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注定会成为美国宪法史上的历史性一刻。
当日，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和北卡罗来纳大学（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两案中裁定，美国高校将种族身份视为是否录取学生的依据的做法违宪。
这项裁定颇具历史意义，它完全颠覆了1978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中确立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精神。
此前，巴基案就在美国社会中饱受争议，公众也因自身利益不同基本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个阵营。此项裁决公布之后，社会上仍有不同声音，共和党人欢呼，民主党人则抨击该裁决“违背美国基本价值观”。
做出违宪裁定
2014年，保守派组织“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称哈佛大学在本科生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非营利组织，由Edward Blum创立，近几十年来，他对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和投票权法提出了一些法律挑战。
2019年10月1日，经过为期三周的审判，美国波士顿地区法院裁定，哈佛大学没有歧视，其对种族的考虑符合最高法院的长期先例。SFFA对该决定提出上诉。2020年11月12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裁决，并确认了对哈佛所有罪名的判决。SFFA再次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这次是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图据新华社
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指定的被告，如果SFFA获胜，法院的裁决将影响全国所有将种族视为招生过程中众多因素之一的学院和大学。SFFA已要求法院推翻长期确立的先例，禁止在录取时考虑种族。
哈佛大学也举例来说明自己在录取期间到底是如何考虑种族因素。
今年，有61000名申请人竞争哈佛大学不到2000个入学名额。该过程涉及对每个申请人进行全面的审查，每个申请人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招生官员检查并考虑一系列信息，包括学术成就和课外活动。一个由40人组成的多元化委员会也考虑个人论文、教师和指导顾问的建议以及申请人的面试。种族是考虑申请人有何与众不同以及他们可能为哈佛社区带来什么时的一个因素。
最终，美国法院裁定，两所大学的招生委员会都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案的投票结果是6比3，而哈佛大学案的投票结果是6比2。其中，自由派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因回避而没有参与哈佛大学案的裁决。
据新华社援引美联社描述，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读裁决时，庭上气氛沉重，大法官们大多面无表情。
克拉伦斯·托马斯与一年前才由拜登任命入席最高法院的凯坦吉·布朗·杰克逊是唯二黑人大法官，两人就“平权法案”存废却持相反立场。前者认为该法案虽有利于美国非洲裔学生，却以歧视亚裔群体及损害其利益为代价。“种族主义不能用不同或更多形式的种族主义来消除。”他在发言中强调。
按照杰克逊的说法，这一裁决“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绝对是悲剧”。她认为，当天裁决主张法律上应奉行“无视肤色差别”准则，“生活中却未必如此”；要求高校招生不考虑种族因素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关联种族的区别对待”视而不见。
溯源历史性裁决
所有的这一切还要从美国1972年的一场考试说起。
当年，31岁的艾伦·巴基已经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面对战争中战友们的痛苦，他有了当一名医生的想法。工作之余，他开始攻读医学院预科课程，最终以优秀成绩结束了医学院预科课程。在科学知识部分，他的正确率为97%；在语言能力部分，他的正确率为96%；在数学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4%。
但是在1972年底，巴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学申请后，却被拒绝。本来巴基以为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是年龄超过了30岁，但后来他却得知在医学院当年100名的录取名额中，有16个特别名额专门分配给了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且其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成绩远远不如自己。这让巴基极为不满。
多次投诉无果后，巴基一张状纸把加州大学告到了地方法院，控告加州大学搞逆向种族歧视，违反了民权法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
加州大学与巴基你来我往，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这件事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来讲也颇为棘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图据新华社
1978年6月，最高法院以5比4的一票之差对巴基案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由鲍威尔大法官主持宣读的判决书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定额制度违法，加州大学医学院必须录取艾伦·巴基；第二部份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多元化的特殊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但不能把种族作为惟一因素。这种判决，很明显照顾了该案的政治效果。
而最高法院做出这种决定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1961年3月，肯尼迪发布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宣布联邦政府将建立一个由副总统约翰逊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平等就业的工作。肯尼迪在命令中提出：联邦政府将“考虑和推荐进一步的积极措施，以更完全地贯彻无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国家政策”，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合同的企业或商业都要“采取肯定性行动来保证申请人的就业和雇员在就业期间的待遇不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而遭受歧视”。
肯尼迪延续了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思路，但他往前迈进了一步，将不带歧视的平等就业视为一种私人企业必须服从的“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两年之后，肯尼迪提出了一部全面的民权法案（即后来的《1964年民权法》）。随后，行动扩大到涵盖妇女、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并扩展到大学、州级机构和联邦机构。
可是，由于规则不平等，尽管愿望良好，理由充足，但实际结果却是对白人男性的体制性逆向歧视。在社会生存竞争的竞赛场上, 一些白人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而且对该政策不满的不仅是白人，而且包括一些少数族裔人士。身为黑人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董事康纳利（Ward Connerly）认为，这项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照顾措施，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少数族裔无力与白人进行真枪实刀的竞争，只能靠族裔和肤色占尽先机，这实际上是对少数族裔的公开贬低。少数族裔需要的是平等公正，而不是所谓特殊照顾和优惠。
争议仍未停止
最高法院在做出推翻历史性判决的裁定之后，社会上的争议似乎更加强烈。
裁定公布后，哈佛大学在官网公布的一封公开信中称，哈佛大学“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反映广泛背景和经验的校园。信中强调“深刻和变革性的教学、学习和研究取决于一个由不同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组成的社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今天和昨天一样真实和重要。”
图据哈佛大学官网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校长凯文·格斯基维茨在给校园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决定“并非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但大学将“尊重最高法院的决定，并遵循其指导。”
在白宫的简短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强烈、强烈反对”该裁决，该裁决“可能会使国家倒退”。拜登称，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平权行动可以让不合格的学生先于合格的学生被录取。但这不是大学招生的方式。每个学生都必须先满足大学制定的入学标准，之后，大学才会考虑除成绩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种族。
许多学院和大学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以及他们对校园多样性价值观的承诺。
哥伦比亚大学代表Ben Chang在学校网站上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多样性是大学身份的核心。“它反映了纽约市的文化丰富性，以及我们的使命，即促进有意义的互动，让学生为改变世界做好准备。”他补充说，该大学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McCauley在周四给社区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对法院的裁决深感沮丧”。自17年前全州禁止平权行动以来，该决定对密歇根州的学院和大学影响不大。
斯坦福大学的公开信表示，对今天的美国深感失望。最高法院的裁决颠覆了有种族意识的大学招生的长期做法，以帮助实现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我们社区的许多人都心灰意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以允许斯坦福大学继续扩大机会和在一个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方式做出回应。
美国最高法院。图据新华社
正如已故的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东来所说，在美国社会中，当白人逐渐成为少数族裔和欧洲文化不再成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之时，当“肯定性行动”这类照顾少数族裔的“民族政策”有朝一日被彻底取消之后，在种族与族裔 “沙拉盘”式混合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强势族裔如何与弱势族裔共处，强势群体如何与弱势群体共存，将是美国自立宪建国、解放奴隶、工业革命、新政变法、二次大战、越南战争、民权运动、“9·11事件”等历史性大变动之后面临的一个全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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