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方舟子的隔空骂战自2013年9月绵延至今，这场起始于方舟子“要创造条件让国人都吃转基因”微博的论争，先是纠缠于科普转基因的资格，继之以崔永元在美国的实地走访，终以二位意见领袖互揭阴私、对簿公堂的方式告一段落，即便如此，崔永元仍旧意犹未尽，称：“肘子终于决定告上法院了，太好了！就等这一天呢！咱们法院见！”
“法院见”究竟是崔永元预期中的结果，抑或是故作轻松的自语，我们不得而知，仅从旷日持久的论战过程来看，方舟子确实没赢。
在网上掐架这一专业领域浸淫多年的方舟子，面对经常流传“良心语录”的前央视名嘴，在公共形象上有着天然的劣势。尽管作为“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也并没能给他在公共平台上夺得太多的分数，在微博投票中，方舟子只获得了4.63%的支持率。对此，方舟子的回复带有浓重的方氏风格：“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国民只占3%，这是科协根据国际标准问卷的调查结果，我认为偏高了。”
“科学素养”、“国际标准”，这些词汇或许能够概括方舟子论辩思维的一部分，他和崔永元的论战，无非也围绕着这几个要点展开。
然而，当一条条微博被简化成为“主持人有没有资格和生物化学博士讨论转基因？凭什么质疑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方舟子原本身兼“反韩斗士”、“打假专家”的公共面孔上，自然又多了一重——高傲的转基因“专家”。
经历了论坛时代、微博时代信息洗礼的中国网民，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权威的质疑精神。一旦方舟子为之自负的专业背景、学位被置于他的粉丝、拥趸之外的公共空间，他的非专业言论能够得到的绝不会是赞美，尤其是这位“专家”还带着“唯我独科”的高傲姿态。
相比之下，方舟子的劣势恰是崔永元的优势，崔强调个人选择权力的核心观点，以及自费赴美日等国3次探访“转基因”食用情况的诚意，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大众的尊重，即使这是一个“科学”议题，这种尊重也绝不会因为他的不专业“拉仇恨”，而会带来更广泛的公共赞誉。
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分割的公共话题，这场辩论至此已见分晓。但是，群众的眼睛固然雪亮，却不可能穿透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社会意义上的大民主对于科学求真而言，一文不值。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前辈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教训。
当然，方舟子的姿态同样值得诟病，他以专业资格为门槛划分“转基因”话题的门内门外，门外者甚至没有资格置喙这样一个可能影响所有人的公共议题，其行为无异于将“科普者”等于科学本身。在此，科学成为一种宗教，科学化身造物主，科普者成为代神传言的神职人员，而无从触碰门槛的“愚氓”则只能沦为“不可使知之”的羔羊。
就此而言，这场关乎“科学”的辩论过程，根本看不到科学的精神，只有民粹化的情绪煽动和精英化的思想专制。民间科普中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悲哀。
那么，学院派的科学工作者又去哪儿了？
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在
《崔永元、方舟子之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一文中集纳了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在官方媒体上发出的声音，相比方舟子、崔永元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的“挺转”、“反转”报道实在是少得可怜。
尽管如此，这些专家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是方、崔二人无法比拟的，只是上下分隔，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占有格局，乃至于迥然不同的舆论场。
学院派专家在网络平台的失语，固然有上文中提及的网民排斥的原因，更关键的仍在于他们的科研、教育、生活在现行体制下是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区隔开的象牙塔里，学术体系内的自体循环，令他们不必深度介入更大范围的社会讨论。
正如几天前刚刚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所隐含的寓意，科研的成就同样能够造就旧日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辉煌。与此对照，面向大众的科普工作的内在动因，无疑就显得逊色多了。
呕心沥血花费“将近四个九年时间”完成《天体运行论》的先贤哥白尼，一直到临终前才将著作出版，在此之前，他只写成一篇《要释》介绍他的日心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朋友间流传。在哥白尼看来，科学探索需要坚持真理，但向人们传播真理却存在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近者来自愚昧，远者则来自于权力。为了手稿得以出版，他甚至在序言中写明将著作献给时任教皇保罗三世，希望得到遥远的至高权力庇护。
然而，权力自有其运行的逻辑，往往不以科学的真理为依据，每每出现以科学为注释，以科学家为刀斧的荒诞事例，如钱学森为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撰文背书，如苏联李森科违背科学规律的“新生物学”经斯大林金口玉言确认登堂入室，反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大肆批判……
正是有着诸多的前车之鉴，人们才更应该重温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的论断：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崔永元和方舟子的隔空骂战自2013年9月绵延至今，这场起始于方舟子“要创造条件让国人都吃转基因”微博的论争，先是纠缠于科普转基因的资格，继之以崔永元在美国的实地走访，终以二位意见领袖互揭阴私、对簿公堂的方式告一段落，即便如此，崔永元仍旧意犹未尽，称：“肘子终于决定告上法院了，太好了！就等这一天呢！咱们法院见！”
“法院见”究竟是崔永元预期中的结果，抑或是故作轻松的自语，我们不得而知，仅从旷日持久的论战过程来看，方舟子确实没赢。
在网上掐架这一专业领域浸淫多年的方舟子，面对经常流传“良心语录”的前央视名嘴，在公共形象上有着天然的劣势。尽管作为“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也并没能给他在公共平台上夺得太多的分数，在微博投票中，方舟子只获得了4.63%的支持率。对此，方舟子的回复带有浓重的方氏风格：“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国民只占3%，这是科协根据国际标准问卷的调查结果，我认为偏高了。”
“科学素养”、“国际标准”，这些词汇或许能够概括方舟子论辩思维的一部分，他和崔永元的论战，无非也围绕着这几个要点展开。
然而，当一条条微博被简化成为“主持人有没有资格和生物化学博士讨论转基因？凭什么质疑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方舟子原本身兼“反韩斗士”、“打假专家”的公共面孔上，自然又多了一重——高傲的转基因“专家”。
经历了论坛时代、微博时代信息洗礼的中国网民，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权威的质疑精神。一旦方舟子为之自负的专业背景、学位被置于他的粉丝、拥趸之外的公共空间，他的非专业言论能够得到的绝不会是赞美，尤其是这位“专家”还带着“唯我独科”的高傲姿态。
相比之下，方舟子的劣势恰是崔永元的优势，崔强调个人选择权力的核心观点，以及自费赴美日等国3次探访“转基因”食用情况的诚意，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大众的尊重，即使这是一个“科学”议题，这种尊重也绝不会因为他的不专业“拉仇恨”，而会带来更广泛的公共赞誉。
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分割的公共话题，这场辩论至此已见分晓。但是，群众的眼睛固然雪亮，却不可能穿透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社会意义上的大民主对于科学求真而言，一文不值。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前辈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教训。
当然，方舟子的姿态同样值得诟病，他以专业资格为门槛划分“转基因”话题的门内门外，门外者甚至没有资格置喙这样一个可能影响所有人的公共议题，其行为无异于将“科普者”等于科学本身。在此，科学成为一种宗教，科学化身造物主，科普者成为代神传言的神职人员，而无从触碰门槛的“愚氓”则只能沦为“不可使知之”的羔羊。
就此而言，这场关乎“科学”的辩论过程，根本看不到科学的精神，只有民粹化的情绪煽动和精英化的思想专制。民间科普中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悲哀。
那么，学院派的科学工作者又去哪儿了？
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在
《崔永元、方舟子之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一文中集纳了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在官方媒体上发出的声音，相比方舟子、崔永元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的“挺转”、“反转”报道实在是少得可怜。
尽管如此，这些专家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是方、崔二人无法比拟的，只是上下分隔，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占有格局，乃至于迥然不同的舆论场。
学院派专家在网络平台的失语，固然有上文中提及的网民排斥的原因，更关键的仍在于他们的科研、教育、生活在现行体制下是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区隔开的象牙塔里，学术体系内的自体循环，令他们不必深度介入更大范围的社会讨论。
正如几天前刚刚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所隐含的寓意，科研的成就同样能够造就旧日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辉煌。与此对照，面向大众的科普工作的内在动因，无疑就显得逊色多了。
呕心沥血花费“将近四个九年时间”完成《天体运行论》的先贤哥白尼，一直到临终前才将著作出版，在此之前，他只写成一篇《要释》介绍他的日心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朋友间流传。在哥白尼看来，科学探索需要坚持真理，但向人们传播真理却存在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近者来自愚昧，远者则来自于权力。为了手稿得以出版，他甚至在序言中写明将著作献给时任教皇保罗三世，希望得到遥远的至高权力庇护。
然而，权力自有其运行的逻辑，往往不以科学的真理为依据，每每出现以科学为注释，以科学家为刀斧的荒诞事例，如钱学森为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撰文背书，如苏联李森科违背科学规律的“新生物学”经斯大林金口玉言确认登堂入室，反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大肆批判……
正是有着诸多的前车之鉴，人们才更应该重温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的论断：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