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能不断地为古史(包括科技史、艺术史等)的研究和地方史志的编纂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青墩遗址出土的这类实物资料，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项：

一、江北最古老的“干栏式”木构民居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 出地面的房屋。我国上古传说中说，有巢氏为避免族人遭野兽侵袭，教民构木为巢，从此就有房屋。虽然有巢氏其人不一定存在，但干栏式民居确应是从原始的巢居发展而来的当无疑义。

干栏式房屋建筑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古代民居中为常见建筑形式之一，一般多建在临近湖沼、地势低湿、气候炎热且雨水较多的地带。由于气温高、湿气大，加之野外常有毒蛇、野兽出没，危害人畜，于是干栏式建筑也就应运而生了。干栏式房屋建在木栏架上，一般离地2米多高，人在上面既可防潮散热，又能防御毒蛇野兽；下层还可以圈养家畜。

我国的干栏式建筑房屋是南方的百越先民首创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 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现在仍是我国南方一些省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傣族居民较普遍 的住房。

海安青墩遗址下层有9个探方发现了不少数量的保存尚好的建筑木构件和柱洞遗迹。其中建筑木构件有木桩、圆木条和木板等。在第15号探方内，即发现木桩和圆木条达32根之多。木桩的下部多数从四面砍削成圆锥形，少数从一面砍成陡直的斜面。这些木桩一般都竖直地插入最下层的青沙生土内。圆木条和木板也是当时人们加工了的建筑构件，有些圆木条端部还有砍凿出来的卯榫。可以判断，竖立的木桩可能是当时干栏式房屋的下部木架结构部分；圆木条和木板则可能是屋顶、墙壁和地板的残余。

在我国长江北岸发现的五六千年前的干栏式建筑，在我国史前考古上尚属首见。它对研究我国远古时期民居的类型、分布和演变具有一定的价值。根据青墩遗址发掘报告附录的孢粉鉴定报告对青墩下层孢粉鉴定的结果说：“(采集的孢粉样品)整个组合反映为森林草原植被类型，气候显得比较温暖、潮湿，其地层时代属于全新世大西洋期之末。”可以说这样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正是产生干栏式房屋的主要原因。

二、亚太地区最早的回旋镖(Boomerang)

说起回旋镖，人们非常自然地会想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最常使用的一种奇异的狩猎工具和武器。它还有“飞镖”、“回旋刀”、“飞去来器”等名称，是澳洲土著文化最典型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作为悉尼 2000年奥运会标记的“新世纪的运动员”图标，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被大家所熟悉的澳洲典型的形象物品及色彩传统来构成一个以举着火炬的运动员形象为主题的标志。如果把这一标志拆散，由上至下不难看出悉尼歌剧院的外形曲线被用来表示火炬，而太阳、岩石表示头部，土著的回旋镖图形则被用来表示运动员前后摆动的双臂及奔跑着的双腿。

回旋镖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被投掷者用力掷出去后，从其出发点快速飞出去再飞回来的，是澳洲土著人主要用来把飞鸟赶进网里的工具。这种回旋镖后来经过改进发展成一种杂技艺术，“飞去来器”指的主要是这一种；另一种是投掷出去后不再飞回的，它比较厚重长大，但弯度小些，是用来猎取袋 鼠和蜥蜴的武器。

海安青墩遗址出土了6件回旋镖，其中4件整齐地叠在一起，作为随葬品埋在一座墓中。同墓中还出土骨箭头13枚。死者被鉴定为成年男性，可见死者是一位精明的猎手。青墩出土的“飞去来器”全都是用麋鹿犄角制成的，有3个自然分叉，全器一面磨平，另一面保存原来的凸面，3个端部都磨出了扁刃。这些形制特征，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回旋镖基本相同，只是采用的材料有木制和角制的不同而已。

青墩的“回旋镖”是用麋鹿角制成的，所以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有关麋鹿的情况。麋鹿，俗称 “四不象”,是中国特产的世界珍稀动物，以它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身似驴而得名。是古代生长在我国中原和东部、东南地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海安、如皋一带滨江面海，境内河港很多，芦苇丛生，麋鹿、 野猪、野鸡成群，自古以来就常有人到这里猎射，春秋时期即是著名的射猎场所。青墩遗址文化层内出土了大量的鹿骨、鹿牙、鹿角和鹿角制作的镞、匕首等武器。这就证明了狩猎仍是当时青墩人重要的经 济生活来源。麋鹿是青墩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作劳动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来源。

青墩出土的回旋镖属于珍贵文物，为避免受到损伤，对其使用性能至今尚未进行过模拟试验。但从其体型、厚度和重量等方面考虑，当属前述第二种回旋镖——即用来狩猎，投掷出去不能飞回的那一种。

青墩遗址发现的回旋镖在我国尚属首次，可确定为6000年前的青墩人所制造和使用，是目前亚太地区已知最古老的这类狩猎工具。

三、穿孔石斧的柄的安装

在长达30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有漫长的299万年左右处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的是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简单的石制工具。直到1万年前左右，即从中石器时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才从单纯的狩猎和采集经济 发展为畜牧和原始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石器的制作由打制发展为磨制，还发明了穿孔技术，石器的用途和类别也越分越细，创造了复合工具和弓箭。所谓复合工具一般是讲将工具装上木质或其它质料的长柄。这样的工具使用起来，就等于延长了人臂的长度，可以延伸攻击距离和范围，加强攻击的力度，提高劳动效率，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穿孔石斧就是复合工具中的一种。

穿孔石斧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有发现，特别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普遍，国外的史前考古报道中也屡见不鲜(如欧洲史前时期的凯尔特人等)。毫无疑问，穿孔石斧必然是装柄使用的，而柄一般都是木质的。这些穿孔石斧埋藏地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木柄早已腐朽无存了。因此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穿孔石斧的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穿孔石斧和柄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弄不清这个问题，以致以往的考古报告中常有将其误称为石铲的。

考古学上出现的疑难问题，往往需要我们通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并寄希望于考古新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略论古代石器的用途和定名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六集)一文中，根据这种工具在墓葬中多横放在死者的身侧和腹部等位置，并参考河南省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鱼鸟石斧图的彩陶瓮和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刻有带柄石斧形象陶尊等资料，肯定这是一种横向装柄的工具和武器，定名为穿孔石斧(或石 钺),订正了有些人将其定名为“石铲”的错误。但遗憾的是临汝阎村或莒县陵阳河带柄穿孔石斧的形象，只是仅具轮廓而己。对于斧和柄到底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仍是茫然无知。

青墩遗址出土的带柄穿孔陶斧，拨开了笼罩在考古学者心头的迷雾，多年的考古之谜终于解开了。

这件带柄穿孔陶斧出自第十号探方的中文化层，泥质红陶制成，长18.4厘米，重70克。其大小估计约为原物的四分之一左右、全器可分为器柄和穿孔斧两部分，柄的横截面为椭圆形，前粗后细，前端翘起，有浅槽可嵌入穿孔斧。槽后有3孔，可穿绳缚住穿孔斧使其固定在槽内。柄后端作半月形，并有三角形穿孔。弥足珍贵的是，这件带柄穿孔陶斧完全是比照带柄穿孔石斧，按照精确的比例，精心捏塑的。从其比例的精确、整体造型和细部处处追求逼真效果的处理，如将其看成一件精美的史前泥塑工艺品，实不为过。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当时青墩人这件带柄穿孔陶斧的真正用意所在，不知是玩具还是显示权势的象征，但仅就这件遗物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因为它制作得非常逼真，虽然它并非广泛使用的实用工具，但确确实实为当时穿孔石斧的装柄方法及其柄部的具体形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物证据。也正因为它所具有的极高的科学价值，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宝),为南京博物院珍藏。

四、神秘的刻纹鹿角

在考古发掘中，各种类型和不同造型的遗物会提供给人们古人类史研究许多重要的资料，而涂绘和契刻在遗物表面的图案和符号，尤其是那些比较抽象的刻画符号，它们可能包含有很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可能是反映或记录了某种具体事物的符号或原始文字，也可能表示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如与占卜有关的巫术，甚至是史前人类哲理思维的体现等。但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真正含义，往往是很难一下子被人们所认识的。所以在它们刚刚被发掘出来时，往往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才逐渐将那些鲜为人知的、隐藏得很深的古人智慧的信息破译出来。青墩遗址就出土了一些带有神秘刻画符号的遗物，考古发掘报告对这些资料作了忠实具体的报道。未曾想到这些资料一经公布，即受到国内一些著名专家的青睐。经过专家们研究，竟从中得出让人意料不到且令人震惊的结论。

下面我想重点介绍一下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性效应的两件带有契刻符号的鹿角枝。“其一表面刻有11组平行的细划纹，每组三、五、六、九划不等；另一件 刻划有五组平行线纹，每组四至五划，两组平行线纹之间有两组顶端相对的复道人字纹，每组也由四至五划组成"。

要弄清这两件刻纹鹿角为何如此受到重视，那就要从著名的“安州六器”说起。我国北宋重和元年(1118),湖北安陆出土了6件西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北宋时安陆归属安州，故这些青铜器被称为“安州六器”。其中“中鼎”的56字铭文的最后两字字型奇特而被称为“奇字”。字形似由六个数字形符号组成，历经近900年竟无人识得。郭沫若曾认为是“中”的族徽(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唐兰则直言是我国已经遗失的古代文字。

我国著名的古史专家张政烺先生1978年11月末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在此基础上，他于1980年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四期),率先释读了这两个奇字，认为“中鼎”上的奇字是由6个数字组成的重卦(易卦中的一种，易卦中包括有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不同类别)。张先生的创见，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易》学被认为是东方哲学思想的精髓，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则是《易》学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之一。

当时张先生还不知道海安青墩出土的这批刻纹鹿角，在他原稿中并未涉及到这批资料。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后，老先生随即发现契刻在两件鹿角枝上的符号的形象特征，竟然和“中鼎”中的奇字有惊人相似之处，每一件的刻纹均为6个数字组成，同样也应属于易卦符号中的重卦。因此他随即在前述的论文之后加写了《补记》,阐述了他这一观点。指出“(这些符号)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此探索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继张政烺先生之后，陆续又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易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问题发表论文。1987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凡论述到有关周易起源问题的，无不对青墩这两件刻纹鹿角表示极大的关注。可以说青墩鹿角刻纹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易卦实物资料，已为学术界公认。

另外南通博物苑徐冬昌先生还对该苑采自青墩的带刻划纹或锥点纹的鹿角枝，发表了研究文章。文中也列有一件带6组刻纹符号的鹿角，也得出了这是“易卦的早期形式”的结论。

易卦的最早实物为什么会出自东部滨海地带的海安?此前已知这方面的早期考古实物资料主要为殷墟、周原的甲骨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中鼎”。殷墟是“盘庚迁殷”后的都城，根据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盘庚在位在公元前1300~1251年(共50年);“中鼎”被定为西周昭王时器，其铭文开头为“唯王十一 年…… ”。据《夏商周年表》,周昭王十一年为公元前987年。而青墩出土刻纹鹿角的下文化层为公元前3500~4000年，与殷墟甲骨和西周“中鼎”间的时间跨度达3000年之久。这其中到底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在时间上、空间上又是如何过渡的，恐怕还需要寄希望于在考古上有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还有两件刻纹陶纺轮，均出自青墩上层的17号墓葬内，系泥质红陶制成。一面刻有用细线条勾画出来的八角星纹。

八角星纹在我国广大地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发现的较为普遍。如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屈家岭文化、凌家滩文化、樊城堆文化等许多遗址中常有发现。八角星纹有绘在彩陶器上的，如大汶口的彩陶盆形豆、大墩子的彩陶盆；也有雕刻在玉器上的，如凌家滩的玉鹰和夹在玉龟背甲与腹甲之间的玉牌。但出土最多的还是刻有八角星纹的陶纺轮。青墩出土的两件刻纹陶纺轮上的八角星纹形状和其他遗址所出的基本相同。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之间有相通之处。

对于八角星的涵义迄今有多种解释，如太阳崇拜、史前织机、河图洛书、夏姓族徽、四面八方和四季八节等，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八角星纹在南美玛雅文化、墨西哥古文化和西亚古文化中也屡见不鲜。是巧合还是诸地的古文化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也是颇费斟酌之事。

（本文原载于《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1期  文/纪仲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