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跨越3000年，或深埋地底，或经历风霜，或布满尘埃，又都在二十世纪初“横空出世”，惊艳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成为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

多年来，它们被收藏于不同的研究机构。如今，它们第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

它们是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目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上至3000多年前的龟甲兽骨，下至晚清的政令文书，诸多珍贵文物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

漫步展厅，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还能看到100年前那些筚路蓝缕的中国学者的身影。

“展览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神特质，凸显出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熊远明说。

“这是四大发现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本次展览执行策展人顾恒说，四大发现接力呈现出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3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之前，商代只在文献记载中存在，无从考证。甲骨以实物形式证实了殷商的存在，使过去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展品中，有一片看上去很普通的甲骨，顾恒向记者讲述了其背后影响深远的研究故事：先是王国维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并拼接成一条含有商王世系的卜辞。后来，董作宾又在此基础上，用展出的这片甲骨再次缀合。三片甲骨缀合后的卜辞，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的相关内容，还对其记载的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

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今年是兔年，展览特意选择了一片有“兔”字形象的甲骨，仔细观察，能看到“兔子”的前后腿和小短尾。

后来的岁月里，这些文字不断发展，从未中断，又书写了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

居延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汉武帝时期，汉军大败匈奴，收河西走廊，居延地区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太初三年（前102年），设居延、肩水都尉府，大量派遣戍卒。两都尉府所辖城郭和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简”为长条形，“牍”的幅面较宽，均为竹制或木制。纸张发明之前，简牍是古人的主要书写材料。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官私文书，包括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买卖契约和来往书信，还有少量典籍、历谱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此次展览所选取的文物，大多是汉代西北边防、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屯戍文书。

1974年8月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简册，记录了匈奴来犯时烽火品物使用，要求各部快速判断军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警报信号，将军情迅速传报至居延都尉府。“它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报警系统和防御设施具有重要价值。”朱建军介绍。

2000多年过去，简牍的书写者们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也未曾在正史中留下太多印记，但他们留下的简牍却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买鱼简》是一位叫明的人写给少平的一封信，信中感谢少平为他买了50条新鲜的鱼；《赵宪借衣记》是赵宪写给一位以官职“掾”相称的朋友，说天气寒冷，自己正好把衣服洗了，希望借一件旧襦衣暂时穿一两天，等自己衣服干了即刻奉还……读着简牍上的文字，仿佛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近距离观察戍边将士们的生活细节。

除了各种档案文书，居延汉简中还有部分古代典籍，其中一些失传已久，全靠汉简的发现才重回人间。比如《论语·知道》，上面的内容就是魏晋后失传的《齐论语》。

走进“敦煌遗书”展厅，能感受到浓浓的敦煌石窟与壁画元素。敦煌遗书指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拓本组成，时间从4世纪至11世纪，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传世史料中，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一般只记载历史的主线，缺少具体的细节。敦煌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档案，比正史更加生动具体，能够复原出非常完整的历史面貌。”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向记者讲述了敦煌遗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她以展品中的海内孤本《李陵变文》为例，“变文是俗文学讲唱故事类作品体裁之一。跟《史记》《汉书》等正统史书相比，《李陵变文》把李陵投降匈奴的整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尤其突出了当时汉军作战的勇敢和气势，将李陵定义为一位英雄。”

安史之乱后，西北兵力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敦煌。“有学者推测，《李陵变文》创作于这一时期。当时敦煌百姓一直渴望归唐，在他们心中，投降吐蕃跟李陵投降匈奴的心境是一样的。作者以这样一篇变文，暗喻敦煌百姓汉志不灭，寄托了沙州人充满矛盾的内心和不甘。”赵晓星介绍。

明清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目前大多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次展出的明清档案中，有清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及谕旨（仿制品），这是现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有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共同绘制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展现了明代人眼中的浩瀚星空；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文科大金榜（仿制品），再现了“金榜题名”的真实场景……历史的细节从一件件文物中浮现。

四大发现对于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早在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将四大发现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

但在刚发现的时候，这些古文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

清末民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安稳的社会环境作为学术研究的后盾，现代学术思想也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四大古文献的发现过程因此历经波折，甚至流失海外，被盗窃被损毁。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1907年、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至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和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14000号，今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及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7000号，今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11年至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骗购敦煌遗书600余号，今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率考察队至敦煌，劫掠大批经卷及绢画，其中敦煌遗书19870号，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遗书”展览开篇，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发现流散大事记”，讲述了敦煌遗书发现以来的坎坷命运，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至今，这些被劫掠走的珍贵文献仍流散海外。

“敦煌遗书本来保存得非常好，就封藏在一个洞窟中，而且是中国人王道士发现的。但在发现后的十来年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妥善保管，才造成了流散，这是时代的悲剧。”赵晓星说。

殷墟甲骨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也伴随着外国探险家与古董商的盗掘。

更让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损毁。1909年，伯希和将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展示给罗振玉等人，引起中国学者关注。劫余的部分敦煌遗书终于得以由敦煌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

“藏经洞文物从出洞的那一刻起，就又经历了一次劫难。”赵晓星说，整个东运过程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

到达北京的敦煌遗书仍没逃过流散与损毁的命运。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的序言中，曾指出“比既运京，复经盗窃”。其孙罗继祖在讲述祖父生平的《庭闻忆略》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他感叹，“鸣沙秘藏，一被窃于外国人之文化侵略，二被窃于国内的不肖官吏。”

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写卷长度仍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

“直到今天，这段话还不断被引用。但其实这不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而是他在下文中予以反驳的观点。”赵晓星说，“这段话是当时不少人对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的看法，认为这8000多个卷轴都是别人挑剩的，精华已经没有了。陈寅恪先生十分反对这种观点，他真正去研究了这些敦煌文献，所以他举了好些例子，证明国图收藏的有价值的敦煌遗书很多，并不比国外和私家所藏的差。”

明清档案的命运更有戏剧性，一次差点焚毁，一次差点化为纸浆。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所藏书籍、档案、实录、圣训被移出，部分档案被视为“无用旧档”，准备焚毁。正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发现了这些档案的巨大价值，于是建议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将档案移归学部，存放在国子监敬一亭。

民国元年（1912年），新设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管了这些档案，但一直未能好好整理。民国十年（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将其中的八千麻袋档案以4000元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罗振玉再次将这些档案从毁灭的边缘抢救回来。

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记录了这充满戏剧性的经过。1922年2月，罗振玉“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最终，罗振玉以原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档案。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整个学术界意识到了危机，认为有责任保护这批珍贵文献。对明清档案的抢救，由罗振玉等个别学者，变为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行动。这些抢救下来的档案经过多次辗转，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1067万余件，其中明代档案3800多件册。对于明清两代档案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韩永福认为，这是因为大量明代档案还是被毁掉了。

事实上，1921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分为两批。第一批卖的就是明代档案，当时作价3000元，有十几万斤，数量和后来的八千麻袋差不多。“八千麻袋是卖给一家店，追回比较容易，第一批档案是卖给散户，没法追回，应该就这样化成纸浆了。”韩永福说。

“四大发现”一开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却逐渐发展成为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这“四大显学”。回顾这一过程，总有两个名字被提到——罗振玉和王国维。

“他们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两人结识后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交流，为‘四大显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顾恒介绍。

在甲骨学方面，两人均属“甲骨四堂”。近代以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是记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在漫长的几千年时光中，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上的发现，才让甲骨文重新来到世人面前。

王懿荣1900年去世，之后他的收藏到了朋友刘鹗手中。在罗振玉的鼓动下，刘鹗将手中的甲骨精选了一部分拓印出版，书名为《铁云藏龟》。罗振玉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共识别出500多个甲骨文字，许多卜辞由此可以读通。

罗振玉还经过多方打听，最终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他首次指出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村为殷墟，即殷商的都城遗址。“后来，罗振玉还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甲骨，并进行详细研究。”顾恒告诉记者。

王国维的主要功劳是以甲骨文证史。他将甲骨上的卜辞作为史料，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论文，还由此总结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罗振玉为敦煌遗书的保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正是在他的上报和督促下，最终促成了1910年敦煌藏经洞剩余文献被运送至北京保管。也是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才陆续寄回法藏敦煌遗书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赵晓星介绍，罗振玉是敦煌遗书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陆续整理敦煌文献并编著了《鸣沙石室佚书》等多部著作，还撰写了大量跋语和校勘记。

王国维协助罗振玉做了很多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他也是最早关注敦煌曲子词的学者。他在敦煌遗书的残卷中，读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结合《北梦琐言》中的记载，推断出此残卷为韦庄所作的《秦妇吟》，让这首失传千年的乐府诗重新回到中国文学史当中。

后来又有更多《秦妇吟》残卷被发现。“敦煌文献中，共发现10件《秦妇吟》写卷，虽然它们各有残缺，但互相校补，可以复原出完整的原作。”赵晓星说。

西北地区简牍的发现始于十九世纪末。罗振玉和王国维曾一起整理、分类斯坦因在今新疆、甘肃所得的一批汉晋木简和文书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流沙坠简》。“这本书第一次向学术界普及了简牍这一书写材料，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朱建军介绍。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发现一万余枚汉简，这是第一批居延汉简。此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对文物价值也有了清晰的认知。考查团组建前，中国学术界就通过多轮谈判，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团长由中瑞双方担任，团队成员由中外双方组成，考察成果共同享有，采获文物不准带出境外。

这一协议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也达到了合作考察推动学术发展的目的，此次谈判的主将之一刘半农戏称这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在《劫掠丝绸之路》一书中，也将此次考察作为“劫掠”的终结：“随便劫掠的时代结束了。从此开始，就算有人去挖，也是在替中国挖。”

“居延汉简的大批出土与整理研究，开拓了汉代历史、考古的研究空间。”顾恒说。

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地区汉代遗迹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余枚，这是第二批居延汉简，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朱建军介绍，此次展览中大部分居延汉简，来自这一批。

“四大显学”

在顾恒看来，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居延汉简，王圆箓发现敦煌经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从‘四大发现’到‘四大显学’却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罗振玉和王国维之后，无数学者继续投入到“四大发现”的研究中，他们通过研读这些文献，进一步诠释和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

本次展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熊远明说，这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等不同领域，打破馆际资源壁垒，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圆满联动。

“我们2021年就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到今年2月15日正式开展，这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以来策展周期最长的展览之一。”顾恒介绍，备展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难题，通过与各领域专家学者充分交流，都一一解决了。

他以甲骨举例，甲骨对光照比较敏感，上面的文字也比较小。“为了保护甲骨，同时让观众看清甲骨刻辞和钻凿的形态，我们一方面通过使用无紫外光灯具，根据每片甲骨的实际情况，对灯光照射角度和范围进行调节。同时添加按比例放大的甲骨图和拓片图，向观众呈现每片甲骨的清晰面貌。”

如今，国家对古文献的倾力保护与研究，与二十世纪初相比，已是天翻地覆的不同。

顾恒介绍，国家图书馆对馆藏甲骨进行了传拓、释文、分类整理，并不断将其刻辞内容、钻凿形态、缀合校勘等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例如，甲骨6269、甲骨14289、甲骨19653这3片甲骨缀合后，是关于商都发生瘟疫的内容，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对疫情已有一定的认识。”

以简牍为主要展品的甘肃简牍博物馆预计今年上半年开馆。朱建军介绍，展品除简牍外，还有一些与简牍相伴出土的文物，“它们展现了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民族关系、军事塞防等。”

“敦煌遗书每年都会有大量专题性研究成果。”赵晓星说，“我们院最近的成果之一是《敦煌草书写本识粹》的出版。草书文献是最难读的，因为字非常潦草。这套书是全彩印刷，实现了图文对照浏览，每一件文献后面还附有相关研究情况，非常方便研究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正主持研发全球敦煌文献资源的共享平台——敦煌遗书数据库。内容包括敦煌文献的基本信息、数字图像、全文录文和相关研究文献目录四个部分，还实现了汉、藏文文献的全文检索和图文对照浏览。“汉、藏文全文检索是其他同类数据库还无法做到的。”赵晓星说。

据了解，敦煌遗书数据库还将继续收录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积极推动其数字化回归。

对于浩如烟海的明清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进行着整理和研究。韩永福特别提到了对满文档案的研究：“满文档案是清代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保管着大量的满文档案，有200多万件。现在满文属于不再使用的死文字，识读很难，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才。我们有一个满文部门，一共18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满文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开发满文全文数字识别系统及满文检索数据库，有一定满文知识的人，将来可以通过数据库对满文档案进行研究利用。

韩永福介绍，他们主要通过提供电子图像、缩微胶片和汇编出版史料等方式为社会和学术界提供档案。“现在主要是在电脑上看电子图像，目前公布的电子图像已有473万多件，415万件档案的目录可以在官网上看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从馆藏中精选出数百件珍品，布置了明清历史档案展、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展、明清档案事业发展历程展等3个常设展览，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大内密档”。

“欢迎大家通过预约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参观展览。”韩永福说。

责任编辑： 张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