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在80年代，保守的衰退已经深深扎根在的西方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精致的老式画架风格开始复兴并被当作high-funk怀旧感的代表被推崇，这个时候艺术市场才开始第一次有点儿尊重我了。”

利维坦按：我们可以很轻易找到自上世纪60年代嬉皮文化兴起的迷幻艺术的几个常见特征。高对比与高饱和的色彩运用、径向或是重复的画面结构分布（类似于psytrance音乐中短促强有力的重复loop）、脱离现实的元素调度与重塑，种种刺激视觉的画面语言都只为形成”迷幻“二字所表达的观感。

这一波迷幻热潮与药物使用脱不了干系，但我们对迷幻画面的热忱开始于更早的时期。赫胥黎在《知觉之门》中阐述过一个观点： 先人对金属、玻璃、宝石等光学效应独特的材质有着暗藏在内心深处的亲切感，这在赫胥黎口中是身陷尘世的人们对于美好且迷幻的“他世界”的留恋。 借由一些助力（如吐纳修行、强光照射、进食特殊食物等），幸运者得以一窥他世界中的某一角，而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则是以画面记录下来，用以日后隔靴搔痒。

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些花花绿绿、充满着药物气息的迷幻美学从未像今天这般受人欢迎，也从未像今天这般受到曲解。2012年3月，《广告狂人》（Mad Man）中的老式摩登情怀穿越到了1966年前后， 呈现出“药物燃烧的味道溢满温室” 的波普艺术。4月，多诺万（Donovan）被收入摇滚名人堂，他所著的《香蕉皮》（Mellow Yellow）一书在同年发行。 这个结果对多诺万来说真是不赖，因为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这首歌讲的是怎样磕干香蕉皮磕嗨，事实上，这首歌写的是关于自慰器、关于“性”，而非“性、药物、摇滚乐”中的药品。

《香蕉皮》（Mellow Yellow）书籍封面。

《蕉流电：迷幻艺术大师》（Electrical Banana: Masters of Psychedelic Art）一书同样在2012年春季面市，作者是诺曼·海瑟薇（Norman Hathaway）和丹·纳德尔（Dan Nadel）。这本208页厚的书以海瑟薇与保罗·麦卡特尼的采访作为开场，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迷幻艺术家身上（这帮人从来不喜欢这个被用来定义自己的词汇）。2012年4月29日是个星期日，作家、平面艺术家盖瑞·潘特尔（Gary Panter）在纽约MOMA艺术馆讨论这本书并展示一些由某些艺术家提供的电影片段。

“蕉流电”取自多诺万的著名曲目之一（麦卡特尼为其演奏贝斯），这本书收录了7位有高度影响力的作家的作品和访谈，例如 已故的海茵茨·埃德尔曼（Heinz Edelmann），他为动画片《黄色潜水艇》构思和绘制景物人物形象 ，虽然在他书中描述自己对许多最常见的迷幻艺术形式“过敏”。还有横尾忠则，他的一部分拼贴画灵感来源于传统和服。 信不信由你，有些艺术家甚至从不使用药物。

海瑟薇说，“这本书最初收录了另外三到四位艺术家，但是其中几位半途而废。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我还挺高兴的， 因为通常大家提起迷幻艺术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爱之夏（Fillmore）”大巴士的那几位，总是韦斯·威尔森（Wes Wilson），瑞克·格里芬（Rick Griffin）和维克多·莫斯科思（ Victor Moscos）。但旧金山之外的地方同样发生了很多事。”

海茵茨·埃德尔曼为披头士乐队《黄色潜水艇》绘制的艺术作品中包含了歌曲《无处不在》（Nowhere Man）中的场景。

《蕉流电》中的第一位艺术家是海茵茨·埃德尔曼，他是一位捷克籍的平面设计师，住在杜塞尔多夫时，受雇设计《黄色潜水艇》，一部披头士乐队出品的动画作品。 让他苦恼的是，这部动画竟成了他的“杰作”。 毕竟，这是一个受毕加索、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和本·沙恩（Ben Shahn）等艺术家广泛影响的设计师，但是这次，人们在要求他为一部没有剧本的片子创作角色形象。

动画电影《黄色潜水艇》中的“坏人形象”Blue Meanies。

据埃德尔曼自己的表述，绘制《黄色潜水艇》是一段相当沮丧的经历，以至于他差点没完整地看过全片。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对纳达尔说，“我对每个人充满了憎恨，然后想着‘ 成，我要辞职，但我不会像个怨妇一样离开，我会直接摔门走人 ’。这就是我创作Blue Meanies（《黄色潜水艇》中的动画角色，象征世界上的各种坏人）时候的想法，一开始设想的是要把他们设计成共产者的样子，我一直想让他们赢得胜利，但是没能如愿以偿。”

马丁·夏普在1966年发行的《脑中飘荡》（Blowin‘ in the Mind）封面上对鲍勃·迪伦充的致敬，这幅画由丝网印刷，并结合金箔制作而成。

如果说埃德尔曼是不情不愿地涉足了迷幻艺术（“我不喜欢熏香的味道”，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么已故的澳大利亚艺术家马丁·夏普（Martin Sharp）则是一位活跃的艺术家，他十分欣赏来自旧金山的摇滚艺术家和漫画家罗伯特·克鲁伯（Robert Crumb）。在搬回澳大利亚之前，他曾经在伦敦居住了几年，甚至为《勇者尤利西斯传说》（Tales of Brave Ulysses）写过词，这首歌最终由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的奶油乐队（Cream）录制。

“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夏普和海瑟薇讲起了第一次与克莱普顿的会面，“我知道埃里克是音乐家，因此我跟他说，自己最近刚写了一首歌。他说他也刚写了些曲子，所以我为他填了词。”这首歌收录在奶油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雷迪塞尔齿轮》（Disraeli Gears）中，这张专辑1967年的封面是夏普根据封面大小徒手绘制的。

保罗·麦卡特尼用这架钢琴创作了《嘿，裘德》和其他人气作品，这架钢琴的图案由宾德、爱德华兹和沃恩公司设计并绘制。

其他的艺术家更像是艺术指导和流行音乐MV布景师。 达德利·爱德华兹（Dudley Edwards）是伦敦设计公司宾德、爱德华兹和沃恩公司（Binder, Edwards & Vaughn）的成员，该公司专门为顾客定制梳妆台、椅子以及其他家具。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家具变成三维油画的效果。该公司的第一批非家具作品之一是1960年的别克敞篷车，最后被奇想乐队（The Kinks）用在专辑封面上。 这张封面让他们在1967接到了保罗·麦卡特尼的订单。

奇想乐队《晴朗午后》（Sunny Afternoon）专辑封面，其中的彩绘别克车便是由宾德、爱德华兹和沃恩公司制作。

麦卡特尼在接受海瑟薇采访时回忆道：“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专辑封面的车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杂志》（Sunday Times Magazine）上，当时觉得很酷，所以我和他们取得联系，并问他们能不能聊聊。我们确实坐在一起聊了聊，我跟他们说‘ 我有一架小钢琴，希望让你们用同样的风格来装饰 ’。起初他们有点不愿意动手，但最终我说服了他们，他们测量了所有的数据和面板尺寸，做了一些设计。然后他们在钢琴上作画，完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作品。这架钢琴成为了我的迷幻钢琴，我用它写了很多歌，包括《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修补空洞》（Fixing a Hole）和《嘿，裘德》（Hey Jude）。这架钢琴在它最应该呆的地方——呆在伦敦、呆在我的音乐工作室里。”

马瑞科·敦哈姆受雇为奶油乐队首次美国巡演创作服装和吉他上的绘画。

如果说爱德华兹只是改造伦敦人喜欢的装置，包括给城墙绘制令人驻足观看、堵塞交通的壁画，那么马瑞科·敦哈姆（Marijke Dunham）和她的小组“愚人（The Fool）”可以完成所有的一切（乔治·哈里森的壁炉，约翰·列侬的钢琴），并将它们加以包装。

敦哈姆十分诡异地用最传统的迷幻剂作为其迷幻艺术作品的灵感。 “药物是很大一部分，”她坦率地向海瑟薇承认，并且辩驳说这是一种美学，“因为药物有了不好的名声。我的意思是，梵高画了那些非常不同寻常的画，并且从未提及药物，但是药物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因为很显然，他画中那些具有奇特流动性的线条明显就是药物的产物……当然，因为我不会为药物感到羞耻，所以我不会遮遮掩掩。这就是灵感来源。”

田名纲敬一不是顽童合唱团的粉丝，但工作就是工作，图为田名纲敬一所绘制的专辑封面。

同一时期的日本，田名纲敬一（Keiichi Tanaami）正在回忆二战期间他在东京经历的不安、伤痕累累的童年。 他为顽童合唱团（The Monkees）绘制专辑封面，但是他从来没听过他们的歌。他还为杂志绘图。到1968年，他在造访纽约的时候见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也到了杰佛逊飞机乐队（the Jefferson Airplane），他们让田名纲敬一的眼界大为开阔，后来，他为杰佛逊飞机乐队绘制了专辑封面。

田名纲敬一为杰佛逊飞机乐队所绘制的专辑封面，1967年。

他回忆道：“1968年我造访美国，当时这个国家里一片混乱——到处都充满了暗杀和抗议。那次我见到了像罗伯特·克鲁伯的作品那样的地下漫画。我还发现了情色报纸。它们都让我感到震惊。” 这次纽约之行催生了《花花公子》项目，其中一个形象“神奇女孩”是为日版《花花公子》专门绘制的。 “我深受‘超人’和‘神奇女侠’漫画的影响，”他告诉海瑟薇，“我在离大学最近的商店里看到的这些漫画形象。我最喜欢‘神奇女侠’了。”

横尾忠则十分反感从1964年日本奥运会衍生出的冷现代主义艺术。

与此同时，另一位东京的艺术家横尾忠则（Tadanori Yokoo）当时在制作色彩丰富和透视感深刻的密集海报。正如海瑟薇对他的评价一样，他“ 受到迷幻艺术的影响，但没有完全被它影响。他穿过它、影响了它，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

在《蕉流电》一书中，横尾回忆起遭到自己拒绝的提案（为《时代》杂志设计的封面，日本首相被带着美国国旗的领带绞着脖子），还有让他一直抗拒的影响（从1964年奥运会中衍生出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真正道路”）。他还回忆起自己错过的机会。

横尾忠则在1996年为时代杂志设计的杂志封面《很久以前》。

“鲍勃·迪伦把一大堆我的作品拼在了一张图里，他的经纪人把它拿给我，让我做一张类似于这东西的封面。这玩意太糟糕了。那一天是我和家人去意大利度假的前一天，因此我必须拒绝。 但是我希望当时保留了那张素描——那毕竟是迪伦在画我的画。 ”

这幅1962年由玛蒂·克拉维林创作的油画成为了来自“感恩而死”乐队的杰瑞·加西亚1971年的个人专辑封面。

海瑟薇和纳达尔的七位艺术家的合辑，由已故的玛蒂·克拉维林（Mati Klarwein）画上句号。他生于德国汉堡，很小的时候便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家人一起逃往耶路撒冷。20世纪60年代，克拉维林受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委托，为她已故的丈夫画一幅肖像，他还为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等当世的杰出人物画像。 他的一系列超现实主义绘画成为了桑塔纳《德勉》（Abraxas）、杰瑞·加西亚《Hooteroll?》和迈尔斯·戴维斯《即兴精酿》（Bitches Brew）的专辑封面。

迈尔斯·戴维斯《即兴精酿》（Bitches Brew）的专辑封面。

正如克拉维林自己在前几年所说的那样，在所有的“蕉流电”的艺术家中，他是最难定性的。 “在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流行期间，业界认为我是一个潜在的超现实主义画家。60年代波普艺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时候，掀起了一股充斥着荒唐垃圾的浪潮，这时候人们开始嘲笑我是迷幻的艺术家——尤其是在我被撞见和蒂姆·利里（Tim Leary）在一块的时候——对麦迪逊大道上那些浅薄的文化秃鹫来说，我和LSD走的太近了。70年代，当概念主义成为一个神奇的词的时候，一件艺术品被称为‘作品’的时候，我遭到了轻慢的冷落，人们认为我是个来自蒙马特高地的老式画家，只能在画架上作画。 只有在80年代，保守的衰退已经深深扎根在的西方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精致的老式画架风格开始复兴并被当作high-funk怀旧感的代表被推崇，这个时候艺术市场才开始第一次有点儿尊重我了。 ”

作者  利维坦 | 2020-05-12 20:56:26 阅读 2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