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同时宣布，将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设新的“卓越运营中心”，涉及客服、物流、供应链等业务。这一项目将为该市带来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但尚不清楚亚马逊的相应资金投入规模。
一年多前亚马逊公布“第二总部”计划时，外界对此抱有很高期待，认为此举能为美国中西部诸多亟待复兴的城市一次性注入极强的活力。计划公布的头一个月，就一共有238个大大小小的北美城市向亚马逊提交了投标方案，并大多在税收、土地等问题上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
而在20个城市的中期候选名单、以及这次的最终结果公布后，大家才发现沿海大城市的吸引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增强了。看看两个优胜者，作为大纽约范围内发展最快的社区，长岛的财富吸引能力自不用说，1920年代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就居住在这里；水晶城的名声虽然不及纽约，但弗吉尼亚州本身宜人的气候、以及它紧靠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区位优势也很难被忽视。
亚马逊选总部，大城市选秀
这场精彩的总部选秀活动开始于2017年9月7日。
这天清早，大部分北美城市的市长恐怕都是被发自亚马逊的一条突发消息惊醒的——这家位列全球市值最高公司之列的科技巨头发布了公告，宣布将在北美洲范围内公开搜寻“第二总部”的选址。按照CEO杰夫·贝佐斯的说法，第二总部在地位上将“完全等同”于西雅图的现有公司总部。
在美国企业家中，贝佐斯不是那种特别爱出风头的。但在寻找新总部这件事上，他很可能是受了爱出风头的伊隆·马斯克影响。后者在2014年曾为特斯拉的电池工厂选址做过公开招标，最终这一单被位于美国中部的内华达市拿下，特斯拉也因此获得超过13亿美元的税收优惠。
亚马逊的招标说明有8页纸，清楚地列明了一系列要求——100万人口的城市区域、稳定的营商环境、对顶级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开车1-2英里可以驶入大型高速路、45分钟内车程可达国际机场。《纽约时报》数据新闻团队the Upshot根据公开资料计算，仅第一条要求，实际上已经把可筛选的美国城市缩小到了60个以内。
随着就业意愿、生活质量、人才流动性和城市财力等筛选条件逐步增加，《纽约时报》给出的第二总部最佳选址是丹佛
亚马逊在招标说明中同时清楚标注了第二总部可以享受到的资源倾斜：在20年时间内总计50亿美元的硬件及软件投资，一次性为当地带来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全职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10万美元。当绝大多数美国城市都面临失业率高企、本地消费疲软、国际竞争力下滑等问题时，亚马逊的第二总部计划已经是成熟的解决方案。
一场异常火热的“城市选秀”比赛随即展开。亚马逊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资料审核期。申请城市要提交的计划书和数据巨细靡遗，除了GDP、人口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数据外，还有诸如本地公司员工流动意愿这样的主观统计，甚至包括了当地高中的平均SAT考试成绩。最终，包括纽约、艾灵顿、芝加哥、奥斯汀、波士顿、匹兹堡、多伦多等在内的20个北美城市在2018年1月被宣布进入中期候选名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后期的二次筛选阶段，亚马逊的团队实地走访了每个候选城市（有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并要求安排与政府官员会谈至少48小时。而候选城市除了被告知要组织新总部选址的实地考察、以及与本地教育界和科技人才的会谈外，其他的都要自行发挥。
除了可供开发的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之外，最大的供应和需求都集聚在员工这一点。在2018年7月视察纽约时，亚马逊特意请政府官员召集了当地11所大学及本地学院的学生参与会谈，以确认当地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候选城市一旦入选，还被要求在当地中学课程中增加STEM（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缩写）教育的比例。
也就是在这期间，芝加哥的政府官员在接待亚马逊考察时提出了一个假设——从中期候选城市的条件来看，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完全满足亚马逊对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所以是否有可能将第二总部的职责拆分到两个甚至多个城市里去？亚马逊内部负责第二总部选址的高管Holly Sullivan听到这个问题后，“与同事交换了一个怀疑的眼神”。
《华尔街日报》其后在报道中披露，“拆分第二总部”的想法实际于今年早些时候就在亚马逊内部达成共识，原因与上述芝加哥官员的判断完全一致。
亚马逊在西雅图的总部不够用了么？
目前，亚马逊的总部仍位于美国西海岸、靠近加拿大的西雅图市。在西雅图的车库没有迎来创业期的贝佐斯之前，这里实际上已经有了波音、微软和星巴克这样的大公司先后入驻。如果从波音接手美国国防部订单、在西雅图生产飞机开始计算，作为“总部城市”的西雅图已经在美国公司史上获得了超过100年的关注。
以这三家公司总部为代表，西雅图也实现了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和消费三个完全不同行业上的人才吸引力。虽然在2000年代初期，关于“西雅图的竞争力是否远逊于硅谷”的讨论还经常会出现在美国科技界，世邦魏理仕于2017年发布的《年度科技人才评分报告》则显示，西雅图目前成为已仅次于旧金山的美国第二大科技人才市场。其中，西雅图共有136910个科技相关岗位，与2011年相比增长33%；大量高质量、精准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西雅图吸引公司“逃离硅谷”的最大宝藏。
而在过去10年里，为西雅图吸纳最多科技人才的公司就是亚马逊。虽然当年贝佐斯选择西雅图的原因，只是因为离分销商的图书仓库近，以及本地销售的纳税政策优惠，但从2010年至今，亚马逊位于西雅图的员工总数已经从5000人大幅增长到了4.5万人。
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总部园区，公司在全城各处总计租用了近40处、总面积超过8100万平方英尺（约合736.4万平方米）的办公场所，本地报纸《西雅图时报》统计称，在市区用地中，亚马逊一家公司就占了近20%，面积超过全美前40大企业在西雅图市内占用办公室面积的总和。
而亚马逊的业务和公司体量还在持续膨胀中，一些业务也有了外迁的可能性。自2015年收购《华盛顿邮报》后，贝佐斯就逐渐展示出对美国东海岸核心城市的兴趣。2018年5月，在遴选第二总部的同时，亚马逊即宣布在东海岸的波士顿湾区扩张公司业务，计划于2021年在这里建成一个占地43万平方英尺的“科技中心”，并将在机器学习、语音科学、云计算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总部对城市意味着什么，
对大公司又意味着什么？
1982年，美国学者J·弗里德曼和G·沃尔夫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城市形成：一项研究与行动的议程》的论文。在文中，两位学者将“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大公司的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类城市将逐渐取代核心国家概念，成为全球经济的控制和协调中心。而判别一座城市是否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其是否能吸引到跨国公司设立总部。
按照这些标准，纽约、伦敦、东京可以被认为是三个典型的“全球城市”。这里不仅集聚了数量众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围绕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域也逐渐出现了次级大都市、乃至大型都市圈的概念。
但在互联网逐渐替代传统行业、成为地区关键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过程中，城市本身的规模大小和承载力，已经不再成为公司为总部选址的唯一参考标准。“对于一家有快速成长计划的公司来说，自己购买写字楼或是在郊区自建总部，都比在城市内租写字楼好得多。你不会被空间局限住公司的发展，而且随着大部分城市都越来越拥挤，更多的人会自然寻找位于郊区的机会。”位于纽约的戴德梁行经纪人Lou D'Avanzo曾对《彭博商业周刊》这样分析。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苹果——虽然其漂亮的零售门店遍布全球的大城市，但公司总部所在的库比蒂诺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镇。去掉园区内的苹果员工后，这里的常住人口只有十多万人，是一个居住而非商业城市。
拥有大公司总部，对于地区政府的吸引力往往落在税收和就业两方面。与不在总部所在地纳税的Google不同，在兴建“飞碟总部”之前，苹果已经是库比蒂诺的最大税收来源。以2012年为例，苹果向库比蒂诺政府缴纳了920万美元的税收，约占整个城市财政预算的18%。在建设“飞碟”新总部期间，苹果还邀请房地产顾问公司Keyser Marston对这一项目之于库比蒂诺的影响做过评估。当时的报告显示，新总部建成之后，苹果缴纳的本地税款将会提升至1100万美元；另有6600万美元将被投入改造园区周边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此外，库比蒂诺还将收到来自苹果的250万美元，注入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公积金体系。
《经济学人》智库团队在2002年12月出版的《地区总部问题》报告中就提出，在针对1100家来自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做调查后发现，跨国公司在选择地区总部时，最重视的因素依次是地区政局的稳定性；包括硬件、信息、交通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条件；城市本身的区位条件；城市的政策和制度条件；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以及人力资源条件。
在遇到市场行情变化、或是出现大型并购交易的时候，作为公司代表的总部策略也可能发生变化。欧美跨国公司如联合利华、百威英博等一度代表的“双总部”政策，就是出于大型并购、或是避税思路的考虑而确定下来的。
而在2018年3月，联合利华也曾宣布考虑结束“双总部”模式，将荷兰鹿特丹作为其法律意义上的唯一总部。除了前景不明的脱欧让联合利华焦虑，双总部政策也让其对外的资本交易更繁琐。“这将会让我们的大型收购和兼并有了更多的灵活度。”联合利华首席财务官Graeme Pitkethly曾对外如此表示。
中国的“总部经济”成型了么？
回到国内，由于受到央企、国企制度的影响，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本身就有了一定的集聚效应。以入选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120家中国公司为例，其中有53家企业总部位于北京；8家位于香港；上海、深圳各有7家；台北为6家。北京也因此连续第5年成为国内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
而在吸引大型企业总部入驻这件事上，上海则是国内最早花大力气试点的城市之一。2002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总部经济”的支持政策。截至2018年上半年，这里已经吸纳了624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
但在近些年针对上海“总部经济”的讨论中，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企业的竞争态势正变得日益清晰。由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小米、网易、美团、今日头条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以及科大讯飞、商汤科技、大疆等创新型互联网公司都既非上海本土所产，也没有在上海设立全国总部的意愿，所以也有了所谓“上海错失了互联网机遇”的说法。
阿里系企业则在过去3年里，连续贡献了2次关于“互联网公司总部”的讨论素材：一次是在2015年4月，支付宝的总部注册地由杭州改为上海浦东新区；另一次则是2015年9月，阿里巴巴以天猫为首的业务线逐渐启动杭州+北京“双中心”战略，并提出了“一路向北”的口号。
当然，支付宝并没有因为那次注册变更就将实体业务和团队全部搬迁到上海。阿里加强北京布局的同时，也在说法上回避了所谓“总部”的概念。作为公司代言人的马云则继续强调，阿里巴巴与生它养它的杭州之间，依然是“命运共同体”。
相比之下，贝佐斯对西雅图的爱可能就更内敛一些。今年10月底围绕着这位富豪，出现了另一则花边新闻——他有可能在考虑买下西雅图本地近几年战绩出色的NFL球队“海鹰队”，以避免其因搬迁对城市球迷造成的负面影响。
现在有了两个“第二总部”之后呢？他也许可以再一次性多买几支球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