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宇，小名张为善，又名张泌，１９０７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惟一的男孩，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７岁上本村学堂，学习勤奋，成绩名列前茅，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受教师的喜爱。

一天，父亲问他：“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张衡宇眨着大眼睛说：“长大了我要当书中的英雄。”张衡宇的话很出乎父母的意料。过去父母经常对儿子说：“我们培养你上学，是希望你长大后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能继承张家的大业，为张家光宗耀祖。”而张衡宇却人小志大，立志将来要当英雄干大事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爆发了轰动全国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迅速波及到山西忻县。当时的张衡宇只有１２岁，他年纪虽小，却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学校的童子军，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同学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当他回家兴高采烈地将这一爱国行动告诉父母时，却遭到父母的一顿训斥，这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他感到很委屈，反过来指责父母说：“你们连一点爱国之心都没有！”儿子的话倒使父母更不放心起来，他们认为，儿子再这样下去，迟早要闯出祸来。于是，他们为了拴住儿子的心，阻止他在外搞革命活动，第二年，即张衡宇１３岁那年，他们就给他娶了媳妇。然而，张衡宇非但没有被封建家庭束缚，反而与家庭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两年后，妻子去世。张衡宇于１９２６年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太原进山高级中学。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时，父母突然来信要他回家续亲，张衡宇立即回信道：“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我要抓紧时间学习……”但父母却以“如不答应，就不允许你再上学”的手段相要挟，无奈，张衡宇只好违心地答应。为稳住父母的心，张衡宇以各种借口推迟回家完婚的时间。

１９２８年，张衡宇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在学校里，他在完成所学的课程之余，还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系统地钻研了革命理论。当时，在北平城内出售的中文版马列著作很少，他就跑遍各类书摊和北平中英文书报销售处，终于买到所需要的书籍。通过学习，他的思想日趋进步。

大学的第二年，张衡宇为了摆脱家庭束缚，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上，多次给家里写信，要求与家中的妻子离婚。他的这一要求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张衡宇在信中写道：“我的决心已定，谁也阻挡不住！”父母无奈，就邀集族人联名写信给张衡宇：“咱们是本乡大户，你俩又是门当户对，无故不休妻，休妻惹是非……”张衡宇十分气愤地回信道：“我的婚姻是你们包办而成的，要不是为了上学，我是绝对不会服从于你们的……这婚我离定了，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从此，张衡宇毅然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参加了革命。

１９３１年，张衡宇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河北大名七师教学，不久又被调到太原一中任教。任教期间，他经常向同学们传授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组织学生们参加政治活动，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他在授课时，除用固定的教材教学外，还自编许多课本以外的教材，使学生们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张衡宇在自编教材上始终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不失掉马列主义的观点与立场；二是适合太原当时“自由”的尺度；三是照顾学生接受的程度。他教的课，既让同学们学了文化知识，又使学生们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张衡宇平易近人，与师生们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学生们都愿意同他在一起交谈或探讨。张衡宇还担任着读书会、太原教师联合会等进步组织的领导工作。

１９３３年，张衡宇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２月１２日，由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刚入党不久的张衡宇被捕入狱，被押到太原警备区看守所，后又转押到太原第一监狱。张衡宇入狱不久，山西国民党政府就派村政处长付鹏海以老乡的名义到监狱劝张衡宇“悔过自新”。付鹏海假惺惺地说：“衡宇老弟，你好好想想，你还这么年轻，就落到这种地步，以后还有什么前途？我担保只要你不搞革命就给你自由，高官厚禄要什么有什么……”没等付鹏海说完，张衡宇“叭”的一声给他一个耳光，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这个软骨头，民族的败类，早晚会受到人民的惩罚。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自由，我一定要把革命搞成功！”付鹏海捂着脸灰溜溜地滚了出去。

敌人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他们一面逼张衡宇的父亲劝儿“自首”，一面诱骗张衡宇年仅８岁的女儿给他写信，劝父回家与她团聚，妄图以骨肉之情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张衡宇在给女儿的回信中写道：“爱琴女儿，你给我的来信，我很喜欢，你要懂得，爸在外要办的事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张衡宇的父亲收到信后，十分气愤地说：“我供他上学读书，只盼着有一天他能升官发财，为张家光宗耀祖，而他走的路是第一休妻、第二闹共产。我这么大家业你去共产给谁？你念书都念成书呆子了，你真是个败家子呀！”

在监狱里，由于张衡宇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得不到口供，敌人便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妄想使张衡宇屈服。张衡宇被折磨得浑身是伤，连站都站不起来，但他宁死不屈。为了反对敌人对政治犯施行残酷刑罚和非人的生活待遇，身体很虚弱的张衡宇率全体狱中难友进行了三次绝食斗争，由于狱中难友坚强的团结，终于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在张衡宇入狱的第二年，母亲来到监狱探望。母亲看到儿子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心疼地劝儿子：“衡宇呀，听娘一句话，你有什么就说了吧，咱们好一起回家安安生生地过日子。看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这让娘怎么放心得下呀？”张衡宇看到满头白发的母亲，心里好一阵难受，但他更深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劝慰母亲说：“母亲，我很好，你放心回去吧。我是在和蒋介石打官司，他不抗日，要卖国，压迫人民；我们要打日本，救中国，我的官司一定能打赢！”母亲看到儿子如此顽强，知道怎么劝也是没有用的，只好流着眼泪不放心地走了。

在监狱里，张衡宇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他视监狱为学校，自修了世界语，将党的《八一宣言》和《马列主义基础》由世界语翻译成中文，并向难友们讲授中国历史及马列主义理论，使难友们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还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张衡宇等出狱。张衡宇出狱后，被党组织安排到北方局军委工作。１０月，党又派他到晋西南第六专署任秘书主任。１９３９年在反顽斗争中，他又带领一些干部到了晋东南参加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０年，张衡宇由晋东南调到北方局党校，任中国历史教员，党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称他为“中国历史通”。１９４１年，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张衡宇兼任政权部秘书，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认真工作的态度令人钦佩。他经常在《党的生活》、《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研究文章，对太行山区的政权建设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同年秋，北方局调查研究室成立，张衡宇又任研究室秘书。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的成果发表于《调查研究》专刊上。在张衡宇刚调到调查研究室的时候，许多没有接触过他的同志都认为，张衡宇是个大知识分子，又是从统战工作岗位过来的，肯定是一个官架子很大、生活上又搞特殊的人，但通过接触之后，都感到他不仅没官架子，而且生活上又很简朴，从不搞什么特殊，是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人。张衡宇在北方局党校每期学员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他和杨献珍、岳一峰被称誉为“北方局三君子”。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集中兵力疯狂“扫荡”太行山区。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也在日军包围圈中，情况十分危急。突围前，张衡宇命令同志们将所有重要文件和调查材料带好，决不能落入敌手。在突围途中，有一位勤务员因负重伤没有跟上队伍，张衡宇得知情况后急忙说：“我们不能把他丢下不管！”说完，他就不顾一切地绕回十几里，找到了这位受伤的勤务员。

张衡宇带领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辗转回旋，以避免与日军遭遇。一天中午，他们来到一条路沟里，便在这里隐蔽起来。刚安顿好同志们，张衡宇就发现日军一个大队从这里路过，日军也发现了他。说时迟、那时快，为了掩护同志们，张衡宇猛然从沟里跳出，向敌人开枪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过去。他一边跑，一边向敌人射击，有两个日军应声倒下。其他日军紧紧追赶，集中火力向张衡宇射击。张衡宇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他用个人的牺牲换取了同志们的安全。

（阳双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