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邺城遗址中残存的金凤台地基一角，画面中心的门楼是清代顺治年间修建的文昌阁

历史依据其冷酷的内在法则便宜行事，大众则更偏爱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从黄巾蜂起到夷陵之战爆发，短短37年间，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几乎以马不停蹄的方式接踵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忠诚与背叛、理想和欲望、生存或毁灭的复杂戏码。其中的某些桥段，例如涿郡桃园中生死与共的传说，又或者赤壁极富戏剧性的攻守逆转，是如此打动人心，以至于后世的人们有时会在不经意间遗忘了一项重要事实：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落下帷幕为止，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鼎立”局面才真正宣告定型。而距离这个分裂之世重新归于统一，还要经历漫长的58年，几乎两倍于此前的风云年代，却缺乏那种令人动容的史诗感。

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足以代表三国时代前期浪漫主义气息的杰出人物，到夷陵之战前后已经陆续开始退场。华北统一的缔造者曹操病逝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春，其位于邺郡西郊的陵寝“高陵”直到2005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同样在这一年去世的还有独眼将军夏侯惇以及声望卓著的谋臣程昱（另有史料记载程昱病逝于223年）。220年12月，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正式建立魏国，并将国都迁回洛阳。随后的三年间，张辽、曹仁、贾诩这几位早在董卓之乱时代便已经崭露头角的名臣也陆续宣告亡故。在樊城之战中因击败关羽而立下殊勋的宿将徐晃病逝于227年，灵柩被迁回许都安葬。2022年初春，当我驱车经过许昌市近郊张潘镇的一片稻田时，依然能见到这位“有周亚夫之风”的名将的墓墩，一群山羊正在其间优哉游哉地啃食草茎。

“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汉）高祖之风”，但半生颠沛流离的蜀主刘备，在夷陵之战失利的第二年（223年）病亡于永安县行宫，即今日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除去与他情同手足的关羽、张飞先后亡故于军旅外，刘氏阵营的重要军政干将黄忠、法正、马良、马超亦相继老成凋谢。著名学者金文京敏锐地指出：作为三国中人才资源最为匮乏的一股势力，刘备本人的离世以及黄忠、马良等荆州客卿集团成员的凋零，势必导致规模日益缩减但依旧身居高位的华北和荆襄客卿（大部分系追随刘备自河朔和荆州西迁）与益州本地士人矛盾的激化。“蜀被这些大臣内部的钩心斗角搞得什么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国力的颓势已现。

而年纪相较曹、刘二人为轻（出生于182年）的江东之主孙权，似乎完全无意利用这个历史给予的短暂窗口期，成就某种以中原霸权为目标的“宏图”。相反，他满足于在治下各州采取“宽容安息”的养民政策，直到229年初夏才正式登基称帝。战略学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时殷弘认为，孙权的这种决断，部分受到其前线军政长官兼头号战略幕僚陆逊的影响——陆逊倡导战略保守主义，反对浪费的、非必要的外围远征。而孙权本人虽然在夷陵之战后不久就恢复了和蜀汉的战略同盟，但“从未怀抱重新统一中国的宏愿”（时殷弘语），在对魏的战争中每每诉诸机会主义路线。在这种年复一年的消磨和虚耗中，昔日的少年英主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随年龄增长而急剧恶化的性情，同时政治洞察力和战略意识也显著退化。250年，68岁的孙权断然废黜太子，留下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后宫。当他在两年后病逝时，吴的国祚已经只余28年时光。

与“开国一代”的淡出几乎同时出现的，是魏蜀吴之间趋于长期化的战略僵局。从222年到225年，志在“伐不从命以一天下”的魏文帝曹丕三度兴师攻吴，却在两栖作战中反复受挫，间接导致曹丕本人在226年早早去世。228年，魏大司马曹休（曹操族侄）在石亭之战中被陆逊一举击溃，年轻的明帝曹叡果断决定回归到相对审慎的战略路线，魏吴两国随之休兵几近20年之久。至于西方的蜀汉，它从立国之初就坐困于一项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过于孱弱的国力与归复中原的志愿完全不匹配。然而由于“大义名分”的牵绊以及季汉头号国务家诸葛亮本人的坚持，胜算渺茫的对魏北伐终究不得不进行。从228年到234年，诸葛亮屡次兴师北攻，始终无法将战线深入魏的战略腹地关中，付出的国力损耗却数倍于对手。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蜀魏两国在汉中一线的对峙局面再度恢复稳定；而后主刘禅的庸碌，潜在地已经预示了西南王国蜀的命运。

洛阳关林景区内，游客在民间传说中关羽所骑赤菟马（《三国演义》作“赤兔马”）的雕塑前留影。关羽战死于荆州后，首级被孙吴政权送至洛阳曹操处，曹魏为其建墓冢以示敬意，即今关林的前身

对外战事的平息，使得三大政权将王朝统治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内部权力的再安排上。而昔日曾经导致袁绍、刘表军政集团一夕倾颓的继承人问题，如今也开始困扰当初的胜利者。时殷弘注意到，蜀汉军事压力的消失导致一度展现出不俗战略才华的魏明帝曹叡迅速“将自己转变为一个肆无忌惮的腐败统治者，执迷于建造奢华的宫殿，沉溺于狂享放纵的奢乐”。这种自我放任不仅导致曹叡在239年就早早去世，还留下了一套极度糟糕的继承权安排：富有韬略的三朝重臣司马懿，与才具平庸的宗室曹爽一道辅佐并非亲生的幼帝曹芳。日后司马氏专权代魏的伏笔，在此时已经埋下。而孙权晚年无休止的宫廷斗争，使得东吴政权在他身故之后的12年里竟三次变更国主，最终将“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的皇孙孙皓推上了帝位。在魏（晋）的征讨大军最终到来之前，吴蜀这两个分立政权的精神力量已被其末代君主自行瓦解，“三家归晋”的终局于是变得顺理成章。

然而短暂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以残酷的方式证明：东汉末年的英雄人物们赖以创建其功勋的基础，例如“家族至上”的自保术、有悖于儒家道德法则的九品官人法，乃至不加掩饰的政治机会主义，恰恰成为了分割西晋王朝的利刃。在秦汉之后，使华夏疆土重新伏膺于一个严整的政治框架之下的时机，此时尚未到来。继三国乱世（大约90年）与晋初的承平岁月（约20余年）之后，出现的是惨烈的“八王之乱”乃至时长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大分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总体而言更加野蛮化的几百年”（时殷弘语）。而当绚丽的世界帝国隋唐在民族融合与门阀政治崩溃的土壤上再生时，时间已经临近公元7世纪初了。

邺城铜雀三台遗址（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三台村）前的曹操像

一个家族的崛起

受《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汉末人物的年龄代际与重大事件的时间线，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往往发生淆乱。如孙权虽早领江东，年纪却较曹操和袁绍、袁术兄弟要小近30岁，而与司马懿、诸葛亮、汉献帝三人相仿。和曹操之孙魏明帝曹叡属于同一代人的刘禅，统治蜀汉长达40年，其中仅前11年有诸葛亮辅佐。换言之，蜀汉政权割据益州的时间之长，甚至超过了西晋从灭吴统一（280年）到最终被匈奴所灭（316年）之间的存在年限。而当司马懿于251年去世时，诸葛亮已病亡于五丈原17年，江东孙权却犹在人间。

发迹于关中名郡河内（在今洛阳、开封一带）的司马家族，自称先祖乃是秦末项羽所封十八位诸侯中的殷王司马卬。西汉定都长安，在京畿周边设“三辅”“三河”七郡以为拱卫，河内郡即在这“三河”之中。俟光武帝刘秀推翻新莽政权、迁都洛阳，与东都仅隔一水的河内郡地位自是愈发突出。刘秀在进军洛阳前，曾经叮嘱留守河内郡的偏将军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重视之情溢于言表。在汉安帝时代（115年）的一份诏令中，河内更是被列为与三辅、河东、上党、太原地位相当的主要农业产区。经济学者冀朝鼎据此指出：“从两汉时代起，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的整个地区以及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部分形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供应基地和政权中心。”司马家族作为州郡中的新贵，由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今天的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西部，招贤乡安乐寨村村口，一座司马懿石像和“司马故里旧址”的纪念碑依然相当醒目。这里便是汉末司马家族寄身的汉内郡温县的一部分。2000年前后，在招贤乡上苑村附近发现了夏代的温国故城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温县最早的地理中心。而司马懿在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臣后，以自己的祖宅为中心，重新营建了设有内外城墙、兵营和护城河的温县新城（亦称“晋王城”）。今日的安乐寨村，便是当年晋王城内城西南部的一角。尽管历经南北朝混战和黄河水患的破坏，司马懿祖孙三代规划的安乐宫、上林苑、读书馆等建筑现已不存，但明清两朝重修的内城寨墙、贺酒台等旧物仍然清晰可见。

今天的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一角，汉末的司马懿家族便是由此发迹

从安乐寨村再向西北15公里，番田镇三陵村西侧，三座高大的汉代丘茔静静矗立在农田中。1983年，温县人民政府和考古部门共同确认：番田镇近郊的这三处古墓，正是《晋书》中所载晋惠帝（司马懿曾孙）曾经拜谒过的司马氏祖茔，墓主可能系司马懿本人的曾祖父或祖父。“三陵村”这一地名，也是取自此处墓葬。而在这三处呈“品”字形格局分布的丘茔周边，还发现了司马景（晋惠帝二弟）、司马元兴（司马懿三弟司马孚之后）等人的墓志，足以证实历史记录的可靠性。司马家族长达近百年之久的崛起史，由此也变得清晰了。

《司马懿传》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告诉本刊：“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汉安帝时人）原为纠纠武夫，以战功起家，传之后裔，其家族已成为累世二千石的高门。经过汉代社会数百年儒学之风的熏染，从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汉桓帝时人）开始，司马家族已由原来的‘将种’完成了向儒生文人的转型。”这位司马儁在桓帝在位时出任过洛阳令、颍川太守，《晋书》称他身高八尺三寸，“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为乡党所推重。朱子彦认为，司马儁从河内郡出仕到远在豫州的颍川郡，极有可能正是河内司马家与声名在外的颍川名士集团建立联系的开端，“几代人持续不断交游、联姻，形成家族之间的网络，继而积累人脉和政治资源”。

陈寅恪先生在1947年评述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曾经提出：“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衰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但在朱子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看来，即使到了司马儁的时代，河内司马氏与颍川荀氏、陈氏、钟氏等真正的世家高门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至多可以称为新贵，而非“豪族”。这个家族的崭露头角，与东汉中后期地方豪强主导察举制度的结构性因素有关。从思想源流上看，司马家族也不只是推崇儒术，还曾经精研过老庄道家以及申韩之术；“将诸子学说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是司马氏的家族传统”（朱子彦语）。倘若汉室江山继续维持稳固，司马懿或许也将凭借家族背景入仕，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僚。

但乱世的到来很快改变了一切。189年董卓废少帝刘辩引发关东诸侯起兵讨伐时，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亦有史料记为“司马芳”）正在洛阳朝廷担任治书御史。这位“性质直公方”“雅好汉书名臣列传”的中年官员察觉“四方将乱”，立即安排18岁的长子司马朗带领7个幼弟返回温县家乡躲避兵祸。但由于河内地方过于靠近洛阳，司马朗断定其难于免遭兵祸之隳，遂再度率诸兄弟出奔魏郡（今邯郸、安阳之间），在黎阳落脚。当时刚满10岁的司马懿（出生于179年）也按照长兄的安排，在魏郡一带读书交游，等候出仕的时机。

安乐寨村中心广场上的司马懿石像

当权势日盛的“州郡”与残破的“天下”最终相遇时，司马家族超过四代人的持续经营，开始一点一点释放出效能。196年，刚刚因为奉迎汉献帝而升任司空的曹操征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到其许昌的幕府中；考虑到22年前，正是两兄弟的父亲司马防荐举了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此举多少有投桃报李、吸纳亲朋故旧为己所用的意味。不过司马懿推却了这第一次征辟，迟至208年才以“文学掾”（三公僚属）的身份正式加入曹操幕府。同一年，赤壁之战爆发，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终曹操之世，司马懿都只是一位中等品级的参谋。

关于司马懿在晚年曹操幕府中的微妙境遇，《晋书·帝纪·高祖宣帝》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似乎曹操对这位子侄辈青年幕僚的篡逆之迹早有洞见。不过在仇鹿鸣看来，这仅仅是西晋官方史家为了渲染“司马懿本不欲仕魏”“曹操对司马懿久怀猜忌之心”的二元对立叙事，为司马氏篡魏编织合法性而做出的搬弄。实情是：青年司马懿出仕之际，华北的大规模战事已经趋于平息，魏蜀吴三国间的下一阶段冲突则尚未开始。在军事征伐大于一切的时代，身为文职幕僚的司马懿即使见解卓越，短期内也难于获得惊人的升迁。

但这绝不意味着以策士身份出道的司马懿白白蹉跎了最初的十几载光阴。相反，曹操对这位“有非常之器”的青年相当倚重；司马懿提出的连孙抗刘、大兴屯田等主张，在曹操在世时大都得到推行。在斟酌接班人问题时，曹操更曾令司马懿“与太子（曹丕）游处”，“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培植其成为曹丕的头号谋主。俟曹丕代汉建魏后，司马懿的仕途立即开始走上“快车道”，不仅陆续封侯拜相，还和九品官人制的首倡者陈群以及宗室成员曹真、曹休一道成为辅佐曹丕的继承人曹叡的受托重臣。朱子彦在其专著《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中指出：曹丕代汉自立之际，曾经长期充当曹魏军政集团主要干将的汝南、颍川士人群体以及谯国、沛县籍将帅之间的矛盾已经急剧激化。而司马懿从束发读书于魏郡之日起，就和颍川陈氏、荀氏、钟氏等高门望族子弟来往频仍，遂与陈群一起成为颍汝士族集团公推的第二代领袖。他还继续发扬长袖善舞的本领，安排长子司马师迎娶宗室女夏侯徽（曹真外甥女），将权臣地位与姻亲关系绑定，在朝中的重要性自是扶摇直上。

邯郸市磁县城南漳河北岸的汉魏讲武城（亦作“武城”）遗址一角。相传曹操定都邺城后，曾在此蓄养武将，如今大部分城垣已经湮没在农田中

军功权臣司马懿

如果说司马懿和年岁相仿的曹丕称得上是亦兄亦友、亲密无间，则当曹丕之子曹叡以弱冠之年继位（226年）后，君臣间的关系再度出现了变化。时殷弘注意到，魏明帝曹叡“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孙盛《魏氏春秋》），具备相当不俗的战略才能，对其父亲安排的辅政班底则不愿全盘接受。随着蜀汉诸葛亮的北伐以及东吴在荆、扬两州的机会主义攻势再起，明帝立即变更朝廷内部的人事安排，将曹真、曹休、司马懿这三位权臣重新任命为前线方面军统帅，使其专注于军事活动，削弱其对中央朝政的影响。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曹休、曹真这两位宗室成员竟在短短五年内先后病逝，迫使明帝不得不变更“不以异姓为帅”的曹魏政权潜规则，全力倚重正值盛年的司马懿。司马家族再度转型为军功贵族的原委，便是因此而起。

从227年到238年，司马懿以骠骑将军、大将军的身份统领魏国前线大军超过十年之久，连续击败叛将孟达、蜀相诸葛亮、辽东之主公孙渊三大强敌，声望冠绝一时。227年底平定新城孟达之乱时，这位前文职官员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果敢坚决的作风即已展露无遗。而在和诸葛亮长达四年的攻防相持中，他又能一再遏制“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凭险据守、以坚韧的防御战略拖垮对手。时殷弘认为，仅就战略才能而言，在中国民间往往被视为反面人物的司马懿甚至胜过了其头号对手诸葛亮。而238年平灭自称“燕王”的辽东割据政权领袖公孙渊的战役，更显示了他“临危制变”、一时无双的军事才华。魏在三国中的战略优势，至此已经成型。

对于转型为军功权臣的司马懿地位的迅速蹿升，时殷弘感慨：“因为他在战争方面的卓越才干，和平好像是他的敌人，战争则像他的盟友，维持强化了他的权势。”但司马懿依旧必须面对魏明帝晚年险象环生的宫廷斗争——早在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即已注意到，曹魏政权本身系由异军突起的“法家寒族”曹氏所建立，故其对宗室以外的功臣人物，时常抱有一种戒备心理。明帝虽然因为宗室才俊凋零，不得不倚重司马懿指挥对蜀汉的军事行动，但一俟诸葛亮亡故，立即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将司马懿晋升为太尉，剥夺了其前线指挥权。而在司马懿再立平定辽东之功后，对于是否要将其列入顾命大臣名单，曹叡依旧存有疑虑。239年初明帝病危时，司马懿已经年近六旬，在当时属于不折不扣的高龄（曹操、刘备均在65岁之前去世），政治生涯看似已经接近尾声。虽其如此，曹叡依然担心年幼的养子和继承人曹芳无法驾驭这位老者，意图将司马氏边缘化。

位于今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金村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

然而魏晋政治的复杂性，在此时再度凸显。曹叡最初有意组建一个由燕王曹宇领衔、以宗室成员为主体的辅政班底来襄助曹芳，但一向深受其器重的大臣刘放、孙资（时殷弘称之为“一类特殊的佞幸”）却力陈应请回司马懿，委以重任。这一动议又一次折射出功臣集团与宗室之间的嫌隙——站在刘放、孙资的角度，以性格懦弱的曹宇领衔辅政，势必导致实权落入宗室集团之手，而在文帝、明帝两朝颇受重用的近臣和颖汝士族则有失宠的危险。借助同为异姓功臣、新兴士族成员的司马懿来平衡曹氏—夏侯氏一系的力量，合乎这两位“特殊佞幸”的个人利益。而明帝本人嫡子夭折（曹芳系过继）的现实，也使其不得不考虑宗室成员在权势坐大之后篡夺帝位的风险。因此，司马懿最终仍被列入顾命班底名单，再度形成了功臣集团与宗室的平衡。

不过，此时的司马懿早已不再是曹操帐下一介不显山不露水的谋臣。在鸩杀了与长子司马师发生摩擦的夏侯徽（其兄夏侯玄后来成为反对司马家族的密谋集团的领袖）之后，他安排司马师续娶泰山羊氏之女，次子司马昭则迎娶东海王氏之女，两家都是汉末声望卓著的一流名门。不仅如此，在明帝青龙年间位列三公之后，司马懿还得以合法地开府辟举，将一众州郡名士、功臣之后延揽到自己帐下。这一过程甚至在247年他佯装年事已高、辞去实权之后依旧不曾中止。在后明帝时代魏国的政治变局中，司马家族逐步缔造了一个阳以“公”权力为掩护、阴行积累“私”之政治资源的平行权力系统。谋划“非常之举”的条件正在成熟。

而成为其头号竞争对手的大将军曹爽（曹真之子）的庸碌，则使司马懿的夺权计划推进得甚至比预期更加顺畅。239年明帝去世后，曹爽把持朝政近十年之久，重用何晏、丁谧、邓飏等谯沛集团的第二代年轻成员以及宗室子弟，逼迫司马懿转为守势。但曹爽显然不具备对手那种足以服众的战略才能，244年他贸然兴兵伐蜀，在汉中遭遇惨败，声望大大受挫。而周遭轻浮策士的怂恿，又使他和明帝遗孀郭太后的关系迅速恶化。结果，曹爽一党看似已经牢牢控制住整个国家机器，却缺乏有效操纵它的能力，灭顶之灾已经近在眼前。

249年，魏明帝去世十年整。司马懿父子假借郭太后名义发动“高平陵之变”，尽诛前往洛阳远郊高平陵为曹叡扫墓的曹爽等人三族，自此大权独揽。参与政变的除去司马家族直系成员外，尚有蒋济、高柔、王观等高官。其中蒋济与司马懿同为曹操时代受征辟出仕、魏明帝时代位居三公的重臣，高柔出身汉末名门陈留高氏，王观则是司马懿在曹操幕府中的旧友。三人的家室、履历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在曹魏开国时代已经入仕、至青龙年间（明帝在位中期）权位日益显贵的勋臣，也是颍汝集团的第二代成员。对曹爽这样的宗室新贵，他们并无恩谊羁绊，反而在后者权力的持续扩张中时时感到身处险境。而司马师在243年出任中护军一事，则使政变集团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调动禁军的机会：赌上身家性命的一场阴谋政变，最终取得大捷。

不过，三国时代政治的复杂性就在于，输家曹爽之失，未必能尽数为赢家司马懿所得。仇鹿鸣注意到，汉魏晋三代的政权交替，采取的都是相对和缓的禅让模式。这意味着前一王朝的既有权力结构和旧臣集团在鼎革之后并未被消灭，而是依据其自身的生存逻辑继续维持了下来。在司马懿创设的平行政治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与宗室、勋臣有着密切往来的两面性人物，其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很难是绝对的。由于这个联结着曹魏宗室集团与司马家族的“灰色”人际网络的存在，司马懿父子很难对宗室集团的关联力量赶尽杀绝；在地方郡县，拒绝向政变胜利者效忠的势力也始终存在。高平陵之变后的十年间，淮南地区相继爆发三次大规模叛乱，史称“寿春三叛”，为首者既有王凌（王允之侄）、诸葛诞（诸葛亮堂弟）这样的高门子弟，也有毌丘俭这样的新贵武将。司马懿便是在征讨王凌之乱获胜后，因年老病笃而去世。他的权谋和高寿足以为司马家族最终代魏自立奠定基础，但他留下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基础却是不牢固的，也是无法完全为其子孙所继承的。

汉魏洛阳故城阊阖门（宫城正门）遗址一角

汉魏洛阳故城外侧残存的宫墙夯土地基

不稳固的统一

从251年司马懿衰老死去到265年司马昭罹疾而亡，短短14年时间，司马氏家族终于铺就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但14年里三易家主的意外，也使得司马懿所遗权力结构中的痼疾，始终没能获得彻底解决。

继领大将军官位的司马师，一度被认为可以开创一个将权力合法性来源彻底转移到司马家族的新时代。他在254年冬天断然行伊尹、霍光故事，废黜魏帝曹芳，显示出独断朝纲的迹象。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司马师就在用兵淮南期间病亡，并且造成一项意外后果：由司马师提拔的郭淮、邓艾等武将，与继为司马氏家主的司马昭之间关系渐趋微妙。日后伐蜀之役中出现邓艾、钟会冲突的变故，与此即大有关联。而司马昭掌权仅仅五年，即弑杀司马师拥立的傀儡皇帝高贵乡公（曹髦），则显示他的残忍专断，更在其父兄之上。

但一如当初的司马懿必须先击败诸葛亮才能求取朝廷之上的显赫地位，作为司马家族仓促拥立的共主以及权力合法性饱受怀疑的大都督，司马昭依然需要凭借征服蜀汉的功业方能正式抛出取代魏帝这一议题。故而在263年初秋，魏即兴兵18万，分三路南下，发动了对蜀的最后战略进攻。然而在伐蜀战争期间，竟发生了深受司马氏家族信任的主帅钟会谋逆一事，导致钟会、邓艾两名统军大将双双死于非命，成为历史的悬案。

钟会出身颍川，系魏初重臣钟繇的幼子，从司马师时代起就参与司马家族的机要谋划，既是司马昭平定淮南时的干将和决策时的重臣，又以名士风度著称。这样一位兼有新兴士族、勋旧之子、司马氏心腹三重身份的当红人物，竟在伐蜀成功之际图谋自立，折射出“魏臣”转化为“晋臣”的难度之大。从时间充裕度上看，曹魏取汉而代之，经历了将近30年的准备，其间不仅有黄巾和董卓之乱导致刘氏朝廷权力崩坏、天子尊严尽失的外部条件，大规模战乱造成天下士人流落、最终为曹操收纳重用也是极其关键的基础。而在司马懿崛起之时，曹魏政权在华北的统治已经巩固，各大政治集团间形成了大致均衡的格局。新生代士族不再有性命、生计之忧，在各大势力间往往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司马氏集团从曹魏政权内部“寄生”起家的历史，也使其难于彻底斩断和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士族之间的联系。短短14年时间，要凭空创造一个新格局，难度可想而知。

如同钟会事件反映的当时士人心态一样：倘若司马氏可以谋取曹魏之天下，钟氏、王氏又为何不能起而效之？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难题，司马氏家族不得不对勋旧家族采取“赎买”政策。高平陵之变后，参与曹爽幕府的一众名士，除去为首的何晏等少数人惨遭屠戮外，大多未受牵连。甚至在高贵乡公被弑后，当重臣陈泰（陈群之子）表现出悲戚之情，甚至建议斩杀弑君元凶贾充时，司马昭也没有表现出不满。相反，当陈泰先于司马昭去世时，还获得了高规格的葬仪。至于新被吸纳进司马氏集团的成员，如贾氏父子（贾充、贾逵）、石苞（西晋名臣石崇之父）等，对既有的世家子弟也无法取而代之，只能采取叠床架屋式的并重方法。久而久之，现代管理学中所称的“滚木立法”（Logrolling）现象成为常态——作为共主的司马家族无法随心所欲地推行其主张，只能有选择地对已现出尾大不掉之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表示支持，换取对方在自己关心的核心问题上投桃报李。共主难以对政策目标进行限制或者调控，决策机制的运行成本极高，效果却往往一言难尽。

即使是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司马昭也未能亲自完成代魏自立的最后步骤。265年初秋，他在洛阳病逝，由长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的封爵。和奉行“国内政策优先”的父亲一样，29岁的司马炎并未将平灭偏安江东的吴国作为自己的首要施政目标，而是迫不及待地在266年逼迫魏元帝曹奂行禅让之礼，登基开国。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司马炎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处理着存在于晋室新贵与曹魏旧臣、司马昭子孙和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复杂纠葛，几乎到了席不暇暖的地步。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坐守司马氏三代人政治成果的守业之君，并且年纪尚轻——266年司马炎称帝时，其祖父司马懿之弟、高寿的安平郡公司马孚（86岁）依然在世；与司马懿同辈的七位兄弟，各有子女，其数达数十人之多。在辈分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司马氏成员皆是司马炎的族叔，辈分尊贵，于晋室建立又不无功劳，必须加以封赏。是故晋初第一次封王，人数竟达27人之多。加上在司马昭晚年为其充当谋主的贾充、羊祜（出身泰山羊氏）等人也须晋升，情形反而更加纷乱。

洛阳关林中，焚香祭拜的人群。自晚明以来，关公崇拜已经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国历史延续至今的独特遗产

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西晋平灭东吴，终于完成了疆域上的大一统。但短短三年之后，司马炎就强迫声名在外的二弟司马攸（过继给已故的司马师为嗣）离开洛阳“就藩”，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倾轧。这一决定的直接动机是将司马攸排挤出核心权力圈，避免其成为与皇权平行的力量中心，继而威胁到愚钝之迹已显的太子司马衷的地位。但为达成此目的，武帝付出的代价相当可观：为培植一股对自己和太子绝对忠诚的政治势力，他力排众议起用虽系名门出身，但在士人眼中品行不佳的外戚杨氏。此举不仅造成宗室成员间关系的高度紧张，还使整个政坛的既有运行规则遭到破坏——勋旧之臣对杨氏这个“空降”而来的竞争者充满敌意，对皇权的认可程度自是暗暗下降。尽管处于风暴中心的司马攸在离京数月后就意外病亡，从而彻底解除了对太子的威胁，但自司马懿以降的既有权力结构已近再度呈现风雨飘摇的迹象。“八王之乱”的伏笔就此埋下。

宋明以降，史家基于理学成型后发展出的政治伦理观，认为司马氏篡魏自立一事具有极强的非道德性，故其也不能寄望于当时士人对西晋政权保持高度忠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等人尤其对司马昭纵容弑君一事大加鞭挞，斥责其“得国不正”。对此，仇鹿鸣的看法较为和缓。他指出，汉末士林“由儒入玄”的趋势日益显明之后，道德操守之于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高门大族子弟天然具备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便不再汲汲于事功，而把大量精力花在私人性的清谈上。这类清谈更重视个人才华与机智，甚至连仪表、风度的重要性也被置于道德准绳之上，士族因私废公的现象遂成为常态。而当这些热衷清谈的名士被置于朝廷要职时，因袭汉末以来的传统，将家族利益置于同样具有家族化特征的晋室“公利”之上，并不需要太多纠结。

在政治生活退化为单纯的个人好恶和家族私利斗争之后，西晋比当初的东汉以远为迅捷的速度走向了崩溃。290年，54岁的司马炎在忧虑中去世。第二年，长达十六载的“八王之乱”爆发，洛阳城在残酷的宗室内战中再度沦为一片焦土，直到311年最终被匈奴军队占领。到7世纪初隋人开始营建新的东都洛阳城（今隋唐洛阳城遗址）时，曾在汉魏之际作为国都使用过1300余年的旧洛阳城（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已经只剩下农田中散乱的残垣断壁。在今天的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考古发掘确认的几座城门遗址、太极殿地基和车道仍能使人稍微遐想起三国年代曾在这里上演过的英雄史诗；而在东面20多公里外的北邙山之间，汉灵帝、魏文帝、司马懿祖孙等历史亲历者的陵寝正在远远眺望着这一切。在历史的尺度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参考资料：《司马懿传》，朱子彦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朱子彦著，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大黑暗前后的翻腾跌宕：对〈三国志〉的政治/战略解读》，时殷弘编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日］金文京著，何晓毅、梁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魏晋南北朝：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