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经过北魏以来均田制的强大制度调节，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民众个体生存能力得以提高，累积起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发展潜力。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也在这个时期垂青崛起的世界性帝国，熟悉唐代历史典故的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感慨，“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这些都为消解现实中包括政治斗争、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紧张提供了资源和空间。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666—668）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还有那位与骆宾王有交往、被老师王义方认为500年才出现一个的员余庆，干脆改名半千，他在给唐高宗的《陈情表》中，毫不隐藏自己的锋芒，“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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