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视野下推动中西艺术对话、加强美学沟通融合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作为最早在本土传播中国造园理念并付诸设计实践的欧洲国家，英国在17—18世纪就掀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也引起了英国社会自“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转向“去中心”、反“二元论”的原生文化的变迁与美学观念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自然为美”的美学倾向，影响英国的造园理法、匠作技艺、审美意趣和价值伦理，也间接地映衬出了祛魅的英国现代文明。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彰显了17—18世纪中国园林向世界传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初创”时摹形取意。中国园林传入英国以前，英国园林形式大多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园林强烈的中轴对称特征，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石的古典主义哲学理性精神的真实写照。17世纪下半叶，英国对华贸易频繁。上层权贵对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壁纸、屏风、外销画等商品情有独钟，尤其对“珍奇瑰宝”中国园林心驰神往。他们在庭园中极尽模仿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式”空间布局，发展出颇有“中国意味”的自然风景园，此乃西方造园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法国人称为“英华庭园”，开创了西方自然式风景园林的先河。

1685年，威廉·坦普尔在《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园艺》（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中表达了对中国园林的痴迷：“中国人的想象力卓越地体现在他们的园林布局中，园林之美对中国人而言应当是伟大的、引人注目的，但各部分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秩序或比例。”他用“萨拉瓦日”来描述中国园林风格，声称它“有一种令人震惊、引人注目的美”。对空间的想象涵盖了一种美学意识，英国人将它比喻为一种反对几何式造园运动的武器。夏夫兹博里也援引理论予以论证自然美学的合法地位。此时，英国人在造园局部中对中国元素照搬模仿，目的在于表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逆反，迎合上层阶级其时的审美趣味。然而，由于“永恒的理式美”的局限和对“中国形象”的一知半解，这种“创新”的主导权在英国，并未体现中国古典园林的思想精髓。

“折衷”时文化协同。18世纪英国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接受，应该说是基于折衷主义的立场，研究将中国园林的“画意”与英国园林的建造连接在一起。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威廉·肯特和兰斯洛特·布朗设计的斯道园、布伦海姆风景园和斯托海德园等作品，也出现了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哲学家针对园林建造的理论探索，即消解中轴对称和直线透视布局的中国风格，而突出“适度状态”下的共存与融合。英国学者霍纳尔·修在专著《中国风：契丹的幻象》中将其定义为“一种欧洲风格，应该由欧洲本位出发研究”。纵使中国园林潜移默化地融入英国庭园，但归根到底是浪漫想象的折衷主义，所追求的仍是“本源”和“先在性”，设计指向为不变的“在场”。

威廉·钱伯斯身体力行地推崇中国园林，洞察和理解超出了形式和技巧的表面范畴，在《东方造园论》（1722）和《中国建筑的设计》（1757）等专著中宣扬“道法自然”造园思想的深邃精妙。《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被誉为中英文化互鉴的纪念碑。1759年，他在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中建造了一座里程碑式的中国园林——“邱园”。一座九层中式挑檐形制的“中国塔”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与环境穿插贯通、融合无间。在原有墙园基础上叠山之石、种植中国高山植物，构成戏剧化的隐喻空间。大卫·波特在《超越真相：文化转换与威廉·钱伯斯的中国花园》中，评论它融合了中国古典造园理念与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发展出一种极其夸张的“异国情调”。此外，他对“愉悦之景”（pleasing scene）、“恐惧之景”（horried scene）和“迷情之景”（enchanted scene）的阐释实质上是对空间的误读和滥用。即便如此，他将英国园林的“中国风”推向了高潮，使其自成一派并成为欧洲各国效仿的范本。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英国人对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情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鼎盛。但由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在西方强权政治的前提下，东西方始终无法平等对话。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园林热”随着时局动荡逐渐衰退，已建成的部分中式庭院纷华落尽。自20世纪始，中国先后陷于世界各国的深度博弈以及内外战争的泥潭之中，中国园林的海外传播举步维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

“对话”时文明互鉴。步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英国之间围绕园林问题，更多的是在于政府间的立场，还一度出现了“园林外交”。这一机制也延续到了21世纪以来的中英合作，构成了中外艺术对话的典范。

在1984年英国利物浦的国际园林节上，颇具中国北方皇家园林气势的“燕秀园”被授予“大金奖”“最佳艺术造型奖”和“最佳园亭奖”。该园占地面积820平方米，由北京园林修建公司设计。设计师以北海静心斋内沁泉廊和枕峦亭为蓝本，运用“旧物新用”的手法对场地进行适应性改造。园内山石错落、流水潺潺、花木扶疏，中国园林文化代码在复制、移植、蜕变中创造了多时空主客关系之协同，营造出似即非离的超然意境，以文化自强彰显了文明互鉴的中国气派。英国伦敦建成“壁虎中国园”以庆祝英中建交35周年。不同于北方园林的雄浑大气，该园展现出一派南方水乡清秀婉约、如诗如画、心物同构的意境。

尽管中英思想文化的双向碰撞对意识形态都造成了一定冲击，但通过对话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同。流变中的中国园林在跨文化移植和多语言传播中呈现出“适应性”表征，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焕发出和谐共生的别样光彩。

“共生”时价值重构。新世纪以来，在西方现代景观遍布全球的历史情境下，中国园林在英国以资本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和消费语境中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空间再生模式。2011年建于英国曼彻斯特“中国城”的“中华园”和即将开放的“中国畔溪花园”即为明证。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网站显示，畔溪花园的设计“将体现中国植物对英国园艺发展的巨大贡献”。该园占地62公顷，以中国四季为主题，扬州古典园林为设计风格，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疫情期间，中方专家持续在线上指导英国园艺师进行设计，将“连”“接”“镶”“拼”的传统技法应用到花园步道、假山垒石和植物配置中。在结构、抗震、防火、供电、供暖、给排水设施以及无障碍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使之更契合现代人的功能需要、审美趣味和情感诉求。清音亭、连廊、石桥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与其周边栽满中国植物的林地空间，共同营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精神意境，行为、事件与表象同构出一个充满“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共生互动文本。这座园林将成为英国乃至全欧最大、最完整的中国古典园林，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曦原评价道：“对英国而言，这是一个重振雄心的世纪工程。它的建造也是中英两国人民共克时艰、团结战斗的生动体现。”

“中国风”在英国盛行了近两个世纪，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嬗变历程值得回味和反思。纵览中外，时过境迁，中国园林设计思想、造景理法、空间意境和环境体验中内在的思想文化精髓和东方哲学经历了岁月积淀依旧彰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重要源泉。在全球化西方文明主体地位被消解的时代背景下，跨国界、跨文化之间的“生存间性”已然成为地球村无法逾越的新常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园林“和而不同”的现代话语体系，或将成为打破隔阂、包容差异、解决争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在主体之间不断的博弈、共生与互渗中，弘扬共同价值、彰显中国智慧。

（作者系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