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公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之路，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旧警察有本质区别」

新中国成立前夕，各个解放区已相继建立起公安部门。不过，各地公安机关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各不相同，公安队伍的分布也不均衡，缺乏统一的编制与配置。在此背景下，人民政府公安机构的中央机关于1949年11月5日正式建立。

从建立过程来看，新中国没有直接利用旧有的行政警察机构，而是全面打碎反动的军、警、宪、特组织，综合性地建立全新的人民公安机构。

1949年2月2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的谭政文在警察局接管仪式上，指出了旧警察与人民公安的本质区别：“旧警人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人民公安是保护人民的……旧警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工具，人民公安是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在给中央人民公安干部学校学员作时事报告时专门强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使国家安全建设，创造消灭阶级的条件，这是很光荣的……在反革命的面前讲仁慈才是最不体面的事，结果会牺牲人民的利益。”

北平市伪外三区警察分局完成接管不久，有群众报案称财物被盗。分局局长慕丰韵分析现场情况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作案。由于旧时“警察同小偷是一家”，慕丰韵便找来伪外三警察分局刑警队长，限期三日破案。果然，伪刑警队长在三日后抓回了小偷。

之后，慕丰韵又命令伪刑警队长：限期一周将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集中到指定地点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不到一周，40多个小偷集中到指定地点、交代了犯罪事实，甚至还吐露了偷东西的“绝活”。分局警察又将这些手段公之于众，告诉群众提防小偷。

1956年，民警向失窃的居民返还被盗财产。

除去与旧警察在性质上的截然不同以外，人民公安开展传统的巡逻、刑侦，还肩负起保卫、社会工作与预防等公共职能。

这一时期，人民公安先后开展了包括禁烟、禁毒、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收容改造乞丐、取缔反动会道门、打击封建把头和镇压反革命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

归根结底，人民公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不断努力奋斗。

「推行“纠正违章先敬礼”」

新中国成立初期，正规警察的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性治安力量发挥积极作用。比如，上海在建立农场、收押罪犯时，就特意开展了军（警）民联防工作。“当地民兵与群众协助农场抓捕犯人，川东分场的逃犯大多是民兵和群众捕回的。”

1951年初，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全国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发动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5月8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求，各地普遍地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

1952年8月，公安部发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明确治保会的性质、宗旨、组织设置、人员构成及具体任务，并对治保会职权作出规定，同时为治保会成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自此，治保会作为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桥梁，作为公安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部门，开始在全国得到统一发展。

1957年，社区民警对市民来信内容进行记录。

与此同时，对于不利于警民团结的不当执法行为，有关方面也积极进行整改。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自行车和汽车逐渐多了起来，随之变多的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但一些交警在纠正违章时态度较为生硬，不是训斥，就是扣执照、扣车子。罗瑞卿发现这一现象后强调，人民警察应当尊重人、有礼貌、文明执勤。由此，北京交警开始推行“纠正违章先敬礼”的新风尚。

全国媒体也积极报道和介入相关的政治教育、执法监督工作。例如，《人民公安》开设“人民警察是人民勤务员”“红旗飘扬”“读者来信”等专栏，积极反映全国人民对人民公安的期待与建议。再如，《解放日报》鼓励读者发表意见，随后将其转给警方。

对此，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感慨，国民党警察“即使不那么具有干涉性……相比之下，他们仍然更疏离人民，并无视公共舆论”。

（作者：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刘珞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