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正 > 柏林墙倒塌后 ,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 ,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 主要指原民主德国区域 ) 被迅速边缘化 ( 在原联邦德国区域历来都处于边缘地位 ), 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德国 ( 既包括原民主德国又包括原联邦德国 ) 并未完全沉寂 ; 相反 , 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 马克思思想复兴 、 马克思热 。可以说 , 作为马克思故乡的德国 , 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

【专题】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 ：D751.6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主要指原民主德国区域 ) 被迅速边缘化 ( 在原联邦德国区域历来都处于边缘地位 ) ，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德国 ( 既包括原民主德国又包括原联邦德国 ) 并未完全沉寂；相反，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 “ 马克思思想复兴 ” 、 “ 马克思热 ” 。可以说，作为马克思故乡的德国，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

在“ 重新发现马克思 ” 的过程中，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路向或多或少地涉及阶级问题。有关阶级问题的著述 “ 铺天盖地 ” ，有关阶级问题的学术会议 “ 接连不断 ” 。据不完全统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仅《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马克思主义杂志》 ( Marxistische Blätter ) 发表的相关文章约有 60 篇。如《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连续四期讨论 “ 今日阶级与阶级理论 ” 、 “ 阶级与危机意识 ” 等问题 ; 《马克思主义杂志》讨论 “ 告别工人阶级 ” 、 “ 阶级与今日阶级理论 ” 、 “ 阶级对立 - 社会抗议 ” 、 “ 作为阶级斗争空间的城市 ” 等议题。德国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大会有两个议题关涉阶级问题，即 “ 变化了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 ” 、 “ 阶级运动有未来吗 ” 。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决定，自 2003 年起集中讨论阶级问题，并为此创办阶级分析规划网站，召开 “ 无产者抑或无产阶级回归 ” 、 “ 阶级分析与方法论批评 ” 、 “ 新自由主义政治与阶级分析 ” 等学术会议，出版辑刊《阶级分析文献》。在系列研讨中，有关阶级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批判性反思也得到深入推进。

一、阶级结构变化与中产阶级问题

阶级结构及其变化，历来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以及左翼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早在20 世纪 70 年代，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IMSF) 就对联邦德国阶级结构及其变化问题进行过大型研究。这一研究甚至决定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导向，即赋予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联盟以重要意义。柏林墙倒塌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阶级结构及其变化问题再度成为德国学者关注的热点。

（一）阶级结构变化：阶级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德国经济学家A. 莱泽维茨在《阶级关系：竞争的激活》 (2014) 中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经济领域的基本趋势是从资本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化扩大再生产过渡， “ 技术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 。工业企业从业者人数增长比例大幅下降，但社会对优质劳动力 ( 包括外来劳动力 ) 的需求却不断增长。 1950-1960 年间，联邦德国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增加 64% ，随后 10 年只增加 6.5% ；工业企业从业者毛收入增长 34% ，随后 10 年增长了 72% 。 70 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全部从业者数量持续上升，由 1970 年的 2600 万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4260 万人，其中研究人员数量急剧增多、优质劳动力数量增多；每个从业者年平均劳动量每 10 年下降 10% 。新世纪以来，这个趋向有所弱化，但仍得以持续。

从业者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工人占全部从业者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0 年的 42% 降至 1980 年的 37% ，再到 2013 年的 23% ；而职员 ( 通常是指 “ 白领 ” ，不包括作为体力劳动者的 “ 工人 ”) 占全部从业者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即从 1970 年的 37% 升至 1980 年的 43% ，再到 2013 年的 60% 。这表明，物质生产领域的重要性逐渐失去， “ 非物质生产 ” 领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此，英国社会学家 G ．瑟尔鲍姆 (Göran Therborn) 断言 , 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核心地位。二是下层从业者 ( 指从事 “ 低级 ” 工作、收入较低的劳动者 ) 数量巨大且失业率居高不下。 2010 年达 1220 万人 , 占全部从业者的 29% ；若加上自主创业者 220 万人，则占全部从业者的 34% ；下层从业者失业率 2010 年和 2013 年分别达 11.2% 和 8.9% 。三是非典型从业者数量增加，其中，妇女占有很大比重。所谓 “ 非典型从业者 ”( 按 2010 年统计数据 ) 包括对工作时间有要求的从业者 ( 男女各占 50%) 、兼职从业者 ( 妇女占 87%) 、不重要岗位从业者 ( 妇女占 77%)—— 三者加在一起，妇女所占比例多于 71% 。与完全从业者相比，非典型从业者比 2010 年前增加 310 万人。

根据A. 莱泽维茨的看法，失业率居高不下、下层从业者数量巨大、非典型从业者比例上升，都意味着从业者困难化要素增多。德国社会学家 D. 鲍里斯 (Dieter Boris) 甚至说，尽管知识分子阶层总体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困难化趋向也逐渐加剧。 1980—2010 年间，知识分子中恐惧降级者的比例从 30% 上升至 50% 。这意味着，在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下降的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不断增加，但大多数缺乏跻身高质量生活的机会 , 晋升之路越来越狭窄， “ 降级危胁与晋升受阻相关联 ” 。

经济状况与阶级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工会会员数量增加较快。比如， 1968—1974 年间， IG 钢铁公司工会会员数量从 196 万增加到 259 万人； DGB 工会会员数量从 640 万增加到 740 万。这一时期，工会态度相对强硬。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德国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一代工会成员主导的政治斗争，导致了工资增长、劳动时间缩短。但是， 80 年代初，在高通胀率背景下签订的劳资协议表明：工资增长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工会组织程度也出现回落，工会成员在全部从业者中所占比例从 1980 年的 35% 降至 2013 年的 18% 。同时，企业税负大幅下降：原联邦德国区域从 54%(1995—1996) 降到 34%(2010) ；原民主德国区域从 28%(1995—1996) 降到 17%(2010) 。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企业主的地位。

综上所述，A. 莱泽维茨从生产方式变化、从业者结构变化、从业者困难化要素增多、社会政治力量变化等方面对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分析表明：物质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蓝领工人数量不断下降，白领工人 ( 包括职员 ) 数量持续上升；在集约化扩大再生产中，优质劳动力 ( 包括外来优质劳动力 )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德国总体失业率下降，但下层从业者失业率居高不下，非典型从业者急剧增多；新自由主义调控劳动力市场、削减社会福利，使从业者困难化趋向加剧，社会竞争压力加大。总体上看， A. 莱泽维茨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当今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的，其结论对于了解德国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中产阶级问题：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关键

在阶级结构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关键问题是在对中产阶级的评判上，出现了“ 中产阶级崛起 ” 和 “ 中产阶级萎缩 ” 两种相反的观点。

主张“ 中产阶级崛起 ” 的一方认为， 2011 年世界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暴力抗议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 J.E. 斯蒂格利茨甚至将这些抗议活动与 1848 年欧洲革命、 1968 年学生运动相提并论。当然，对于这些抗议活动的解放性质，德国政治学家 F. 德佩 (Frank Deppe) 表示不能过分夸大，否则会妨碍人们的正确理解。他在《社会动荡新时期？》 (2013) 中指出， 2011 年抗议活动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不论是席卷北非各国的 “ 阿拉伯之春 ” ，还是纽约的 “ 占领华尔街 ” ；不论是德国的 “ 占领法兰克福 ” ，还是巴西的 “ 热带之春 ”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城市中产阶级青年是抗议活动的主导者与主力军。例如，在北非各国，尤其是在突尼斯的抗议活动中，活跃分子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待业或无业青年，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市郊，与左翼政治组织没有密切联系。在这里，老左派 ( 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 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在欧美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

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是，这些大学生对未来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期望值较高而政治意识比较淡薄，认为“ 社会主义 ” 是伴随着长期物质匮乏而形成的压抑自由的社会制度；他们向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崇尚个人能力。这就像 G. 瑟尔鲍姆所说，在 21 世纪，工人阶级将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对解放的普遍追求将为对中产阶级地位的普遍追求所代替。因而， F. 德佩也认为，工薪中产阶级崛起也许是 21 世纪的本质特征之一。不过，他主张对抗议活动作进一步的观念重构，并主张把中产阶级细分为两个部分：成功的上层人士 ( 已融入主流社会 ) 和底层的降级者 ( 包括潜在降级者 ) 。在他看来，抗议活动中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青年属于后者。面对这些新变化，当务之急是如何将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中的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对此， F. 德佩认为，人们不能再诉诸 20 世纪工人解放运动的经验。因为从总体上看，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已经丧失 —— 抗议者要么出于对社会地位的不满，要么出于对将遭受降级的恐惧，才自发地走上了街头。

主张“ 中产阶级萎缩 ” 的代表主要有德国经济学家 J. 比朔夫 (Joachim Bischoof) 和 B. 米勒 (Bernhard müller) 。他们在《当今阶级：社会中产阶级萎缩》 (2013) 中指出，中产阶级普遍持有精英主义观念，认为中产阶级不是凭借家庭出身或遗产继承，而是凭借个人能力获得相应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据德国民意调查： 2010 年，在原联邦德国区域， 62% 左右的居民将自己定位于中产阶级；在原民主德国区域，这个比例也高达 51% 。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市场经济社会等于绩效社会。

J. 比朔夫和 B. 米勒并不完全否定德国大多数居民的自我定位，甚至认为这种定位曾经有过社会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的界定，与职业、收入和文化程度密不可分。二战后，德国实体经济繁荣，曾经为中产阶级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观念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膨胀，实体经济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动力。这导致了有组织的劳资体系解体，社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从而损害了原有的精英主义观念。据调查，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认为现有经济体系是不公正的德国公民约占 73% 。 80—90 年代，德国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未给出保障中产阶级的许诺，从而导致中产阶级日益严重的政治冷漠。今天，即使受过良好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也不能保证必然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当今资本主义阶段， “ 中产阶级 ” 仅仅是一个幻象，至少在今日德国，中产阶级出现了萎缩。

德国学者在中产阶级问题上态度迥异，但在“ 中产阶级细分 ” 、 “ 知识分子分化 ” 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都认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作进一步细分。例如， F. 德佩将中产阶级细分为已经跻身于主流社会的 “ 成功人士 ” 和处于社会底层的 “ 降级者 ”( 包括恐惧降级者 ) 。 D. 鲍里斯在《作为知识分子分析背景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向》 (2013) 中指出，对知识分子分化发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向在于：一是伴随着服务业迅速膨胀，传统制造业工人数量急剧下降，而服务业工人数量急剧增多：服务业工人在工人中所占比重由 1970 年的 45% 跃升到 2010 年的 73 ． 5% ；二是工薪阶层内部两极分化趋向加剧。因而，他将知识分子细分为三个阶层，即高级管理者阶层、工薪研究者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 1990—2007 年，各个阶层的比例都增长了 1%—2% 。在他们看来，即使知识分子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中不乏恐惧降级者；尽管中产阶级青年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深受 1968 年学生运动、 70 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追求物质财富、期望高质量生活，但政治意识淡薄，甚至政治冷漠现象严重。因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能否成为新社会运动主体，仍悬而未决。

综上所述，与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关于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分析中，关键问题是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一是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例如，针对2011 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尽管 F. 德佩强调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抗议活动的解放性质，但他也承认中产阶级青年是这些抗议活动的主导者和主力军。因而可以说，工薪中产阶级崛起也许是 21 世纪的基本特征之一。但 J. 比朔夫和 B. 米勒认为，尽管德国居民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的比例较高并持有中产阶级的精英主义观念，但 “ 中产阶级 ” 不过是一个幻象。从个人职业分层、收入差距拉大、文化程度差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有组织的劳资体系解体，政治冷漠现象加剧等方面的分析，他们得出了 “ 中产阶级萎缩 ” 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德国，中产阶级状况到底如何呢？这不能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需要实际考察后进行具体分析。

二、阶级概念：告别还是重新接受

自18 世纪中期以来，阶级概念就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分析的核心概念。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联邦德国，阶级概念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社会分层分析的基本概念。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围绕工人阶级是否 “ 逝去 ” ， “ 阶级意识 ” 是否过时， “ 阶级斗争 ” 是否具有现实性等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

（一）“告别阶级概念”：一种很强的声音

德国社会学家L. 彼特 (Lothar Peter) 是主张告别阶级概念的代表人物，他在《我们用阶级概念做什么？》 (2010) 中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

1. 阶级概念的歧义性与作为集体主体的阶级概念。 L. 彼特承认，对社会主义运动与左翼政治思潮来说，阶级概念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表达了社会反对派的不平等体验，工人阶级被视为社会财富的集体创造者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在他看来，阶级是由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但经济状况相同的人构成的；通过共同的生活方式确定、并享有既定的社会资源 ( 居住关系、教育关系、自由时间等 ) ；有与其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象征意义维度，即 “ 共同的集体自我形象、共同的阐释模式、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价值取向等 ” 。为了论证阶级的存在，仅仅回到被马克思视为经济范畴的阶级概念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标准以及集体的历史行动能力意义上谈论阶级的特性。

2. 工人阶级概念完全过时，雇佣阶级概念也是不合适的。二战后，工人以追求利润为行为取向与价值取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无产者环境消失。到 20 世纪中期，阶级的客观状况、集体的生活方式、阶级意识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20 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的标志性特征开始瓦解，这一点对工人阶级来说尤为适合。即使坚持阶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德国社会学家 W. 泽普曼 (Werner  Seppmann) 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人们不再谈论 “ 工人阶级 ”(Arbeiterklasse) ，而只谈论 “ 雇佣阶级 ”(Lohnabhängigenklasse) 。后者除工人之外，还包括生病的企业职工。在 L. 彼特看来， W. 泽普曼虽然看到了雇佣阶级的整体分化，但又不愿意放弃一般的阶级概念与特殊的工人阶级概念，这就导致对雇佣阶级的分析出现问题：一是雇佣阶级的特征与阶级的特征相矛盾；二是雇佣阶级概念不明确，以至于不能用来评价一定阶级的经济基础。 L. 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劳动灵活化、生活方式私人化以及为匮乏的生存资源而竞争的条件下，既不存在工人阶级也不存在雇佣阶级，更不能谈论革命的无产阶级。换言之，对阶级定义来说，工人阶级概念完全过时了，雇佣阶级概念也是不合适的。

3. 集体主体分裂与阶级分层模型失效。如果阶级本质上是通过与其他阶级客观的或主观的划界来定义的，那么所有因划界而出现的问题就是相互渗透的，并由此而模糊了与阶级构成相对立的标志性界限。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分化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阶级划界越来越模糊。 L. 彼特指出，在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社会 ( 如德国 ) ，支配财富和权力的群体，并不限于大资本家、上市公司高管，还包括政治家、律师、行政人员、警察、军官、科学家、传媒业主在内的统治体系。

鉴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多元化、私人化过程，阶级概念是有问题的，它不过是意识形态制造的产物；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工人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阶级分层模型失效，因为它不足以恰当地反映当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破碎性。即便是社会环境论构想，也存在许多问题，既没有恰当地评价社会分层的经济条件的重要性，又不能把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对抗问题的经济动因。总之，“ 在当今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中，不再表现出阶级社会的结构特征。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冲突，不再直接涉及劳资矛盾，而且大量社会运动、创新活动与网络在居民中并没有找到特别重要的社会基础。社会冲突的导火索通常是区域性的、地区性的社会问题，而非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张力与敌对。 ”

4. 在金融资本主义背景下，重新形成阶级是不可能的。法国社会学家 R. 卡斯特 (Robert Castel) 在《社会阶级变得模糊》 (2003) 中指出：对于反对在社会中只看到个体与个体生活道路尝试来说，阶级概念有其根本价值，它提醒人们今天仍然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个体交换关系的集体支配关系。 L. 彼特说， R. 卡斯特坚持阶级概念的现实性，认为当今社会集体强制仍然占支配地位，这只证明了阶级与集体归属性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阶级重新形成是可能的。事实上，社会的碎片化、竞争化、私人化，消解了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对于某些左派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激发全球亚无产者或全球下层阶级反对新帝国主义霸权的期望， L. 彼特也表示了质疑。因为不清楚究竟谁属于全球亚无产者。在亚非拉国家，看不到真正的抗议活动、暴乱与暴力冲突。这一方面意味着阶级结构被侵蚀；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分化与困难化。正如 F. 德佩所指出的，左翼政治不再能依靠稳定的阶级联盟与工人阶级核心，而应看到它们与社会集体主体状况及其矛盾的异质性。

总之，在告别阶级概念问题上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工人阶级已经“ 逝去 ” 。在《逝去的阶级：德国工人状况》 (2006) 中，德国社会学家 H-G. 蒂恩 (Hans-Günter Thien) 对此有过专门论述。 F. 德佩更是强调，无论是在 19 世纪还是 20 世纪，工人阶级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是说，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打上了地域、职业传统、宗教印记，而工人党、工会并未掌握工人阶级大多数。二是阶级意识已经 “ 过时 ” 。 L. 彼特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化进程不仅导致统一的物质再生产条件，而且导致个体与特殊群体的不一致，从而磨平了大多数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并由此导致明确的阶级情绪与集体认同时才能形成阶级。但在可见的将来，根本不能期待这种情况出现。 H-G. 贝勒 (Hans-Günter Bell) 指出，今天劳动阶级 ( 不仅仅是工人阶级 ) 固然还有阶级意识，但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相比，阶级感受处于支配地位。三是阶级斗争 “ 缺乏现实性 ” 。尽管 R. 迪特耶、 E. 哈恩等人认为，在今日德国，阶级对抗是一个事实，甚至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出现了社会斗争的复兴。但是，德国历史学家 H. 诺伊贝尔特 (Harald Neubert) 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并未正确地理解阶级之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总是强调阶级问题的至上性，强调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范畴的核心意义；而 “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 ‘ 为进步而斗争 ’ 与 ‘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 不能被还原为阶级斗争 ” 。因为，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体的 “ 阶级斗争 ” ，主要是 “ 为经济利益而斗争 ” ，因此缺乏政治诉求。

（二）“重新接受阶级概念”：一种可能的选择

对于L. 彼特 “ 废除 ” 阶级概念的主张，以 D. 鲍里斯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不仅严厉批评与逐一反驳，而且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概念不仅不应当被抛弃，反而需要被重新接受。德国政治学家 P. 施特鲁特恩斯基 (Peter strutynski) 表示，在变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中， “ 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 ” ，作为资本主义转型中的 “ 一个政治范畴 ” ，是不可消除的。在《我们用阶级概念做什么？对 L. 彼特的答复》 (2010) 中， D. 鲍里斯指出， L. 彼特并未准确地 ( 甚至是错误地 ) 反映出社会现实经验趋向，其观察与论证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缺乏真正的理解。因此，尽管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构成了阶级分析自我理解的困难，但这并不是抛弃阶级概念的理由。

1. 关于阶级的构成要素。根据 L. 彼特的说法，随着社会分化日益尖锐化，未来复活阶级概念是不可能的。对此， D. 鲍里斯指出，直到 20 世纪中期，阶级的三个要素 —— 共同的经济状况、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象征意义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满足的。只是后来越来越差异化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导致这个工人阶级碎片化，甚至原子化了。德国法学家 P. 罗默 (Peter Römer) 强调，关于阶级形成，马克思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即经济条件相同的家庭，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兴趣、教育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相互敌对而形成阶级。所以， L. 彼特 “ 确证的 ” 阶级碎片化乃至阶级消失的说法，只不过是重复而已，并没有任何实在性。

2. 关于工人阶级概念。对于 L. 彼特不再将工人阶级 ( 即产业工人共同体 ) 与资本家阶级对立起来的观点， P. 罗默给予了肯定；但他同时指出， L. 彼特认为工人阶级概念已经过时的观点，并不符合关于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分析。 P. 罗默认为，既不承认工人阶级存在，也不承认雇佣阶级存在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根源与细微分支，都处于资本家阶级与非资本家阶级的分化中，且这两个阶级处于对抗性矛盾中。对于 H.G. 蒂恩将工人与职员都视为雇员 ( 雇佣职业者 ) 的观点，德国社会学家 H.G. 贝勒认为应该肯定，但存在着混乱。他指出，尽管人们今天不再使用剥削和压迫概念，但仍然会感受到歧视的存在。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工人能够团结起来，并普遍认同如下立场：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代表共同利益。

3. 从经济阶级转向政治阶级。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占有其他集团的劳动。因而从根本上说，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然而，德国学者 S. 赫尔克默 (Sebastian Herkommer) 指出，社会不平等不仅产生于不平等的职业关系、收入关系、劳动条件，而且形成于超越职业生活、社会环境或生活方式的群体。就是说，阶级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构性概念，它包括个体意识和个体行为的特殊形式。这样，批判的社会分析的任务就是为社会环境的 “ 去谜化 ” 作出贡献：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只有有意识地行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地追寻其目标，才能无意识地生产与再生产 ( 支配和确定 ) 他的关系。由此， S. 赫尔克默就开启了告别 “ 经济阶级 ”( 作为劳资利益的表征 ) 与 “ 阶级 ”( 作为拥有大致相同的经济背景和集体意识的 “ 群体 ”) 相互交织的机会。

德国学者U. 克雷默 (Uwe Kremer) 则试图从政治实践维度拓展关于阶级问题的讨论：一是指向阶级分析与霸权理论之间的联系，即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讨论马克思与葛兰西之间的关系；二是讨论企业、经营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在此， U. 克雷默思考了根本对抗的阶级关系以及全部劳动者如何被理解为不断变化的阶级社会的动力问题。在他看来，阶级社会不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化决定的，是借助于政治干预形成的。这样， U. 克雷默就徘徊于下述方案之间：一是为工业要素而复兴生态的 - 团结的变革规划，二是中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发展规划。

德国哲学家E. 哈恩 (Erich Hahn) 的结论与 U. 克雷默相似，但出发点不同： E. 哈恩试图证明，在阶级社会 ( 如德国 ) 中，劳资对抗仍然存在并继续起作用。因而，应该在能找到社会矛盾的地方，寻找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主体。 P. 施特鲁特恩斯基指出，当政治阶级不再仅仅被视为阶级利益的客观代表，而或多或少地成为阶级主体的自主行为，并由此能够为 “ 阶级社会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塑造 ” 作出贡献时， U. 克雷默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阶级概念政治化的过程中，他很少提到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

与U. 克雷默、 E. 哈恩不同，德国学者 U. 奥斯特坎普 (Ute Osterkamp) 的出发点是资本家阶级现实性的动力问题。他认为，在每个人都能限制和压迫他人的情况下，社会压迫关系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这种功能机制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在实际行动中相互对抗，阶级压迫被延缓或被大幅度弱化。 “ 所有压迫者开始大统一，在那里只有团结，没有差异。 ” 这样，否定被包容进社会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的现实存在，就导致反抗压迫的斗争成为次要的了。因此， U. 奥斯特坎普认为现在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目标或近似目标出发的政治定位，而是克服社会权力关系和自身异化关系，关键是要分析现实阶级的复杂性。

可见，S. 赫尔克默、 U. 克雷默等人采取了中间立场：阶级结构变化既不意味着阶级特征被抛弃，也不意味着传统阶级概念的回归； “ 下层阶级 ” 概念是可疑的意识形态用法；批判的社会分析要告别传统的 “ 经济阶级 ” 转向 “ 政治阶级 ” 。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性

早在《理论与实践：社会哲学研究》(1963) 中，哈贝马斯就列举了 “ 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事实 ” ，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概念、阶级斗争理论、革命主体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遇到了挑战，或曰不再适应了。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1976) 中，哈贝马斯又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再也不能到处运用了。 20 世纪 70 年代，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在分析了 “1950—1970 年联邦德国阶级结构 ” 后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已不再具有现实性，因而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理论克服其自身缺陷。新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从多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性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在《马克思恩格斯视阈中的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及其历史现实性》(2009) 中， H. 诺伊贝尔特讨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1.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感弱化。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最重要范畴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逻辑及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动力学中引申出来的。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大量被剥削的无产者与少数剥削人的资本家阶级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历史召唤了无产阶级借助于阶级斗争消除这个矛盾，并进入较高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没有剥削、拥有社会正义的社会。 H. 诺伊贝尔特认为，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由于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亚文化的发展，似乎还满足这个诊断。但是， “19 世纪末以来就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并不是绝对的。在主要阶级之间保留了作为社会经济主体、政治主体的 ‘ 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政治、意识上被很大程度地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原因是与资本主义繁荣相联系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 这意味着，今日工人阶级历史使命感已经弱化。

2. 帝国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发展潜能。 H. 诺伊贝尔特指出，《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评价，至今仍然具有有效性。列宁的贡献在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并提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 “ 通过垄断消解自由竞争 ” 。此后 , 各国共产党人一直追随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 H. 诺伊贝尔特表示， “ 从当今视角看，回到列宁的 ( 帝国主义 ) 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尽管瑞士和瑞典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照样表现出帝国主义膨胀目的与帝国主义政策，但即使在当时， ‘ 帝国主义 ’ 概念也是有差异的：帝国主义并不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而只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之进攻性的、膨胀性的帝国主义政策。 ” 此外，由于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政治意识、社会心理的巨大改变，欧洲社会民主党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而走 “ 第三条道路 ” ，被整合进资产阶级统治体系并成为其稳定要素。这就使得否认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或重新复活的潜能、期望革命的危机总爆发，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政治斗争议程的愿望落空。

3. 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前景。 H. 诺伊贝尔特认为，葛兰西关于危机的论述表明，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失败，而只是这个经济系统的适应与更新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使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并不必然能够直接对政治领域发生作用，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必然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显然与国际共运的观点不同。即使在国际共运内部，也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一是强调必须战胜资本主义，但就现实状况而言，在可见的将来并未提供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因而目前阶段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实现劳动力商品价值争取更好的条件、为资本主义内部越来越多的民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二是认为无需战胜资本主义，而只需捍卫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为未来社会主义而斗争，首先要求斗争主体形成，这不仅必须包括纯粹工人阶级，还必须包括工人运动组织。

H. 诺伊贝尔特不认同第二种观点，但基本赞同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今天，劳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它表现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中，表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中，表现在资本的利润增殖强制和剥削中。不过，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被还原为解决劳资矛盾。对 “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 来说，必须考虑到作为潜在主体的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全球化批判运动、和平运动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工人阶级作用，而是斗争主体多元化，涉及其他反对资本主义、亲社会主义的力量。因为人类文明问题，尽管产生于或再生于资本主义，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人、所有团体、所有阶级以及所有剥削关系中，它是现代公民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威胁到整个人类的问题，因而或多或少地要改变所有人的生活需求和生活习惯。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复兴？

在德国主流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 “ 无产者回归与无产阶级状况 ” 、 “ 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 ” 、 “ 阶级与性别关系 ” 等议题备受德国学者关注。如 B. 迪特里希 (Ben Dieterich) 说，在德国，阶级分析与克服有产者 — 无产者对立的阶级模型联系在一起， “ 目的是为了将现实社会模型解释为符合趋势的或完全的去结构化 ” 。

在“ 当前工人阶级：德国阶级分析规划项目组 ”2006 年度工作会议上，德国政治学家 E. 利贝拉姆 (Ekkehard Lieberam) 宣布，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电子技术革命后工人阶级内部变化对阶级分析的影响以及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问题。他说，如果不触及统治阶级内部转变，就无法研究工人阶级自身状况，因而不应仅仅从结构理论，更应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阶级形成的原因。 W. 泽普曼强调阶级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于讨论工人阶级是否是 “ 不断变化的主体 ” 。他指出，在今日德国，尽管蓝领工人在全部从业者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 ( 占 15 ％ —20 ％ ) ，但工薪阶层出现了 “ 再无产阶级化 ” ，而且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形成了 “ 新无产阶级 ” 或曰 “ 下层阶级 ” 。因而，德国共产党人Ｍ . 索恩 (Manfred Sohn) 认为，对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无产阶级 / 工人阶级概念，已经成为过时的、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如果借用英语中 “Working class” 概念，将工人阶级重新定义为 “ 工作着的雇佣阶级 ” ，则会引起更多人关注。 R. 明德尔 (Renate Münder) 则重提列宁的 “ 工人贵族阶层 ” 概念，希望以此解释工人贵族阶层的独立化趋势。

这样，阶级分析就必须研究政治意识结构、政治行为结构及其矛盾形式，揭示政治统治方式、政治斗争形式的重要变化，特别是“ 分析现实权力形式与依赖性，阐释社会不平等原因及其特有动力，揭示统治阵营与霸权关系掩饰下的社会关系 ” 。 D. 鲍里斯指出，作为批判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必要要素，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还原的。在两个维度之间形成的必要张力，产生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生产力飞跃、阶级关系变化以及阶级要素不断再结构化。因而，尽管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只有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女性主义问题、族群问题等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才具有生命力。

结语

1. 今天，德国学者为什么还要关注阶级问题？这不外乎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现实层面。大致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时期，而垄断资本主义又可以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那么，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 “ 主义 ” ？德国学者称之为 “ 金融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 ” 、 “ 金融市场资本主义 ” 或 “ 金融资本主义 ” 。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2011 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终结了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使得阶级概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阈中。二是社会理论层面。传统的阶级概念需要更新： (1) 阶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有差异的，例如在《共产党宣言》、《路易 , 波拿巴与雾月十八日》以及不同于《资本论》的其他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 “ 阶级 ” 的界定是不同的； (2) 诸如女性主义等思潮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阶级理论的批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德国学者不得不关注阶级问题。

在围绕阶级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涉及阶级结构变化、阶级概念、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等问题。如Ａ. 莱泽维茨从不同维度考察阶级结构变化， F. 德佩、 J. 比朔夫则争论 “ 中产阶级崛起抑或萎缩 ” ，考察新中产阶级兴衰以及 21 世纪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L. 彼特与 D. 鲍里斯、 P. 罗默在 “ 告别还是重新接受阶级概念 ” 问题上针锋相对； H.G. 贝勒强调阶级感受优先于阶级意识； S. 赫尔克默、 U. 克雷默、 E. 哈恩分析阶级概念的政治化趋向； H. 诺伊贝尔特不仅分析政治理论中的权力与阶级问题，而且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E. 利贝拉姆分析雇佣劳动者的权力与无能为力； H.G. 蒂恩、 W. 泽普曼讨论 “ 已逝去的 ” 或 “ 被否定的 ” 德国工人阶级； H. 舒伊讨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利益与市场关系；Ｍ . 施泰因吕克研究阶级与性别关系； J. 戈尔德贝格讨论工人阶级与革命主体关系； J. 比朔夫探讨追寻新的阶级合作社会基本共识的可能性。

在此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批判性反思得到了推进。如U. 克雷默以重组中的阶级为线索，思考阶级理论与阶级政治的现实性问题； H-P. 布伦纳从历史角度阐发德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的接受和应用，处于 “ 告别无产阶级 ” 与 “ 重新发现无产阶级 ” 之间，讨论危机中的阶级理论与阶级意识； W. 泽普曼、 H.G. 贝勒论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现实性，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出现了 “ 复兴 ” ；Ｋ -H. 洛特则以多元世界为题界定全球阶级分析的问题域。

2. 阶级结构变化是阶级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中产阶级问题是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关键。德国学者大都承认今日德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基本上符合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但在中产阶级问题上，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中产阶级崛起或中产阶级萎缩。这些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但根据经验观察和理论研究，笔者更倾向于 “ 中产阶级崛起 ” 的观点。当然，德国学者关于 “ 中产阶级细分 ” 、 “ 知识分子分化 ” 的分析和结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尽管这不太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 ——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在阶级社会中，不仅存在着阶级结构区分，在各个阶级内部还存在着阶层区分。所谓 “ 阶层 ” ，一是指在同一阶级内部，因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生存方式等不同而区分的社会集团，例如奴隶主阶级内部有贵族奴隶主和工商业奴隶主之分，资产阶级内部有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之分。二是指不同阶级中从事某种共同活动的成员。例如不同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阶层，是依附于不同阶级、为不同阶级服务的 —— 然而，正是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的变化，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既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3. 阶级概念、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现实性问题，是阶级问题研究的核心所在。从总体上看，德国学者在告别还是坚持阶级概念、 “ 经济阶级 ” 抑或 “ 政治阶级 ” 的选择、阶级意识与阶级感受的区分以及社会斗争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关系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至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新见解。这些新观点、新见解，尽管不太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却是德国学者对当今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认真考察、仔细诊断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具体地分析。

不论“ 告别阶级概念 ” 还是 “ 重新接受阶级概念 ” ，论战双方都言之凿凿，各执一端。要指出论战双方的相同和歧异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对阶级概念的理解。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从根本上说，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但许多德国学者将阶级理解为政治范畴。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对错，而是要通过深入的实际考察和理论研究而寻求答案。

另外，德国学者普遍承认，在21 世纪的新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核心地位 ——G. 瑟尔鲍姆的这个说法得到了 F. 德佩等人的首肯，也得到了 D. 鲍里斯等人的认同。在笔者看来，随着德国中产阶级崛起，蓝领工人在全部从业者中所占比重下降，工人阶级确实已经丧失了核心地位。这从 2011 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主导者和主力军不是 “ 工人阶级 ” 而是 “ 中产阶级青年 ” 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至于 W. 泽普曼所说阶级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于讨论工人阶级是否是 “ 不断变化的主体 ” ， H. 诺伊贝尔特谈到的 “ 斗争主体多元化 ” 以及今日主要是为经济利益而进行 “ 阶级斗争 ” ，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4.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与阶级分析的 “ 复兴 ” ，是阶级问题研究的目标。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现实性问题，不论德国学者的具体态度如何，他们都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认真观察和理论思考，都抓住了事情的某一个侧面。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某些片面性。总的来说，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没有性别关系的阶级理论的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只有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性别、种族等问题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等说法，基本是正确的，是具有启发性的。

总之，尽管德国学者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有些甚或是错误的，需要具体分析，但他们对于阶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不仅涉及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值得认真对待的新观点、新见解。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把握当今德国阶级问题，而且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