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将平生读书及观察有关泉州几个历史人物的遗迹、遗事、遗书的考证，缀成此文，计四节:(一)俞大猷墓考证。(二)高惠连移学宫、断石笋述评。(三)李卓吾家族墓址及其婿庄淳甫家族考。(四)许邦光父子事迹考。兹缕述于下: 一、俞大猷墓考证 俞大猷(1504-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其先颍州霍邱(今安徽省霍邱县)人，初祖敏，以开国功世泉州卫百户，为晋江人。”①自俞敏于洪武年间来泉州任世袭百户起，他的子孙世袭姓名如下:“泉州卫前千户所百户俞敏、俞永安、俞逊、俞政、俞升。俞原瓒，升支房，以子大猷赠都督佥事。俞大猷，原瓒子。”②算起来大猷是俞敏的七世孙，其父原瓒不是俞升的儿子，而是侄儿继承的。这是俞大猷的世系。 俞敏隶属泉州卫前千户所，“国朝洪武初，以郡治建泉州卫，旁列五所。……前千户所营六百九十间，在西门外及临漳门左右沿城。”③既然俞家是前千户所的世袭百户，其驻防地点一向在城沿，则其家眷住居之地不可能离城太远。传说俞大猷是离城北数十里外山区的河市乡人。此说不甚恰切。明代世袭之军户，按规定只有一子承袭为官，其他诸子可能分散谋生。俞氏族人确有移居河市者，但非大猷之父系，因他们都是在城为官的，移居的是他的叔祖。大猷自称:“余年九岁时，先大夫携往大濠叔祖家，经涉此水(河市溪)。余问桥何以圮?先大夫曰，遭樵夫失火焚而圮，”④细读这段碑文，俞大猷是九岁时才由其父带往河市，寻访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叔祖的家。如他幼居河市，又怎会连这条故乡之桥何以圮塌的原因毫无所知?从“经涉此水”句体会，他似乎是首次涉过此河的。所以，大猷有宗族居住河市，是不成问题的。但本人是否生长于河市，算作河市人?那是值得商榷的。 世人常以俞大猷与戚继光并称，其实俞长戚二十五岁，是戚继光的前辈。史称“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⑤他身经“前后百余战，鲜有挫衄，闽中名将，以为首称。”⑥“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皆为祠祀。”⑦“节制精明，公(俞大猷)不如(谭)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显)。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⑧“嘉靖四十二年(1 3年)，总兵官俞大猷、副总兵威继光等击倭于福建，斩级二千二百有奇，还被掠者二千人，遂复兴化(今莆田市)。其侵犯他州县者，亦为诸将所破，闽患少熄。”⑨“明嘉靖癸亥岁(1563年)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次月竣事班师。”⑩如上所述，不论官位及抗倭功绩，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但闽人似太谦虚，因俞为同乡，故常扬戚不言俞。年久月深，使人误认戚继光名在俞大猷之上，反而不知俞之真情。这是一件不公平之事，至今犹然。 俞大猷一生时受抑谤，官位也屡升屡降。清源山刻石表明他于六十一岁的嘉靖四十二年时，已官居右都督，到了七十七岁的万历八年寿终之时，官只“后府佥书”，较前为低了。直至他死已盖棺，论还未定。我最近详细考查成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泉州府志》卷一三俞大猷本传，丝毫没有提及他死后“钦赐祭葬，赠左都督，谥武襄”之事。又该书卷二十四“宅墓”，也没有记载俞大猷的坟墓在何处。虽说万历《泉州府志》“简略不备，讹谬相沿”，11但对本地这位去世不过三十年勋名盖世的大人物，不应如此疏忽。原因何在?深以为疑。我认为大猷身后的恤典，似乎迟到万历末年才解决。万历四十年修志时，俞尚未赠官赐谥，所以府志本传不书此事。、明代泉州极重风水，“郭璞《葬经》递相肄习，苟冀眠牛白鹤之祥。急则牙角交构，缓则迁延岁月，虽再世不葬，恬然安之。”12俞大猷的先人墓葬，迷信者说其风水甚佳:“(清源山)俞氏之先莹在焉，其上有兜鍪石，望之俨然甚肖。俞氏为东南大帅，有行伍功，说者为得地灵力不谬。”13据此推理，大猷之子俞咨臬(后积官至福建总兵)可能为其父寻找一处好风水，致迁延岁月，停棺在堂。万历《泉州府志》成书之日，俞之墓址尚未确定，故未予记载，非疏忽也。 俞大猷的墓址历来说法纷纭，是本文主要考证的问题。查明代葬制朝廷规定颇严，必符合其人之官位品级，不得僭越，致干法规而获罪咎。俞大猷官赠左都督，明设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14“正一品禄一千四十四石，太师……左、右都督。”15所以他是正一品的高官。一品官的墓制:“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一、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马。”16考察俞的坟墓，上述历史常识必须明确。 根据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对俞墓地址有四种说法: 一、葬于河市说，只凭口传，未见文献。泉州人曾遒早辨其非，认为“公郡北河市人，后人多误以公葬在河市，其实河市为其祖坟。”17我于1951年曾往该址察看，没有墓碑或翁仲等物，规制甚小，非明代一、二品大员之墓。此说难以成立，应是俞的祖坟。 二、葬于郡北说。始见于乾隆《泉州府志》及《晋江县志》，均说“都督俞大猷墓在郡城北。”18按明万历《泉州府志》未载俞墓之处，原因已如上述。隔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清乾隆间所修的府县志却记载了，似有可信之处。但“郡城北”一词，地点过于抽象含糊。泉州城的北门外广大乡村皆属“城北”，河市也是郡城北门外，而泉州话对北门外越过朋山岭之区，另称为“过岭”，不包含在城北的地域含义。然则俞墓应在朋山岭以南吧。 城北清源山确有俞氏之墓，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会元金门人许獬，登第之后曾偕同年李某游清源山，写了篇游记，明确记载当时俞氏墓的地点。但同时明确指出那是俞大猷的先人坟墓，并不是俞本人之墓。许獬说:“出北门至(清源)山麓，可四里许，俞氏之先茔在焉，其上有兜鍪石。”……迤逦而上一里许，至山腰之小亭(即今清源山半山之“小憩亭”)憩焉。……循是以上为石关，关而上有巨石鹄立道旁，镌“君恩山重”四大字，即“俞氏功成后所刻石也。”19这段对俞氏先莹的记述很具体，现在尚可按道程及其地形特征去搜索遗址。此墓当是大猷之父俞原瓒墓。原瓒以子大猷贵，赠都督佥事。明代官制都督佥事为正二品，墓制应该甚为雄伟，石人石马俱全。又在清源山通途附近，人多见之，后人不察，便误为俞大猷本人之墓。乾隆《泉州府志》没有实地勘查，就记为俞本人之墓，而又不敢负责任，泛书“郡城北”，使之和河市之祖墓模棱其词。乾隆《晋江县志》成书稍后于府志，也不勘察，抄袭府志，一字不改，贻误后人，应加辨误。 三、葬于蚶江(或青阳)说。此说未见文献，近年来才有传闻。一县之中传闻至数处俞墓，说者自感理由不足，乃解释为俞大猷之衣冠冢，更难令人置信。俞非牺牲于沙场，亦非客死于他乡，年老致仕在家多年方寿终正寝，自无招魂营葬衣冠之必要。而蚶江并不是其故土或亲族所居，故乡既有真墓，何必多此一举?据俞氏现存子孙说，蚶江确有俞家祖墓，非俞本人之墓，传说者借此乱真。 四、葬于苏垵说。曾遒说:“公墓确在南门外欧厝街东南二里许，山不甚高，墓碑书虚江先生墓，字七八寸大，坐南拱北。丁丑(1937年)冬往访，前后左右皆设为良田。”20陈允洛说:“俞大猷之墓在南门外。……秦望山诸君发起祭扫，并倡议重修，岂知因此惹出一件悲愤难堪之事来。先是晋江县(国民党)党部会集各界人士，浩浩荡荡赴俞墓祭扫，附近乡人不知就里，疑为其古墓之子孙是番客，发了大财，最近才归故乡，故能请文武官员来祭祖。于是宵小生心，竟效绑死人票之法，潜往发掘。绑票匪尚未向墓主勒赎，党部已闻知，偕大批军警往探。见坟墓被破坏，骸骨狼藉，有何殉葬物被窃不能知，唯头颅则已不见。大动公愤而无所发泄，乃婉言宣告如将头颅交还，不予严办。却无下文，此事遂不了了之。”21何世铭近著《俞大猷年谱》，亦指出俞墓在欧厝街东南。22秦望山先生已于十余年前亡故，生前屡将此墓地点为其令郎述之。近年其令郎转告于我，惜无机会往寻。去年俞氏裔孙瑞生来访，云俞墓确在该处，近年他亲往调查，发现此墓虽历四百余年，竟能逃过“破四旧”之劫难，赫然尚存。得讯后，我亦前往查察。 墓在晋江欧厝街东南二里许，曾遒所记地点及情况均无误。现在的详细地址为磁灶乡苏垵村俞厝山上，苏垵古属晋江县一都。23墓坐向西北，遥对双阳山。前有梅溪萦回，右隔一山沟，有小山屏障。系一山一穴夫妇合葬，计有墓圹二，墓堆已平。左圹盗洞犹存，穴颇大而空无一物，积水甚多。右穴似尚完固。墓碑无恙，墓案石已失。左边二十余步有天然岩石的小阜，为“后土”碑，已断失，只存入土碑石残段。墓碑长方形，白花岗石为之，高二米，镌刻楷书“皇明都督虚江俞公墓”九个大字，字径为三十厘米。“皇明”二字横列，“都督虚江俞公墓”七字竖列。碑旁夹二块上呈斜圆之石，使整个墓碑呈半圆状，这类墓碑泉州称为“金水墓碑”。石人二，甚高大，完好无损。皆为佩剑武将，一老一少。石马只存一个头，已移位，其身被剖为两半，筑在附近水沟上。石羊残存一只，已移位。未见石虎。附柱二，呈八角状，高约三米多。右边望柱全断，只存入土柱头，左边似系连根拔起，投在望近溪水中。除石刻外均用糖水拌灰筑成。按石人石马等之排列层次，此墓似有三个墓庭，步步升高，规制宏大。在福厦公路上向东远望，可远见此墓。 根据文献记载及现况，我认为此墓确系俞大猷本人之墓。理由有四:(一)大量使用糖水拌灰筑墓，是泉州明墓用材的特征。况且墓碑刻上“皇明”二字，证明此墓建造于明代。(二)墓的规制极大，墓碑的高度，石人石马的排列，均符合明制对正一品官员坟墓的规格。石人二尊，均为武将，显示墓主身份是正一品的武官，和墓碑写明官居“都督”一致。(三)明代泉州巨型墓葬，一般以糖水灰筑成墓碑，不刻字。而刻字的也有别致之处，如大学士李廷机墓只刻“息我处”三字，布政薛天华只刻“二品大夫之墓”六字，都不刻墓主姓名。此墓大字镌“虚江俞公”的墓主姓名，丝毫没有含糊之处，没有道理加以置疑。(四)也不能认为是其祖先之墓，因为姓名确凿。总之，从时代、墓制、姓名等方面来说，苏垵村这一巨墓，确实是俞大猷本人的坟墓。 最近发现晋江县博物馆藏有《皇明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暨夫人慈肃陈氏墓志铭》一方，是在苏垵附近收集到的。因长期被群众作为洗衣石，致碑文漫漶，字迹难辨，抗倭部份字迹不明，平海南及西南少数民族叛乱部份，尚存残文，可与史书互补。碑长约110公分，阔57公分，正面为篆盖，背文为碑文，文分41行，每行76个字书写、文尚未完。作者黄光升，晋江人，嘉靖戊子、己丑联捷进士，历任兵部、户部、刑部尚书。当时海瑞上疏骂皇帝而入狱，是他从中解救，得以不死。黄晚年闭门里居，卒年81岁，谥恭肃，是明代泉州一位齿德俱全的绅士。篆盖者何元述，晋江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乡居四十多年，九十多岁才去世。书写者王徽猷，晋江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佥事。这些人都在万历末年才去世的，更足证明俞墓确在苏垵。 俞大猷不仅是抗倭民族英雄，而且多能多艺，文武全才。他诗文并茂，又精通《易经》，并用以研究兵法。他用《易经》术语的“虚”字来自号“虚江”。他对战船和兵车研究精深，有所发明创造。在少林武术方面，他曾著了《剑经》(即棍法专著)，把少林棍术回传给嵩山少林寺僧，以广流传。24又在故乡广泛传艺，保家卫国，使泉州成为南少林拳的中心。明人黄景昉说:“吾温陵(泉州别称)棍法手扑妙天下，盖俞都护(大猷)集古今棍法而大成之，身与士卒相角抵。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其父、其大父亲承都护所指故。”25可知他的少林武术影响深远。 “泉郡人物自唐宋以还，理学儒林，名臣循吏、忠孝武功、文章气节以及闾里淑修、岩阿逸老、百家绝技，后先接踵，甲于闽中。”26如俞大猷、郑成功等就是泉州文武全才历史人物的代表。俞大猷墓的重新发现，是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件大事，对于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开发旅游资源，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建议对此墓妥加保护和重修，并开放令人游览瞻仰。 二、高惠连迁泉州学宫和击断石笋述评 高惠连是泉州地方志上一个受严厉谴责的人物，原因是他在担任泉州太守时，破坏了文物。 “高惠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以私憾迁府学于郡西，击断石笋为二。”(乾隆《泉州府志》卷廿六) “惟学宫之建，在州城南之东，门直子庚，以关通衢。擅山川之壮气，践槐袭衮，元勋伟节，世有名人。厥后太守高侯，逞私憾迁而西之，衣冠遂减畴昔。鼓箧来游者，每愤惋焉。舍法之初，升养士之额，厥地偏逼，不足以容冠履。大观三年(1109年)，乡先生龙图柯公述解组返乡，狥枌榆之舆论，审芹茆之故址，乃叩州牧，自西而东，今学是也。”(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三张读《泉州重建州学记》，原碑今尚保存完好，移藏于小开元寺，碑文为张读撰，李邴书，立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庚午。 高之受到谴责，宋代已成舆论，并不是后代修志时才加上的。今阅1983年新修的《安海志》，对于高迁学宫的问题有相反的记载:“(高惠连)改朝奉大夫，知泉州军，乃移学于育材坊。后岁贡裁得人，泉为多士，或者以为兴学之所致也，士人德之。”(《安海志》卷二十五附王安石所撰之高惠连墓志铭)一是骂之，一是德之。 谴责高的理由，张读、李邴等认为(一)破坏了学宫的风水，使泉州人登科的人数突然减少。(二)新迁的地址僻逼狭小。特别是宋神宗注意儒学，实行了“舍法”——即把学生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上舍生毕业后经考试中选即派官，谓之“上舍释褐”。泉州的学宫迁址不当，不能容纳更多的士子入学，影响地方文风。(三)高惠连的迁移学宫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为了个人的“私憾”。 为高颂扬的王安石，只用模棱的词句叙述理由:“后岁贡得人……或者以为兴学之所致也，士人德之。”辨护无力，难以置信。查王撰写志铭的神宗熙宁己酉(1068年)，离高迁学宫的1011年只隔五十余年，在这段期间内泉州舆论不断攻击高惠连，要求迁回原址。直到大观三年(1109年)告老返乡的龙图阁直学士柯述才主持迁复，迁去又迁回，经历了一百年。到四十多年后的南宋初，张读、李邴更以刻石的形式，在州学立碑斥责高惠连。柯述、张读都是泉州本地极有影响的个物，李邴则是退休居住在泉州的山东宰相，他们的见解应该是有根据的。 高惠连是泉州人，又当了泉州太守，论其崇秩高阶，官居“兵部尚书渤海郡开国侯”，在方志上应该有其传记。可是我遍阅万历《泉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等书，除了附在职官志中骂他几句外，毫无记载。又查《安海志》卷二十三“选举”中，从雍熙二年(985年)起至嘉熙二年(1238年)止，列了高惠连一族的进士计五十三名。对照万历《泉州府志》卷十四“宋科目志”(据载系从宋《淳祐泉州志》抄下补录者)及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十三“选举志”，只列高家的进士六名，漏掉四十七名，连高惠连本人都给漏了。一个州要出一个进士不大容易，方志上必尽量详列，泉州单单宋朝就漏列四十七名进士，这应该不是调查不周，而是有意摒除的。从这两个史实看，高之不容于泉人，一至于此! 石笋是泉州著名的古迹，或说是古印度教的遗物，或说是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年代不可考。我们只从高惠连击断其石之事，证明此物早在北宋初就存在了。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余，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明成化中守张嵓，补而属之。宋王文忠公(王十朋)石笋桥诗云:“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不要小看此物的影响，新门外晋江的一段叫笋江，北宋营造的石桥称为石笋桥，都由此而得名。古代更迷信此物关系泉州的风水，给予神化。 不知是何“私憾”，高惠连在迁移学宫之后又击断石笋，直到明代知府张嵓(上虞人，府志作景泰间任知府)才补上，中断了四百多年，这在文物上是个大损失。 本地人当本地官，照理该做些有益桑梓之事，高惠连大概没有办到这一点，尽管他后来官大，泉州地方史志还是不断谴责他。当了一州的第一把手，特别是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必需在造福乡邦上有所作为。高迁学宫和击断石笋二事，拨开其风水迷信的外表看其本质，迁学宫关系到造就人才，倡导学风的问题。石笋象个男性生殖器，意味泉州人丁兴旺，经济发达。断石笋的问题就是关系人丁问题。迁学宫后，“衣冠遂减畴昔”，人民就要追究高惠连的责任。这个问题容易理解，我不多赘。断了石笋对泉州有何责任可究呢?这还要多说几句。 宋初泉州人民的赋税负担很重，实行轻徭薄赋，自然人丁旺盛。反之，人口就减少了。高惠连任泉州太守之时，似乎没有为民请命。据乾隆《晋江县志》卷三、“户口”载:“五代中伪闽为政，诸州各计口算钱，谓之身丁钱。后泉漳等州折变输米五斗。宋兴，版籍仍闽之旧，有司取官斗较量，闽时五斗得七斗三升，自是命民岁输身丁钱七斗五升，每年折价送纳。真宗之世，念南方地狭民贫，终身庸作，仅了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窜，甚或生子不举。祥符中(此时高惠连正任泉州太守)，下两浙、福建除身丁钱四十五万贯。其时漳、泉、兴化三州以丁钱折变输米，无为论奏者，除钱诏令遂不行之三郡。”泉州人民赋税太重，甚至生子不育，情况可悲。宋王朝下令减税，地方官又不反映情况，落实政策，致泉州人民依然纳重税，人丁减少，当然会追究地方官的责任，这就是高惠连受怨之实质。断石笋，不过使高的受谴染上神秘化的色彩而已。 我认为，高惠连积怨于泉州人民，众口一词，可以相信。为高申辩的王安石所撰墓志，可能是通过高的大女婿吕惠卿去托他撰写的。当熙宁元年已酉(1068年)撰文之际，正是王对吕政治上极信任之时，“熙宁初，安石为政，力荐惠卿于神宗……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二)因此王安石虽替高惠连写了好话，却仍然顶不住地方舆论的千古斥责。 至于高惠连后代成安海大族，乡人对高惠连难免有溢美之词，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柯琮璜所著《安海源流考》(载《安海志》卷一“沿革”附文)称:“名宦如高惠连之殉宋难。”似乎高惠连是宋朝忠臣。今查《安海志》卷二十五“乡贤”附《高惠连墓志》说，他于“庆历元年辛已(1041年)……冬十一月初十日……神色不乱，至艾而终正寝。”并无道及高惠连殉什么难，未知柯何所据?大概是道听途说吧! 三、李卓吾家族之墓及其婿庄纯甫家族事迹考 李卓吾的祖父李宗洁，号竹轩，祖母董氏，父李锺秀，号白斋，母徐氏的合葬墓，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当李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闻父丧返泉为其父祖营造的。墓的地址形状，历来都考察不清。1978年我亲自访问其族裔清光绪甲午(1894年)翰林李清琦的曾孙李仰曾，其时仰曾年近七旬，是一个归侨，现已去世。他说白斋公之墓在东岳山金厝围后山土名长沟头。墓西向，为糖水灰筑成的交椅型，墓碑石刻上有好多行的名字。以前他们年年都去扫墓，文革前墓碑石狮犹存。这次由仰曾带我们实地去看，墓碑已失，残墓尚在，系多人合葬墓。经文管会黄炳元等同志前往清理，肯定为明墓，已被盗被毁，没有任何东西了。 金厝围原是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徒金姓的墓地，《凰池林李宗谱》第15页下载:“泉郡中巨族如金、丁、夏、马、迭五大族，皆从妈氏异教(即伊斯兰教)。”所以金厝围也是伊斯兰教墓地之一，李白斋的墓葬于此地，可知李氏与该教有关系。但墓型是汉式而非回式。 据《焚书》卷三《卓吾论略》:“闻白斋公殁，守制东归。”“吾先曾大父大母殁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此归，必令三世依土。”“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等语推之，此墓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所造的李卓吾三代祖宗合葬墓。墓有六圹，为其曾祖李端阳及妻、祖李宗洁号竹轩及妻董氏、父李锺秀号白斋及妻徐氏。悉符其数。 李卓吾本人之墓在河北通县北门外马厂村西，迎福寺侧。1954年10月中央卫生部在该处购地，修建结核病院，经通州人民政府批准迁葬在北坊(原名大悲林)，并重建碑楼。 1975年我在《文物》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考述李卓吾的世系及其妻之墓，内容很多错误。现把经过核实，关于李妻黄氏墓的现况，重新记载如下:黄氏墓位于晋江县紫帽山农场张园村宫下。以糖水灰建造，单圹，交椅型，结构简单。此墓碑为李卓吾写的:“明诰封宜人李卓吾妻黄氏之墓”，上款“卓吾老子书”，下款“万历戊子(1588年)婿庄纯甫立”。通高201-214厘米，宽87厘米，厚17厘米。此碑文革中被断为三块，今已复原。墓列为晋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旁立有楚黄耿定力子健撰、晋江庄国桢书、晋江庄履丰篆的“诰封宜人黄氏墓表”一方，通高274厘米，宽93厘米，厚21厘米。又有“宪牌”石刻一方，亦为耿定力所立。这两块石碑全文抄录于下: 诰封宜人黄氏墓表 “呜呼!此予友晋江李卓吾先生之配黄宜人也。卓吾壮岁学道，求友四方，每有会意，欣然卜居，忘其为闽人。初居百泉，已居秣陵，晚而居楚，宜人从焉。周子礼、焦弱侯、先仲子庸及予咸兄事卓吾。而于宜人从家人礼以嫂呼也。宜人以嘉靖癸已(1533年)六月八日生，生五岁而丧其父黄公朝。事母林，有至孝，母病，终夜侍汤药，目睫不交。年十五归卓吾。家窘甚，佐以女红，糟糠不厌。而养其舅白斋公，务致□□□。迨卓吾官尚书郎至太守，称贵显矣，宜人甘织勤，同女奴杂作。卓吾艾年拔绂，家无田宅，俸余仅仅供朝夕。宜人甘贫，约同隐深山。卓吾乐善好友，户外履常满，宜人蚤夜治具，无倦容。卓吾轻财好施，不问有余，悉振人之急，宜人脱珥推食无难色。卓吾以师道临诸弟甚庄，宜人待娌姒如同胞，抚诸从若已出。贤哉宜人，妇道备矣，而卓吾尝曰:是妇也，惠则惠矣，未知道也。盖宜人举四子不育，仅一女适庄生凰文，蒸尝之事不能遣诸怀。虽从夫君寓四方，时时念在首丘，乃卓吾则达乎此矣。夫生而志四方，图不朽，丈夫事也。黄宜人之惠，妇道备矣!万历丁亥(1587年)岁，宜人率其女若婿自楚归，而卓吾尚留楚。宜人念其夫在远方，郁郁不怿。越戎子(1588年)闰六月三日卒于家。庄生先期如楚省卓吾，独其女含敛。讣闻，卓吾不为恸，而友卓吾者忉但不胜。庄生以是年季冬十八日葬宜人于城南之张园。予适董闽学政，扬幽阐懿，职也，述所闻而表其墓石。万历戊子季冬吉。 宪牌:钦差提督学校福建按察司副使耿，为公务事，查得泉州府晋江县乡官致仕知府李卓吾先生，持身若介，嗜道如饴。宦游廿载，良哉二千石；侨寓四方，飘然一孤鸿。其配诰封黄宜人，早同周南赪尾之啼，晚效孟光齐眉之敬。顷闻宜人即世，卓吾远游，悼伯道之无儿，幸考亭之有婿。幽魂未窀，贤德可嘉，本道亲撰墓表一通，用□表扬。仰□□给伊婿庄生纯甫收领。口动□□道□捐银八两，给伊婿为镌石助葬之资，取领具由缴牌，毋得违错。不□□至牌者。 右仰泉州府准此 万历十七年二月廿八日书吏蔡承恩、蔡□承 此牌□□伊婿□□道□ 限次月初六日 以上两件碑文，是研究李卓吾的家庭生活与性格最可信的资料，过去学者都没有见过。文出自耿定向之弟耿定力，更觉可信。虽然耿的论道与李卓吾不合，甚至翻了脸，但数十年朋友深谊，仍然溢诸言表。此墓营单圹，足证李卓吾早存客死他方之念了。 李卓吾的女婿庄淳甫是泉州明代“一门忠孝”的名族。他的府第坐落在晋江县青阳镇，现在还保存相当完好，包括明代的房屋结构、神龛、神主、供器、匾额、对联等等。明代的系列文物能逃过破四旧之劫而保存下来，实属幸事。 李卓吾的女婿庄淳甫，黄宜人墓碑作纯甫，《焚书》作淳甫。他最可信的简历载于1976年在青阳镇发现的光绪丁未(1907年)《青阳庄氏族谱》抄本:“凤文字纯夫，号鲲游。第荣行乙百二十一。用晦公次子。生大明嘉靖庚戍(1550年)八月十四日。河南卫辉县庠生。卒万历甲寅(1614年)正月廿四日。配李氏，谥恭懿。知府载贽李卓吾公之女。生嘉靖甲寅(1554年)七月十七日，卒万历丙午(1604年)十二月十八日。今查葬晋江卅一都东昌乡。子祖耳、生员；宗耳；胤耳。”据此知淳甫的身份是卫辉库生，这和李卓吾在卫辉长期安家有关。(卫辉县原文如此，应是辉县之衍文。) 庄淳甫家族被称为“一门忠孝”，据乾隆《晋江县志》卷九记载，因为他的伯父庄用宾“字君采，号方塘”。性戆直忤俗。嘉靖己丑联捷进士……用宾早废，家居纂谱牒、浚水利，闾阎疾苦，见郡邑大夫即娓娓言之。倭寇逼郡城，缙绅分门部守，城门悉闭。用宾部南门，独据床坐门外，以次入避寇者，计全活亿万人。而与弟用晦(字君显，号肖塘，邑庠生。其妻王氏。他俩是淳甫的父母。)募乡兵三百，后先杀贼。贼大恨，发其父冢取尸去。复偕弟用晦率乡兵直捣寇巢，负父骸以归。用晦没于贼(按《青阳庄氏族谱》称:嘉靖壬戍年(1562年)五月初二日以父骸被倭掘，与兄用宾率家兵寻返，是日被贼追逐遇害。)巡抚游震得上其事，不报。而用宾亦卒。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子凤章诣阙疏理，赠用宾太仆寺少卿，予用晦一子世袭百户。乡人思用宾德，请于学使，特祠祀之。曾孙际昌。“父子兄弟忠于国，孝于亲，事迹感人”。庄淳甫就生长在这有教养的家庭。 现存“一门忠孝”宅中还悬挂着嘉靖戍子(1528年)庄用宾中举人的“亚魁”匾额，庄际昌万历己未(1619年)中状元的“状元”匾额，以及明代“一门忠孝”的褒扬匾额，这都是较珍贵的文物。忠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保护好“一门忠孝”第此一古迹，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 四、许邦光父子事略 十六、十七世纪是泉州科名特别兴盛的时期。其间虽然经历了倭寇侵扰、明清鼎革两度战乱，自嘉靖八年(1529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晋江一县而论，除个别科外，每科中进士人数都在十人左右，明朝进士名额较多，每科取士三百多人，则晋江占三十余份之一，可谓盛矣，只有嘉靖廿三年这一科例外，泉州举人八十多人参加会试，全部落选，原因未详。而万历十四年(1586年)一科，晋江县中了十六个进士，占全国进士二十多份之一，其中有榜眼杨道宾、会魁黄汝良、著名史学家何乔远也是此科进士。以乡试而论，这段期间晋江县中十三个解元，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廿五年(1597年)竟连续五次夺魁，解元都是晋江人，十九年(1591年)泉州竟囊括了全部五魁。泉州这一时期人才辈出的原因我想有:(一)广泛进行海外贸易，私商甚盛，地方经济繁荣。(二)士子对八股文非常圆熟，对经义十分通晓，很多符合当时的录取标准。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四《重修泉州府学记》称:“虚斋(蔡清)以经解，锦泉(傅夏器)、晋江(李廷机)以制举业，……天下皆靡然宗之。”(三)名师奖掖。地方上出了科举范文的大师，又各授门徒，如蔡清、李光缙等都是名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一科会试，主持者知贡举李廷机、主考杨道宾、黄汝良，同考黄国鼎都是晋江县人。为了怕别人批评同乡互相提拔，这科黄国鼎“念同里多习《易》，请改阅《诗经》避嫌。将析卷，置房首皆南士，首易北卷以平之。”(《泉州府志》卷四十四)即使如此避嫌，晋江还是中了八名进士，包括探花张瑞图。(四)藏书甚富，学塾林立。黄汝良一家的藏书，以后成为名闻全国的“千顷堂”私人图书馆。明未南京藏书家丁雄飞《古欢社约》说:“十三岁随先君宦温陵，固文薮也。虽闭署中，先君子日搜典籍，予得肆意披阅，灯烬鸡鸣，率以为常。凡手录者，童子录者，虽未等身，然已盈簏。”可知泉州当时文薮的盛概。 顺治之时，朝代虽改，但科举一仍明朝旧例，应考士子也受明代文风所薰陶，所以泉州还勉强维持局面。康熙雍正间，中进士的人数量大减，每科三数人，尚不致缺科。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情况一落千丈。在全国号称乾嘉盛世，江南、湖广文风大振。福建人才却明显下降，福建全省每科只有十多人，晋江县则只有一二人，并且常常缺科。乾隆在位计举行会试廿七次，晋江竟九次剃光头，其中有连续三科缺科。当然原因有多方面，譬如福建历经迁界禁海，沿海对外贸易的禁锢，文字狱的兴起，名额的减少，考试条例的森严。《清史稿》“选举志”三称:“律日精而法益备，夷陵至嘉道而后，国运日替而士习漓，而文体亦益衰薄。”文体之改变为重要原因。 嘉庆年间，福建也出了几个名列高等的进士，点缀了当年寥落的人才库。嘉庆十四年(1809年)闽县廖金城，后名鸿荃中了榜眼，后官尚书，莆田郭尚先字兰石，解元翰林，官大理寺卿，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嘉庆十六年(1811年)侯官林则徐，后官总督，是我国的抗英民族英雄。他与晋江许邦光，后官光禄寺卿，都名列前茅，同入翰林，交情甚笃。嘉庆十九年(1814年)同安苏廷玉，官至总督。 据陈庆镛《籀经堂汇稿》卷廿一载，许邦光(1780-1833年)字汝韬，号莱山。年十六补博士弟子，旋食饩。二十九举于乡。嘉庆十七年辛未，公年三十二，会试中式，赐二甲七名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督湖南学政……转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与修《大清一统志》。公在词垣日久，文学差使络绎。历文颍馆、武英殿、国史馆、治河方略馆协修纂修，本衙门撰文，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两充教习庶吉士，奖掖皆位至大僚。辛卯(1831年)补大理寺少卿，迁光禄寺卿。……以道光十有三年癸己(1833年)八月辛亥卒于家，春秋五十有四。公温文和厚，恂恂如儒生，然廉而不刿，正而不阿。……成庙时，随扈东陵，纪诗二十首，至今犹脍灸京师。书法噪一时，为同辈推重。内庭绢帖，出自公缮为多。所著有“《二思堂史论》四卷、《诗文稿》六卷、《使湘小草》三卷、《进奉文》一卷、《榕轩诗赋钞》四卷、《师鲁试艺》二卷、《湘南纪游志》五卷、《国史拟稿》、《一统志拟稿》百数卷。”《福建通志》所记事迹皆同。 许邦光和林则徐年纪相近，同是闽人，同科翰林，并同列殿试前十名(林第七，许第十)、同在翰林院很久，同位至公卿。后来林外派到地方任职，许则一直留京，内外殊途，环境不同，成就不同。许于1833年去世，离鸦片战争发生还有多年，林迟许十多年去世，能够在反英斗争中成为民族英雄，抒发他的爱国爱民的抱负。两人性格不同，林是政治家，许是学者，教习庶吉士及起居注总办两个职务，在当时学术地位是极高的。许的诗赋、史论、书法的造诣甚深，著作很多，可惜大多失散。我家藏其《榕轩诗赋钞》手稿，集诗赋三十九篇，已经影印行世，我们可以见到其名噪一时的小楷之精，词赋之雅。因为许是我的外高祖，我少时在许家见到林所撰书的许母寿屏十六幅，翰林同年《龙树院雅集图卷》长卷，卷首绘有林许诸人肖像，林致许亲笔信数十通等文献。又听上辈谈及林许的交情至切。可惜岁月变革，这些文物都已失散了。 许邦光和郭尚先经历颇同，郭只活到四十九岁，官终大理寺卿。他俩又是儿女亲家，许邦光的季子许祖芳娶了郭的女儿为妻。许少爷和郭小姐这两个老人家是我祖母之父母。 据龚显曾所撰许祖芳墓志铭称:“许祖淳(1826-1866年)先生字徵甫，一字少山，最后又号又航。同治元年遵敬避之例，改名祖芳(原名祖淳，同治皇帝名载淳，故犯讳改名)。……自先生而上凡七世，均以文学起家……父讳邦光，嘉庆辛未进士，官光禄寺卿。……年十四，补郡学弟子员，道光已酉(1849年)……拔以充贡……后入选授七品小京官，观政刑部，辛亥举本省乡试第六。……既复加员外郎衔。……娶莆田大理寺卿郭公尚先女……所著《聊中隐斋诗文稿》二卷、校订《欧阳行周集》十卷、辑《郭大理遗稿》一卷，《芳坚馆题跋》二卷，皆藏于家。”许只活四十一岁，过早去世了。 祖芳没有当大官，但“自少即涉猎记载，有淹雅誉。……尝曰闽峤古文，前推遵岩，后推梅崖。遵岩(王慎中，明代晋江人)得曾(宋曾巩)法，而梅崖具韩(韩愈)格，皆八家正脉也。”祖芳毕生大约做三件事，第一讲学，在金门浯江书院、晋江梅石书院相继讲学。金门明代文风极盛，清代衰落至甚。他在金门与吕世宜(号西村，善隶书)友善，对金门文化的宏扬，起了一定作用。在泉州也有一些出名的学生如翰林龚显曾等人。第二、搜集研究地方史料，特别对欧阳詹、王慎中诸全国著名的文学乡贤更予推崇评析。清未陈棨仁、龚显曾等致力泉州文献的征集研究，都是受他的影响。第三、组织桐阴吟社，振作泉州诗风。他为陈棨仁(1837-1903年)的《藤花吟院诗稿》，龚显曾(1841年-1885年)的《薇花吟院诗稿》和王道羲的《王文学遗草》等诗集写序言。这几个人都是桐阴吟社的中坚。论年纪、辈份、工力，祖芳都是这些人的前辈。最近看见有人写文章介绍桐阴吟社，凭所刊桐阴吟社甲乙丙编中黄喈南的诗特别多，认为黄是主将，这似乎不实。龚显曾《亦园脞牍》记载:“自里间诸同志相约联吟，刺桐城西诗声相接，而过从无虚，吟兴勃发尤推黄喈南孝廉梧阳。孝廉家故贫，嗜好雅与俗殊，喜为韵事，陶然有以自愉。与予与许徵甫师、陈铁香太史昆仲善，往来不辍，剥啄频闻。故所刊桐阴吟社甲乙两编，唯君诗最多。”龚更在许祖芳著的《聊中隐斋遗稿》跋语中称:“显曾甫龀，即游师门，居相邻。及长而壮，复与黄喈南孝廉、王道羲文学、黄济川(贻楫1832-1895年)陈铁香两比部诸君过从，游侍踪迹，辍相属。”则祖芳在桐阴吟社中，实起主导作用。 许所著《聊中隐斋遗稿》，福建省图书馆藏有一部，现在已经影印，计诗十八首，文十二篇而已。即此零简断编也可一览其诗文之风格。文多考证，诗多感时。他说“拚将野服朝换簪，感兴悲时泪满衫。”“城狐凶焰弥乾坤，独抒危词叫帝阍。”“君王但解饱侏儒。”“才著朝衣便罢休，漫将恬退傲时流。”尤以《冬夜有感》四律，更是悲歌慷慨，对当年朝政腐败，力加抨击。今录一首以窥一斑:“闻道潢池尚弄兵，草中狐兔剧纵横。沉沉夥涉成何事，咄咄深源浪得名。士怯但能观赵壁，吾衰未敢请终缨。自惭藿食偏忧国，日向田间祝太平。”其论文中考欧阳詹事迹甚详。又说林则徐最后绝笔的文章是在粤东军次为郭尚先写的墓志铭，并记在道光年间泉州有黄姓者写一本《红楼梦时文》，许为之你序。均有史料价值。查泉州市文管会今藏有道光间漆雕红楼梦故事之屏风一架，又有人写了《红楼梦时文》，之书，则其时泉州红学之盛，可窥一斑。 祖芳辑录郭尚先的遗稿，莆田有刊本，芳坚馆(郭尚先书斋之名)题跋亦有刊本，我曾收藏一部，惜焚于文革，而今难寻了。 附记 俞大猷墓志铭残文 本文作者陈泗东，泉州历史研究会会长，原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①陈衍《福建通志》“列传”卷二十四，“明”八。 ②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二，“武卫志”中。 ③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上。 ④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俞大猷自撰并书《重修濠溪桥碑记》，此碑尚存于濠溪桥畔。 ⑤陈衍《福建通志》“列传”卷二十四，“明”八。 ⑥乾隆《晋江县志》卷七，“武卫志。” ⑦《明史》卷二百十二，“列传”。 ⑨《明会要》卷六十三，“兵六”。 ⑩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二，俞大猷自书游清源山题刻。此摩崖石刻现尚存于清源山水流坑。 11乾隆《泉州府志》卷首，“凡例”。 12万历《泉州府志》卷三，“风俗”。 13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一，引许獬《清源山游记》。 14《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五十三。 15《明会要》卷四十三，“职官”十五。 16《明史》卷六十，“礼志”三十六。 17、20《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曾遒《桐阴旧迹诗纪》。 18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七，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 19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州”一，引许獬《清源山游记》。 21《新嘉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1978年印)陈允洛《泉州怀古》。 22何世铭《俞天猷年谱》卷四。 23乾隆《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 24见拙作《泉州少林史迹阐徼》，载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主办《体育文史》1985年第六期。 25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明黄景昉《温陵旧事》。 26乾隆《泉州府志》卷首、“凡例”。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大兴街与府东路交界处 邮编：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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