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是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什么说是关键时刻呢？

一是粮食定购放开。在粮食定购没有放开之前，我们是盼着放开。而放开后，我们又很着急，放开后的土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怎么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二是国内农产品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农产品价格一路下滑，农产品的过剩日益严重。根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现在农产品过剩品种达57％，就是说有一大半农产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指导农业、农村和农民奔小康，这就是时代的新问题。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非常严峻地指出，全国有16个省的农民没有增收。为什么？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实际收入降低了。

三是我国即将加入WTO。加入世贸组织，农产品就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除了关税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外，其他保护措施一律无条件取消。这样就把我们整个农产品市场都暴露在国际农业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的大宗农副产品，特别是有利于机械化操作的大面积种植的农产品，都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冲击和影响。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农产品的种植成本较高，尤其是农副产品的质量、品种、加工和包装差距很大，所以面临的冲击也将很大。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这一关键性会议，其目标非常明确，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农民进一步致富，凡是能使农民致富的办法都是好办法；一切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一切为了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率，这对浙江、对杭州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人多地少，有办法使单位土地产出率提高，从原来一亩产出只有1000元，现在如能变个法使它产出率提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面对当前的形势和目标，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的同志，在新时期发展农村经济工作中，除了要明确目标、指导思想和总体方针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如何引导农民奔市场，如何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如何使农民致富。

当前，农业农村工作万变不离其宗，调整农业结构是主线。如何调整？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农民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的组织度，或者称之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度。

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度？我认为，要从八个方面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度。

（一）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

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就是通过公司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度，即“公司＋农户”。现全市有1600多家龙头企业。从这些龙头企业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种模式：

一是泰国人发明的正大模式。正大模式是纵向联合，把农民前后两头的事——种苗的提供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这两件事由公司来做，其他的放到千家万户去。正大模式帮助泰国从一个农产品进口国变成农产品输出国，成为世界第八大农业强国。现在我们吃的泰国米，正是正大模式来组织农民推出去的。正大模式是两头在内，纵向联合。因为种苗农民很难培育和正确选择，就由公司来提供，公司集中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开发；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农民做不了，就由公司来做，用统一的品牌、质量，分类包装，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就是正大模式。

二是超市模式。这是横向联合，“超市＋农户”。最近进入我市的麦德龙、欧尚等几个跨国大公司，年销售额都在上百亿美元。这些大型超市都是连锁的，分店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超市的杭州分店还没有开张，产品采购队伍就来了，请政府帮助组织提供多少品种的产品，由他来选择，哪些品种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就给农民下订单，收购后通过超市系统销售到各地的连锁店，一年的销售额就达100—200亿美元，一个超市销售总量就相当于我市农业的生产总量。大型超市对市场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像欧尚超市是法国人办的，麦德龙超市是德国人办的，但在这两家超市里，本国的产品只占1％，全部是世界各地的，是买全世界的，又卖全世界的。这两家公司在杭州设立超市，就可把杭州产品销到全世界去，同时又把全世界的产品销到杭州来，实际上是一个联接器。订单农业从哪里来？就是从超市里来，特别是跨国超市来的订单非常多。世界上最大的超市是美国沃尔玛超市，每年的销售额达260亿美元。

三是供销社模式。它从50年代农民入股开始，在结构调整中完全可以以“供销社＋农户”的方式发挥作用。但由于这种作用现在已经退化，慢慢被农民排除在外了，应该认真进行体制创新。

四是品牌加工厂的模式。 即“加工厂＋农户”。千家万户生产与市场连接起来的加工厂模式，前景很广。尤其是种粮大户要搞兼业转化，加工厂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种粮大户一般都能承担对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五是专业大户的模式。即“专业户＋农户”。如余杭乔司的高天荣，去年营销家禽90万羽，营销额达830万元。一个专业户有800多万元的产值，比一般乡镇企业的实力还雄厚。

六是农庄模式。即“农庄＋农户”。这种模式大家不要小觑，台湾农业发展就是靠个人农庄。台湾许多个人农庄印制的产品手册非常精美，并印有醒目的广告语：（1）你既然购买我的产品，我可以保证产品品质世界领先。（2）你购买我农庄的产品，我及时供货并可以提供信贷支持。购货款不用全部一次到位，我与你建立老客户关系。第一类可靠的客户，只收20％的货款。第二类可靠的关系，收50％的货款。第三类新发展的客户，则要收90％的货款。随着长期供销关系的建立，客户赊账的比例就大大增加，提供的资金支持也就越大。（3）你购买我农庄的产品，我可以使你商店、超市货柜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品种（因为农庄一年四季都组织生产、品种调节），你不要去找人家，我给你包干到底。（4）你要购买我的产品，我可以把你商号打在我的产品上。如香港和泰行向农庄订购苹果，最后农庄提供的苹果表皮上都有“和泰行”三个字。西瓜也一样。直接在果品上印上品牌，人家就假冒不了。农庄为你提供了全套服务。当前，台湾经济波动很大，土地成本很高，很多农庄主都想转移出来，如果我们能引进一大批台湾农庄模式的大户，就可以作为龙头带动一大批农民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二）推行农产品品牌经营

推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就是通过品牌加农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度，即“品牌＋农户”。 品牌一要创造，二要利用，三要保护。所谓创造，什么乌龟、甲鱼都要有品牌，如余杭“本”牌中华鳖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桐庐的“蜂之语”是养蜂的专业户专门提炼的蜂制品，把蜂皇浆、蜂蜜、蜂蜡提炼出来，目前发展非常好，带动了千家万户的生产，形成了“蜂之语”的品牌，占领了国际市场，在日本市场上有较高的声誉。

品牌一旦创造后，农产品的质量、价格、标准都可以进行经营。当我们桔子遭灭顶之灾时，临海市鱼岩头这个村生产的桔子，每千克卖到18元，而且还要一年前订货，多一箱也不给，质量很好。它就用“鱼岩头”这个品牌打到全世界，销路非常好。所以，品牌的创造和利用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家俱是千家万户生产的，家俱产量占全世界的25％以上。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千家万户生产，而且质量标准又很高？这是因为意大利家俱是分类由小企业集群生产的，如一类家俱由某一个镇生产，这个镇就组织家俱协会，协会内所有的生产厂家使用同一个品牌，也就是地区品牌。谁要是因家俱质量不好玷污了地区品牌形象，家俱协会就把该生产厂家除名，在家俱生产圈子里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每个生产厂家为了维护这一地区品牌，就要精心制造，严格按地区品牌经营所颁布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

在品牌的利用和保护方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推行“证明商标”，如龙井茶、金华火腿、绍兴老酒等。证明商标最早是由法国人发明的，法国产的香槟酒，出自法国香槟这一地区。只有用香槟地区的葡萄及葡萄酒的生产工艺酿制成的低度发泡饮用酒，才能称为香槟酒，别的地方生产的都不行。香槟酒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证明商标，是专门保护香槟地区所有按照香槟酒要求的质量标准生产的低度饮用酒。象建德莲子有800年的生产历史，就可以申请证明商标，西湖区的龙井茶也可以申请证明商标，这是按国际惯例办事。如果不这样做，什么地方产的茶叶都称为龙井茶，就占用了龙井茶的牌子，坏了龙井茶的名声。所以品牌的扩散，用品牌来带动农户是一个很好的新的组织方式。

（三）兴办专业化的农产品市场

兴办专业化的农产品市场，就是通过“市场＋农户”的模式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度。现在，“市场＋农户”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模式。小集镇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小集镇的发展，就是根据农产品或者农村乡镇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或半成品需要在集镇进行集中交换，由于在集镇里集中进行交易成本比较低，这就有了小集镇兴起的经济动力。这种经济动力就导致先有“市”后有城。这个“市”就是农产品集散交易的中心，或者说是周边千家万户家庭小工业的交换和服务中心，这个中心的载体就是集镇。浙江小集镇的发展比我国其他地方要好，我国东北、西北的小集镇往往是国家计划布点形成的，如国家在某地设有一家兵工厂，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集镇、生活区，它是为兵工厂服务的。要是这家兵工厂搬迁或者工厂生产经营下滑，小集镇也就完了。而我们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小集镇，是自然“演进”发育形成的，因为周边的农民有了交换农副产品的需要，就在镇上设立一个专业化市场提供商品交换场所。这个市场形成后又带动了千家万户的生产，是先有“市”后有镇。发展小集镇建设，如没有市场，就是“空镇”，这个市场就是农副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二是进城办市场的模式。余杭在上海龙上批发市场建立了一个2700平方米的余杭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利用这个交易中心把余杭的农副产品与上海市场连接起来。临安在上海浦东投资近千万元，建立一个天目竹笋交易市场，去年的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整个临安竹笋的产值只有3亿多元，它就占六分之一。把农副产品市场延伸到大城市里去，用政府信用来保障，是降低交易成本，带领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致富的好办法之一。

三是从零售交易转向批发交易的模式。通过专业市场，不仅集中了周边的农副产品，而且还把邻省的农副产品都转移到我市交易。但是我们也有失败的教训。譬如临安有近万亩竹子，是全国最大的竹笋基地，而毛竹要到德清去交易，因为只有德清有竹制品交易市场。临安的农民只好把毛竹一车一车运到德清市场去交易，或者把样品带到德清市场，成交后再到临安交货。这样交易税也就缴在德清了，我们没有喝到“头口水”。

四是从现货交易逐步转向现货与期货交易并重，进而发展为网上交易的模式。在网上设立交易区，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可以通过网上市场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同时，借助网站建立网上虚拟市场，打开国内、国际市场。

“市场＋农户”的模式，当然需要我们作一些政策调整来扶持。为什么我市要把农村费改税试点推迟？因为国家在安徽省搞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时，计税方法作了调整，将原来按人头计税改成为按田亩计税，这样每亩地的农业税、特产税都上升了。特产税的上升就意味着农民从种水稻调整为种水果的费用上涨了，这对农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对农产品的交易不利。因为就交易买卖而言，特产税按消费税来计算是最有利的，而不要按照生产税来计算。就是以最后的消费额乘上纳税比率，其它的生产、流通过程不计税，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我曾工作过的乐清市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乐清市去年的财政收入已达到12亿元，其中低压电器市场就提供了5个亿的税收。当年国家征收所得税时，要求每个专业户都要建账，国家要对每道生产工序计税。而低压电器的生产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利润很低，如果每道生产工序都要计税，这个专业化市场早就不存在了，小企业的集群也就消亡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代征所得税，在整个柳市的周边设卡，凡从柳市运往外地的低压电器，就按运出电器的总价征收5％的工商税和2.5％的所得税，不管中间有多少生产环节，全部都不计税，就在最后一道计税。这样就大大促使了电器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相互之间交换成本的降低，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乐清低压电器的生产规模。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以上交的摊位费代税，至于这个摊位如何经营则不管，不是在源头计税，而是最后计一道税，即在消费领域计税。现在征收的特产税，恰恰是在源头上计税，这对调整种植结构是不利的。对种植结构调整来说，当通过结构调整生产出来的成品，其价格得到市场认可后，再与国家来分享即向国家纳税是最合理的。国家进行农村费改税试点，是对粮食主产区而言的，与我们这里实际的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是有矛盾的。对此，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例如将特产税由生产环节征缴转到消费领域征收，并适当降低摊位费，来促进专业市场的发育。总之，“市场＋农户”的模式，就是要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化市场把农民组织起来。

（四）优化基层组织服务水平

优化基层组织服务水平，就是“基层政权＋农户”。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党委、政府不能直接包揽农户的生产、流通，不能直接命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这句话说得十分正确，这也是农村二十多年改革的成果。因为“政府号召种不得”，我们在整个大范围内确实无法把握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如果种粮时，我们还知道粮食该怎么种，什么品种好，国家的政策调整怎么样，但对种其他农产品，我们可谓是一个“白痴”，这方面我们确实不懂。如果我们在业务不懂、信息不灵的情况下，指挥农民现在应该种什么大白菜、种大蒜，那农民生产出来的大白菜、大蒜卖不掉，找谁？ 当然找我们政府，把大白菜、大蒜倒到政府大院里来。所以，现在党委、政府不宜指挥农民种什么。

但是，建德市檀村镇提出了“牵着农民的手，跟着市场走”的口号。为什么檀村镇能够“牵着农民的手，跟着市场走”，对农民有发言权呢？其中的利害关系，可从一个历史故事说起：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为美国所占领，此时关贸总协定也刚刚开始运转，美国就要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要率先进入国际市场。这从长远来讲，对日本是有利的。但一直以来，日本对农副产品采取的是严密的封关政策，现在要求其突然打开国门，除了粮食以外，其他农产品都不予保护，这使得日本被迫进入国际市场。入关之初，日本的农副产品遭受的冲击确实非常大，受外国农副产品大量进入的影响，日本农民吃不饱，收入水平下降。后来，日本有一个小镇（现为向日市）的镇长想出了一个点子，就是发展“一村一品”。他把向日市下属的几个村组织起来，如某个村生产日本清酒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个村就专门酿造清酒；有一个村处在气温较低但日照充足的地区，就专门生产日本苹果。他们的做法，就是要向每个村的历史要名品。当年的这位镇长做了这几件事：一是率领一班人把该镇最具优势的几个农副产品带到东京街上去游行，说向日市某个村生产的这个农产品当年是天皇享用的，品种是最好的，免费让东京市民品尝，并宣传这个产品对人体健康是如何如何地好，产地是如何地山青水秀，没有污染。一班人就这样在东京街头到处游说，从而扩大了影响。二是他把日本国内酿造清酒、种植苹果等方面的专家请到镇里来，帮助村里进行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品种的改良。这样一来，使得每村生产的农产品越来越精密化、高技术化和品牌化。所以，后来日本全国就推广了向日市的做法，发展“一村一品”，使得日本的农副产品走向了市场。

所以，在一定的领域和局部的品种上，当地的政权组织帮助农民发展一村一品，党政干部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那就有了发言权，也就有能力引导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进行技术推广。虽然从面上讲，我们现在已经无权指挥农民如何生产、如何销售了，但在某项具体工作中，只要你已成为某行业的专家，你就拥有指挥权。例如建德市檀村镇的莲子产业，全镇建立了里叶白莲基地3020亩，每亩平均收入3000元。檀村镇一方面帮助农民注册“里叶”商标，扩大里叶白莲的影响，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引入“太空白莲”1号、3号、36号三个品种，把全国种植白莲最新的品种和技术全部集中在檀村镇，白莲亩产量比原来翻一番。檀村镇的领导已经成了种植白莲的行家了，当然有权指挥农民如何进行生产和销售了。所以，在“基层政权＋农户”的模式中，我们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条，一家一户做不了，做起来不合算，而且企业也做不了的事，应由政府来做；企业能做的、一家一户能做的事，政府不要取而代之。

第二条，将来企业能做，现在还不能做的事，政府要先做，今后再交给企业去做。如对还没有进入市场进行配置的许多资源，政府应先进入，并引导培育这一市场使之发育，然后退出，把资源的配置权力交给市场，具体的事情由企业、农民去做。这就是政府“先进入后退出”。

第三条，地方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来培育新的经济组织，形成规模化的基地。譬如推出“一村一品”，要把历史上的优势资源找出来，把品牌发掘出来、保护起来，把外地的科技人员请过来，把科技成果引进来，通过政府整合外部资源，来壮大本地农副产品的优势品牌。

第四条，政府要对原有的经济组织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不断造就新机制。要对农技站、农科所等进行改革，推行个人承包，个人持大股，国有股退出，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技人员创业发展，让他们先富起来。

第五条，利用政府的信用来推销我们的地产品。政府可以组织农民到外地推销农副产品，以政府的信用向社会承诺，取得消费者信任，促进销售。譬如前段时间，黑龙江省政府组织大米来杭展销，虽然价格不低，但十分抢手。这正是因为杭州市民对黑龙江省政府信誉担保的信任。

“基层政权＋农户”的模式，要求基层政权把握好以上五条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新时期用新的办法来组织农民，在局部范围内推行“一村一品”的模式，提高自身对市场信息、技术的把握能力，以此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取得主动的发言权。

（五）重造农技推广体系

重造农技推广体系，就是“农技人员＋农户”。这就涉及到许多分工。现在，有人对农技推广体系的现状是这样描述的：“线断、网破、人散、心凉”。所以，我们要重新编制农技推广体系。

首先，要鼓励农技人员创业。凡是农技人员个人创业的，注册资本可以降低、新增设备免收增值税、设备可以加速折旧、所得税全免，同时要大胆地引入民办机制。

其次，原有的农技事业单位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全部由主要农技人员来入股，并根据贡献大小量化股权。只有农技人员先富起来，才能以示范效应引导和带领农民富起来。现在，确实有许多农业资源包括技术、资金、项目资源被全部浪费。同样的资源，在国有、集体单位与在个体户里，所生产的效率、转化的速度、推广的程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制度创新。

第三，农业科技项目的补贴、资助要进行社会化招标。今年杭州市政府准备拿出500万元，每个县（市）政府都要出钱，对新的农产品开发进行赞助、支持。同时，要加强对这些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过去，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补贴、资助全是落到一些国有和集体的农科所、农技站上报的项目上，最后绝大部分资金是用在项目的土建上，再加上项目决策的失误，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土建工程的发包也带来了回扣等腐败行为的发生。所以，要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社会化招标，谁有能力谁来搞。如虾病的防治、板粟的保鲜技术或新产品的开发，谁有能力完成，政府就把钱给谁，要以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第四，兴办农业科技展览会。我市已连续搞了两届农业新技术、新品种交易展览会，而且每年都要举行。下一步我们要到各地巡回展览，并根据当地的“一村一品”，组织专门化的展览会，帮助各县（市）把农产品打出去，把技术和人才引进来。

第五，要加强外部组合。如临安的竹类产品，要利用浙江林学院的优势，把竹类新品种、新技术，通过政府全部组织起来。南美的智利盛产实心竹，这类竹子对生长环境适应性强，而且用这种竹子与空心竹组合加工成的家俱非常漂亮。但智利引进了我们的空心竹。我们为什么不引进种植他们的实心竹，来组合形成我们新的资源优势呢？我们要把这方面的国内外一流的专家，通过政府组织来“一网打尽”。

发展工业小企业集群、块状经济也同样如此。如在永康市，政府只做三件事，一是建立产品检验中心，对一家一户生产的五金产品进行检验。二是建立CAD中心，但不是政府自己直接去办，而是选择一家企业去承办，政府只是授牌。企业如完成政府与企业签订的技术开发、推广合同，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无需政府增加一个事业编制，而企业成为“永康市CAD中心”，则大大提升了其企业形象，扩大了广告效应。三是每年派遣人员到日本、法国、德国、捷克等这些生产五金类产品最发达的国家，去购买各类最新的五金产品，一集装箱的产品也就5万美元。把这些国外最新的五金产品在每年举行的永康五金产品展销会上进行展示，使当地的生产厂家大开眼界，一些厂家就从中选择进行仿制。同时，政府还把从事五金类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的专家、技术人员引进来，进行讲座和新技术、项目的推广。所以，采取“科技人员＋农户”的模式，可以帮助农民进行新技术的学习、培训、示范、推广。要在一个地区繁育一个块状经济，改变农产品的结构，就必须把技术力量组织起来。用技术人员来带动农户，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六）优化土地的流转机制

要通过优化土地的流转机制，来造就农产品生产的规模经营，从而形成“基地＋农户”的模式。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农村的最大资源是土地。我们现在所说的“明确所有权、界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简言之就是“稳制活田”。但是“稳制”怎么稳？很多人一直没有搞清楚。

“稳制”决不是权宜之计。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个1号文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到现在，中央对农村所采取的政策是成功的，这与国有企业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对农村只有一个政策，就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民。承包的时间从短到长，产权从不明晰到明晰，自主权从小到大，所有的政策始终是围绕这一条主线。“稳制”就是土地承包权一定30年不变，即使30年以后也基本保持不变。“稳制”的具体内涵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走人不收地，征用要补偿。国家明确把30年土地承包权有偿“转让”给农民，但不是一次性地收取转让费，而是通过收取大田承包款逐年收回。“稳制”就要稳到这一程度，否则对农业是有损害的。

“活田”就是土地要自愿流转、自由组合、自主定价、自择模式。只有农民对土地承包权有了自由处置权，才能使农民从兼职化转向专业化，才能真正把土地流转起来。所以，政府要建立土地承包权证档案。古语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就要把土地承包权作为财产权分配给农民，财产权的处理由农民自主决定。只有这样做了，农民才敢于把承包权拿出来进行流动，土地才能盘活。如果这其中有干预，土地就不可能盘活，农民就宁可兼职。一个地区的农民如果兼职多，农业专业化程度就低，土地的单位产出率就低，就不可能形成基地和规模化经营。农业基地不能靠归大堆，而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去流动。所以，“基地＋农户”完全不是我们过去的模式。为什么一些基地规模搞不大？就是土地的流动不够，农民觉得不放心，只好不进城守牢这块地。为什么省政府要出台文件规定，农民进城以后，原有的土地承包权仍归农民所有？就是要让农民充分放心。这是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我们一些农村干部的思想观念与这一结论仍有相当的距离。早认识这一点，就能早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当前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但是城市的土地不宜采用农村的办法，要按宪法规定的国有土地的性质加以管理。农村“稳制”要非常稳，城市则要降低土地成本，提高土地的国有化程度。这是必须充分认识的两个不同的问题。

（七）发挥各类能人的示范效应

发挥各类能人的示范效应，就是“能人＋农户”。费孝通3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写的博士论文，就是描述他老家吴江的社会情况。他在论文中分析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如一块石头抛入水中所形成的绵绵向外扩散的同心圆，由里到外，核心圈是家庭关系，其次是血缘关系，再是同学关系，再外面一圈是同乡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圈一圈层层扩散的，同一圈内，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信任度高，交换成本低。如果圈外的人借钱要立字据的话，圈内的人借钱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同心圆结构，以至于从古到今，干什么事情，都是亲帮亲，戚帮戚，熟人带熟人。发展商品经济也同样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发挥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同心圆”结构每一圈子中的能人作用，以能人作为农民的“领头羊”，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度。

能人从哪里来呢？一是能力得到大多数农民认可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二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这些人长期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工作经验丰富，在农民中威信高，对外联系广泛，特别是与农业科技人员关系密切。可以通过这些老同志引进外部资源与农民对接。

如何把这些能人很好地组织起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一是专业协会。如我曾工作过的地方，有一个养鸡协会，这个协会的会长就是退下来的区委书记，农民称他为“鸡大王”，由他带领农民引进外地的种苗、培育种苗，指导农民分类养殖、防治鸡瘟，最后帮助农民推销。协会也就帮助农民做了这么几件事，但农民对“鸡大王”非常信任。现在，我市的萧山、余杭、桐庐、淳安等地，也都建立了相应的专业合作协会，它们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政府组织的专业合作协会，还不如由能人组织的协会有效。

二是各类自发性的农民互助组织。为什么块状经济能够发展，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就是互助的结果。小企业之间互相帮助进行技术推广、制造技术经验的取得、外部合同的订购和设备的采购等，使得在块状经济内的企业，可以很方便地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和外部资源，提高专业化程度，实现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形成了块状经济，有利于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有利于参与竞争，打开市场。无论是发展农业，还是搞工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发性的农民互助组织来进行。这种自发性的互助组织，是我们发展块状经济和“一村一品”的动力之源。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可以与其他社会团体（包括政府）进行平等对话，来维护自身利益。个体农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属社会上的弱小群体，应通过协会组织来依法保障农民的权益。

三是专业户。专业户是一个群体里的“领头羊”，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带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譬如桐庐的“蜂之语”，带动了桐庐县养蜂业的发展，发挥了政府难以起到的作用。所以，政府兴办协会或是群众组织，要有一个新的机制，首先是要立足于协会牵头人的权威性；其次是要了解牵头人的知识性；第三是了解牵头人与当地农民的亲密性。如其本身就是当地人，同宗同属，有一种文化血缘的关系，那他一号召，乡亲父老就都会响应。通过这样一种协会组织，既推进了专业化的分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又推进了社会化的服务，提高社会化的服务程度，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化的管理，而不需要政府的补贴，再是政府委托授权专业协会，每年对其进行审核。

（八）重建农村的金融支撑体系

重建农村的金融支撑体系，就是“信用社＋农户”。在农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最稀缺的资源一是资金，二是人才。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资金是非常缺的。朱镕基总理最近为什么非常强调要重建农村的金融支撑体系？第一，资金是当前农村非常稀缺的资源；第二，老的农村金融运行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了。当前整个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总的原则是：

一是信用社要退城入村，调整服务对象，逐步提高农业信贷的比例，通过农业信贷结构的调整来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

二是要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信用社要退“官”转“民”，走“民办、民有、民享、民用”之路，进行股份制改造，产权明晰，一人一股，在农民中扩股，变成农民自己的银行，与农民打成一片。

三是要有政策支持，加强金融监管，降低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要扎根于农村，特别是要利用农村的人文关系，掌握信贷对象的经济实力、信用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降低监督的成本。

四是要健全体制。农村信用社一定要发挥带动农民奔市场，为农民提供金融支持的功能。因此，农村信用社不宜采取一般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而应把县级信用社作为一个法人，让信用社真正负有限责任，降低金融整体风险。当年，美国就是采用了这种模式，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使农民从从事于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逐渐转向工业，最后走向城市，使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大大减少。

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其实许多领导同志和专家都已讲过，我无非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帮助大家去落实，去理解。一个核心就是：农民要奔市场，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连接起来，必须有一种新的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的宗旨就是带领和组织农民，降低农民奔市场的风险，使农民富得更快。我们只有在工作中抓住了这个领子，才抓住了要害，牵住了“牛鼻子”，农村的工作才能举一反三，花小的力气取得最大的收获。

（本文系仇保兴市长2001年1月17日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本刊登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