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北与陕西、甘肃省接壤。广元窑位于广元市北大门瓷窑辅乡，嘉陵江一级台地上。沿嘉陵江左岸分布，南起千佛岩，北至广元溶剂厂厂区，长约200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窑址重点集中在广元溶剂厂一带，东靠松林坡，西临嘉陵江及工农镇，1953年西南博物院配合宝成铁路修建，作文物考古调查时发现该窑址，发表了《四川广元黑釉陶瓷初探》始定名“广元窑”。[1]此后的1976年《四川陶瓷史》编写组、1978年重庆市博物馆曾先后对此窑进行过全面调查和试掘，发表了《四川广元瓷窑的调查收获》。[2]199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108国道建设指挥部配合下，对该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1976至1978年的调查与试掘，共出土有砖块砌建的阶级窑一处，以烧黑釉瓷为主，兼烧其他高低温绿色、黄色褐釉瓷等。其黑釉有兔毫纹、油滴纹、玳瑁纹。1996年发掘出土砖结构馒头窑三座，作坊一处，出土完残瓷器、窑具数千件。[3]

窑炉 共出土三座以煤为燃料的砖结构馒头窑，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床、挡火墙、烟囱六部分组成，窑顶残缺。其较完整的三号窑炉全窑长6.52，最宽处4.38米。这类砖结构以煤为燃料的马蹄形的馒头窑与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窑炉相同[4]，还与河北曲阳镇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窑炉极为相似。[5]

窑具 有装烧具与垫烧具两大类，垫烧具有垫圈、垫饼、垫柱、碗形垫、三叉支垫，装烧具有大小不等的漏斗匣、碗形匣等。其形制与重庆涂山窑系窑具大同小异，唯三叉形支垫，仅四川邛窑五代时有，与北方的河北邢窑、黄河流域的河南巩县窑、清凉寺窑、陕西黄堡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河津窑、内蒙的赤峰缸瓦窑的三叉形支垫相同。

瓷器 以黑釉瓷为主，其次有少数青釉及低温黄、绿釉，黑釉瓷以碗、盘、盏、盏托、罐、瓶、壶为主；并以碗、盏最多，炉、盒、奁、钵、盂、鸟食罐等次之，另有少量的小动物玩具。除小件塑瓷，均为轮制。其造型比较考究，多有一定比例法则，如大型碗通高与底径多为1：1左右；盏的口径与底径多为3：1左右；瓶除梅瓶外，口径与底径多为1：1左右。整个造型给人一种庄重之感。手捏瓷塑物及小玩具，体态生动，栩栩如生。黑釉瓷之色泽以黑色、绀黑、漆黑、黑褐色为主。胎体结构紧密，气孔不明显，断面为灰黑、黄白、灰白、红褐色，以黄白、灰白色为主。胎体一般厚重，施釉厚薄不等，均在釉下施白色化妆土，釉色光亮润泽。花纹装饰有釉中装饰、坯胎装饰、绘画装饰三大类。釉中装饰有兔毫纹、油滴纹、玳瑁纹等窑变纹。坯胎装饰，多在壶、瓶上压印铺首衔环纹，或几何云雷纹，炉足上压印兽面纹等。绘画装饰，较为多彩多姿，喜在绿釉瓶、壶上绘褐色牡丹花卉，或于褐釉上绘绿色花卉，亦在乳白釉的瓶、盒、盏托上绘褐色花卉、游鸭水草纹等，这些绘画纹样，既有工整的几何图案，又有奔放不羁的花卉、游鸭、游鱼等纹饰。刻划纹，多在卷沿粗颈扁圆腹圜底小罐上划斜线篦划纹，颈上饰褐色乳钉纹。这种造型与纹饰之罐，与在日本山梨县热见村出土的褐釉檑座小壶有相同之处[6]，还与朝鲜海底沉船中的乳钉茶罐相似。[7]

贰 广元窑融南北名窑瓷文化与创新

一、广元窑与建窑黑釉瓷的交融与创新

建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始烧于唐，盛于北宋，衰于元末。 [8 ] 宋以前以烧青瓷、青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入宋即以烧黑釉瓷为主兼烧青瓷 、青白瓷 。 [9 ] 宋代黑釉瓷得到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斗茶之风“兴起，斗茶时即以茶盏浮起一层白沫，并以白沫的优劣决定胜负。 要白沫鲜明，自然以黑色茶盏最适宜。 故为适应社会的需求，两宋时黑釉瓷盏及其他黑釉瓷相应的亦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建窑即主烧黑釉瓷兼烧青瓷、青白瓷。 宋代建窑黑釉瓷釉色光润，有漆黑、绀黑、褐黑，釉厚，多有下垂欲滴的蜡泪痕，胎黑，不施白色化妆土。 器形以束口斜孤壁浅圈足盏为主。 装饰纹样仅有釉中装饰，并以兔毫纹、油滴纹、鹧鸪斑著称，出土黑釉盏盏底有“供御”、“御”字铭文，可证它既是民窑也烧官用瓷或称“官窑”。 建窑鹧鸪斑茶盏，最早记载的是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以前陶谷撰写《清异录》： “闽中造茶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即是说福建烧造黑釉盏有鹧鸪鸟纹的斑点。 此后是北宋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著《和答梅子明王杨休睑密云龙》:”建安瓷碗鹧鸪斑。 ” [10 ] 诗中之建安即指福建。 晁补之（ 公元 1053-1110年）撰《次韵提刑毅甫送茶》： “健步远梅安用插，鹧鸪金盏有余春。 ” [11 ] 秦观( 公元 1049-1100年)著《满庭芳.三首》:”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 [12 ] 释德洪（ 公元 1071-1128年）著《与客啜茶戏成》：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 ” [13 ] 周紫芝（约 公元 1082-1162年）著《次韵道卿咏雪约遵欧阳文忠公令不得用鹤玉洁白等字》： “鹧鸪茶碗酽，鹦鹉酒杯甜。 ” [14 ] 南宋时管鉴（ 公元 1186年尚在世）著《浣溪沙（寿程将）》： “曛曛晴日醉醒间，茶瓯金缕鹧鸪斑。 ” [15 ] 杨万里（ 公元 1127-1206年）著《和罗巨济山居十咏》： “自煎虾蟹眼，同瀹鹧鸪斑。 ” [16 ] 又《陈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 “鹧鸪斑碗面云萦字，兔毫瓯心雪作泓。 ” [17 ]

以上十二条对鹧鸪斑纹盏的文献记载，最早是五代末北宋初陶谷《清异录》，其次是北宋黄庭坚学者均说：鹧鸪斑盏出自福建，至于其他诗文中所赞美的鹧鸪斑纹盏虽未言及出自何地，但并不排除是建窑所产，兴许至南宋时，诗人所赞亦有其他地方窑烧造的鹧鸪斑纹盏，同时仍可证明北宋初至南宋中晚期鹧鸪斑纹盏很受饮茶诗人骚客宠爱。

关于兔毫纹盏，北宋大臣蔡襄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任福建路转运使著《茶录·茶盏》记:”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燥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宣和遗事》云:“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赐蔡京饮之。”至南宋时祝穆著《方舆胜览》记：“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18]足证兔毫纹盏出自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歌颂兔毫盏之诗，在北宋初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著《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兔毫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19]蔡襄（公元1012-1067年）著《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20]苏轼（公元1037-1101年）著《水调歌头·尝问大冶乞桃花茶》“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21]宋徽宗赵佶对兔毫纹盏更十分赞美：“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22]宋徽宗著《大观茶论》言：“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23]这玉毫条达，即是兔毫纹。南宋时陆游著《戏作三首》：“飕飕松韵生鱼眼，汹汹云涛涌兔毫。”[24]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著《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膺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25]至南宋晚期至元初，方凤(公元1240-1321年)著《仙华山采茶诗》:“既拣兔毫点，应添蟹眼煎。”[26]以上文人学者赞美的“兔毫紫瓯、兔毛斑、兔毛、兔碗、兔瓯、玉毫、兔盏、兔毫玉等，皆是指盛茶之黑釉兔毫纹盏。”[27]在帝王将相的倡导下，从皇室与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都喜尚黑釉与兔毫盏。由是全国南北皆发展黑釉兔毫盏，如北方的山西、山东、陕西；江南的浙江、江西；西南的四川、重庆等地域，均烧造出形形色色的黑釉兔毫盏，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兔毫纹系。[28]广元窑也紧跟时代，在建窑的引领下，黑釉瓷的釉色与造型多仿建窑风格，尤在茶盏上，釉色有漆黑、绀黑（图1、图2）；造型上有大小不等的束口茶盏。但因地域不同，资源有异，仍有显著区别。经测试检验，建窑含铁量为百分之七，广元窑含铁量为百分之五。建窑烧成温度为1310℃±20℃，广元窑烧成温度为1290℃±20℃。建窑吸水率为0.7度，广元窑吸水率为6.8度。[29]建窑温度高，质地坚硬，吸水率小，含铁量高，在瓷化程度上高于广元窑。广元窑在工艺上吸收了建窑之美，在传承中并有创新，如为美化瓷器在黑釉下施白色化妆土，还另辟蹊径烧造黑釉玳瑁纹（图3），在造型上不仅仿建窑大小不同规格的束口茶盏，还为适应市场的供需，烧造出不同造型的黑釉玳瑁纹玉壶春瓶（图4），黑釉玳瑁纹双系罐（图5），这是建窑没有的。

二、广元窑传播与吸纳长江流域陶瓷文化及创新

广元窑地处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上游，可顺水而下至长江上游的重庆，将吸取建窑的兔毫纹、油滴纹、鹧鸪斑纹，创新的玳瑁纹装饰艺术传播至重庆宋至元代的涂山窑、清溪窑、昌州窑、合州窑，[30]岷江流域南宋至元代的乐山西坝窑。[31]同时，广元窑把创新的绿釉绘褐色牡丹纹，以及类似纹饰，传播到长江中游支流湘江流域的衡山县宋至元代的衡山窑，[32]及赣江流域吉安县始于晚唐五代，发展于北宋，南宋繁荣鼎盛，元代末趋于衰落的永和吉州窑，[33]吉州窑于南宋时亦吸取玳瑁纹饰。[34]为丰富造型，使器物多姿与实用，还吸取长江下游浙江宋元时极盛的龙泉窑宋代多管瓶肩颈上刻印折枝菊花纹立耳（图6）。[35]在吸纳的基础上，又进行改革创新，多在绿釉绘黑褐色折枝牡丹纹执壶肩上设对称双灵芝纹（图7）

三、广元窑吸纳黄河流域陶瓷文化与创新

广元窑越过秦岭，便进入黄河流经的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即分别与当地陶瓷文化交融与创新，无论是窑炉与装烧工艺，多吸纳模仿，如砖结构以煤为燃料的马蹄形馒头窑，即在吸取河南清凉寺窑，[36]陕西耀州窑、河北观台磁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37]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窑等窑系的基础上建造。[38]其三叉形支垫亦是模仿以上各窑以及内蒙古赤峰缸瓦窑之三叉形支垫。[39]装饰方面亦很突出，特别是对宋元时期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情有独钟，既有原始的磁州窑系的白底黑釉缠枝花卉绘于盒盖，亦有白地绘黑褐缠枝花卉图绘于执壶上（图8）。更多的是创新地在乳白釉上绘褐色或黑褐色纹饰于玉壶春瓶、香炉、茶盏托（图9、图10），及其它器皿，或小动物器物上。[40]此外，更重要的是在黑褐釉上绘乳白釉折枝牡丹纹、及贴饰铺首衔环兽面纹（图11），[41]又或在绿釉、黑褐釉上绘绿色缠枝牡丹纹，上腹贴塑铺首衔环纹（图12、图13），亦或在绿釉玉壶春瓶上绘褐彩牡丹纹（图14）。这些别出心裁的创新，当是在吸收磁州窑系装饰纹样的启迪下之杰作。与此同时，还将白底黑花，创绘绿底或黑底绘绿色缠枝、折枝牡丹花绘于执壶上（图15、图16），又或在绿釉底上施黑褐釉的执壶上，绘绿色折枝牡丹纹，并在纹侧加四条黑褐色直条与两根交叉十字纹（图17）。可谓简约而耐人寻味的优美纹饰。[42]此外，还将磁州窑系白底黑花，传播予重庆涂山窑系的昌州窑（图18、图19）、[43]及岷江流域的乐山西坝窑（图20）。[44]再有，对陕西铜川耀州窑黑釉窑变纹盏与青釉印花纹碗、盘的装饰艺术有所启示，烧造青釉泛黄内底涩圈碗盘的莲花水波、缠枝花卉等。[45]值得注意的是，广元窑的黑釉凸弦纹罐与河南禹县扒村窑的产品极为相似，[46]广元窑的米黄色釉绘黑色草叶纹梅瓶，在造型和纹饰上，还与河南汤阴鹤壁集窑相似，很难分辨出是两个不同的窑口所出产的。[47]由此可见广元窑是在相互交融吸纳中尽展其美。

四、广元窑瓷业的发展

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 广元境内及瓷窑铺周围盛产瓷土，如长石、石英石、方解石、石灰石、黏土、原煤等，[48]二 自唐宋以来，国家一再颁布禁令，禁止用铜作器；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局面，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发展，制瓷手工业相应地得到发展。三 广元窑地缘优势，它北去可吸取黄河流域优秀陶瓷文化，南下可受长江流域陶瓷文化的启迪，吸收了不少名窑的先进技术因素，其窑业的兼容并蓄、文化的包容与模仿及创新，正是在这内外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广元窑才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文化特色与辉煌成就。

五、广元窑的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从造型、纹饰、釉色看，广元窑产品都是宋代或略早于宋代的产品，元明时期的产品极为罕见，这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南宋末期，蒙军于公元1236年分兵三路侵略南宋政权，西南一路，进取阳平关，又连陷成都、利州（今广元），在掠夺财富后，又从四川撤退。[49]此后，又曾不断进攻四川，一直到公元1278年，四川全部陷入蒙军统治者手中。持续45年的宋元（蒙）战争，不能不使广元窑遭到破坏从而停止烧造。

广元窑的瓷器粗糙精细兼有，其精细瓷当为商用瓷，是通过嘉陵江航运到长江的重庆及东南部各地，另一部分是通过陆路贩运的。这在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唐宋墓葬和相关的遗址中有所发现。[50]此外另一极高档精致商品用瓷，有否可能为外销贸易瓷？关于这个问题，文献上至目前还未查到记载，掌握资料不够充分，只能持怀疑态度，但它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重要问题。近来在东亚邻国的考古新发现有三处出土瓷颇似四川广元窑黑釉瓷：第一是南朝鲜新安沉船打捞起来的乳钉纹罐与广元窑乳钉纹罐极相似（图21）；[51]第二是日本山梨县热见村出土的褐釉擂水壶，与广元黑釉瓷的刻划篦纹乳钉纹壶相似；[52]第三是日本富田三太良遗址出土的黑釉碗（盏），[53]该碗（盏）与广元黑釉瓷盏极似。村上勇学者认为富田太良出土的黑釉瓷碗产地难以辨别，笔者根据造型、釉色和露出的白色化妆土判断，很可能是广元黑釉瓷盏。此外，我们赞同日本矢部良明撰《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的记述：“把我国出土的大量黑釉瓷茶碗，看做是仿建窑制作，属分支的诸窑的产品，大概是妥当的吧。”[54]矢部良明先生的观点是十分客观的判断，充分说明了东亚邻国出土的黑釉瓷，不一定全属建窑产品，它也包括了我国其他各地烧造的黑釉瓷，其广元窑黑釉瓷也应当是其中之一。

广元窑外销的路线分陆路、海路二条：陆路从广元经陕西长安，至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到新疆，沿丝绸之路再到中、西亚；海路从广元顺嘉陵江而下至重庆，沿长江东下，从扬州、宁波启运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或从湘江到漓江至广州出海，到东南亚与西亚、直至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湾沿岸。

关于广元窑外销贸易瓷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本文之研究虽有些依据，但总还是较为不足，只是抛砖引玉而已。要全面有据的论证，还得靠诸位学人，提供新资料共同磋商再认真论述。

瓷器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创造。我国地大物博，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瓷器文化发展既有相同之处，也因地域的差异、材料的有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南北地区瓷器文化在彼此不断交往相互模仿、相互融合中，其造型与纹饰具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是它们共同铸造了中国瓷器文化的辉煌。

[1] 王家佑《四川广元黑釉陶瓷新探》，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2]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广元瓷窑的调查收获》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元市瓷窑铺窑址发掘简报》2003年笫3期。

[4] 陈丽琼《古代陶瓷研究·重庆涂山窑小湾瓷窑发掘报告》180-185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5] 朱鑫海《“黄堡窑剧变”与山西吕梁山中-南段地区五代北宋窑业技术源流的探索-从装烧工艺流变的视觉》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宋元窑业技术研究》40-55页，科学出版社2020版。

[6] 黄颐寿《清江出土的乳钉茶杯浅说》，1981年中国古外销陶瓷学会论文集。

[7]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载《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1981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版。

[8] 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修订本170页，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睐

[9] 曾凡著《福建陶瓷考古概论》167页，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10] 《宋诗钞》1册293页，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牡选，管庭芬、蒋光煦补，中华书局2015年版，晁补之。

[11]《全宋诗》第19册1287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傅旋淙、孙卿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全宋词》第1册463页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全宋词》第1册463页，版本同7注。

[14]《全宋诗》第36册17232页，版本同6注。

[15] 《全宋词》第3册1571页，版本用7注。

[16] 《宋诗钞》第3册2075页，版本同5注。

[17] 《四部丛刊·诚斋集》卷19，第8页。

[18]  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十一，第226页，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19] 《宋诗钞》第1册293页，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管庭芬、蒋光煦补，中华书局2015年版。

[20] 《全宋诗》第7册4764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主编：傅旋琮、孙卿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 《东坡全集》卷13第1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块。

[22]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宫词九十首》载《全宋诗》26册17060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 《大观茶论》见清顺治三年浙江委宛山山堂本《说郛》局。

[24] 《全宋诗》41册25725页余同8注。

[25] 《全宋诗》第42册26339页余同8注。

[26] 《全宋诗》第69册43332页余同8注。

[27] 廖宝秀：《宋代兔毫盏及其周边茶盏问题》，载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70页，1991年春抽印本。

[28] 同27注。

[29] 国家建材总局建筑材料学研究所：《我国黑釉瓷初步研究》，1978年6月中国古陶瓷学术报告集。

[30] 陈丽琼、董小陈著《长江上游黑釉瓷之韵》彩版108、109、133、136、169、184，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22年版。

[31] 同注39，彩版197。

[32]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周世荣、郑均生主编《衡州窑与衡山窑》194-197页，2-12年湖南美术出版社版。

[33] 张文江《近几年吉州窑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030页，载深圳博物馆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古代黑釉瓷器暨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3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吉简吉美-吉州窑遗址出土瓷器集萃》，149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

[35] 朱伯谦编<龙泉窑青瓷>83页，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版。

[3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宝丰清凉寺汝窑》28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37]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宋元窑业技术交流研究》049页，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38] 高振华、梁孝、孙先徒《河津镇宋金瓷窑址三维数字记录与复原展示研究》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山西河津窑研究》076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39] 同37注50页图13·4。

[40] 陈丽琼 董小陈《长江上游黑釉瓷之韵》263，2668-269页，彩版八二，八五。

[41] 同39注264页，彩版八三。

[42] 同39注266、267页，彩版八四。

[43] 同44注182页，彩版四二。

[44] 同44注226、229页彩版六四、彩版六五。

[4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元市瓷窑铺窑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第31期。

[46] 叶颉民 《河南省禹县古窑调查记略》，载文物1964年第8期。

[4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窑址发掘简报》。

[48] 1930年重修《广元县志》十二卷。

[49]  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5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元市瓷窑铺窑址发掘简报》载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21页。

[51] 南朝鲜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馆编《新安海文物》。

[52] 黄颐寿著《清江出土的乳钉茶杯浅说》载《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53]（日）村上勇著《富田三太良遗迹出土的陶瓷》载《贸易陶瓷研究》。

[54]（日）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4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