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笔者读初中，学到“陈桥兵变”这段历史时。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天真地以为赵匡胤当真是“无辜”。被部下胁迫着黄袍加身，不得已当了皇帝。

可这段历史实在是太“打脸”了。后来无数的史料证明，这是一场赵匡胤集团精心策划的兵变。而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浮现在脑海——

赵匡胤为何不直接在开封城内发动兵变？反而要到陈桥驿绕一大圈后，再回城发动兵变？

就当时赵匡胤的绝对优势而言，他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出城，在城内就可以直接干了……

比如，当时后周禁军两司之一的殿前司：最高指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

这其中，赵匡胤“常以兄事”慕容延钊，彼此关系友善；石、王二人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也就是著名的“义社十兄弟”的成员。基本上，殿前司这一支军事力量，掌握在赵匡胤手中。

再来看另外一支禁军侍卫司：侍卫司最高指挥都指挥使李重进；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侯韩令坤；马军指挥使高怀德；步军指挥使张令铎。

这其中，李重进在周世宗去世一个月后，保留侍卫司的官职，外调为淮南节度使，出镇扬州；都虞侯韩令坤与赵匡胤年少时“尝博土室中”，二人可算幼时的玩伴；而高、张二人与赵匡胤的关系均极为密切，且一年后均与赵匡胤结为姻亲。

唯一能对赵匡胤构成威胁的，则是侍卫司副都指挥使韩通。史载韩通“性刚愎，颇肆威虐，众情不附，目为韩瞠眼”。其子韩橐驼，见赵匡胤颇具人望，屡次劝韩通“早为之”。李重进外放后，韩通成为侍卫司名义上的最高指挥，但自韩通以下，多数是赵匡胤集团的成员充任侍卫司的中下层官员，韩通逐渐被架空。由此，禁军两司逐渐为赵匡胤所掌控。

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时期，禁军作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其作用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主要因素。譬如后周的创建者郭威，就是通过禁军的拥戴，推翻后汉，建立后周。

那么，赵匡胤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形势下，为何不在城内直接兵变，反而要出城后再回来呢？

我们不妨把时间拉回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看看在周世宗弥留之际，他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之事……

周世宗柴荣

后周显德六年四月，正在北伐燕云的周世宗突然“不豫”，遂整军南撤，返回京师开封。从显德四月丙午“上不豫”到六月癸巳“崩于滋德殿”，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周世宗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身后“主少国疑”的形势，安排一个稳固的政治结构，以避免后周权力结构的崩塌。

如果我们考究五代历朝的政治格局会发现，能够对身后辅政格局，进行长远规划的皇帝少之又少。到了周世宗时期，五代时期的各种劣根性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观念，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周世宗要想保证后周不会重蹈“后汉”的覆辙，就需要一套能够牵制多方，涉及政治、军事多方面的政治平衡结构。

周世宗安排的辅政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藩镇、文官、禁军。是一套三角形的政治体系……

先说藩镇，就在周世宗去世的同月，立符氏为皇后（宣懿皇后女弟）。事实上，这已经是周世宗的第二位符氏皇后（宣懿皇后符氏在周世宗征淮时，以忧成疾而崩）。病危之际，匆忙立后，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世宗此举，意在通过立符氏为后，以此来笼络其父符彦卿。

其时，符彦卿为后周天雄军节度使。天雄军节度使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是魏博节度使这个名字，肯定听说过。没错，天雄军节度使也就是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军。

自中原王朝的国家重心移至关东，契丹成为中原最具威胁的外患，河北成为国防重心，魏博地区乃是汴、梁、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最关键的一点，在五代十四帝中，如果除去周恭帝年幼无政治能力外，真正算是皇帝的只有十三位，而其中曾任魏博节度使的就有六位。可见，魏博节度使与皇权具有十分微妙的关系。

而周世宗在病危时立符氏为后，就是要符彦卿在其死后以外戚的身份来拥护后周政权，作为保证地方稳定的一个表率；也借助符彦卿地方上的军事势力与名望，达到对中央的一种监督作用，从而与中央形成一种牵制关系，以此保证幼子宗训统治地位的稳固。

次说文官，对于宰臣的安排，周世宗主要以范质、王溥、魏仁浦以及王著为宰臣。他们成为文臣辅政格局的权力核心。

范质，史言“质性卞急，好面折人。廉介自持，未尝受四方馈遗”；王溥，史言“溥性宽厚，美风度”，为了自身的名誉，不断地劝其父致仕，招致其父“举大梃将击之”；魏仁浦，出身小吏，却是一个有治国方略的人才。

而王著则是“少有俊才，性豁达、无城府”颇具人望，是周世宗首选的辅政之人！

从这四人来看，似乎都不具备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潜质。彼此之间互为协调，但又左右牵制，防止了独断朝纲的可能性，是一套相对稳固的政治体系。

再说禁军，世宗北伐途中，捡到一块写有“点检做”的木牌。不管这块木牌是李重进或是赵匡胤的把戏，但其最终导致郭威的女婿张永德，在周世宗临终前，罢去殿前都点检的职位，加官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解除了兵权。世宗改拜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由此一跃成为殿前司最高指挥。

禁军分为殿前、侍卫两司，本意旨在互为牵制。在殿前司以外，郭威的外甥李重进为侍卫司都指挥使，统领侍卫司禁军。而此时的侍卫司内部中高层官员中，除马步军指挥韩令坤是赵匡胤的“发小”以外，其余诸将皆非赵匡胤一系。甚至很多人与赵匡胤势同水火。

由此，禁军两司由于分属不同的人统领，且彼此之间互不交融，使得包括赵匡胤在内的禁军将领不能形成自己独当一面的势力，互相牵制、彼此掣肘。

周世宗通过分割多个领域的权力，使权力避免集中于一人之手。在周世宗看来，为幼主部署这么一个政治格局，正是他考虑到自己以前的亲身经历和幼主对未来朝政的无力驾御。因此，当这个政局中的中央禁军、宰臣、地方势力等都已对皇权构不成直接威胁时，那么未来幼主的政权就可以稳固了。

有人说“越复杂的计划漏洞越多”，这话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在某些微妙的平衡关系结构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很容易使互相牵制的机制很容易遭到破坏，只要辅政格局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格局都必受波及。而这时往往握有军权的将领通常是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还没等周世宗去世，这个看似稳固的三角权力体系，就开始出现裂缝。而问题首先出在文官宰相和禁军将领之间……

《资治通鉴》中关于世宗显德六年六月癸已日，有这样一条记载：

“上（周世宗）以翰林学士单父王著，幕府旧僚，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无度而罢。癸已，大渐，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联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和范质一共沮废周世宗遗命，阻止王著入朝的是谁？《资治通鉴》没有言明，更不敢言明！整个有宋一代的史书中，无论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还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均对此闪烁其辞。

可是当元人修《宋史》时，没有了本朝人的思想障碍。在《王著传》中直言“太祖与范质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相，是首相的意思，也就是居于范质之前的宰相。

真相显而易见，赵匡胤与范质同时受周世宗临终托孤，世宗言明要以王著为首相，范质与赵匡胤二人，隐瞒了这一遗命。

范质阻止王著入朝，显然是要保住自己首相的位置。而在赵匡胤看来，王著一旦入朝，将成为其夺权的主要障碍。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入宋以后，王著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呼号着周世宗的名讳，嚎啕大哭。甚至在夜半更深之时，醉叩宫门（也不知道他敲开宫门，是不是要和赵匡胤正面对峙）。总之，赵匡胤在容忍了王著三年后，直到建隆三年，见其“怀念世宗”之心仍不改，方不得不断然予以处置。

“王著事件”成为扭转赵匡胤势力的关键所在。范质的那句“慎勿泄此言”成为他和赵匡胤之间一条不可公开的关系纽带。世宗去世，恭帝登基后，在范质的默认或是许可之下，在禁军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

显德六年，七月十七。此时距离周世宗去世，仅过去了二十八天。以小皇帝的名义，诏命侍卫步军都指挥袁彦为陕州节度使，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后来的事情证明，解除袁彦的军职很有必要，赵匡胤登基后，袁彦曾“缮治甲兵”准备反抗。

袁彦之后，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马步军都虞候（三把手），赵匡胤的亲信高怀德、张令铎相继升任马军都指挥使、卫步军都指挥使，占领了侍卫司的中下层军官。

两天后，七月十九日。一直不受待见的李重进，外放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虽然保留了侍卫司都指挥使的职位，但实则已无权指挥侍卫司，权力移交副手副都指挥使韩通。但其时，赵匡胤一系的成员已经逐渐渗透进侍卫司。

而赵匡胤所在的殿前司内，慕容延钊充任殿前都点检；“义社十兄弟”的重要成员石守信、王审琦，相继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侯。殿前司完全掌握在赵匡胤的手中。

在两司禁军中，唯一有可能对赵匡胤兵变产生影响的，只有韩通了。而从韩通的诸多行径来看，赵匡胤一旦兵变，韩通将是最为坚决的反抗势力。所以，韩通是不能留了……

而除了韩通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也是赵匡胤发动的兵变的重要阻碍—范质！

“王著事件”虽然只是隐藏于赵、范二人之间的一个密约，但实则是一个影响多方因素的重要隐藏事件，对范质而言，亦是如此。

我们不妨站在范质的角度来看：阻止王著入朝的原因，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就是首相的位置。就当时来看，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他没有必要真的融入赵匡胤的政治集团，因为即使赵匡胤兵变成功改朝换代，而他自己能获得的最高位置，还是目前首相这个位置。

而实际上，此时在赵匡胤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文官。其中以后来著名的赵普、沈义伦、吕余庆等人为首，成为赵匡胤的职业幕僚，一旦赵匡胤登上皇位，大概率情况下，首相的位置不会轮到范质。这一点在宋朝初年的政治形势中，也的确证明了。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确保后周的统治能够持续下去，自己的地位才不会动摇。一旦改朝换代，范质的地位只会下滑，不可能再上升了。

所以，可以确定范质会和韩通一样，成为阻止赵匡胤兵变夺权过程中的主要阻碍。而实际上，在显德六年的禁军人事变动中，范质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则另有一条暗线，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赵光义的夫人符氏的“裙带路线”。

符氏与周世宗的符氏皇后同为姊妹，是符彦卿的六女儿。显德中期，赵匡胤为赵光义寻得这门亲事。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早在几年前，赵匡胤就很可能在有意的布局。

欧洲中世纪历史告诉我们“附庸的附庸不等于我的附庸”；而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亲戚的亲戚不等于我的亲戚”。

赵匡胤通过这条外戚路线，不仅以小皇帝的名义改变了禁军两司的人事安排。同时，被周世宗寄予厚望的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在此后的整个兵变过程，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对他而言，谁做皇帝，他都是皇亲国戚！

周世宗苦心孤诣安排的辅政格局，就这样在赵匡胤的“乾坤大挪移”下，彻底土崩瓦解……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安排，都在赵匡胤的掌控之中，但仍然有两个问题，赵匡胤无法解决！

其一：是如何获得合法的调兵权；要知道，五代军制演化到后周时期，已经日趋成熟。特别是到了周世宗时期，宰相的权力已经远超枢密使，在军事决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枢密院机构职能反而虚化。

周世宗去世后，调兵权主要集中在宰相范质和王溥手中。所以，赵匡胤要想发动兵变，无论如何要“骗”过范质，或是给范质一个不得不授受兵权 的理由，从而合法地获得调兵权，拿下禁军两司的最终控制权。

其二：也是赵匡胤为何不在城内发动兵变的重要原因；赵匡胤即使掌控了禁军两司，但实际上，在兵变前他对整个开封城的掌控很薄弱。

比如，显德七年初四，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城，逼迫周恭帝禅位于己。但整个过程其实很曲折，就拿赵匡胤如何进入开封城来说；

陈桥驿挥师回朝，欲到达朝廷逼宫禅位，必须穿越开封城的三重城墙: 外城、内城和皇城。陈桥驿在开封城北，入城之路以陈桥门最为便捷，故赵匡胤回师后直驱陈桥门，而看守陈桥门的士卒拒不开城门迎叛军入城。赵匡胤不得已转走封邱门，封邱门的守城士卒很“乖”，“望风启钥”迎纳叛军入城。

进入外城的叛军，没有直接选择从内城的北三门入城，而是绕道半个开封城，到达外城西南角的仁和门（旧宋门），在内应的接应下，顺利进入内城。

当叛军到达内皇城的宣祐门外时，则更为惊险，“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在遭到抵抗后，赵匡胤不得不放弃宣祐门，转从左掖门进入内皇城，完成对小皇帝的逼宫。

在千钧一发的兵变时刻，分秒的耽搁都可能带来局势的翻转，赵匡胤却饶了大半个开封城，才进入内皇城，可见当时他对开封城的掌控并不牢靠。贸然在城内发动兵变，很可能会被瓮中捉鳖，闷死在开封城内。

那么，赵匡胤要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他和他的幕僚都想起了九年前的一件事……

后汉隐帝乾佑三年（950年），北方军报“契丹深入”。时任枢密使的郭威率军北征，在澶州发动兵变，打回京城，自立为帝。作为这场的政变的亲身经历者，赵匡胤看着郭威在台前指挥表演。

九年后，当赵匡胤成为导演时，他觉得跑到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实在太远了，长途行军容易引起士兵的焦躁心态。开封城东北的陈桥驿，是南下开封，北上河北的关键驿点，且毗邻黄河，待慕容延钊的前军渡过黄河，自己旦夕之间就可以返回开封，实施兵变。

于是，就有了宋史开篇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显德七年初一，“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

关于这条被无数次证明的假情报，难道当时的范质就没有怀疑过吗？关于这一点，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断；范质应该是怀疑过这条军报的真实性！

首先，赵匡胤此前的小动作范质都看在眼里；其次，就在半年前，契丹刚刚结束与后周的作战，短时间内何以重整兵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过程，范质也都亲身经历过。如今，赵匡胤新瓶装旧酒，又来一次，范质一定会有所怀疑。

那为何范质依旧还是给了赵匡胤兵呢权？首先一点，当时正值春节，范质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验证这条军报真伪！其次，开封与河北之间毫无屏障，如果军报是真，倘若真延误了军机，契丹骑兵转瞬即至。亡国灭种就在顷刻之间（可以参考后来的靖康之变），这个历史责任，范质是负不起的。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范质硬着头皮，也要发兵。

也就无怪乎，当得知赵匡胤率军回城时“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而更为吊诡的，则是次相王溥的态度“噤不能对”，他似乎对突如其来的兵变有着不同的反应……

而与此同时，骤闻巨变的韩通，往外奔走，欲引兵抵抗，路遇王彦升。王彦升跃马遂至韩府。“遂杀之，并其妻、子”。奇怪的是，王彦升似乎是有选择、有计划地诛杀，只杀其子不杀其女，杀子亦是杀长不杀幼。这更像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清除政敌的特别行动。

晋升为皇帝的赵匡胤，似乎有意讽刺一些前朝的旧臣。登基伊始，先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嘉奖其“临难不苟”。而在正月的嘉奖序列里，根本没有范质。直到次月，一切事宜安排已毕，才想起为范质加官侍中，并且顺手还罢免了他枢密使的职务。

而百忙之中赵匡胤也没有忘了宣祐门和封邱门的守卒士兵；宣祐门陆、乔二卒长率众抵御叛军，叛军入内皇城后，陆、乔二人宁死不臣，自缢而亡，宋朝政府特令表彰。

而那些“望风启钥”迎纳叛军入城的封邱门的守卒，在兵变成功后随即被以不忠不义之名斩杀。不可不说，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五代后周禁军考述》、《后周遗臣与宋初政治》、《论陈桥兵变》、《略论周世宗安排的辅政格局》、《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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