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值春季校园招聘黄金期，各地高校陆续开始举办线下“双选会”。
近些年来，每年的高校毕业季都被称作“最难就业季”，今年也不例外。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1179万人，同比增加21万人，就业形势比往年更加严峻。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4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首次超过20%升至20.4%，后虽于12月回落至14.9%，但依然远超国际上7%的失业率预警线。而这其中，高校毕业生占了失业人数的大部分。
一边是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长，一边是待就业人数存量尚未消化，两相结合下，极易产生诸多负面社会情绪，进而演变成社会问题，不得不防。
一
去年网上有一种文学“流派”广为流传——“孔乙己文学”。“孔乙己文学”是指部分青年尤其是高学历群体在就业时，认为市场上提供的工作无法达到其内心预期而导致的心理落差，并由此滋生羞耻感与消沉感，如“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如果没有读过书，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工厂里拧螺丝，可是没有如果”等。这种“失意书生”的独白及其衍生话题引发广泛热议，持续影响着青年群体的就业预期。
后疫情时代叠加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当下的青年群体对“职业稳定”的偏好和需求明显上升，考公考编重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态势。如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3.71万人，但报名总人数超过250万，岗位的平均竞争比为64:1。
就连以往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名校毕业生”，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考编队伍，并且不少是考入基层街道岗位。比如2022年，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两名硕士考取了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街道的“城管队员”，酒仙桥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拟录取名单上有北京大学的博士。
由于招录人数远远小于报考人数，许多大学生“落榜”后会选择“二战”“三战”，由此出现了许多待业备考青年。去年一篇题为《21岁到26岁，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的公众号文章广为流传，引起了许多年轻人的强烈共鸣。
除了考公考编，还有一部分待业青年选择做“全职儿女”。所谓“全职儿女”，是指与父母同住，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和提供精神慰藉换取父母经济支持的青年，形成“父母发薪、工作在家”的特殊代际实践。这也是部分青年面对升学就业压力策略性选择的社会避险机制。
比如小红书上一条“妈妈让我做全职女儿，一个月给我4000”的笔记轻松获得2.7万点赞，“毕业后不上班，在家当全职女儿，躺着也能月入过万”的视频，点赞数高达3.3万。
此外，还有一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迫于生计压力，选择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做过渡，如摆摊、送外卖、做餐厅服务员、直播带货等。2020年某外卖平台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显示，截至当年上半年，近300万骑手中，有6万名研究生以及17万名本科生。
以上种种情况被称为慢就业现象。
慢就业并不是不愿就业，他们在主观上对就业持积极态度，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选择暂时不就业。
但如果慢就业处理不好，则容易向“消极就业”“懒就业”方向转变。
二
当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抱怨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数以万计的企业单位也在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之间的“沟壑”是如何产生的？
毕业生人数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人数暴涨。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76万、2023年为1158万，预计2024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179万，相比2002年的145万，人数供给过剩。另一方面，科技不断发展转型，传统产业衰退、新兴产业崛起，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部分行业就业岗位缩减，竞争加剧。
高校教学内容与就业市场所需技能存在矛盾。
各大高校在设置教学理念时各不相同，有些高校因其没有对教学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和创新，教学内容未能及时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学校教育缺乏实践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学习的专业无法和社会需求相接轨，出现供需脱节、人岗不适等现象。
此外，一些高校的就业机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调查显示，53.3%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队伍薄弱，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最希望得到的是职业发展、定位和决策等方面的指导。
部分青年能力不足、就业观念存在偏差。
一些毕业生或对就业期望过高、急功近利，不愿从事基层工作或相关行业；或对个人认知偏低，缺乏就业自信；或个人能力不足，缺乏实际就业技能。总的来说，由于对内在能力认知模糊和对外在就业环境的认知偏差，导致求职失利。
三
作为国家人才储备力量，高校毕业生具有基数大且无经济抗风险能力的特点，就业问题处理不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比如容易滋生否定读书的社会情绪。
“毕业即失业”容易引发社会部分群体对教育体系的不满，认为教育无法助其得到期望的经济目标，加之“拜金”等不正确的金钱观影响，容易滋生“读书无用论”等负面社会舆论。
此外，有些待业青年可能会扩大自我感受，将自身困境归咎于行业体系的不公平、国家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乏力等。加之一些不良网络势力的推波助澜，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
比如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增加。
长时间的待业状态会导致个体的社交圈子缩小，使个体感到孤独、社会排斥及自我价值感下降，容易产生焦虑、自卑、抑郁、嫉妒等心理。权威调查显示，18—24岁的青年为抑郁高风险群体，而“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是三大主要压力源之一。
比如违法犯罪行为增多。
长期压抑的情绪若无从发泄，很容易转化为网络上的情绪狂欢、网络暴力等，或通过其他极端事件进行宣泄。如近年曾出现的4人集体跳崖事件，涉事者就多为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
而且，失业率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发现，失业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犯罪率就提升0.67—0.72个百分点。有地方统计显示，涉及银行卡、电话卡违法犯罪行为的多为青年人，且待业青年、在校大学生占比很高。
比如“恐婚恐育”心态蔓延加深。
待就业青年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难以靠自身实现经济独立，因此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部分待业青年也担心成家后无法承担婚姻家庭、养育子女等各类开支，或认为找到工作后能找到条件更好的伴侣，所以会主动选择先立业后成家。两方面原因叠加，导致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变小。
四
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学生自身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
营造积极向上的就业舆论氛围。
一是倡导积极的就业观。教育的目的是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不能成为学生给职业划分三六九等的依据。应顺应年轻人的心理特点，用好网络力量，做好正能量宣推，倡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职业观，唱响青春奋斗的主旋律。
二是稳妥调控舆论。互联网作为青年纾解情绪的重要平台，应当留出适当的空间让其发泄。同时，应及时查处恶意贩卖就业焦虑、鼓动仇富和性别对立等极端言论，密切关注网络上的青年讨论聚集区，积极进行引导。
推动高校学历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衔接贯通。
一是完善高校的教育教学实践。高校要在保证学生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就业实践和用人单位需求及时调整学科结构、专业设置，避免教学与实践脱节，培育理论扎实、应用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人才。
二是增强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服务。避免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停留在仅仅完成教学任务的表面，并同时提供志愿服务、专业实习、跨专业实践等多种机会，帮助学生了解、融入就业市场。
加强对青年的就业支持和心理关怀。
一是多部门联动提供就业支持。教育、人社、共青团、学校等部门对待业青年开展分类指导，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服务保障，如提供见习岗位、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失业补助和住房补贴等。
二是加强对青年的心理疏导。密切关注、持续跟踪待业青年的心理状态，配足配优心理辅导专业队伍，通过志愿服务、开通心理辅导专线等方式为其疏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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