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与竺可桢

——读竺可桢日记

陈湘生

“(1949年)9月25日,星期日,北平,下午晴。三点至中南海怀仁堂开第五次大会,继续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表对于三文件之意见。今日讲话者共二十人,计郭沫若、刘晓、贺龙、朱学范、陈明仁、薄一波、马叙伦、张哗、邓宝珊、孙兰峰、蒋光鼎、黄绍站、黄敬、朱俊欣、吴奇伟、李秀真、吴耀宗、钱昌照、周信芳。以农民团体女代表李秀真发言最为率直。周信芳即麟麟童,说话如在演话剧。刘晓讲得最长。陈明仁讲反正经过最坦白,中间并穿插了蒙古代表及北京女子团体献花。六点卅一分散”。

这是竺可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的日记。文中“陈明仁讲反正经过”,即陈明仁将军讲述他在湖南和平起义的全过程。

陈明仁将军在首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

竖立于浙江大学校园里的竺可桢铜像

陈明仁(1903.4.7—1974.5.21),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洪源村(今醴陵市李畋镇洪源村)陈家岭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其生涯中,历任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官、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等职。1949年8月4日率部在长沙起义,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

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陈明仁上将

竺可桢与陈明仁,一文一武,一东一西,怎么会交集在一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1月11日,竺可桢率浙江大学西迁,到达江西吉安。不到18周岁的长子竺津(希文)执意要投考军校,报效国家,于1月17日乘船赴南昌入学。竺可桢1月15日的日记记载到:“希文坚欲赴中央军校。余以其眼近视,于前线带领士兵不相宜,且年过幼,而该班乙级只六个月毕业,于学识方面所得无几,故不赞同其前往……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临行前,竺可桢亲自给竺津拍照留念,并写上:“希文初从军 廿七年一月”。

竺津从军前留影,摄于1938年1月

照片中的竺津,面带稚气,微微翘起的嘴角,显露出倔强的性格。最疼爱的长子执意奔赴战场,老父亲权衡家国重轻,“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他的心也随着竺津去到了军营。

1922年,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长子竺津、长女竺梅合影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预备师(简称预二师)是于抗战之初的1938年1月份,由贵州3个保安团匆忙组成。一经组建,即徒手奔赴抗战前线。临战前才发放武器,只训练了几个月就投入战斗,部队素质很差。1938年7月,陈明仁接手预二师后第二天,部队就参加了九江战役,在庐山东麓阻挡日军波田支队的猛烈进攻。波田支队相当于一个旅团的兵力,常住台湾岛,适应南方湿热气候,自投入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一直是日军进攻的急先锋,号称“陆地鱼雷”。预二师从午前鏖战至晚9点,损失官兵1849员,即奉命撤至后方。此后一边整补训练,一边担任芷江、衡阳、衡山等要地警备及松滋、宜都一带的长江南岸防务。其间,为提高部队素质,师长陈明仁利用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黄冈分校教育长李明灏这个“靠山”,大量招收黄埔毕业生任连、排级干部,其中就有竺可桢的长子竺津。1939年春,竺津毕业后,分配到预二师。

1940年任预二师师长的陈明仁

竺可桢在1939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希文来函知请假四日不准。他现在衡山第二预备师无线电排为排副,该师师长陈明仁”。

在1939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希文函,知渠已由第二预备师无线电排调至该师骑兵连作排长。惟该连并无马匹,只作步兵侦察队。何故调开殊不可知。似该师不久将开往前线也”。此时预二师正在松滋、宜都一带,担任长江南岸防务,已有开赴桂南前线的消息。

1940年1月初,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参加桂南会战,从长江南岸防务阵地,星夜驰援广西,扼守邕(南宁)宾(阳)公路西北侧山地。竺可桢通过竺津来信知道了预二师的行程:“(1940年2月5日)下午接诚忘来函,内附希文(1月)二十号自宾阳寄明片,谓‘儿于柳州及迁江各上一函。迁江一天到宾阳,昨晚到的。今天搬家到乡下。此地离火线约百里或七八十里云云。今天大概是二十号吧。儿不死,有机会总上函问候大人,儿死了,就算了。谨祝福安。儿希文上’云云。读之痛心,晚作一复”。

即将上前线的儿子将生死置之度外,老父亲却痛心不已,读之怆然泪下。

竺可桢在1940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振公二月二日函,知于上月廿四日乘雷宾南车赴迁江。得浙大战地服务团之助,得至行营见总务处长曹馨标。在此始悉第二预备师之标帜为‘仁’字(师长陈明仁)。电话副参谋长俞星槎,知陈师于上月廿一过宾阳,廿五至武鸣、林墟、坛立,去宾阳180里,武鸣140里。坛立、葛墟临高峰坳,过山即三塘……(振公)通电话与陈明仁长谈,谓骑兵连离师部五六里,希文任通信递步哨。哨线甚长,骤难召集。又谓其现状甚好,递步哨皆后方工作,可弗念云……”

上文中所提之人:振公即诸葛麒,浙大校长室秘书;雷宾南是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时任广西省教育部长;曹馨标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总务处少将副处长;俞星槎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

诸葛秘书写这封信,是向竺可桢汇报他1940年1月24日到迁江后了解的情况。此时预二师还未投入战斗,师长陈明仁才有时间与振公秘书电话长谈。1月28日,战斗开始,至2月6日,短短10天,满员约万人的预二师,伤亡近6000人,战斗人员基本打光。所幸竺津在补充团服务,后撤时仅担任断后掩护的战斗,才得以死里逃生。预二师退下火线,短暂补充后,重上南宁北郊阵地,与驻守南宁的日军对峙。1940年9月,全师奉命移驻贵州黔西县及四川叙永县整补,直至1941年9月。

1941年1月26日,竺可桢记载:“星期日,遵义……接郭惠苍教官转来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子良)来函,谓堂同志(希文)锐意求学,候机当为保送,本师尚驻黔西(大定)云云。因余托郭教官致函其师陈师长,嘱保送希文来步兵学校射击班,故有此复云”。

竺可桢毕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旧知识分子,所提要求实在不高:“保送希文来步兵学校射击班”。陈明仁答应了:“候机当为保送”。

在部队整补期间,竺津告假去重庆北碚探亲。1941年4月3日,竺可桢记载:“十一点半梅偕希文来。别希文已两年有半,长得不少。壁上量之,约英尺五尺十寸余,乃得高出余七寸,度其可达六尺之高也。希文于今年十一月始满二十岁……希文孩气一如曩时,而好问奇特怪僻之问题亦如曩时……偕允敏、梅、希文赴北碚,至公园。”

文中的“梅”是竺可桢女儿,“允敏”是竺可桢夫人。

竺可桢文中的英尺五尺十寸,约合1778mm;英尺六尺约合1829mm。竺津高出竺可桢七寸,约合18厘米,高出一个头了。但脾气未改,孩子气,好问奇特怪僻之问题。

14天后,竺津结束假期,即将返回部队。竺可桢记载:

“4月20日,星期六,(遵义)晨五点即起,因今日希文搭公路车赴贵阳往广西迁江从军。临行时交与鸡那、阿司匹林、扑疟母星及纱布、橡皮胶、红药水等件,又介绍汪济名片。时尚在晨光熹微中。告别时士楷亦已起来送别。希文唯带一小皮夹、一被毡卷与笠帽而已,不胜怅惶之至。余本意欲令希文留遵,预备考陆大,已与陆大教官及万耀煌等说妥。但希文谓: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以父亲之请托而入陆大,此其主意甚善,余亦未便违拗其意也……今日校中发去年八月至十二月最高国防委员发给之研究费薪水一成,余得二百七十元,除去希文在林树瑶所支旅费七十元……已无几矣……”

“5月16日,星期四……前日接希文明片,渠往迁江转永淳前方矣……”

万耀煌,陆军大学教育长,此时陆军大学也在遵义。竺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不愿走后门,要靠自己的努力进陆军大学。

关于保送竺津入步兵学校射击班之事,转眼半年过去,机会还是没有到来。竺可桢在1941年8月17的日记中记载:“今日郭惠苍交来致陈明仁师长函,为希文说项保送至步兵学校入学员班。余即以快信寄往叙永第二预备师师部。”

1941年8月25日日记载:“余托林作函与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子良),嘱有机缘时保送希文入步兵学校学员班或陆军大学,林与陈甚相识云云。谈及杨杰,林谓杨系中国军略家第一人,即日本人亦推许之,杨与林均日本陆大学生”。

林即林薰南,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日本陆军大学 中华队第六期毕业。1936年陈明仁在陆军大学深造时,任特别班中将主任。杨杰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

但是,陈明仁将军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他被调职了,与蒋介石还大吵一架。下面是两个当事人的日记。

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日记:“……下午访亮畴病,与阮肇昌次长同游西山三清宫,见预备第二师士兵,军服破烂,比叫花子犹不如,心伤莫名,可知高级将领对各部队士兵日常生活,毫未视察也,可痛”。

陈明仁因为士兵服装破烂和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不至,而遭到了调离预二师的待遇。不过蒋介石还是给了陈明仁一次解释的机会,那是在4天后的3月4日。对于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陈、蒋两人在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先来看看蒋介石是怎么记的:“下午陈明仁来见,甚放肆,大言无忌,因之发怒,令宪兵扣押赴渝……”蒋介石在日记里用到了“甚放肆,大言无忌”,这在蒋介石一生的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陈明仁究竟怎么放肆和无忌了呢?蒋介石没有明说,所以还需看看陈明仁日记中的说辞。

陈明仁是这么记的:“下午……三时廿分到达金碧别墅,三时半晋谒,不数语即引起委座大发雷霆。余亦以此事太遭不白之冤,恃爱妄言,说明服装破烂,余不能负责。当时态度言辞不免过剧,致被收押,责令宪兵十三团于明日送往重庆。余以无罪,心甚泰然。侍从室诸友劝余暂时在该处休息,等待机会,俟其怒气稍平,当可挽回。四时,宋、关两总座到,侍从副官告以此事。两总座即来余处慰问,并自称力保。五时在该处晚餐。六时两总座将此事解决,恢复自由。”

宋:宋希濂,关:关麟征,时任远征军第十一及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均为陈明仁的黄埔一期同学。

就这样,陈明仁离开了竺津仍在服役的预二师。但竺可桢一直在关注着陈明仁。

竺可桢在1947年6月29的日记中记载:“四平街解围,共产党十六万人围攻之计划失败,守城者为陈明仁。”

竺可桢在1949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余与李承干往128号房晤章行严,谈半小时。渠方在学习俄文。前晚渠述年初和议经过……而李宗仁并不作主……此事遂告决裂……但程颂云则始终主和,故有近来陈明仁与程颂云长沙之反正也。”

文中章行严即章士钊先生,他向陈明仁传递了毛主席对陈的态度:“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章士钊先生是促成湖南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程颂云即程潜,是领衔湖南和平起义的两个人之一。

最终,陈明仁和竺可桢均选择了脱离旧政权,投向人民。

1949年4月30日,竺可桢离开杭州去了上海。5月1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弟杭立武辰巧”。竺可桢没有听从,在上海迎接解放。之后全身心投入筹建新中国。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9月30日 星期五 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及委员五十六人,全国委员180人……全体代表由车运至天安门外之广场上,为过去反抗帝国主义、封建魔王而殉难之志士以及解放军之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七点回至中南海继续开会……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至北京饭店晚膳。遇何思敬、范文澜、刘尊棋。十点回。十一点睡。今日在会场中遇陈明仁将军,问及希文。渠子陈扬铨在浙大机械系。”

陈明仁由此了解了浙江大学和竺可桢校长,加之他曾在杭州工作过,对这个城市留有良好印象。抗战结束后,他让已在贵州师范学院读书的次子陈扬铨退学,报考浙江大学机械系,以图工业救国。被录取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陈扬铨毕业后被分配在杭州工作,陈明仁两个儿子的后裔,一支在广州,另一支就在杭州繁衍生活了。1973年中秋,已患癌症的陈明仁最后一次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岳飞祠旁的北方饭店,再看一眼他钟爱的西子湖。次年5月21日,陈明仁与世长辞。

而竺津在预二师待到1944年,调任步校助教,后任职国防部第四厅办事,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5月离开军队,子承父业,从事教育工作,任南京第二中学英文教员、中华女中政治教员等。他的结局,在此就不赘述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陈湘生(开国上将陈明仁之子,1956年6月出生于湖南湘潭,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双聘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