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报纸上知道11月11日是“光棍节”的，可是总觉得还应该是一个“历史日期”，但到底是什么呢？一时想不起来了，一直到深夜12点钟，突然想起这一天是“波兰独立日”，而且从1918年11月11日到今年恰恰是波兰独立90周年纪念日，立刻睡意全无，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以兹纪念。

现在我上课时经常听同学们说，当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模糊。其实曾几何时，东欧是中国人了解所谓“西方文化”的第一扇窗口，上个世纪我们接触到的外国电影基本上都来自东欧，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二战的影片以及男女接吻的礼仪，曾给我们的视觉带来很大的冲击感和新奇感。1953年，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来华访问的演出团体，随后是乌克兰的“小白桦”艺术团、南斯拉夫的科罗歌舞团、罗马尼亚的“云雀”歌舞团等等。东欧富足的生活和多彩的文化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了生动的认识。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反体制浪潮更是我们对斯大林体制反思的先导，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昆德拉、哈维尔、团结工会，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多样化与本土性。而现在，由于交往频率的减少却变得遥远和陌生起来，成了一个不为人熟悉的东欧，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

被瓜分与独立之路

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俄罗斯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俄罗斯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东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其后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致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

1654年，俄国沙皇根据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的请求，把隶属波兰的德聂伯河东岸的8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国，此后俄国军队就没有离开过波兰，1764年波兰举行新国王选举，俄国女王叶卡特琳娜二世明确说，新国王“必须是对俄国有利的人”，最后使叶卡特琳娜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博尼亚托夫斯基当选，波兰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限制“自由否决权”法律，遭到俄国的反对，1772年俄国在镇压了波兰农民起义后与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署瓜分波兰条约，使波兰丢掉了三分之一的领土 （21.1万平方公里），这期间波兰的贵族和知识界痛定思痛，经过四年艰苦的议会辩论，终于在1791年5月3日通过《五·三宪法》，废除外国人担任国王的传统，改“自由否决制”为“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废除贵族特权实行“市民参政权”，废除农奴制改行“自由农民”制并提出让农民也享有各种“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五·三宪法》还宣布，天主教虽为国教，但与宗教宽容精神并行不悖，全体公民是“民族独立自由的捍卫者”，在国家受到侵犯的时候，“任何阶层都可以拥有军队”。现在法律界把1791年的波兰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看成是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五·三宪法》的通过引起了邻国的强烈反对，179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以波兰帮助“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为借口出兵波兰，对波兰进行第二次瓜分，《五·三宪法》被废除，“四年议会”的决议被取消。1793年，波兰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刺刀威逼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整个会议无一人发言，成为著名的“无声议会”。波兰只剩下20多万平方公里，400万人口。面对危难中的祖国，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科希秋什克秘密潜回克拉科夫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史称“科希秋什克起义”，起义军以教堂作为据点，靠变卖教会的银器为经费，起义最后被俄普联军共同镇压。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国家彻底灭亡，地图上已不存在波兰了。

波兰生活中的宗教氛围极为突出，人口中90%的人是天主教徒，教会在波兰的作用之大、威信之高令人吃惊。历史上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在抗击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俄国人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了民族凝聚作用。在波兰亡国的123年里，教会是实际上的第二政府，二战中有三分之一的神职人员牺牲。波兰还出过两个教皇：维辛斯基和保罗二世。波兰的宗教可以做到“热而不狂”，因为有1573年的宗教宽容协议和《五·三宪法》，历史上很少有宗教迫害，对犹太人宽容，也因此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

1815年，俄国在反法战争胜利以后，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把原来的普、奥两国控制的占领区攫为己有，建立了一个由沙皇任国王的 “华沙大公国”。1830年华沙起义，5万人的波兰起义军与12万人的俄国正规军殊死拼搏。1864年，俄国成立“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旨意是要抹煞掉一切有关“波兰”的记忆，比如禁止波兰人讲波兰语，禁止学校讲授波兰历史，当时惟一可以公开使用波兰语的是教堂，所以教会成为波兰人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1863年，在教会的策划下，波兰民众在教堂内用波兰语祈祷和高唱波兰圣歌反对俄国的奴化政策，掀起了1863-1864年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力地支持了欧洲革命。

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与法国类似，二战前它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另外，因为历史原因，波兰的左中右派都亲美，在美国有300万波侨，1000万美国人有波兰血统。波兰人有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拿破仑战争中有“波兰军团”，军装的袖口上写着“普天下自由的人是兄弟”，世界语就是波兰人柴门赫夫创造的。因为波兰人失去祖国成为“世界公民”，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们为争取“独立之路”浴血奋战在世界各地，可以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他们参加法国大革命、意大利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参与第一国际的建立，有600人成为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是巴黎公社的主要将领，因此马克思在伦敦纪念1863年起义四周年的大会上说，“波兰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恩格斯称赞波兰是“东欧民族的策源地”。

波苏关系与“波兰道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大批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重新获得独立，从此，这一天就被波兰法定为“独立日”，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社会党代表人物毕苏斯基从德国监狱回国当选为国家元首。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托洛茨基领导的苏俄红军直逼华沙城下，被毕苏斯基领导的“民族军”重创。1920年苏联内战结束后，根据“里加和约”把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5州）划归波兰。1939年，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有一个秘密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苏联同意德国占领波兰。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电战进攻波兰，波兰军队抵挡不住向东撤，17日苏联军队攻入波兰东部，在苏德的夹击下约十余万军队向苏联军队投降，没有执行命令的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和立陶宛。被苏联人俘虏的1.5万军官被编成146个战俘营送到苏联的集中营。从1940年3月开始，隔一段时间就有100人被送走，总共送走了15131人。此后苏联对外声称，俘虏营已被取消，允许波兰战俘回国，还向他们发了通知。从此以后，这些人就如同地遁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波兰将军安德斯从苏联监狱放出来后找斯大林要这批人，斯大林说，他们都跑了，可能是跑到满洲里去了。1942年，波兰方面再次要人，斯大林说我们把所有的人都释放了，他们可能在德国占领区。1943年，在俄罗斯斯摩陵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葬着万名波兰军官尸体的大坟场，苏联组织的国际委员会坚持说，这是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因为使用的是德国子弹，1946年苏联还在卡廷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这个悬案一直到苏东剧变以后才揭晓，卡廷森林的集体屠杀是根据斯大林下达的绝密指令执行的。因为斯大林对1920年的苏波战争耿耿于怀，认为得此机会可以报一箭之仇，消除后患。直到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这1.5万名波兰军官是被苏联内务部杀害的，正式承认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近半个世纪来的卡廷事件之谜才终于真相大白了。1995年，这些军官的遗骸被运回到华沙，他们终于可以在祖国的土地上安息了。

另一件挫伤波俄民族情感的是华沙起义。1944年6月苏联红军发动夏季反攻，7月30日苏军在离华沙6公里的地方号召波兰人民起义，华沙全市响应，很快占领了三分之二的市区，当时华沙是德军的交通枢纽，有5个精锐师把守，有大批德军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精良装备，而起义的波兰国家军只有2.5万人，只有10%的武器装备，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起义爆发后，波兰人期盼着苏联红军的到来，然而此时的斯大林认为，华沙起义是冒险行动，拒绝支援。起义坚持了63天，波兰军队死亡1.8万，居民死亡20万。当时华沙城内有居民80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死亡。起义失败以后，有35万人被送到德国做苦工，1.2万人在奥斯威辛被处死。1960年代中国曾经放过一部叫 《波兰一条街》的电影，就是描写的波兰起义。波兰是二战中损失最惨重、流血最多的国家，战前的1938年波兰人口是3500万，二战中损失600万，知识分子损失38%（雅盖隆大学全体教师被德国人杀害），人口仅有中国八分之一的波兰，牺牲人口达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却从没有出现过伪政府。面对二战中出了150万的“伪军”的苏联，波兰人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波奸’，更没有伪军”，甚至德军设在华沙的总督府都不敢雇用波籍雇员。一直到1970年代，波兰人口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但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剧变前的旧体制在波兰也比其他东欧国家温和，根据战后的国际局势，哥穆尔卡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波兰道路”。在冷战的大气候下斯大林强行推行苏联模式，哥穆尔卡以“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被捕入狱，“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随之夭折。

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 “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宽容度仍是东欧国家 （南斯拉夫除外）最大的，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剧变前的40多年的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并且最终使波兰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团结工会与转轨特色

团结工会发源于波兰北部最富有工人运动传统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继1970年代的工潮之后，1980年波罗的海沿岸工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全国，工潮发源地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 “团结工会”，并且于1980年8月31日与较开明的格旦斯克当局签订了承认有限工会自治的“格旦斯克协议”。该协议使团结工会一度合法化，顿时成为波兰工人的希望，到这年年底，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在苏联威胁要出兵镇压的情况下，波兰于12月13日宣布军管，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此后的团结工会处于非法状态，但工潮时起时伏，一直未能停止。1989年，波兰当局终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大选最后的结果，是由团结工会方面组阁执政，从此开始了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执政时期 （1989——1993）。1993年9月，在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选举中，“团派”大败下台。当年在半自由式选举中输得极惨的“前共产党人”，这次在纯西方式竞选中反而获胜，使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二个 （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复兴政府”。经过四年左派政府时期的反对派生涯后，1997年大选 “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再次击败前共产党人的“民主左派联盟”，开始了第二次“团派”执政。在剧变以来12年中，团结工会方面人士执政长达8年。然而正是这8年，把团结工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几乎到了要消亡的边缘。2006年后，团结工会的卡钦斯基兄弟上台。这时的团结工会才又回归到“利益成员”组织的地位上来。

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但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东欧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波兰农民党剧变时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波兰在剧变前一方面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的旧体制束缚的程度较实行集体化的其他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19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凡此种种，形成了波兰农民政治上激进、经济上保守的特点。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而且作为工会运动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在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工会吓跑投资者”成为波兰转型时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波兰经济转轨是在工会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较浓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波兰较顺利地度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在此过程中，波兰人付出的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也较大。但也正是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充分的讨价还价，使得波兰的产权改革后遗症比较少，尽管私有化速度缓慢，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

波兰经济转轨的特色就是 “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进行过雇员所有制改造后的企业，其员工倾向于把自己企业的利益置于工会政策之上，越来越难以积极参与社会上的跨企业工人运动。在一些企业中，工会组织甚至被雇员股东会议所代替而发生“工会消亡”现象，所谓“成也工会，败也工会”。在“后团结工会时代”，高失业率和腐败成为左翼力量在200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