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出身清华园，“一二·九”运动时即是北平学联骨干，若从政无疑有老资格，可他偏偏钟情学术，虽因“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斗争批判，从老革命到知识人，九死一生，风骨不泯。由于秉笔直书，诸多学界神话被赵俪生一一戳破，如有人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在赵心目中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是清华大学，“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外语系主任和电机系副主任，全靠着一本美国念书时所记笔记本念了几十年。旁听中文系课程，赵对俞平伯尊重不起来，讲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30页）。

钱理群说，“我注意赵俪生先生写王瑶先生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们那一代学人是在几个战场中成长起来的，一是枪炮战场，这个战场应该包括后来的阶级运动；第二是思想战场，第三是精神战场，最后他说了一个人际关系战场。”通观全书，可知在人际关系战场，赵俪生负多胜少，当是性格使然。有学生回忆第一次听赵俪生讲课，到最后，他用京剧《打棍出箱》里范祖禹一句唱词概括自己一生：“我本是一穷儒哇——太烈性！”“太烈性”难免吃苦头，同时显风骨。1948年底，北平即将解放。华北大学讨论进北平后如何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有人主张高校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会场上鸦雀无声，赵俪生跳了出来，语惊四座：“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如果赵俪生就此打住，倒也算不上捅马蜂窝，偏偏赵俪生提高嗓音加了一句：“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三天后，赵俪生接到通知，调离华北大学。

在北京科学院工作期间，因看不惯郭沫若拍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于立群也搬一把椅子坐郭身后帮腔，说三道四，赵俪生愤然给《人民日报》写信，未获支持；又对郭沫若一篇文章提出意见，郭不高兴。赵俪生一气之下，连写三封辞职信，带有挑战意思，径送给院长室秘书，得到批准。“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上是愉快的”（124页）。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滚滚向前，很多人开始尚不乏书生本色，棱角分明，可惜渐渐身不由己，从思想到行动，棱角模糊乃至消失，变成一块块卵石，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面对同一种时代环境，人们可以抱怨外力不可抗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毕竟有赵俪生这般人物，在历史漩涡中奋力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尽管人属凤毛麟角，其标本价值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