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的事情开了个很不好的头，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大学里的孩子都聪明，知道有铊这样一种（投毒谋害）方式，就会去研究。”她认为，朱令铊中毒案至今未破案，也给了后来模仿者一丝侥幸的心理。

说话时，黄洋已不治离世，犯罪嫌疑人——黄洋的室友林森浩被警方刑事拘留。

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代价，朱令从死神手中幸存下来，在父母的呵护下艰难度日。她的一名室友一直被人视为“凶手”，虽然案情一直不明，但对这名室友私生活的“人肉”几乎从未停止。

黄洋事件后，网络再度唤起了人们对朱令的挂念。有些人不知道她的近况，有的人未听闻她的事因，还有的人在忧虑她将来的路。

今年，朱令，39岁。

“这个女孩多么聪明，原本该有

一个多么美好的前程”

时间没能改变一切。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心里很清楚，十九年过去了，女儿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中毒前的样子。

朱令随母姓，名字取自姐姐吴今的“今”字，多加一点。这个聪慧的女孩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同龄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她自小才艺双全，不仅精通钢琴、古琴，也是游泳健将。考取清华大学后，朱令加入了清华大学民乐队，成为主力队员。

两次铊中毒将这些美好的事物都留在了1994年。如今朱令的智力、视觉、肌体严重受损，身体重度瘫痪，生活无法自理。而她的记忆，大多还停留在校园里。病情好时，听见母亲朱明新谈起在国外的大学同学，她也会语音含混地嘟囔：“为什么我不能出国？真是活见鬼了！”

“因为你病了呀，要好好养病。”母亲像哄孩童一样安慰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照顾女儿成为了两位老人生活的全部。久病成医，吴承之对打针、吸氧、按摩、气管清洗之类治疗护理工作已非常熟悉，“一般情况下，医生、护士、护工都自己做了”。

夜里，只要不生病住院，吴承之都会陪朱令住一间卧室，朱明新则睡在隔壁。两位老人不敢睡得太沉，时刻要注意女儿的动静。

白天，老旧的客厅里很少接待来客，除了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们。“很多人一直都在关心令令，送来药品、医疗设备，送各种礼物。今年过年他们送来了8箱水果，直到现在我们也没吃完。”吴承之说，来者有女儿的同学、校友，也有原本并不相识的人们。

大学教师李依是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之一，从2009年开始，她时常登门看望朱令，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她陪在床边，给朱令读徐志摩的诗，朱令并不能明白她读的是什么。

“徐志摩要离开日本了， 他会对日本女孩说什么呢？”李依提醒道。

“沙扬娜拉！”朱令反应过来。

到11月24日，朱令生日时，志愿者们常会带来蛋糕。大家合唱生日歌，唱完一句“Happy birthday to you”，朱令会跟在后面唱“Happy birthday to me”。“看到这些情形，你就会想，这个女孩多么聪明，原本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前程。”李依说。

尽管一年年流逝，吴承之仍不愿放弃希望，坚持陪女儿做康复运动。每天，朱令坐在垫高的轮椅上，双手搂住父亲的脖子，两腿并拢，用力让自己离开坐垫。他站在轮椅前，用膝盖牢牢顶住她的双腿，仿佛一棵大树般屹立不动。

这个在常人看来无比简单的起身站立动作，对朱令而言却非常困难。有时，看见朱令咬紧牙关的吃力表情，吴承之会伸出双手，轻轻托住她的臂弯，缓缓向上牵引。常常是一组动作下来，两人早已汗流浃背。

“刚开始每组只能做10个，现在一天4组，一组已经能做60个了。令令的腿部力量在慢慢恢复，她自己从未放弃锻炼。”吴承之说，自己坚持的，是女儿的坚持。

“我只是希望，她能慢慢地好起来。”他说，恢复得好，朱令就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尊严。

“案情就像一层窗户纸，

可能一捅就破，也可能捅不破”

朱令如何中毒，至今仍是一个谜。

据朱令的父母回忆，1994年11月底，朱令出现中毒症状——肚子疼、胃部不舒服、头发几天就掉光了。虽然病因不明，但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她的病情得到缓解，长出了新头发。

1995年2月寒假结束后，朱令返校，不到半个月就病情恶化，感觉腿疼、眩晕，家人将她送往协和医院救治后，医生曾怀疑是铊中毒。但由于协和医院不具备做化验的条件，朱令又说自己没接触过铊盐，医院并未进行铊中毒检测。但此后的一个月内，朱令的症状不断加重，最终自主呼吸消失。

朱令的病情引起了昔日同窗的关注，她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情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发出求救邮件。这是中国首次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远程医疗的尝试。

贝志城事后回忆，当时有大量回复邮件都怀疑朱令是铊中毒，但他将这一信息反馈给协和医院时，并未得到院方的重视。

不久后，朱令的亲人找到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工作的陈震阳，希望能为朱令做一次铊中毒检测。

“当时只有我们这儿能做铊中毒检测。她爸爸说就想找个死因，好是好不了了，不能让女儿死得不明不白，怎么在清华大学上完课就这样了。”陈震阳说，此时朱令已昏迷一个多月，只能靠人工呼吸机呼吸。

4月28日收到朱令家人送来的检测样本后，陈震阳当天就出具了检测报告——样本中铊含量超标上千倍。根据检测数据，他判断朱令先后两次中毒，第二次中毒的剂量足以致人丧命。

“当时我们就怀疑是有人投毒，报了警。”朱明新说，家人立即告知清华大学，要求校方封锁现场，保存物证。“巧得很，就在之后的五一假期期间，朱令寝室发生了盗窃案，朱令的洗漱用品都不见了。”

立案两年后，1997年4月，北京警方对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朱令的室友孙维采取了突审。

“据说审了8个小时。”朱明新说，案发后，家人就怀疑投毒者是非常了解朱令情况，与朱令有矛盾，并且有机会接触到铊盐的同班同学。

据媒体报道，1995年下半年，朱令的同学、熟人和朋友被广泛调查。北京警方曾排查了全市20多家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也排除了其家人和亲朋接触过铊盐的可能。

朱明新说，曾有办案民警告诉他们案情已有进展，“就像一层窗户纸，可能一捅就破，也可能捅不破”，家人都对警方的侦破工作充满了期待。

1998年12月，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不见了。而公安部门早在1995年就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在化学系办公室，并给了朱家一份物品清单。

“像蜂蜜、咖啡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投毒案的直接物证，学校怎么就又弄丢了呢？”朱明新说，她感觉到此案有些“蹊跷”。

那时的她并不知道，朱令铊中毒事件将成为一桩悬案，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被人反复提及。

“案情没被公开，怎么能

就这样草草结案呢”

1995年11月，带着铊中毒留下的严重后遗症，朱令从协和医院出院。

似乎是一种巧合，十年后的2005年11月，ID为skyoneline的网友在天涯论坛贴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一文，把孙维推向了“投毒者”的风口浪尖。

此前，2002年3月，贝志城曾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介绍了此案的一些内幕，就曾引发关于此案的网络讨论。在文章中，贝志城把投毒的怀疑对象指为朱令的女性同学“孙某”。

此后，网络上陆续出现一些关于投毒者的传言，几乎都将目标指向孙维。2005年12月底，一个名为“孙维声明”的ID最终出现在天涯论坛，贴出《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称“我是清白无辜的”。

《青年周末》记者曾找到孙维父亲，证实这篇声明确实为孙维所写。在2006年的那篇报道中，该报还证实，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组曾试图采访孙维，并与其签订了保密协议，但最后，采访没能完成。该节目制片人曹志雄透露，最大的原因是网络舆论压力太大，她担心这种情况下出来说话会与网上舆论形成一种因果关系：“你逼我，我就出来说话，那你逼我不就有成效了吗？”

但这种压力并未因孙维的“消失”而消失。每当出现类似投毒案件时，谜团般的朱令案就会被人们重新提及。最近，因复旦投毒案，网络上对于朱令案真相的大讨论，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与之前社会舆论关注朱令病情时不同，孙维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此次媒体的报道当中，她的作案嫌疑也被诸多网友分析推测。一度陷于沉默的“孙维声明”ID，也终于再次现身发帖称，“我恨，事情没有发生在今天，埋没了真相。我比任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以法。”

朱令父母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索。朱明新说，她曾多次试图向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李树森了解进展，对方每次都回答案件还在办理中，具体案情不便透露。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朱明新赶去北京市公安局递交申请，希望“获得女儿朱令急性铊中毒，公安局立案侦查、侦破过程和结果”。但申请最终被驳回，理由是“经查，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它情形”。

朱明新无法理解不予公开的原因，她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2009年3月，北京市政府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之前作出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却并未要求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对朱明新的申请给予答复。

朱明新说，几次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后，曾有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探望”朱令。来者不忘给两位老人做思想工作，希望不要继续申请下去了，“他们说，眼下照顾朱令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在朱明新申请公开案情前，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曾有政协委员上书称朱令中毒案“至今未侦破，海内外媒体对此高度关注”，要求抓紧破案并妥善处 理。

公安部给政协的复函称，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证据已经灭失，案件终未侦破。“1998年1月，市公安局将此案办理情况逐级上报中央领导同志，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处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

吴承之说，时至今日，警方也没有告知他们，此案早已在15年前结案。“当时案发才3年时间，被害人健在，凶手尚未抓获，案情没被公开，怎么能就这样草草结案呢？”他不解道。

“如果有一天朱令康复了，

看到自己曾经这个样子，心里会难受”

李依一直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布朱令的消息。4月13日开始，她明显感觉到，微博上关于朱令案的讨论日渐增多。随后，多家媒体联系到她，表达了采访朱令近况的意愿。

“这是一个典型的网络事件，由于朱令案一直悬而未决，大家看到复旦大学投毒案时，不免又会关注起朱令的情况来。”她分析道。

“与之前不同，现在人们对案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怀疑谁是凶手，而是希望能公布案情的细节，维护被害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曾为朱令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志愿者李海霞律师说，复旦投毒案很快告破，人们对朱令案也会多一份期待。“公民只要认为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就能向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如果朱令的家人愿意，可以再次向公安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案 情。”

贝志城又一次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谈及朱令案，他似乎对破案已不抱什么希望，转而呼吁人们关注生者，为朱令捐款。“朱令家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照顾女儿的钱的问题。”他在腾讯微博访谈时说。

随后，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们公布了朱明新的网银账号，并第一次开通了便于国内网民使用的支付宝捐款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1日晚，国内捐款平台收到的善款已近60万元。而“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短短数日内已收到500多笔捐款，总值约3.5万美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2004年3月26日，几名朱令同班同学、清华大学乐队成员在美国加州登记注册了“帮助朱令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该基金会以募集善款为主，自愿、无偿地为朱令和同样铊中毒的人们提供服务。据统计，从2004年至2010年，该基金会已筹募善款6.9万美元。

然而，对于朱令未来的生活而言，眼前的捐款似乎还显得很有限。2011年朱令曾大病一场，住院近10个月，花销达60万之巨，尽管有爱心企业为她缴纳了医保，能报销部分医药费用，但开销依然巨大。

“朱令的免疫力还很差，一次感冒有可能就要了她的小命。”今年72岁的吴承之坦言，自己的年纪已越来越大，力气越来越小，不知道还能照顾女儿多久。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采访，这位老人在感谢社会关心之余，总是会为朱令的未来发愁。

“我一直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希望令令能好起来，再一个是案子最终水落石出，把投毒者绳之以法。”朱明新不愿意别人拍摄女儿的正面照，她说如果有一天朱令康复了，看到自己曾经这个样子，心里会难受。

“当时网络那么不发达，能救朱令一命挺奇迹的，那么，为什么不相信还有奇迹呢？”她说。

她还记得，女儿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化学科研者。1995年2月，就是为了这个理想，朱令在还未彻底康复的情况下，固执地返校学习。有时，朱明新还会回想起送女儿到寝室的情形，孙维曾问及朱令的康复情况，对她说“朱令这样不应该回来，还是该在家多休息”。

吴承之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案子最终侦破了，他会把真相告诉女儿，告诉她发生的一切。“以她目前的情况，可能到时候也理解不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会跟她说，一切都结束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