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
一
居延汉简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汉代社会军事文献，其价值之可贵，早已为学界所周知。再加上这批汉简的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而为大众所瞩目。学术内涵与其外在的传奇，在这批汉简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尤其是它的流布过程，是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奋斗与苦难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延汉简的命运，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汉简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很多关注。
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见于《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也是读不胜读。这些记述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都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的。但事实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这一点，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说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办事员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领导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据我听徐森玉说起，袁守和想把这批简卖到美国去（约1938-1939年），但未成功。约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对我说，胡适、傅斯年等要把这批汉简从香港卖到美国去。据我回忆，徐森玉可能和叶恭绰等人商量过，但这批汉简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复印件。】既然连当事人沈仲章都认为居延汉简一事，事实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更何况，沈氏自述，一则是成于晚年，再则发表时候未曾经其过目，难免在很多细节上有所疏漏，故对其自述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重新审核。【此说见沈女亚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发我的微信：“口述发表前未经父亲审阅，我出国前代父亲寄交某处部分勘误，不知下落。我答应再梳理补充，一直没时间。”】
二
事实上，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极为深厚，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自行组织科考团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国学界为了反对这一行径，而于1927年3月5日，在国立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用意在于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三月五日，由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招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入中国采集诸事宜。到会者计有古物陈列所兼中国画学研究会代表周肇祥先生，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袁同礼先生，国立京师图书馆代表徐鸿宝先生，中央观象台代表高鲁先生，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徐炳昶先生，清华学校研究院代表李济先生并院员吴其昌先生、冯国瑞先生、张立志先生、朱广福先生、姚名达先生、黄绶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质学会兼北京图书馆代表李四光先生，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代表袁复礼先生，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代表沈兼士先生并教授马衡先生、刘复先生，助教黄文弼先生、华尚严先生。”【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忱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p.530。】徐森玉先生就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此事。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促成日后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关键。3月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闻媒体也紧密跟进，《晨报》第六版刊发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昨日业已发表》。鉴于中国学界的这种压力，3月10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了首次会晤。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3月10日，在一所大学的房间里，我们与反对组织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长桌旁坐着对方的12位代表，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对我们充满了敌意的科研机构。”【斯文赫定着，徐十周译，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p.567。】这12位代表中，徐森玉先生也包括其中。
居延汉简发现时的照片资料
到了1933年7月，北大教授胡适、傅斯年分别出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摄影上的方便，这批汉简被转运到了沙滩的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学会。最初参与清点登记的傅振伦曾经记述过当时的情形：“松公府藏文物之处在大院的最后面，前进为一个四合院，北屋三楹为语音实验室。西屋三间，贝格曼在北间整理古物。甘泉宝在中间修复古器物，还有安德生助手白万玉推荐的通州人潘某在此作整洁木简，拼凑胶合之事。我和傅明德在南间整理木简，将登记的木简纳入卡片长方座柜中，按照号次做成囊匣分装其中。”【傅振伦《第一批居延汉简的采集与整理始末记》，见于《文物天地》1987年第1期，p.27-29。】北平沦陷之时，居延汉简就储存在这里，而沈仲章也就是首先从这里将居延汉简运出，先后存于北大红楼图书馆后面及北长街15号三时学会徐森玉先生的居所的。【按：沈仲章文中只说到后来转运至北长街一个小庙里徐森玉的住处，而傅振伦文中则直接指出是三时学会南邻的徐森玉寓所。但傅振伦先生的说法可能会引发一点小误会，事实上，从1927年秋开始，徐森玉先生就一直寓居在现在门牌为北长街27号的三时学会内，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将其物品完全清理出来。并非是在三时学会的隔壁。】
1930年，沈仲章在热河，可能是木简存放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沈仲章当时的身份。在自述中，沈仲章说：“那时我已从北大毕业，留校担任北大研究所的语言、音律实验室的助教，同时又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干事，即做秘书及译述工作。”从他的叙述中看，似乎沈氏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的一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由其自述所生发的那些文章，正是受到这个诱导，都把沈仲章说成是一位小角色。但据1937年3月6日考察团理事会理事长胡适的日记：“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事务。”【《胡适日记全编（六）》，转引自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胡颂平编着，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三次印本，p.662。】又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粮库四号去看胡先生。在他那里遇见了徐森玉(鸿宝)、张奚若、陈之迈、张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询问胡先生对于时局的意见，他当时以为芦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见于《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红编，三联出版社，1998年，p.150-159。】两次聚会，座中其他人物都是学界要人。尤其是前一次，除了沈仲章，都是理事会的理事。可见，沈仲章当时的职位或许并不高，但他却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参与核心事务的一位人物。
三
据沈仲章自述，他是1937年8月12日到达天津，应该是在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徐森玉先生报告情况：“前文提到徐森玉，他是文物界著名人士，是文物、博物、图书馆等方面的权威。当时他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刘半农先生去世后，他就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这时他随着北大撤退到长沙，我当然写信向他报告情况。他得知后又高兴又惊奇，没想到我这个小小工作人员竟能把木简抢救出来，认为我做了他们所不敢做的事。徐将此事告诉了傅斯年，立即发来了电报叫我在天津待命，他们会派人来的。那时电报要通过沦陷区，来取要几天，等人来就更慢了，足足等了个把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森玉先生本人。他那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辗转远来，欢然道故。他告诉我说，他们几个负责人研究过了，叫我一个人秘密进行，把宝物由北平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香港。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沈仲章写信通报，再经过长沙的傅斯年、徐森玉等人研究，再到徐先生间关至津，期间到底需要多久，现在因文献无征，还不能确认。不过现存一个由北至南的行程所需时间，大概可以参考：“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直至11月17日，郑天挺、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才离北平南下。12月14日，方辗转抵长沙。”【见于《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128。又可参郑天挺《滇行记》，见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73-83。】即因战乱之阻，长沙到京津一带，大概需要近一月时间。另据徐森玉先生1937年11月3日致傅斯年函【傅斯年图书馆藏原件】，有“晨间奉到十月廿五日航示，汉简事承先生直下承当，毫无犹豫，担任一切费用，热心毅力，至堪钦佩……”云云，并请傅斯年致函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孙洪芬以申请北返经费等，则沈仲章所言傅、徐二人商议之说，确有其事。而傅斯年收至此函，已在9日，无论其是否再致函上海孙洪芬处商议经费事宜，还是坚持以史语所之款项支持徐先生北返，等徐先生真正动身，必已在中旬之后。以上种种信息综合起来，则徐森玉先生到达天津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的12月间。
1939年7月26日徐森玉致叶景葵函
另据1939年7月26日徐先生在致叶景葵函【上海图书馆藏】中说：“宝前岁七月，自旧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长沙四越月。得青岛友人电，居延汉简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潜回北平，设法将简二万余运出，送存香港（现在港影印，年底可竣）。”按照信中所言，徐森玉先生是亲自到北平去取的竹简。这个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一则是出自当事人在两年之后的回忆，可信度自然较沈仲章等人多年后的回忆为高。再则这个说法也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徐森玉会亲自携带5箱汉简到香港的问题【说详后】，也弥补了沈仲章自述中相关说法的不足，因此是值得相信的。徐氏函中，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他讲是收到青岛友人电，才得知汉简陷落的消息。这个说法与沈仲章曾写信向他报告汉简消息的自述似有矛盾，但其实冲突不大。还是根据前引11月3日徐致傅氏函：“昨得仲章兄由青岛转来一函，兹附呈。”此函不知是否即沈仲章所言报告汉简转出之函，抑为后续报告之函？如是前者，则在沈氏发函之前，傅、徐等人已知汉简之近况，传递消息者另有其人。但无论如何，沈仲章从天津发函于徐，在当时局面下，是需要通过青岛中转的。
综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的时候，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沈遂将残存北平的木简及相关材料先运津，再从海道经青岛而至港。【需要说明的是，沈仲章当年从北大运出的不仅是居延汉简而已，据其自述记载，还有“考察团的重要对象也偷运出来了，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在居延海发掘木简的地形坑位草图，西北科学考察团木制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画佛像的信笺、邮票，还有我国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大包（一千多套），还有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这些全是与木简有关的东西。”】途中虽有波折，而有惊无险。居延汉简及相关对象，遂由徐、沈二人携出险境，安全抵达香港。
四
根据前引沈仲章所述，徐森玉先生派他独自一人想办法将汉简运至香港。他在文中还说到：“徐森玉走后，又剩我孤单一人暗自筹划。我秘密回北平一趟……我这两只箱子并未引起注意，交了货，取得一张收据，这份国宝就运到了天津。”又说在青岛意外脱船之后，请船长将这两只箱子交给同船的吴景桢，“这位船长很负责，果然把箱子交给吴。吴也很负责，把箱子取出后交给了蒋梦麟，由蒋梦麟交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放。”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问题，但现在所有研究居延汉简流传的文章，竟然都习焉不察，沿用此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将汉简从险地运出之方法，是出自徐森玉先生。在前揭1937年11月3日致傅氏函中，徐先生云：“至如何运出北平之法，在此无法悬揣，俟宝到津后与仲章兄切实商酌，相机办理。梁思（诚）[成]、刘士能二君均来湘，言营造学社各种珍品系托外人包运，甚为妥当，将来或循此途径办亦可。”而之后汉简之出运，据沈氏自述，正是通过外人协助。
再根据时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1938年1月4日的日记：“高宝森带了叶誉虎到中文学院来（见）徐森玉先生……”【《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p.333。】而同一天，徐森玉又到蔡元培寓所报告北平图书馆南迁善本及居延汉简转移等事。蔡元培在其日记中记到：“徐森玉来，言北平伪政府欲究提北平图书馆寄沪之图书，现已与香港大学商，可运港寄存。惟起运手续尚待商讨。我素知平馆寄沪之善本书有五百部，但据森玉说，守和已提最要者，如《永乐大典》、宋写本《文苑英华》之类九十箱到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之木简二万余枚，本储北大国学研究所，近由沈君□□秘密运出，经徐君携至香港，现已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蔡元培日记》，蔡元培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531。】叶誉虎即叶恭绰，为长期资助北平图书馆的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董事，该董事会后来还出资资助汉简的整理印行及沈仲章在港期间的生活费用，蔡元培则为原北大校长、现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他们两人对于北平图书馆以及与平馆、北大均有极深关系的居延汉简无疑是异常关心。这里提到徐森玉先生向蔡元培当面言及汉简已由自己带至香港，显然不可能是误会。1938年1月5日，北平图书馆驻港办事处邓衍林（竹筠）也致函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言及居延汉简存港状况：“木简已安全运到，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档年3.7），《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p.471。】及至次日，徐森玉先生将所携居延汉简经香港大学陈君葆等人的帮助，暂存香港上海银行保险库中，据《陈君葆日记》【p.334】：“徐森玉的汉代木简共五箱，今日用副监督（史洛士）的名义寄存在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午间由我亲自送去。史洛士对于这事似乎特别慎重，不知何故？也许他对这几箱东西的所有权颇发生一点疑问，不过这实在是太过分些了。”从蔡元培到陈君葆，都是当事人记当日之事，不可能发生误解。也就是说，徐森玉先生曾经亲自携带5箱居延汉简至港，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1月11日，徐森玉先生亲至沈仲章托运居延汉简之海口船，打算与受沈仲章之托携交汉简之吴景桢接洽，但竟然毫无头绪。第二天，徐先生无奈之下赴香港大学，托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等人协助收核汉简，具体过程据《陈君葆日记》所述【p.337-338】：“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桢把东西带来。吴景桢是谁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我下第一课时发现几个人齐集在我的办公室裹想计策，徐森玉急的了不得。我说，这事最好找一个熟识太古的买办的人到他们写字间和海口船上去查查，并且事不宜迟，怕船开了更没办法。一句提醒了许地山，结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轮船公司去找莫恩如商量。约一点钟后地山回来了，一路进来，一路喘息，说‘东西没有丢，正从船上搬进来，徐森玉在小祈园等你，要立刻去，好在中饭后到太古洋行去领回各行李。’这时刚因芬尼克约在下午到浅水湾去逛逛，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了他要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才能在大学会齐，然后才赶到小祈园去。在小祈园门口下车，森玉已经在那间茶室里面等得十分不耐烦了。我才进门他便叫‘伙计，开饭，开饭，快点，快点拿来。’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因为穿长褂的民族第一种毛病便迂缓不切事实，所以每致偾事。凤坡的可爱亦在此点。在我坐定后之两三分钟内，森玉又催那伙计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来了，我急忙的吃，但是结果还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点像焕文。付款后，我们离开了小祈园，看看时计只不过十二点一刻，这心裹才舒服。但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说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数云。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余的事，可由我们关照。他下午（趁）【乘】三点半的芝沙加喇荷兰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作别。”但这次接洽是否成功？到底有没有收到沈仲章所携汉简？陈君葆并没有记录。从道理上来说，如果真的没有接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对。既然没有再提，那应该是有所收获才对。到1月15日，陈君葆以徐森玉、许地山就汉简事所写的函件转交港大当时的副监督史洛士，据《陈君葆日记》【p.339】：“为许先生草的关于汉木简事致史洛士的信今日送去，信内并夹上了徐森玉给他的函。这信我提议另打出数份，分致西北学术考查团的几个理事，如胡适之、陈（寿贻）【受颐】等，使他们都了于这事的经过始末。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径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根据陈君葆这里的记录，似乎是在1月12日的时候，并没有在船上接到汉简，或者并没有全部接到汉简。可惜的是，因文献有缺，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里提到的吴景桢，是北大地质系1937年的毕业生，故而得到沈仲章的信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根据沈仲章的记述，吴景桢又将所携汉简交给了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由蒋转给了港大存储。1937年7月，蒋梦麟接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再加上平馆与临大图书馆当时合并，联合办公，以原平馆副馆长袁同礼为馆长。故而，吴景桢此举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情合理。
据1938年1月5日邓衍林致袁守礼函：“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木简已安全运至，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见于《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1909-1949）第一部分《历年馆务活动资料》1.16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p.471。】单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在此一两日前，蒋梦麟从长沙乘飞机至港，将木简携来，存入港大。但正如前所揭，沈、吴所乘之海口船是1月10日才到香港，蒋梦麟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将木简由长沙携来。那么，沈仲章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有误呢？事实上，根据1938年1月7日第41次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蒋梦麟并未参加当天的常务会，1月19日第42次常务会议，蒋仍未参加。但次日的第43次常务会，蒋梦麟则列席其中，可见，蒋氏1月初这次赴港，是大约在3、4日，到19或20日之间的。到了1月24日的第45次常务会上，蒋梦麟被推举为临大的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临大迁往昆明的前期工作，故而在1月25日之后，他就从常务会上缺席，直到4月19日昆明的首次常务会上，蒋梦麟才再度参与。【所有会议记录及详情，均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33-47。】这就说明，大概在1月25日或者之后的一两天内，蒋氏已经出发，转道香港，后又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复由河内乘火车经滇越铁路，最终到达昆明。而居延汉简应该就是在此次赴昆明之途中，被蒋氏由长沙带到香港的。
据上文所揭1月15日《陈君葆日记》，徐森玉先生在12日匆匆离港之际，还曾留书与史洛士，商借港大主楼内图书馆之大波楼 (即汉口图书馆特藏室，时称 Room H )，以便干事沈仲章从事汉简数据之拍照、剪贴、编号、排比、编写索引等工作。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寓新华饭店。1月31日，他发电报给傅斯年云：“韮菜园一号中研研究院傅孟真先生鉴：木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宝，卅一。”【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3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也就是说，最晚在1月底时，所有的居延汉简都已经运到香港了。
但汉简这次由北至南转运中涉及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38年5月9日，沈仲章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木简整理工作经多次啰苏后，终已在港大汉口图书室中进行。校方供备铁柜一架，容量不大。故只得将所有津沪运来之简品共八箱拆散……”【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1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见于《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p.921-95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津沪”的说法，不知何以与“沪”有关？又前述沈氏自述中，说他带出的汉简是两箱。对于这个问题，邢义田认为一则可能是因为原简经过多次包装，所以造成数量有变。再则可能是沈氏为了运送方便，所以将小箱盛入大箱之中。【邢说见《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但信中说到“八箱”这个信息值得重视。这8箱中，5箱是由徐森玉先生亲自至港的，毫无疑义。其余的3箱，按道理来说就是由沈仲章押送而又转托给吴景桢的。但据前揭《陈君葆日记》及从情理上来讲，也有可能这3箱又因某种因素被分为了两批，一批由吴景桢转交给了蒋梦麟，然后又带到香港。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
五
根据前引5月9日沈仲章致傅斯年函中描述的情形来看，居延汉简此时存放于汉口图书室中，整理工作也已经渐次开展，逐步走上了正轨。但到没过多久，此事又生波澜。据6月13日徐森玉先生致函傅斯年函：“孟真先生赐鉴：春间宝离港太速，未能晤教，耿耿至今。昨奉惠书，辱蒙劳问，并审钧体惟宁，感慰兼至。汉简承大力筹划，印刷等费均告齐备，闻之惟有额手称庆。港大屡加疑难，实由许地山兄措辞错迕所致，已追悔莫及。今用北平图书馆名义取出，当不致为北方奸伪所攫夺也。委不腆撰序，惶恧无似，万不敢承，将来仍求先生拨冗一挥（已函仲章兄将各种材料搜集汇呈），并望略去贱名。盖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惟有仗大云含盖，则一切魑魅罔两自隐遁无遗，务恳见许为祷。”【原函藏上海图书馆，影印件见郑重《徐森玉》，《中国文物名家画传》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p.85。】则汉简又因归属权问题受到港大方面的质疑，而被迫在此时从港大取出。但取出之后，到底如何处理？是迁地另储，还是经过斡旋后又重新存入港大，似乎并无记载。但既然大家都没有特意提到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后来还是重新存入港大。而归属权问题所以产生，当是因许地山致史洛士函言及木简的归属权属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而徐森玉先生等人则考虑到其他因素，而采用的是北平图书馆的名义。两者之间既不无扞格，所以会引起港大方面和史洛士的怀疑。这封信中又提及傅斯年希望徐先生来为即将影印出版的函件图版撰序，而为先生所推脱。徐先生的理由说是“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其实，这两件事情的原委就是一个，根据傅斯年1940年8月25日致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袁复礼函中言：“弟当时所以不敢主张用西北科学考察团名义者……查弟等未举为理事时，每次开会，总是周肇祥主席……此人行为，当时已有汉奸之嫌，故为政府扣押，今则附逆数年矣。又森玉先生、仲章兄将汉简移出北平后（时沦陷未久），周逆即往北京大学查觅此物（森玉先生云）可见此事在北方之可引纠纷……故不如径由国家之机关出名，如教育部、北大、中英庚款会，彼即无从争论。”【见于《傅斯年遗札》，王泛森等主编，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p.1107-1111。】可见归属权之争的关键所在，是为了防止以周肇祥为首一班人物，借着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的名义闹出纠纷。而森玉先生之所以对此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他早年与周氏交往綦密，在1927年秋搬入三时学会之前，曾长期借居周府，故公私两端皆不便与周相争也。
不过，为居延汉简图版撰序一事，傅斯年后来又托付给了叶恭绰。想来一则是以叶氏德高望重，且“汉简一事，得先生护持印传，自是千秋之盛事，其功德固不在流通《碛沙藏》之下。”【1940年4月7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078-1080。】再则是因叶氏代表中英庚款会在港协助印行木简，该会“办理此事为国家出史料，为国家保古献，千秋万世，自为嘉话。”【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但最后汉简的图版既然并未出版，则叶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此书原版毁于1941年底香港陷落时期。】
居延汉简归属权是个异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会引发存储上的不便，还会引发汉奸的觊觎，尤其是对于出版而言，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傅斯年建议直接委托中英庚款委员会与负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因此之故，他纠合徐森玉、徐炳昶等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联名致函与叶恭绰云：“玉甫先生左右：关于居延汉简出版一事，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斥巨资以成之，而先生在港料理，尤深感佩。兹出版在即，不可不与商务印书馆订约。兹由炳昶等声明，炳昶等谨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资格，将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一事，一切委托贵会办理。即乞先生就近与之接洽一切约中办法，并由先生主持，无须寄下讨论，以求速成。以后若此事万一发生纠葛，皆由炳昶等负其责任，与贵会及先生无涉，特此此声明。”【徐炳昶等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3。按此函原编者系于1940年8月，恐有误。因此函内容与上引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相接，当作于此后。】但遗憾的是，虽然从归属权方面来看，经几位理事的委托之后似乎再无异议。但因局势迅速恶化，居延汉简正文图版付印一事，终于未能完成。
1940年6月4日徐森玉致叶景葵函
六
1938年居延汉简运至香港，有关方面即安排沈仲章开始排序、整理、拍摄。但以种种缘由，进展始终有限。虽然确实存在种种不利条件，但沈仲章自身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据1940年3月23日，徐先生给傅斯年函中所说：“宝前上先生书后数日，即寄仲章兄一函，将各工作限定时日办竣，始有一月廿八日议出各条，特次序略更动耳。渠办事大体极可佩，诚如尊论。惟其身体素羸，多忧善病，非时加迫促，不能贯彻始终。”【原函影印件。徐先生网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故而，随着时间流逝，大局愈发恶化，徐森玉先生终于不得不不顾病体残躯，以耳顺之年，再赴香港督促办理诸事。【1940年3月23日徐森玉先生致傅斯年函：“贱疾渐挩体，柱杖可步行数里，旅行必无困苦。辱承虑及，尤征见爱之厚，私衷感纫。”】据1940年6月4日，徐先生在函致叶景葵函中述及此事经过云：“揆初先生赐鉴：去冬奉手教，当裁末牍，略达鄙忱。昨舍弟来函云，尊处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驰仰。迩维起居多祜为祝。宝因居延木简在港影印，倏逾两载，结束无期，不得已来此催促。兼旬策励，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间可印成。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拟将原简移至昆明，与中央研究院殷墟遗物同置一处。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8月6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当时流寓香港的叶恭绰曾以《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为名致函中英庚款委员会，说：“厥后工作，较为顺利，沈君亦勤奋逾前，满以为可以如期竣事。但切实研究，始发现以前该馆（商务印书馆）一方的工作，尚有须加补正之处，而以相联关系，沈君因亦不能如期告竣，即本年四月止。正在踌躇间，适徐森玉先生有来港之议，因候其来此商议。及徐君抵港，逐一细勘，发觉以前双方疏略，未及切实进行之点，与馆方力谋协进改良之策，由徐君逐日在馆督同办理。两月有半，始将原底运出前所应做之工作做毕（即以后可不必再用原底），但并非就此即可制版。”【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26，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可见，居延汉简最终能够整理有序、拍摄完成，徐森玉先生不仅有领导之责，更是身体力行，方克蒇事。
这次徐先生赴港之缘起，据先生1940年1月25日致傅斯年函：“居延汉简在港摄照，由沈仲章兄董理，二年以来，屡事延宕。曾寄函询诘，无只字见答，令人萦念不已。闻编号以后，须重加包装、覆校，必须赴港办理。且寄存问题亦颇重要，应筹置安妥之地。凡此诸事，若不速加约束，恐一再蹉跌，或致悉归泡影。上负先生始终维护西北文物之盛心，罪实难逭。清夜自思，如芒在背。宝拟亲自赴港一行，严事督促，将上陈各节限半年办毕，用特作函，征求先生同意。如蒙许可，自当力疾前往，务恳示遵。”【原函影印件。徐先生外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傅斯年对徐先生自告奋勇之举，显然极为感佩，1940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徐先生函云：“前谈我公赴港一行之事，重庆相关友人均觉有此必要，并深佩先生不辞辛苦。”【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0。】5月2日傅斯年致杭立武函中也谈到：“关于汉简之保管与出版两事，待办者多，似非请徐森玉先生前往一行不可。且此物之存香港大学也，由森玉出名，故保管一事，非彼自往无法与港大接洽。弟上月到渝时，面陈此事原委，荷承同意，并谓可预先函告叶誉虎先生。兹森玉先生已自安顺抵此，明后日赴港，弟今日发一信致誉虎先生矣。此事森玉既肯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顺利进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1-1082。】又云：“此事有森玉一行，可以了此公案。”事实上，此次徐森玉先生赴港，是由中英庚款会与史语所共同负担费用，傅斯年与庚款会对于这批文献的保存，也是居功至伟。
根据上引傅斯年函及5月18日傅斯年致商务印书馆李泽彰函：“徐森玉先生抵港，闻已快晤。汉简一事，当可于出版、保存两者皆得其宜矣。”【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2。】徐森玉先生此次大概是五月初自昆明出发，而至中旬到达香港。因商务印书馆馆方的一些工作疏漏，以及一些新增加的工作，导致汉简出版延误，上引叶恭绰《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中谈及工作进度时候说：“据该馆（商务印书馆）行政技术两方负责人均称该馆制印工作，自本年十一月起，必须明年四月方能出版。”而正是由于这种种缘故，导致居延汉简图版迟迟未能印出，终于毁于日寇入侵之时。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不仅对于居延汉简始终其事，萦怀在心，对于负责整理汉简的沈仲章更是关心备至。在前揭1月25日致傅斯年函中，即云：“去岁港币猛涨，英庚会所给仲章兄之生活费当然不敷开支，工作迟缓，此亦原因之一。现闻生活费久已告罄，尚恳大力于该会续筹款若干，付给仲章兄，俾竟全功，感盼无似。”汉简图版一书，虽然因战乱被毁。但不幸中的万幸，因徐先生等人的密切关注、协调有方，汉简终于在日军入侵之前，得以完成整理、摄影等工作，并顺利运出香港。
徐森玉
七
徐森玉先生在港的指导工作，其实应该很早就完成了。据1940年7月10日傅斯年致袁同礼函：“目下港越交通阻断，森玉先生不能返……”【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8。】实际上，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虽然对于整理出版工作的督导很快完成，徐先生已经意识到另外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即居延汉简自身的安全。傅斯年在致叶恭绰函中提到：“今春旭生、森玉坚命斯年将此物存之敝所，斯年曾竭力反对。及森玉到港又来信，又回信声明其困难。后立武兄来一电，询运往马尼剌如何？当复以个人赞成，去美尤佳，但全是贡献于朋友之意见。此事先生将费神运美，感佩之极，深愧斯年无此毅力。”【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
1940年7月30日徐森玉致傅斯年函复印件
居延汉简5箱，后来在1940年8月4日离港，在10月中旬抵达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26日正式存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这个过程，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一文中已经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因此不再赘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所以参与居延汉简相关事宜，傅斯年在致袁复礼函中说的很清楚：“弟于此事，纯是为文物热心，亦缘深感森玉前辈老先生之督勉，故为此往来之信盈尺……”【见于《傅斯年遗札》，p.1107-1111。】而居延汉简后来的释文者与考证者劳干，也曾反复在其大着中表达过对于徐森玉先生的感谢，在《居延汉简考释序目》中，他说：“我最要感谢的是徐森玉先生，胡适之师，傅孟真师，沈仲章先生，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研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p.21。】劳干的感谢，是因为：“这一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当时原简尚在香港，照好洗了两份，一份寄到上海去制版，一份寄至昆明由我来做释文。”【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序，p.3。】正是由于徐、沈、傅、胡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汉简这一中华瑰宝安然留存至今。而劳干从1942年此书的初版序中，就对上述诸人感念不已，每次再版，也均保留这一致谢，也是不亦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