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7
月
17
日到
2019
年
7
月
19
日,大运河院一行人来到山东(济宁)段运河进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情况调研。大汶河上的戴村坝和济宁南旺分水枢纽一体作为古代大运河(山东段)重要的水利工程,其历史重要性和文化精神价值值得后代珍视保护,不断继承创新、发扬光大,山东人民保护大运河水工遗产、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一些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暴露出的问题需要反思纠偏。
一、作为运河遗产的戴村坝和济宁南旺分水枢纽一体化工程
山东段运河处在大运河的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位于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
90
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
)
,高差达
116
尺,形成了两低进、中间隆起、状如拱桥的特殊地貌。(如下图)
面对这样一个“水脊”,大运河的水源如何解决,上万艘浦船如何顺利通行
?
这就给当时即将迁都北京的明成祖出了一道明永乐元年(
1403
年),成祖朱棣在
“
靖难之役
”
即位后“改北平日顺天府”,“以北平为北京”,决定迁都北京。但要迁都,首先要建好都城,大量的建筑材料要运到北京去;将来都城在北京,必须保证以吃粮为主的各类物资的充足供应。这些都要仰仗于大运河。从速、从快疏浚、治理大运河,就进入了史称“智勇有大略”的明成祖的战略视野。
农民水利家白英(
1363-1419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屈的精神为当时的朝廷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这项工程分为五个部分组成。
1
、在大汶河上修筑戴村坝。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自身没有发源地,需要从现有的河、湖借水、引水。解决“水脊”通水,就是借用了大汶河的水源。大汶河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国内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河流,古人有文章讲“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就是描述的这种景象。白英在大汶河上选取南岸直依松山、北边与龙山对峙、河床特别坚固、河道相对狭窄的区段,拦河建坝,“长五里十三步”,遏汶河入海之路,同时抬高水位,使汶水“尽出南旺”。初建为土坝,岁筑岁决,后经不断整修,形成三处溢流石坝,即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建国后也进行了三次大的整修。现存的戴村坝长
2213
米,由南向北依次为:南坝头土堤长
501
米,滚水三石坝长
432.15
米,窦公堤长
949.85
米,坎河口石坝长
262.5
米,北坝头长
72.5
米。
戴村坝标志
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
2
、按引水要求整修疏浚小汶河。小汶河原属汶河下游的一个岔流,分流口在现汶上县的四汶集。这条河在后唐以来已逐渐淤塞,宋礼、白英引汶济运时对这条废河进行连通整修并引至南旺,名为小汶河。由于引汶口门上无建筑物控制,而汶河又是一条大河,分流水量很大。为防止急湍的河水冲毁河堤,整修的引河走高避低,拐了
80
多道弯,使原本
38
公里的直线距离拉长到
70
公里。明朝中后期又配套设置了防洪排涝工程,包括小汶河两岸的东西大堤及泄水斗门等。在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筑砌一道近
300
米的石护岸,以防止汶河强势水流的冲刷。在河底设了分水“石拨”,也称作“鱼嘴”,使汶河来水南北分流,“以三分归南,七分归北”(东河河道总督白钟山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语
)
,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
3
、修建水闸,控制水流。为此,在南旺向北、向南的运河主干道上相继建节制闸
31
座。对南旺向北所建十五座闸,《明史录》这样记载:“
(
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河成,河以济:泗为源
...…
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运河上的闸有两种:一种是供过船兼调节水流的“船闸”。建在正河上;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向运河供水的闸,建在运河两边大堤上,叫做“斗门”、“水口”等,也就是现在的进排水闸。元明清在运河上闸的设置、结构型式、施工技术,以及建筑材料的选用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4
、沿山勘泉,补充运河水源。在充州、青州、济州三府境内勘查挖掘泉源
300
多眼,每一个泉源都指派一名军士看守除吃住之外一律不准作别的用途。所集泉水汇流成泉河,在冬春汶河枯水季节补充运河水源。
5
、把原来湖泊改造设置为蓄水水柜。为接纳夏秋季节这河多余来水和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以备冬春季节为运河补充水源,利用济守“南四湖”、“北五湖”的有利条件,将原来湖泊改造成蓄水水柜。《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乃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消河西岸者日水柜,东者日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安山洼是经改造建成的第一个水柜,之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路湖三湖围堤,兴建斗门,使其变成三个水柜。最后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西、以北就有了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南四湖辟为水柜,始于明永乐年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北五湖和南四湖建成之后,运河像一根瓜藤,串接着一个个湖泊,所供水源在一般年份可满足运河通航的需要。
综上所述,宋礼、白英因地制宜,度地施工,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巧妙地将河、湖、泉、洪等各类水源运用于保漕通航,使整个工程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顺利地把把大汶河水引入运河,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河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沙盘模型
济宁古运河原貌
济宁运河沿岸景点太白楼前合影
二、山东济宁创建大运河文化带示范城市的经验
(一)讲好运河人物为主线的运河故事
1.
郭守敬(
1231-1316
),中国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曾担任都水又开辟南旺湖、马路湖、马场湖、蜀山湖、安山湖等五个“水框”用来调者运河水量。同时,为了有效控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
2.
运河神——农民水利家白英。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运河就成了维系国家政治经济的命脉。明代永乐
9
年,黄河决口,运河河道淤塞
300
多里,朝廷十分着急。工部韵书宋礼奉旨疏泼,以恢复南北消运。但由于号称“水”的没上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济宁地段
3
米之多,疏通后的河道水源不足,宋礼和白英一起,按照“引次济运,南旺分水”的方略,又开辟南旺湖、马踏湖、马场湖、蜀山湖、安山湖等五个“水柜”用来调蓄运河水量。
3.
铁腕治吏、节俭治河的运河河道总督林则徐。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在济宁当了
164
天的总督。
1831
年冬天,林则徐来到济宁出任河道总督,他在此写下了明代陈幕白的诗句:“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从济宁出发,亲往运河各工段查验,严格把握质量标准。在巨嘉汛区,他对督工不力的该汛主簿徐恂严加惩治,“力振因循,破除情面”,将其摘去顶戴,然后看督补情形再定去留。林则徐对工程造价把握十分严格。他上奏朝延请修五处提工、民堰、减水坝,按工确估共需用银
7585
两,他按工造价,减之又减,毫无虚浮。
4.
勤勉敬业的运河总督——潘季驯。潘季训(
1521-1595
),中国明代水利家。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字时良,号印川。明代后期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潘季训在治河中,总结了前人对于黄河水沙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对后代治黄有重要影响。他在当时的济州干了四任总督,历时长达
20
年,其间就没能抽出时间去登一次太白楼,正如他在诗中所讲的:“独怜二十载成虚度,才一登临又白头。”可见敬业精神之强。
5.
心系百姓、鞠躬尽瘁、英年早逝的河道总督—朱之锡。朱之锡
(1623-1666
),字孟九,号梅麓,浙江义乌人,为清初治河名臣。进土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顺治十八年加太子少保,康照元年进阶资政大夫。朱之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达
10
年之久,南北交驰,弹精竭力,鞠躬尽瘁,卒于任上,年仅
44
岁。康照谕赐祭葬。雍正元年(
1725
年),朱之锡被救封为河神“朱大王”。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乾隆皇帝追封朱之锡为
“
助顺永宁侯”。黎民百姓无不称颂其惠政,奉为“河神”,沿河立庙,春秋祠祭。朱之锡清廉勤政,为民造福的事迹,被两河百姓争相传诵。
(二)传承区域特有的运河文化
1.
以孙玉庭孙氏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文化。
济宁孙氏家族祖籍山西洪洞县,明朝洪武年间迁往山东夏津,明万历
21
年(公元
1593
年)自夏津迁来济宁,到清光绪未年的
300
多年间,孙氏家族历
12
代,发展成为人日众多、名人辈出、在当时我国北方名列前某的名门望族。其中在五代人中先后涌现出
6
名进士、
8
名举人,有两人
(
孙镇桂和孙如仅)高中状元。在四代人中涌现从地方官吏到朝廷中枢的各类官员六七十人,内有两江总督、几部尚书等高官
6
名。除经营济宁周边良田千顷,所经营的玉堂酱园历经
300
年长坚不衰。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齐鲁闻人》对孙氏家族作出如下评价“清代山东名门望族,继诸城刘氏之后莫过于济宁孙氏。自孙玉庭起,辈辈科举起家,四世名列清史。家门之盛,北方士族罕有其匹。”孙玉庭孙氏家族的形成是融入儒家文化精华的济宁运河文化哺育的结果,孙氏家族文化成为济宁运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孙玉庭孙氏家族是与运河兴衰的。孙氏家族文化内涵:以诗书传家为本,以举礼义立德,以包容创新建功。
2.
勤奋忧民、鼎力创新的治水文化和精神。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白英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八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
3.
多元民族文化融合——运河穆斯林文化
东大寺建于明永乐后期
1420
年左右,
1459
年(天顺三年)重修,康熙扩建,乾隆重修,最终成为现在规模。东大寺的后牌楼、望月楼、后殿和大殿形成重重叠落的高大雄伟和巍峨气势。
“
因此它的一切建筑的造型艺术,是代表着乾隆时代的精神和气魄。
”
东大寺属于
“
海乙
”
型清真大寺,海乙寺一般需要具备大殿、讲堂、水房、望月楼和邦克楼
5
大件。东大寺和西大寺生活区里,回族和汉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尊重,友好相处,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祥和景象。
4.
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珠联璧合——儒商文化。
运河文化首先是一种工商业文化
,
这种文化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是怎么赚钱怎么干。而济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世代济宁人,重礼仪、尚伦理、尊中庸、重义轻利,以及“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恪守的基本信条。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文化观念开始受到工商文化的极大冲击。济宁凭借融南汇北的地理优势,在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手工业者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在此保留、推演。史载,南北消运最盛时,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他们创办了大批商号、手工业作坊,如苏州人戴氏创办的玉堂酱菜铺专营苏州糕点的兰芳斋食品店;以编制竹器闻名的作器一条街——竹竿巷。外来商人县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务实、创新精神。济宁人与南北商人在长期共事和生活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经过互相影响甚至斗争,最终融汇抵合。“看似究家却有”,偶家的“仁”“义”“诚”“你”“和”“中”等价条,一并抹进了工商经营的规范之中,从而形成了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实不成仁义在”等为基本理念的借商文化。正是由于运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促使在“义利观”等理念上差异巨大的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最终实现了交汇融合。
5
.运河滋润涵养的独特民俗文化。
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传承绵延的是以孝为核心的传统美德,济宁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地是城内著名的游艺娱乐场所“土山”。当时“土山”周边建有戏院十余家,曲艺摊棚
40
余处,从艺人员常年保持在
400
人以上。岳家军精忠报国、杨家将代代忠良、小姑贤倡导她姐和睦、墙头记贬斥不孝行为等都是经常上演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曲目。通过戏曲教化民众,使“土山”实际上成为当时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国内的许多名角纷纷赶来助阵,更使“土山”名声鹊起,成为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齐名的运河沿线三大娱乐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在济宁大地融会贯通,使济宁成为山东省民间艺术最集中、最繁盛的地区之一,享有“曲乡艺海”的美誉。正是通过运河这条沟通交流的大通道,借助无数个类似“土山”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众多的民间艺人走向全国,走进乡村,使中华民族忠孝为本、礼义为重、勤俭为先等传统美德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成为中国人祖祖辈辈笃行恪守的道德信条。
(三)融入城市的运河文化景点建设
1.
保持运河沿线区域的原始风貌。
一是尽快在原址、按原貌修复运河总督河院署。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中
国运河之都”的实际存在,同时充分体现“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按原定规划把秀水城改建为运河文化主题广场,改变现在的
“
秀水城
”
规划,保证规划建设的主题广场集中体现运河之都水城风貌的标志性区域,采取果断措施,按原定规划进行改建,真正还河于民,还河于游客。
北湖运河区域实现生态还原,保留运河边千百年来形成的空间造型,展现运河原始风光,还原运河本真风貌,体现生态和谐、环境静谧的运河环境。建立运河生态旅游区,配合步道、景观长廊建设,塑造原生态运河景观。
2.
修整、复建运河城市景点
一是整修洗笔泉景点。复建完成洗笔泉内的建筑群体,拆除周边部分民居,扩大景区,恢复西门及其原来建在小洸府河上的桥梁,使其成为便于游览的一个重要景点。二是复建顺河门。老洋桥以南的老运河东岸,过去有一座区域性标志建筑——顺河门(也叫关帝阁),应按原规制进行复建,作为市区通向小北湖的联系景点。三是复建青莲阁(响铃阁)。解放桥西首,南面正对迎龙桥,马路中心留有一处尚待种植的花坛,这里正是当年青莲阁所在的位置,也是元代之前老城(任城)城墙的东南角。这几处景点的建设,是在关键地段的点缀之笔,可使城区旅游大为增色,且所需投资不多。
3.
按照本来面目恢复竹竿巷初始形制
竹竿巷是过去济宁城区商业与手工业繁荣的街道。它实际包括首尾相连的五条街巷,因为在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当中,竹器店约占
40%
,于是人们就统称为竹竿巷了。竹竿巷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长,它是运河手工业、商业的生成及中国建筑伦理、形制演变的研究标本,也是一部真实记载南北文化交汇的弥足珍贵的“史书”。应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尽可能按本来面貌恢复它的形制和部分功能。
4.
戴村坝用丰富的运河水工文物、科学展示筑坝工程,令人映像深刻。
戴村坝作为明清大运河上的心脏工程,保证了明清时期的航运畅通,在京杭大运河近
500
年的航运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
“
中国古代第一坝
”
。戴村坝博物馆作为山东省第一座水工文化博物馆,充分展示了戴村坝悠久的历史和卓绝的设计思想,对于传承和发扬传统治水文化、普及水利科学知识、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物具有重大意义。
刚刚落成的戴村坝博物馆,依托戴村坝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工艺,突出水工文化主体,普及水工科普知识,向游客充分展现了戴村坝的历史、价值、功能、作用以及京杭大运河的灿烂文化。展品
23
件(东平县博物馆借用):镇水兽
1
个、石夯
1
台、铁钜
2
个、铁销
1
个、铁扣
7
个、铁犁铧
1
件、土陶罐
1
个、灰土
1
块、铜钱
7
枚(光绪通宝
1
枚、嘉庆通宝
1
枚、光绪元宝
1
枚、道光通宝
1
枚、乾隆通宝
1
枚、大元宝
1
枚、无字小铜钱
1
枚)。戴村坝工程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
年
6
月
22
日卡塔尔首都多哈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大运河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调研组
执笔人:李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