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6日上午，王成忠民事枉法裁判案在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中国庭审公开网录像截图/图）

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工作的亲属找人协调，原本分给其他法官的案子被转给王成忠。

这桩民事案件，触发了三个刑案，王成忠和一审主审法官均被控民事枉法裁判罪。

管教来提人时，王成忠正在看守所里劳动，来不及套上外裤就急忙往外走——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重获自由。

2018年2月9日，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王成忠犯民事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法槌落下，王成忠头脑一片空白。

此时离春节不足一周。

48岁的王成忠原为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由他二审主审的一桩民事合同纠纷案，触发了三个刑案：一审、二审主审法官均被控民事枉法裁判罪，一名当事人的“代理人”被判诈骗罪。

王成忠上诉后，二审来到他工作了11年的辽源中院。他的辩护律师徐昕曾提请该案二审法官回避，目前尚未收到回复。

二审开庭时间还没确定。一旦开庭，将出现司法管辖上的特殊一幕：法官审判前同事。

民案还未再审，法官先被定罪

1150亩林地，值60万元，还是值600万元？

一起林权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林权案”），绊倒了王成忠。

该案出现三份协议，约定内容相同：将郭永贵名下位于东辽县建安镇的1150亩林地林权转让给郭长兴；转让价款却差异悬殊：一份未约定价款，一份约定600万元，还有一份约定60万元。

郭永贵一纸诉状，把郭长兴告到东辽县法院。

一审开庭时，郭长兴却说，我不认识郭永贵，我只认识李笑岩。

三份协议上郭永贵的名字，都由李笑岩代签——李笑岩是案涉林地的原所有人，他与妻子都有公职，才将林地登记在亲属郭永贵名下。过户前后，郭长兴曾分几次给李笑岩打款共计58万元。

原告郭永贵的诉讼请求是，按600万元协议，郭长兴应支付余款542万元。

被告郭长兴则主张，所谓“转让”实为“代卖”，因为李笑岩欠他上百万元，委托他卖林地并许诺他可优先受偿；即使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也应采信在林业局备案的60万元协议。

对无价款协议双方都没异议，就看600万元协议和60万元协议如何“二选一”。

原告的说法是：双方签了无价款协议后又签了600万元协议，在林业局办理变更登记时为了少交税，又签了60万元协议。

被告提供了另一个故事版本：李笑岩约郭长兴去林业站办过户，站长说无价款协议不行，得写转让价格；两人就近复印协议并协商确定了60万元价款，并以此协议在林业部门备案。后来的一天，李笑岩给郭长兴打电话，请求再签一份高价协议，让逼他的债主们放心；在外地的郭长兴同意帮忙，请一个叫李国辉的人代自己签字，于是才有了600万元协议。

郭长兴称，法院传票一来，他觉得被坑了。他承认同意李国辉在李笑岩“糊弄债主”的协议上签字，但当时他不知价款为600万元。李国辉也异议称，他获得的授权是代卖不是转让。

2017年3月23日，东辽县法院一审判决郭长兴败诉；2017年6月26日，辽源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两审判决一致采信600万元协议，判令郭长兴须再支付542万元。

二审为终审，但未画上句点——时任辽源中院院长李春刚将该案提交给该院审委会讨论。院长发现错判启动再审，是一种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程序，实践中很少启用。

2017年9月1日，审委会裁定该案判决“确有错误”，将进行再审。同一天，该案二审审判长王成忠被纪委从辽源中院带走。两天后，王成忠被刑拘。

2018年2月9日，辽源市西安区法院一审判决王成忠犯民事枉法裁判罪。

一审获刑后，王成忠撰写万字书自辩称，认定其错判为时尚早，“很有可能再审维护原审判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提出，“先刑后民”可能面临尴尬后果：“万一再审裁定维持二审判决，就说明当时法官没有错。”

“万一”的状况最终没出现。三个月后，5月9日，辽源中院再审裁定，撤销林权案一审、二审判决。

“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

2018年1月16日，西安区法院开庭审理王成忠民事枉法裁判案（以下简称“王成忠案”）。

控辩双方争议集中在，林权案二审的证据、程序两方面是否违法。

还有，60万元协议和600万元协议，究竟选哪个？这个争议不休的民事问题，从林权案一审、二审延续到王成忠案的刑事庭审中。

公诉人的意见很直接：60万元协议在林业局进行备案，是“最可信的协议”，而王成忠仅凭一方当事人一面之词予以排除。

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最高法院曾确定四条原则，如公文书证一般优于其他书证。另有司法解释规定，国家机关制作的文书所记载事项推定为真，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除外。

王成忠一审辩护律师韩帅则当庭辩称，公诉人对司法解释有误解，60万元协议虽备案，但和600万元协议一样，都由当事人私下拟定，不是公文书证。

“认为60万元协议证明力高于600万元协议，并据此认为法官没有采信60万元协议就构成犯罪，这是对证据法的重大误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说，“（司法解释）仅是原则性规定，并非绝对。”

易延友告诉南方周末，只有在中世纪，“应当采信的证据”才是绝对的概念，那时，证言可信度与身份相关，僧侣优于世俗人，男子优于女子，贵族优于平民。

王成忠排除60万元协议的理由之一是，该协议为规避法律而虚拟出具，属无效协议。郭永贵在林权案一审时称该协议是为办证避税所签，二审时又承认过户时没交税。

公诉人认为，郭永贵前后说法不一，避税理由站不住脚，而王成忠没有继续追问。

辩方则认为，没交税并不影响避税动机的成立：起初以为过户要交税，办理时才知不用交，实际上没交；但60万协议是为避税签的，属于阴阳合同，应采纳“大合同”。

王成忠还有另一理由，60万元与案涉林木林地实际价值明显不符。

他按“常理”推算：依据审案经验，东辽县境内农地承包费每年（每亩）在300-500元左右，本案虽是林地，但有借鉴意义。1150亩林地、20年使用期限，60万元价款显然太低。

此外，林权案二审时，郭长兴曾委托某公司评估，案涉林木价值为187万余元，林地使用价值为51余万元；另一公司评估，案涉林权交易价格为161万元。两次评估价远高于60万元，60万元协议“被买方自己的鉴定结论否定了”。

郭长兴提交的上述鉴定意见没被采纳。王成忠解释，当事双方均未曾向法院申请鉴定，未向法院申请、自行委托的鉴定，程序不合法，不属于新证据。

对于600万元协议，公诉人当庭质疑，李国辉解释了代签该协议的原委，王成忠却没采信他的异议。

王成忠回复，李国辉是民事诉讼的“证人型第三人”，作为当事人的陈述须有充分证据才能采信，而李国辉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该协议是假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卫平告诉南方周末，民事诉讼法确无“证人型第三人”，更准确的概念是“辅助型第三人”，其陈述有证言性质，需与更多证据互相印证，才能被法官采信。

王成忠被认定“故意违反法定程序”，就在于李国辉被错误定为第三人。王成忠辩称第三人是一审追加的，即便这种追加程序违法，只要不影响裁判结果，二审不必也无法纠正。

法官该不该“依职权调查”

“当了二十多年的法官，如果再让我去审判（林权案），我还会采信600万元协议。张成忠、李成忠去办，仍然是这个结果。”王成忠当庭表态。

几个月后，同是辽源中院审理林权案，另组合议庭作出的再审裁定为，撤销原两审判决，驳回郭永贵的起诉。

再审裁定可谓“连根拔起”：郭永贵不是案涉林地实际权利人，与郭长兴之间互不认识、无经济往来、无民事争议，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

王成忠在受审时曾表示，根据物权法，林权属不动产物权，职能部门颁证注明的权利人为所有人。郭长兴主张案涉林地原实际所有人为李笑岩，但林权证登记人为郭永贵，应认定权利人为郭永贵。

“郭永贵是林权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从法律上看，他是形式上的所有人。形式所有权人提起诉讼没有问题。”张卫平告诉南方周末，“如果从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他是虚假的所有人，那是刑事案件的情况，是民事案件之外的问题。”

至于60万和600万哪个可信，再审未予明确认定。

西安区法院开庭时，公诉人曾质疑，两份协议价款相差十倍之大，为何不依职权去鉴定。

王成忠回复，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鉴定；只有在当事人行为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等特殊情形下，法院才能依职权调取证据，否则对相对的当事人不公平。

民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认为，林权案涉及当事人、代理人、利害关系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在协议真假存在巨大争议情况下，法官纯粹从说理、推理而非事实的角度（审案）是有瑕疵的。

案涉林地价值究竟是接近60万元还是600万元，“这是法官依职权很容易取得的，但是法官根本就没去做。”刘凯湘说。

张卫平则认为，“依职权调取证据不是法官的义务。实践中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也很少依职权调取证据。”

错判不一定枉法，枉法判例不多见

法官王成忠的专业自辩，基本未被采信。

西安区法院一审认定，王成忠故意徇私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故意违反法定程序，作出枉法裁判。

“从公诉机关给出的证据链中，王成忠是有选择地挑一些证据采信体现得比较明显，但是尚不足以认定其是基于私情而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更难以认定其是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特别是对后者在判决理由中一带而过，这是一审判决书中的缺失之处。”刑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说。

王新还注意到，王成忠有向合议庭成员“打招呼”的行为。他认为，在确认过错基础上，应区分王成忠是重大疏忽和主观故意，这是决定民事枉法裁判罪成立与否的最重要问题。

同为刑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则认为，王成忠在审理林权案中虽不排除被“打招呼”，有该调查的事实没调查，有该采信的证据不采信，但“作为法官工作上有点粗糙，还没到给他定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标准”。

按照刑法第399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属于故意犯罪，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成立。

学者们的共识是：在民事审判中，法官错判不一定就是枉法，有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举证不力，也有可能是法官对法律有不同理解或自身水平不足所致。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应予立案的情形共有六类。

有三类主要看枉法裁判结果，即①当事人自杀等恶果、造成②个人或③法人等组织重大经济损失（均有具体数额要求）。

还有三类主要看枉法裁判行为，即④伪造、变造材料、证据，制造假案，⑤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录，⑥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故意错误适用法律。

王成忠案涉及第二类和第六类。其中，刑事一审排除了被害人蒙受经济损失的情况。

多名受访学者告诉南方周末，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单独以民事枉法裁判罪获刑的案件并不多见，民事枉法裁判通常伴有受贿、伪造、变造证据等行为；而因同一民事案件两名法官被控有罪的情况更是罕见。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南方周末以“枉法裁判”为关键字检索，只找到16个刑事案件。其中，多数案件为对法官提起的自诉案件（均被裁定不予受理），或以法官枉法裁判为由提起的申诉案件（均被驳回）。只有2例为公诉的民事枉法裁判案件。

“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本身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张卫平说，如果仅因为一名法官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错误就追究刑责，以后就会没有法官敢审理案子。如果法官受了别人的请托，违反办案规则，也先是违纪，而不一定构成刑事犯罪。

“涉及金副院长，这个事影响很大”

林权案的二审，原本不由王成忠负责。

郭长兴上诉到辽源中院后，案件通过分案系统自动分给了民四庭法官赵艳霞。公诉人指控称，辽源中院干警金宝华先请托王成忠，后经运作，把案件调给王成忠。

金宝华是李笑岩的妻子，她的堂哥金宝岩则是时任辽源中院副院长，分管立案庭。

金宝华承认，因赵艳霞与堂哥金宝岩关系不和，她找过中院立案庭庭长关大力帮忙，不要将林权案分给赵艳霞，“其他人均可”。

辽源中院立案庭、审管办、民四庭三部门共有五人出具证言说明调案过程，都未提及王成忠参与其中。这些证言均经过被告和辩护人的当庭质证。王成忠认为，这些证言证明他被动接受了分配。但刑事一审对前述证言的证明力未予认定。

接案后，审判长王成忠觉得事实比较清楚，就是证据采信的问题，打算书面审理。郭长兴的代理律师吴迪则认为，一审审理不公、事实不清，因此分别约见王成忠及其主管领导李平，要求二审开庭，并反映金氏兄妹干预了该案的一审。

“涉及金副院长，这个事影响很大。”王成忠向徐昕回忆，他立即向主管院领导李平汇报，“说郭长兴正在告。”

王成忠转述李平当时的分析：“咱们要维持（原判）的话，郭长兴肯定要申诉上访；不维持的话，这边是院长，人家有理的事，你给他整错了，咱也没法交代，得慎重处理。”

此后，王成忠将书面审理改为开庭审理，并向李平书面汇报。李平在《案件基本情况表》的信访风险评估处签批：信访风险极高，注意做好息诉工作。

前述“打招呼”说法，则来自林权案二审合议庭的另两名法官王诣渊和王涛。

王成忠承认，他向王诣渊和王涛告知过案件背景，是因为该案涉及信访和法院领导。而两位同事在作证时称，肯定是上头打招呼了，王成忠“给我们提个醒”，要照顾“金院长家属”。

王诣渊表示，庭审过程中，针对案件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完全按照主审法官王成忠的意见审理”。

王涛承认他对王成忠的话“并不在意”，但又表示，“王成忠说这是金宝华家的案子，主审法官王成忠怎么判，我们就随着他了，就是陪着走个过场。”

刑事一审认定，王成忠“暗示”两同事在合议时要关照郭永贵，受人之托事实成立。

“这完全是二证人主观的判断，与我无关。”王成忠说。

最高法院关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易延友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都认为，王成忠的“打招呼”可能是请求“照顾”，也可能是提示风险。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指出，司法解释也规定“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王成忠的真实用意需联系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判定。

得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合议意见后，王成忠又向李平书面汇报，李平指示：该案林地价格有严重争议，代理人从中又有借款矛盾，望合议庭做好判后答疑。在是否提交审委会讨论一栏，李平签下的意见是“否”。

受审时，王成忠表示，下判之前他曾尝试调解，吴迪代郭长兴给案涉林地的报价为200万元，郭永贵一方表示最多只能让50万元即550万元，调解宣告失败。

徐昕的助理刘章告诉南方周末，王成忠开始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就说明调解一事，但讯问笔录里没有如实记载。

法院能否审判自家的法官

被认定为请托人的金氏兄妹二人证言，均未承认向王成忠说情。公诉机关也未指控王成忠因林权案收取好处。

最不利的证据，来自王成忠本人。

开庭时，公诉人用了7分钟才念完王成忠写的《悔过书》，但他对此不予认可。王成忠对前来会见的徐昕称，侦查机关曾不让他睡觉。

南方周末了解到，笔录载明，2017年9月3日凌晨3点，刚从纪委被移交至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的王成忠首次接受讯问。

“一般人早上三四点钟都在睡觉。”易延友认为，侦查机关应当拿出同步录音录像，证明被讯问人神态自然、表达流畅、逻辑清晰，否则只能认定为“疲劳审讯”。

最高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王成忠和一审辩护人韩帅没有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韩帅告诉南方周末，当时王成忠“不想把关系搞僵”。

因林权案栽了跟头的，不止王成忠一人。

2018年1月19日，郭永贵的代理人李笑岩因诈骗罪，被西安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王成忠一审获罪两天后，2月11日，同样在西安区法院，林权案一审主审法官张大庆出庭受审，罪名同样是民事枉法裁判罪。

张大庆的辩护人张雪海告诉南方周末，张大庆案目前尚未宣判。刑诉法规定，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若要延长审限须经批准。

2018年5月4日，徐昕前往辽源市纪委监委。王成忠最初先从法院被带到纪委办案地，然后才移送侦查。徐昕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反映王成忠案的问题特别是程序问题。该案二审确定由辽源中院法官史震审理，合议庭尚未组建。徐昕提请史震自行回避，但还未收到回复。

刑诉法规定，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辽源中院审判王成忠显然是不妥当的。”陈永生分析，同事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有可能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王成忠案的一审，由辽源中院指定西安区法院管辖。

“起诉时应该想到，这个案件一旦上诉或抗诉，就会到法官所属的那个法院。”张建伟说，王成忠案坚持在本地起诉、本地审判，是个“非常怪异的司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