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和知识编码的认知效应

新的数字技术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迅捷性，不过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知识的处理与接受。今后，认知行为不能够再用传统的知识理论模式加以考量，因为传统理论把认知行为看作一种个体的心理行为。利用电子文本处理手段或使用搜索引擎是新近形成的习惯，但它们已经深深扎根于风俗和日常语言中，使得认知活动越来越像电脑辅助的程序。

数字化使得古老的知识编码形式臻于完善。换言之，通过数字化，数据能够变成语言，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其本质是集体的。这种编码的效应牵涉到新的知识概念，知识的生产不再被视为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时刻。数字网络的互动性赋予技术的使用者前所未有的地位。使用者在信息面前不再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在不停地挑选信息，因而在对信息进行分级。从今以后，交流技术不是先于知识的创造与建立，而是与之相互作用。

尽管人们往往强调网络社会中发生的非物质化运动，但必须看到，新技术也通过运用机器而使得各种认知功能物质化和外部化。后工业时代也是一个超工业时代。早在因特网之前，194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以及更加普及的电子信息处理设备已经改变了认知活动的条件。因为认知的过程一旦实现自动化，其意义也就不同以往了。一个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即使是单独工作，其认知活动其实也是在他与这些赝象之间分配的，不管是发现、记忆、逻辑运算还是学习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眼皮子底下的”表象世界取决于在我们和认知赝象之间分配的认知过程，认知赝象越来越起作用，因而越来越“透明”。“分配的认知”时代已经到来。“分配的认知”广为应用，尤其是在计算机辅助集体作业领域和计算机辅助集体学习领域。“分配的认知”还促进了以集体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免费软件（也叫开放源软件）的成功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正是教科文组织十分重视的。

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赝象与新的信息类型轻而易举地充斥着日常生活。虽然存在一些常常会抑制新技术在各个社会中传播的社会和文化障碍，但所有出于选择或出于需要使用这些新装置的人，还是相当轻松地学会了“自然的”使用方法，因为这些技术将认知功能外部化，因而它们自身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让使用者能够使用它们。新技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劳动经济学：使用舒适和简便是设计结合信息技术的程序的两个关键因素。劳动经济学问题在计算机界面和多媒体产品变革中已然成为中心，在确立新的知识管理体系过程中，它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只提两个问题就足够了。一是从技术角度来看，残疾人获得信息工具的问题。二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根据文化和语言环境的多样性改编内容、提高内容的可获得性的问题。内容和方式应当适合于它们真正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普及了某些现行体系中有时并未预计的用途，所以说，并不存在一种惟一高明的见解，能够确定新技术所有可能的用途：新技术并不只在发达国家传播，它们也会在不发达国家传播，所以应当激励当地文化开发应用系统、软件和多媒体产品，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