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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地到尼赫鲁,有一种把想象或者意愿当作真实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本来是非常“普世”的,鲁迅先生所批判的“精神胜利法”与此差相仿佛。应该说,普通人偶一为之,聊以自慰,无伤大雅,未尝不可,但若国民乐此不疲,就不免陷入“国民劣根性”的泥坑。至于国家领导人如此做派,更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印度的国内外方略,为这种自欺心态的危害提供了上好的例证。 比如说,阿萨姆的150万那伽人中的半数(15个左右的主要部族,讲30种语言)信奉基督教,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那伽国民议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甘地同意阿萨姆独立,尼赫鲁却坚决反对。1952年3月,那伽人的领袖费佐(Phizo)到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时,后者捶着桌子咆哮道:“无论是天塌下来,还是印度四分五裂,血流成河,无论是我还是别人掌权,那伽都不能独立!” 天塌不下来,阿萨姆却真是血流成河了。1955年末,那伽国民政府成立,战争随即爆发。尼赫鲁派遣了大批军队到阿萨姆镇压起义;1958年,尼赫鲁政权更是颁布了被安德森称为“自由民主编年史上最为血腥的单部压制性法律”——《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Regulation)。按照这部法律,任何人只要被发现置身于法令禁止的五人或以上规模团体中,就可以被当场处决。得到合法杀人授权的印度军队,从此在那伽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大开杀戒;而这部毒辣的法律,直到今天仍在施行。 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上据以侵占藏南的西姆拉条约(Simla Accord),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并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安德森援引一位美国记者的话指出,麦克马洪线的出台,是英国殖民官员矫诏抗上、胆大妄为的结果,甚至故意违背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协定。即便如此,直到1935年,英国出版的国际条约集都没有收录西姆拉条约,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仍以中国传统主张的边界为中印分界——偶然发现这一点后,所有的条约集被回收销毁,取而代之的是伪造日期、收入西姆拉条约的另一个版本。 在西线,伦敦方面倒是敦促英印当局占领阿克赛钦,以作为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总督在1899年向清廷发了一份索要阿克赛钦的照会,结果没有收到任何回复。1913年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英国地图仍把这个地区标为中国领土——1927年,不知为何,在地图上就变成了印度的一部分,但直到其殖民统治结束,英印当局也并未尝试占领阿克赛钦。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周恩来总理1956年向尼赫鲁提出的建议,对于印度可以说是相当有利的。这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尽管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产物,但中国愿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这里飞流我要插一句,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未遵循刻板的民族国家原则,更看重的是在解决疆界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在险恶的冷战格局中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近年来,有些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指责当时的做法,持论未必公允)。在中国方面,这显然已经释放了很大的善意:印度通过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拿到的藏南,既然已经实际控制,我们且就认了;既然如此,英印当局曾经觊觎过、但从未染指的阿克赛钦,总该承认是中国领土吧? 尼赫鲁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藏南?那是大英帝国的馈赠,不在话下。阿克赛钦?印度人最开始犹豫了一下,说这个地方有争议,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表态。不,没有争议,也不会有协商,阿克赛钦就是印度的,中国人必须滚出去。1959年,西藏爆发叛乱,仓皇逃到印度的达赖喇嘛指责印度:如果你们否认西藏的主权地位,还怎么主张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但对尼赫鲁来说,这并不是问题。1960年,周恩来再次建议“麦克马洪线换阿克赛钦”,遭到又一次拒绝。 显然,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僵化的,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权衡利弊的能力。阿克赛钦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对印度来说意义不大(英印当局最初的“缓冲带”设想已经过时),并且中国当时已经在此修筑了具有战略价值的新藏公路,对该地的控制非常牢固。放弃争取这块从未到手、现实中也很难拿下的土地,换取中国对印占藏南的承认,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同时,与周边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消除边境纠纷,建立良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尼赫鲁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网登网视备(沪)02020000041-1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沪(2024)0000009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沪)字第039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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