝啤酒不能超过三口等等；佛罗里达州严禁穿泳衣喝酒，未婚女子不准在星期天跳伞，等等；在迈阿密州禁止骑不带喇叭的自行车，可同时又禁止骑自行车按喇叭等等，以致使美国成了大家公认的“制造”荒诞的法律中心。

所以，对于人们的行为准则，西方强调的是“法律约束”，中国则强调“道德约束”。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历经长时期的法律建设，正在日益完善；而中国由于文化传统使然，法律体系建设不可能放在比道德约束更重要的地位，当然也就难以很快适应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投机钻营、尔虞我诈等复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呼吁更新观念，搞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让人们放弃几千年形成的道德约束，从事没有道德底线的“竞争”。当然，结果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不仅执政党的党风、政风一败涂地，而且怂恿、造就了一批厚颜无耻的精英集团，甚至推动了社会性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失范，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际上成了放弃道德约束的总动员，并最终形成了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文化环境。在最近国际上对“中国制造”大加讨伐的时候，美国《商业周刊》网站2007年8月17日发表了里克?施瓦茨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德鲁克给中国的提醒”。作者是根据一个纪念已故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著作的研讨会有感而发，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制造的最危险的东西既不是刷含铅油漆的玩具车，也不是磁铁脱落的洋娃娃和蝙蝠侠玩偶，而是迅速蔓延的重利轻义的资本主义风气。

放弃道德约束的发展观，不仅严重扭曲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严重毒化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而且最终也销蚀着我们的政权本身。在我们党内和各级政府机关，意志上的退化，文风、政风的庸俗，也已举目皆是。比如对某种不良倾向或错误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大都讲“这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甚至是“严重的存在着”。而我们现在的批评模式则大多选用“个别”、“极个别”、“一些”、“少数”、“极少数”等字眼。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不讲大事、大情、大理，而专注小事、小情、小理。即使讲“大事、大情、大理”，也多在公开场合，而且多数表现为虚伪的“假话、空话、套话”。这是普遍现象。至于真正的“极少数”，则更是谋取非法利益、聚敛财富的专家。冠冕堂皇的，有乐此不疲的各种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达标活动，无论说得多么动听，其背后几乎都可窥到来自各种利益的动机。巧取豪夺的，则有利用权力寻租的，更有甚者，挖空心思主动设租也早已不是新闻。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参加工作之初，能当个清洁工就心满意足了。然而，腐败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扭曲了他的人生奋斗标杆，为官两年就敛财千万。

看一下目前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状况，就可以大致了解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认同程度。

2004年四川省党建研究会进行的一次调查颇能说明问题。

这次调查共发出各类调查问卷近10万份，涉及四川省14个市州、23个厅局、56个县和众多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职务的市（州）、县（处）级党员干部。在调查中发现，相当多的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并不感兴趣，却把心思花在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上。“上面说的做错了也对，下面干的做对了也有错”，有的干部甚至认为，现在形势变化很快，跟随形势不要紧，跟紧领导最重要。调查数据表明：有33.3％的人认为自己所接触的领导干部8小时以外把主要精力花在应酬上，有34.36％的人认为自己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整天在研究上级领导近来关注什么，想要做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应该提出什么口号才能引起领导的注意。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党政干部忽视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偏差和误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12030份问卷调查显示，县处级和市厅级干部中分别有19％和13％的党政干部选择“实现个人价值”和“建设小康之家”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出现这样的调查结果，据说中央感到震惊，但身处基层的人民群众则没有大惊小怪。因为实际状况可能要比调查表上填写的严重得多。反腐败是全国民众十分关注的大问题。从各种传媒、从各种艺术作品中，反腐败的报道、作品几乎每天都有，中央反腐力度也一天比一天大，但为何越反腐败越猖獗呢？我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腐败文化环境。君不见，人人都对腐败现象咬牙切齿，但轮到自己办事情那个又不是用的腐败办法呢？

制假贩假的民众化。从假水泥假钢材到假农药假种子，从假烟假酒假奶粉到毒瓜子毒大米泔水油，从洗衣粉馒头到加“吊白块”米线，从假发票假年龄假学历到假执法假评估假政绩……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做假害人之风已弥漫到我们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中央电视台《质量报告》栏目所列举的触目惊心的制造假冒伪劣的经济活动，人们一时见怪不怪，只要自己不上当就行。

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仅仅因为这种活动违反法律，破坏经济秩序，而是因为它相对于传统的制假造假活动来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它已经不是单单的以次充好，非法牟利，而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惜图财害命了。二是它已经不是那么几个不负责任的官员、那么一小撮不良商人的所作所为，而是已经演绎成了官员、商人和普通民众三位一体的制假贩假运动了。在这些带有明显的地域化、专业化和网络化特征的制假贩假活动中，地方官员政绩成就感驱动下的麻木不仁与视而不见，不良商人为地方经济“增砖添瓦”旗帜下的唯利是图与火中取栗，当地百姓在“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激励下的法不责众、有钱就行的带有图财害命特征的原始式牟利作业，共同构成了一个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既有强大生产销售能力，又有坚固保护盾牌的制假贩假基地。那些生产害人的伪劣产品的人，大多是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沦丧的推波助澜者。河南不是就有整个村庄制造假药，安徽有整个村庄经营职业乞丐，湖南整个村庄操练假学历么？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以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道德普遍沦丧的国度，实现民族复兴岂不是一句空话？

当这庸俗之风进入媒体以后，不在少数的媒体就公然把公众赋予的监督权作为幕后交易谋取私利的工具。且不说多年来的有偿“软广告”在诸多媒体的大行其道，泛滥成灾，就连更为无耻的“封口费”业已成为一些业界中人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在中国企业发展安全高峰论坛上，《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坦诚指出，收受企业用于堵媒体之口的钱，已经成为少数财经媒体的一笔特殊收入。“封口费”以事情大小论价，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不等。其实，收受“封口费”的丑行，岂止少数财经媒体？有的更是主动出击，将其演绎成“经济勒索”。2004年48期《中国新闻周刊》披露，2003年2月，《鄂东晚报》以灵敏的嗅觉，从教育部大力整治“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信息中获得灵感，派出十几名记者带上相关的报道和一叠空白发票，索定目标，分头“采访”，收集证据，稿子成文，即电话通知学校校长过来看稿子，然后讨价还价，成交后给发票卷款走人。面对公开曝光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校长都选择了花钱消灾。十数天内，报社共“创收”近20万元。据该报记者透露，仅2003年一年，报社从学校敲诈所得的款额就达100万之多。这种潜规则，既是社会丑恶现象的帮凶，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公然出卖，最终导致媒体公信力的土崩瓦解。

腐败的社会环境，颠倒了正常的处事准则：堂堂正正的事通过歪门邪道去办，歪门邪道的事可以堂堂正正地办。甚至说，只要有了钱，没有办不成的事。据2004年10月28日《信息时报》载称，广东河源原市委副书记嫖娼遭勒索后就是命令部下摆平的。又有2004年10月26日《辽沈晚报》载，辽宁开原的女公务员刘某，酒后施暴致一少年重伤，“110”赶到后，刘某满不在乎地说：“上车！公检法我都能摆平”。《半月谈》杂志还披露山东省临沂市警方最近查出了一家“摆平公司”，涉案人员达８６人，专门开展替人消灾业务。该杂志还披露了辽宁一位省部级领导秘书的夫人，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沈阳市知名的“摆平专家”。

正是这种腐败文化环境的形成，为各种腐败的前仆后继，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谁会腐败的问题，而是谁有条件腐败的问题。短短几年，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就先后锒铛入狱，就是很好的说明。交通厅长是一个肥缺，大家心知肚明。为了不给党组织丢脸，曾锦城上任之前，咬破手指给省委写了血书：“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决不收人家的一分钱，决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坚决维护党的形象……”，决心不可谓不大，意志不可谓不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写下血书之后仅一年多,他就收受贿赂40多次,款物折合人民币达30余万元。后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赃款赃物。张昆桐接任曾锦城任厅长之后，首先向省委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一定吸取前任的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当成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防微杜渐，细枝末节也不放过。他提出了一个颇具感染力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他部署业务工作简明扼要，而对党风廉政建设却总是用大段的文字，逐句宣讲，抑扬顿挫，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据说他每次下基层视察，临返回时总要亲自打开坐车的后备箱，检查是否有基层同志送的土特产、礼品之类的东西。一经发现，不仅严词拒绝，还要严厉批评送礼者，说这不是礼品，而是糖衣炮弹，不是给领导补身子，而是掘陷阱。但是，在糖衣炮弹的重重包围之中，他最终也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共敛财受贿，挪用公款10万元，收受他人贿赂款物68.48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他那句铮铮誓言最终变成了笑柄！第三任厅长石发亮上任伊始，便以前两任为反面教材，教育各级干部要廉洁自律，修筑防腐拒贪的铜墙铁壁，他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2003年又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被依法立案审查。经查明石发亮共受贿人民币1497余万、美元48万、港币37万，远远超过了前两任。鉴于他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2006年被从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据新华社报道，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岗位上前仆后继的，也不光河南一家。贵州省交通厅长任上，也有此“剧”。2002年5月，原厅长卢万里在任期间因索贿两千多万元、还有两千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被一审判处死刑。2003年又一位厅长张有德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零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1997年曾锦成获刑至今，全国已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北京等10 个省（区）的15个交通厅长因“伸手”公路工程建设而被“捉”，厅以下干部则不计其数。

腐败官员的荣辱颠倒使“领导干部”的形象大打折扣，不要说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影响力，实际上早已成了民众的笑柄、唾弃的对象。

2006年，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政府换届工作在各地展开。为保证地方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然而，河南平顶山市的官员没想到，这次败坏风气的不是“跑官卖官”、“拉票贿选”，而是一条骂人的短信。据说，短信对市委书记邓永俭进行了辱骂，并并号召代表们不要再选邓任市委书记，短信的最后一句是“谁再选邓永俭当书记谁就是婊子养的”。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编发短信的是平顶山市新华区区委书记杜欣，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有关部门对杜欣进行调查时发现更大的收获——杜欣及100多名官员卷入了一起金额巨大的腐败窝案中。从其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另查证还有别墅、情妇若干。人们想不到的是，让杜书记做出“不智”之举，并引发当地官场大地震的“震源”，仅仅是这位已在区委书记位子上干了两届、并已享受副厅级待遇的区委书记不想固步自封，想继续“进步”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但市委书记却不给面子所造成。

邵道生在《蜕变了的腐败官员之人格》一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了深入地分析。试摘几段如下：

山西省高平市破获了一个以外号叫“黒猪”为首的涉黒犯罪团伙，拉出了一批包括晋城市委组织部长、高平市副市长等腐败官员。从一般情理来说，这帮“黒猪”们仗着这批腐败官员作靠山，胡作非为，发了大财，成为当地的一霸，应该很是感激自己的“父母官”的。实际呢？压根儿都没有，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还很蔑視、瞧不起这些“父母官”。请看黒猪对这帮官员的评价：“狗有时候还不好喂，可这些腐败官员好养，任你喂什么他们都吃，送什么都要，而且特有‘良心’，脾气顺了，求办个事情，比你交代的处理都合适，摇着尾巴微笑着送上门了。”

也许有人说，这是“黒猪”一个人的评价，是个案，又有什么文章可作的？果真如此？非也。譬如，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官当得大不大？大得很哪！有权有势，谁敢不敬？！然而当他被奷商梁耀华拉下水去以后，在这些人心里的地位就变了，被这些人叽为“是饿狗，一根骨头就会跟着走。”又如，那个向胡长清行贿数额达300多万元的原江西奥特集团公司董事长周雪华就有这一番精采的表白：“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皆游鱼，我则钓人。”这还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在周雪华的眼中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政治流氓，胡长清不过是一条贪食的鱼。四川简阳市有个名叫王善武的大贪官，是个权倾一方、八面威风的一市之长，然而在款爷们的眼里呢？则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子”。一姓张的款爷在喝酒之际竟说这样的大话：“简阳谁最大？王善武最大。可我喊他什么时候来，他就像狗一样什么时候来。不信，现场试试。”说罢就打电话，十分钟之后王果然来到。有的款爷说得就更难听：“我在向他们塞钞票的时候，绝对是将他们当作一条派用场的狗来看的，否则我自己的心态都没有办法平衡。凭什么要我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们手里塞，还要赔笑脸？”原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因为经常接受一个乡镇企业老板的贿络，居然乖乖地受这个流氓的摆布，这个乡镇企业老板曾发出这样的“豪言”：“让他15分钟到这里就不敢16分钟到”……

所以，一些奸商将腐败官员比作为“饿狗”，是“一根骨头就会跟着走”，可以“当作一条派用场的狗”，甚至认为他们“比狗都好养”，是“政治流氓”，这些话，乍一听，很是刺耳、难听、别扭，然细细一想，这帮地痞流氓、奷商们所说的倒是自己的内心话，一点都不差，都不假。

官场腐败，社会自然也跟着腐败。腐败的文化环境最终导致了团结互助、扶困济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人际关系的高低贵贱与冷酷冷漠。对于社会弱者，许多规定并不是出于帮助、保护，而是出于歧视、限制。成都温江区公平镇中学，将贫富学生用不同颜色的校服来区别，让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红色校服、教室有VCD、电视机，穷人家的孩子则穿蓝色衣服，分开管理。湖北洪湖市某初级中学，按学生缴费多少分班，激起市区学生家长众怒方才罢休。有些地方，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甚至专为衣食无着者设立“禁讨区”，既是冷漠，更是歧视，它藐视乞丐那与所有自由人同等的公民权利，更是体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歧视。想不到的是，在众多的城市里，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政府与之一拍即合，居然能够公然发出“禁讨”通告。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在上海。2003年9月上海公安网刊登出一幅漫画公告：“露宿街头勿同情”。公告提示：在车站码头、高架桥下或偏僻路段，以及城郊结合部地区，露宿着一些拖儿带女的外地来沪人员。他们衣衫褴褛、脏乱不堪、好逸恶劳，靠拾荒、乞讨混日子，严重影响了大城市的文明形象，给上海治安带来了很多问题。对此类人千万莫同情，不要给予施舍。漫画上，两个青年男女骑摩托车驶过城郊，看到路边的无家可归者，女的说，“这些外地人真可怜啊！”。男的说，“小芳，你不能同情他们，他们露宿街头，影响上海的文明形象。”网友对此评论说，在印度做一个穷人，可以睡在皇宫前的台阶上，警察不许赶你走，没有人可以把你随便抓起来，你有基本的安全和尊严。

中央党校社会学者吴忠民发表文章说：“市场准入歧视、价格歧视、财富歧视、就业歧视、行业歧视、报酬歧视、劳动条件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资历歧视、学历歧视等等。对于种种歧视现象，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中国现阶段的正式歧视现象与非正式歧视现象都比较严重，一些法律法规及政府条例在反歧视方面存在着空档或缺陷，有些地方政府颁布的条例中甚至是在有意无意地鼓励、主张歧视现象。经济歧视行为的发生，亦即依据财富的多寡对于社会成员采取有所区分的态度和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歧视现象的大量存在。比如，一些优美的风景区变成了富人的专门居住区，甚至就是一些用于急救的直升飞机，都是专门向富人开放的。再比如，就是在本属公共教育的领域，都不难看到经济歧视现象的存在。”

曾记得，改革开放伊始，有一位外国学者（记不住具体名字了）告诫：（大意是）假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那是经过几年、十几年就可以恢复的；但是现在的“一切向钱看”可能要毁掉中国几代人，那是很长时间也难以修复的事情。事情的发展不正是应了他的预见么？

面对晚清的腐败不堪，大思想家龚自珍曾经哀叹：“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大呼：“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现在的中国政治社会状况如何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发生外敌入侵，还能出现过去那种同仇敌忾、共御其辱的壮烈吗？

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真正代表人民的问题

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毛泽东时代为党的巅峰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深切的爱无与伦比。这一点，不要说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就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由衷的钦敬。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老百姓愈来愈感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那些国内外资本家正在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新宠，长期代表着他们根本利益的党正在疏远他们。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明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举措，可以说为中国老百姓凄淡的心境带来了些许欣慰与曙光。特别是胡锦涛同志“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让人民心头一亮。

然而，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究竟能不能真真正正得到贯彻落实，人民群众并非满怀信心。本文前面所述的种种问题，能够让人民释去久久萦绕心头的疑惑么？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重新把人民群众放在党的根本立场之上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重申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遗憾的是，这个决定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第二次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事实上这一次努力，由于本已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改革”在具体执行层面并没有从根本方向上进行必须的调整，对执政能力的其他方面倒是给以了不同程度的重视，而对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带根本性的“核心”却是雨过地皮湿，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愈演愈烈。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发展观”给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已经造成严重恶果，积重难返，真正落实好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要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歪曲、干扰与破坏，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所以，我们必须拿定主意，抓住从根本上解决真正代表人民这一关键，持之以恒，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宏伟目标。

（一）必须重申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迫性与根本意义，并以此统率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

要重申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近几年来，有的被搞乱了，有的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淡漠了。用这些观点武装全党同志，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就显得特别必要与迫切。要对多年来少数政治精英散布的一切诬蔑、贬损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反人民思潮进行分析批判，从世界观上正本清源。要让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明白：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最大危险”。“最大优势”消，则“最大危险”长，反之亦然。要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懂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要用唯物史观指导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营造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的良好文化氛围。现在的文化园地，无论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戏曲、动画，积极反映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决定作用的作品少之又少，而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却泛滥成灾。像青岛港这样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深受人民欢迎的改革发展，却少有新闻单位问津。而那些虚假的甚至是对国有资产毫无顾忌进行掠夺的“典型”却能作为改革样板堂而皇之地连篇累牍进行报道。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至是无耻的卖国言论却能不惜版面屡屡见诸报端？在2007年的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河南的主流网站大河网居然刊发了“希望让日本、美国灭了中国”的无耻言论。当正直网友致信论坛版主要求封闭这个帖子时，竟然得到该论坛版主这样的集体答复：这是言论自由，要保证言论自由！这种状况必须坚决进行扭转。我们的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必须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做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的模范，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那些公然反华、反共、反人民，特别是公开鼓吹卖国求荣的报纸刊物和右派网站，必须进行坚决的清理整顿，取消其开办资格。对于党和政府主流媒体所办网站更要严格要求，对网管人员进行必要的思想整顿，不能容许他们拿着人民的工资去为反华、反共、反人民者张目，将其真正创办成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内各种观点可以自由发表主张、意见和建议的思想文化阵地、百家争鸣的平台。对于那些受雇于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整天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网站要进行坚决打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在我们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正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干扰破坏，加上我党一些领导人执政理念的偏差，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忽视了党的根本立场问题，最终导致了我们许多政策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现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代表人民问题，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大张旗鼓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党的政治路线的灵魂和党的全部工作的根本原则。尽管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系民生的大政方针，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但由于这些大政方针并没有十分鲜明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原则予以明确，既容易给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进行曲解的余地，为他们继续搞私有化提供条件，也不利于消除“改革”中已经持续几十年的私有化走向带给人民的种种迷惑与疑虑，难以弥合党同人民群众感情上的裂痕。这样，这些大政方针落实起来，基本上体现为小恩小惠的局部调整，难掩继续私有化的主流。比如，农业发展银行制定的政策性贷款以外的发放贷款原则，仍然坚持以扶持所谓农村“龙头”企业为主要对象。最近出台的中国农业银行的放贷原则同样作出了相似决定。这些所谓的“龙头”企业，就是农村率先“发展”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最广大的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这两家银行没有一家提及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另外，象高速列车、贱卖国企等严重犯罪行为，不但没有丝毫收敛，甚至愈演愈烈。所以，目前，我们最需要明确、最需要做到的，就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切实实地贯彻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之中，并确立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根本指导。

鉴于目前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诸多要素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实际状况，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党委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情况；对各级政府坚持宪法原则、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对造成人民根本利益严重损害的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对被侵占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进行清算，不能搞下不为例，更不能让投机者、违法者逍遥法外。要通过真真切切的事实，让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要强化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体系建设和对政府的政治监督，确保执政效果与人民利益的统一。

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现在有一种很令人反感的现象，就是以所谓的“办实事”来取代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坚持。人民确实希望党和政府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但不尚空谈，不是不讲社会主义；办实事、办好事不能代替对他们根本利益的坚持与维护，更不能把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大事排斥在外。否则，那就真正成了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多行小惠，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为何民众中把有些领导同志慰问灾民的行为称为“表演艺术家”，说是作秀，原因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一边是每年上万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数千万的领导干部出国费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另一边则是杯水车薪的扶持、慰问，孰轻孰重，不用权衡。每年的领导干部出国费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无论哪一项都基本与国家用于“三农”的全部资金旗鼓相当；而国有资产流失的金额，则一年相当于三年的对“三农”投资。所以，是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大政方针能否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能不能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制度。这既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众望所归，是实现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路线充分认同的唯一途径。

1、强化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必要的立法保护。

我国宪法已经对我国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和最基本的国策做出了规定。但在现实中，我国的宪法被肆无忌惮的践踏与破坏：那些巧言令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痞、丧失信念、崇洋媚资的官僚、惯于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的窃国大盗通过立小法坏大法，甚至以地方法规、红头文件、会议精神或领导意见的名义大行其奸，力图从根本上毁掉我们的共和国，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善良的人们相比，那些文痞、官僚、窃国大盗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上下其手。为维护其非法财产，绞尽脑汁要使“物权法”得到通过，极力使“宪法”抽象化、宪法条文空置。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对这些基本构成要素进行立法保护，粉碎他们的企图，让国家根本大法真正成为护国利器呢？

根据宪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必要的立法保护，应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比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保护。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也就明确了现在所有具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经济行为都属违法行为。我们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但并不允许其进行剥削。如何确定合理利润与剥削的界限，等等，就需要立法规定。既然宪法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对于可能给这一根本制度造成危害、甚至颠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属于非法之列。再如，国有资产的保护。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基，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保障。对国有资产立法保护，既是贯彻宪法的根本要义，也是我党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在每年上万亿国有资产流失的严峻形势下，为国有资产立法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其他的，如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保护、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等等，也都需要认真对待，积极进行。

2、设立国家宪法法院，让宪法由象征意义变为护国利器。

如何确保我们的宪法神圣不可侵犯，既是立国之本，也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通过法律形式使其不受侵犯，既是确保我党的执政根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我国之所以能够发生本文所说的那些严重问题，其中固然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分化、西化、颠覆无所不用其极的原因，也有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法学家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鹦鹉学舌、利用我们一些同志的无知信口雌黄，以售其奸的原因，同时还有我们党和国家一部分领导人丧失共产主义信念、蜕化变质，与敌对势力相互呼应的内在原因，另外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宪法只具象征意义，对于违宪甚至严重违宪的行为如何处置，不但没有具体的立法，而且也没明确受理法院。一旦出现国家层面的违宪行为，就很难得以纠正。

设立国家宪法法院必须坚决排除那些主流法学家的干扰，必须摆脱这些人关于实行“宪政”的纠缠，使国家宪法法院从诸多具体的执法体系中拨冗而出，不至于纠缠于具体的法律纠纷之中，确保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这些主流法学家们极力鼓吹的西方国家宪政制度，说到底就是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制度安排。因为西方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不存在全民财产被侵吞、被瓜分问题。所以，它们的宪法与法律就是要保护资本主义规则下的私权。尽管全民享有，但受益最多的还是较多资产的拥有者。这是他们的基本任务。而我国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国家财产是全国人民的公有财产。一是人民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政治制度得到保护。二是国家财产本身就是全国人民共有的私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宪法就不但要保护私权，更要保护全民共有的国家财产，要保卫维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设立宪法法院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对那些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裁决，对危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违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等重大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和打击。

3、必须强化对各级政府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坚持宪法原则的情况的监督。

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是通过宪法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而国家意志在其实现过程中是否走样或者发生逆转，关键在于各级人民政府。所以，强化对各级政府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情况和坚持宪法原则的情况进行认真的监督，实际上已经成了执政党能否根据党的根本宗旨制定并认真贯彻其政治路线的关键。这也是解决基层人民群众觉得党的政治路线与实际执行状况“两张皮”的根本途径。

现在的问题是，胡锦涛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为我们矫正过去 “改革”中的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如业已出现的畸形发展、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村农业农民的被边缘化等等），是十分必要而及时的。然而，在落实党中央这些大政方针的时候，人们发现，国务院系统则是“多行小惠，言不及义”。看样子是给了民众一些实惠，如取消农业税、增加助学金、医疗补助，等等，也不过区区几百亿元。而对于关系国家根本制度的重大问题则仍然我行我素，甚至进一步推动“改革”与“发展”的资本主义化。

据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们的国有资产几乎以每年上万亿的速度流入国内外资产阶级腰包。仅去年一年，通过银行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一项，就拱手向国际资本奉献了上万亿的国家财富。而整个用于“三农”的财政资金拢到一块才3000多亿，仅仅是每年国有资产流失的1/3。鉴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情况，一些部门和专家提出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1996年即已拿出初稿，但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出台。而重在保护富人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物权法”则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力量，确保通过。本来拿出400多亿就可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但中央政府宁可让农村教育败落到崩溃的边缘，也不舍得去解决，而主要由政府系统形成的公款吃喝、出国旅游、公车消费等等，哪一项不是几千亿？铁道部在高速列车的卖国行径，白扔进去的国家资财不也达几百亿之巨？另外，给全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教育、医疗、住房三大市场化改革政策，哪一个不是出自国务院？最近，向美国资本集团一掷千亿美元购买“资产毒垃圾”的，不就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么？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对于上述重大问题，国务院稳坐泰山，听之任之。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做出过任何交待。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政党的威望是由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决定的。我们不能只管制定政治路线而不问这个路线的执行情况。现在造成党群关系的疏远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游离于党的政治路线之外、背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政策与“方案”。所以，加强人各级政府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宪法情况的监督，已经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三）要加强能够确保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制度建设。

对于我们所走过的弯路，对于我们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尽管大家分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监督国家重大事务的渠道极少。一旦这个渠道堵塞，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就很难上下通达。加强能够确保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重大事务的制度建设，是解决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发生偏离、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充分认同的治本之策。

1、确保来自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代表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主体地位。

这是确保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监督国家重大事务的根本保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现在各级特别是市级以上党代会、人代会中的来自最基层的工农群众代表名额与其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人员比例严重不对称，在涉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声音微弱，甚至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能够直接导致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立法能够堂而皇之地以“人民”的名义获得通过——其结果只会让人民更加反感，进一步失去人民的信任——而且使人民对国家重大事务的管理与监督空置。实际上没有人民参加管理与监督的路线、方针、政策则是最容易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
确保来自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代表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主体地位，必须将代表构成由按界别改为按身份是劳动者还是管理者分开进行分配。这次党的十七大代表构成，按中央组织部的说法，基层代表将近1/3。但我们怎么算也没有那么多，原因就在于中央组织部把那些党委书记、局长、董事长都算做了基层同志。实际上，他们与基层的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完全是两回事。打马虎眼，只会让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没有任何好处。

各级人大代表特别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社会各阶层人员大体比例进行调整，以充分保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决定性表决权，这是宪法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各级党代会代表的构成，道理同样如此。但是，鉴于十多年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都已发生的极大变化，落实这一原则还必须制定科学的方法步骤，探索做好新时期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新途径。必须调整代表结构，坚决改变官员和精英、企业家主导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状况。要坚决压缩各地党政领导、社会精英和企业家的代表比重，要让“真正”的老百姓代表说话,为民众代表营造一个畅所欲言的自由表达环境。一般情况下，要按照从事职业和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将全体公民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并据此确定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在社会各阶层所占比例。同时还要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民代表的民意代表率和思想文化素质。要明确党代表和人民代表职责，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群众监督，使其真正尽职尽责。

2、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工农群众代表，以利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政权建设提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建设性主张。比如，各级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各级领导班子都必须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代表参加，等等，实际上都是为防止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质的积极探索。陈永贵、吴桂贤两位副总理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代表。文革电影《春苗》中的 “春苗”这个艺术形象最初的生活原型、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王桂珍的经历就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原则的高瞻远瞩。

应当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重访”栏目，时隔30年后又让我们目睹了工农群众代表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风采。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渡过了一个困难时期，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广大农村普遍缺医少药，不仅农民看病难，还随时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危险，当时王桂珍所居住的上海郊区江镇公社，虽说与大都市上海近在咫尺，可卫生院的设施却依然十分简陋。农村医药匮乏的状况渐渐引起国家的重视。毛泽东接到卫生部的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把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医疗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扎根农村，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乡村医生。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的这番话成为此后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王桂珍成为川沙县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面对人们怀疑的眼神，她又付出了巨大的艰辛。1969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的王桂珍来到北京参加共和国20岁生日的庆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27界世界卫生大会。会议之后，王桂珍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一年之后，王桂珍又被调入国家卫生部担任“三三制”干部，是卫生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级领导干部。

从这个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王桂珍只是小学毕业，如果放在现在，恐怕连个普通工作也难以找到。但是，她有一颗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赤诚之心，她参加管理国家有关卫生的事务，是八亿农民群众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的“代表”。第二，王桂珍当时是“三三制”干部。即从基层选拔起来的干部，每年都必须在中央、在地方、在基层各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她每年除了在卫生部和县里各工作四个月外，还要继续做她的赤脚医生四个月。在报酬上，不拿国家干部工资，仍然还拿她的农村工分，所不同的仅仅是在脱产期间每天补贴五角钱而已。我想，这样的国家干部制度，有多少人会怀疑它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第三，客观实际与我们所推崇的唯学历任用干部观形成鲜明对比。王桂珍只有小学文化，但她只要有了这颗诚心，他就必然能够获得人们甚至是全世界的尊重。她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27界世界卫生大会，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来华访问，就特邀王桂珍出席，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我们相信，如果像王桂珍这样的来自工农的代表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具有一定比例，那些诸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等等一系列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所谓“改革”还能够畅通无阻地推行么？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不能仅仅是一个招牌，更不能在政权本身将他们排除在外，而仅仅让那些与他们没有多少感情的人来代表。从这个层面来说，让来自最基层的工人农民代表直接参加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也是我们政权性质的应有之义。

3、要建立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听证制度。

现在，对于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基本上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的。这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渠道单一。人民的知情权只能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行使，人民的态度也只能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表达。然而，一旦这些“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时候，不但等于原本没有这个渠道，而且还等于授权于人打着他们的幌子作出与他们意志相反的决定。二是主动权在政府，“代表”没有知情主动权。像国有资产流失已到每年几乎上万亿的程度；国有银行一个所谓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决策，就能拱手让给国际资本上万亿的国有资财；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一次就能“力排众议”拍板买下上千亿美元的“资产毒垃圾”，这些触目惊心的重大事项，我们可曾从总理的政府报告中读出一星半点？所以，要保证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不违背人民意愿，就必须建立能够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知情、直接表决的制度。比如，国企改制、国有银行向所谓的战略投资者贱卖股份、土地出让、引进外资、住房、医疗、教育制度改革，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种种政策等等，都需要让人民听证，人民裁决。
4、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要按时公布其财产，就其子女亲属财产、就业情况接受质询。

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我们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私利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志，更应实行这一国际通行做法，以使社会上各种流言、猜测止于公开、透明。这对于凝聚民心、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恢复我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为党的建设打下最坚实的政治基础。

执政理念偏移的另一个危害，就是对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的严重破坏。这个破坏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培训代替了联系群众。其结果是一方面群众观点愈来愈淡薄、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愈来愈疏远，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各种培训编制“关系网”，为腐败愈演愈烈提供了充分的舞台，最后是“公仆”与“主人”彻底移位。

我国周朝有“采言官”制度。《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尚书?胤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些“行人”就是所谓的“采言官”。班固说，他们的任务有二：一是“抒下情以通讽喻”，二是“宣上德而尽忠孝”。可见，早在周朝，朝廷了解下情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采言官”在民间游走采风，以察民意。随后历朝历代的微服私访，也都意在民意上达的畅通与真实。

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民意的通达上，而是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党的干部脱离群众的政策措施。其中干部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要求，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如果说当时只是把它看作培养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问题的话，那么，现在看来则有着极深的用意。据笔者粗浅看法，毛主席这个号召，一是强调通过“三同”解决干部容易滋生高高在上的脱离群众倾向，培养党和国家干部同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问题；二是强调通过“三同”解决党和国家干部容易产生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实现最基层民众利益诉求的上下通达问题；三是通过“三同”解决干部容易产生当官做老爷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情况，坚定党和国家干部的阶级立场问题。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各级干部大多对人民群众有着较深感情、在大是大非方面坚定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随时随地能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根本所在。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的热情取代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这一优良传统自然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的“办好事”、“办实事”。这个取代的结果，看样子是更“实在”了。其实质，则是进一步淡化了各级干部对劳动群众的阶级感情，堵塞了劳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强化了干部们的救世主心态、加速了干部们向人民群众对立面的转化。

应该说，我们广大干部的基本素质还是比较好的。问题出在导向上。要解决广大干部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问题，就必须从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入手，加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培养，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贴心人。为此，建议党中央重新提倡和恢复各级干部同劳动人民实现“三同”的优良传统，把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实行“三三制”轮流实行“三同”。要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提出刚性要求，作为各位干部每年考核是否合格、能否提拔重用的必要条件。要求在实现“三同”中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但必须坚决反对用“办好事”、“办实事”来简化或取代“三同”。这对于各级干部的成长来说，要比党校培训、反复教育效果好得多，并且这更有利于解决干部立场这个本质问题。

解决各级干部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另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访贫问苦。我过去曾经长期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每次带领同志们看望贫困户，都有一次震撼，我们大家心里总是沉甸甸的。这种“沉甸甸”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我在任时曾经让党、团组织把访贫问苦作为组织活动的一项内容。实践证明，这对于提高党员、团员的阶级感情、政治觉悟十分见效。为此，我郑重建议，党中央在倡导“三同”优良传统的时候，要把访贫问苦作为各级党、团组织开展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大家经常保持同最基层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要比混迹于老板大款之中勾肩搭背、吆五喝六好得多。

能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真正代表人民问题，不仅是能不能落实好胡锦涛同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讲话精神的根本，也是我党能不能保持治国理政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不仅关系党的前途与命运，而且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与胜败荣辱。作为一个不愿背负入党宣言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此作出沉重思考。

「 支持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