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策源地

万木森森万玉鸣，

集鳞片羽万人惊。

更将散布人间世，

化身亿万发光明。

这首诗说的是广州一处赫赫有名的文化遗址——“万木草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创办的。它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康有为在此聚徒讲学，历经7年，培养维新人才，宣传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都曾在草堂听学。

一、草堂历史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康有为赴京应试，联合各地举人上书变法受挫后，反思变法主张受阻之教训，悟及“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他决定在广州办教育，倡变法，育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室设立了“长兴学舍”，正式讲学。他自任总教授、总监督，吸收了一批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光绪十八年（1892年），讲堂移到卫边街邝氏祠（今广卫路附近）。次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三易其址，而今只有邱氏书室残留下来。邱氏书室又称邱家祠，由增城举人邱觉黉倡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比著名的陈家祠还要早近百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万木草堂即遭清廷查封。

二、讲学维新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打破常规，中体西用，自立教学规程和内容，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学宗旨，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学堂设博文、约礼、干城三科和书器库，大致相当于近代学校之教务、训导、文体处和图书仪器室。授课内容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和文字之学。学生除学中国古书之外，还要读西方译著，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译著，容闳、严复等留学前辈的译书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译著。

对于这所学堂的进步，梁启超后来评议说：“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不达泰西之十一，而其精神则多未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礼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延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贯彻变革精神，康有为采取启发诱导的方式，每日在课堂讲课四五小时，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引证欧美，启发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学生听课之外，每人有一本功课簿，记录读书心得或疑问，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亲自批解。每逢初一、十五举行学习讨论，并挑选一批学问造诣深的学生，按康有为规定的论点、体例和书目，分工查阅资料，供他们编著宣传变法理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使用。康有为还带领学生外出野游，在郊野之中同游乐、同讨论文章时事，师生之间关系融洽，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办学的七年中，培养出数以百计学生。连同在桂林讲学所收弟子，康有为在这一时期的门生约千余人，最为杰出者称“万木草堂十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陈和泽和林奎。他们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不乏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的骨干人物，对变法维新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全国兴起办学堂、学会、报刊的热潮，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全国出现的学堂、学会、报馆有300多所，是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万木草堂对维新运动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唯一保存的成果，万木草堂作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与京师大学堂有不可分割的渊源。

康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梁启超，他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一贯重视教育，把发展文教事业视为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万木草堂弟子郑洪年创办了暨南学堂既暨南大学的前身。汤觉顿，是康门弟子中善治银行的经济实业家，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是中国银行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16年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广州海珠惨案”中遇害。万木草堂弟子罗普，戊戌变法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1913年曾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总之，万木草堂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修旧如旧

解放后，万木草堂一度成为一家锁厂的车间。后来又成为了40户居民居住的大杂院，住户在里面修厕所、打墙壁，严重破坏了房屋结构，仅墙体破坏就达到了20%，很多建筑部件和文物遭到破坏或遗失。1983年，万木草堂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广州市投入1300万元迁出40多户居民，对草堂进行全面修缮，并计划将万木草堂建成越秀区博物馆，陈列康有为等人的文物和资料。2006年，广州市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又投入230多万对万木草堂旧址建筑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并最大限度地采用传统的手工工艺。由于万木草堂当时的建筑材料多为青砖、麻石和杉木，为了重现原貌，建筑部门曾专门寻找已经废弃的晚清时期的民房，向民房的主人购买材料。旧址主体建筑基本恢复原貌。2007年9月修缮完工后，但一直被周边临建和违建围蔽。有关部门清迁了有碍观瞻的周边建筑，百年草堂得以“重见天日”。2008年6月14日，重修后的万木草堂免费向公众开放。

四、邱家书室

万木草堂，就是以前的“邱氏书室”，是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祠堂式建筑。碌灰筒瓦，两边保留有部分灰塑，青砖墙石脚，砖木结构，面阔三间15.8米，深三进35.3米，面积约为663平方米。

邱氏家族建书室的目的：一是培育后裔。邱氏子弟在此学习，然后可前往不出百米的番禺学宫参加科举考试；二是祭祀纪念先祖。当时在广东各地均无邱氏的统一祠堂，那么在省城建一间书室而兼祠堂功能的房屋，一举两用，乃邱氏家人的共同愿望。

邱氏家族选此地做祠堂，实为看中此地的风水，认为：此地龙来西北，七赤坐宫，玉犬吠金乌。尝为粤宦康公所赏识。且按其四势，城门秘密。龙昂越秀之山，虎伏清水之濠。禺山后排，识三花聚鼎；东山前列，观五炁朝元。又况珠海白云，血脉祖宗，更得山川之融结，得此以为书室，地灵人杰，其殆兴者机乎！

其实，在邱氏书室北与西北不出50米之地，是广州都城隍庙和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现在的万木草堂的大门左侧，有一座雕像，它就是丘氏家族中著名的人物——丘逢甲。丘逢甲是晚清抗日保台英雄。他出生于台湾，清朝甲午战争战败，政府割让台湾，丘逢甲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倾尽家资，浴血奋战，誓死不做亡国奴，后无奈政府无援，挥泪内渡广东，致死不忘故土台湾。丘逢甲曾作诗云：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表达了他渴盼台湾回归之心。台湾现有丘逢甲纪念亭、逢甲医院、逢甲路、逢甲大学、逢甲桥等，表明丘逢甲的爱国精神，一直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敬仰和缅怀。

广州的万木草堂，则是丘逢甲国内长居、庇护革命党人之所。丘逢甲于1896年6月首次到万木草堂，其时草堂已被清廷取缔，屋宇早也归还丘家。丘逢甲在此先后拜见了广东巡抚许仙屏、翰林院编修刘葆贞、菊坡精舍山长梁诗五等。这也是丘逢甲第一次到广州，在邱氏书室写下了《镇海楼》、《珠江书感》等20多首诗。他第二次到书室是在1903年冬，辞去岭东学堂监督一职时，其拟谋求在省城发展新式教育，未果返回家乡。第三次到书室是1906年，他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商业职业学校监督，从此长时间在邱氏书室住下。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万木草堂是原邱氏书室，丘逢甲姓“丘”不姓邱，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邱姓和丘姓是同一个姓，在古代写作丘姓的多于邱姓。丘姓来源于姜姓，姒姓，姬姓，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当然还有其他几个来源，包括古代鲜卑、满族及其他多个少数民族的来源，多以封地居邑为氏。并且不同姓丘氏后人（姜姓丘氏、姬姓丘氏、姒姓丘氏）不合谱。满清入关以前，汉族丘氏一般都写成丘。但是到了雍正皇帝时，要求把丘姓一律改为邱姓。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向来尊崇儒家，孔子名丘，所以是为了避这个讳，以表示对孔子的敬意。

到了民国初，那时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国家的呼声高涨，革命党人、热血青年都有一种破除封建思想的意识。于是出生于台湾的爱国青年丘逢甲，首先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倡议所有邱姓人写作丘姓。他自己以后就一直把自己名字写作丘逢甲。当时得到了全国各地邱氏后人的纷纷响应，尤其是在闽粤地区。丘逢甲是客家人，而丘成桐祖籍也是客家，由此联系到这位著名数学家作丘姓也不奇怪了。但是还是有很多邱姓人，已经习惯了写作邱，没改过来。

地址：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周五上午8:15-11:30；下午14:00-17:00

公交：1102路 107路 108路 191路 243路 264路 517路 7路 833路

地铁：1号线（农讲所站A出口）

守护一方水土的神

都城隍庙位于中山四路忠佑大街48号，是广州祭祀城隍的庙宇。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是明清时期岭南地区最大、最雄伟的城隍庙。广州府的城隍是受省级长官拜谒的，地位比本省其他府城城隍高。到了清雍正年间，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朝廷，将广州府城隍升格为管辖全省的“广东都城隍”，与北京的“都城隍”平级，得到恩准。

一、城隍神的起源

关于城隍神的起源，有许多说法。“城隍”最初指古代居民点周边修筑的防卫设施，即围墙与壕沟，就城市来说，就是城墙与城池。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隍被视为有灵性的守护神，产生了城隍崇拜。南北朝时，城隍故事在民间已广泛流传。到了唐代，中原的城隍庙已较为普遍，在吴越地区也相当普及。城隍的职能，除了捍卫城市之外，还有主管生人亡灵、水时疾疫、赏善罚恶等，几乎是对城市和城中人实行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俨然是该城市冥间的行政长官。尽管如此，城隍之祀尚未列入国家祀典。

有关唐代岭南城隍庙的文献记载尚属罕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入唐人传奇《崔炜》，说是唐贞元年间（785—805），有个叫崔炜的读书人进入越佗之墓，遇到羊城使者的神人，归来后，谒见城隍神，见其貌与羊城使者相同，于是备酒肴祭祀，并扩建了城隍庙。这则传说可作为唐代广州建有城隍庙的佐证。稍后大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官，撰有《祭城隍文》存世。既然当时属偏远之地的潮州已有城隍庙，在广州就也应有城隍庙。因为当时的广州是统辖岭南地区的广州都督府的治所，又是一座外贸商城，城市有相当的规模，居民有受保护的需要。

二、广州都城隍庙

宋代，城隍神正式被列为国家规定祭祀的神灵。各府州县行政长官，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城隍的仪式。不过，宋代《奥地纪胜》记载广州城隍庙在州西城内百步，而现存庙址在古代属城东，说明宋代城隍庙址不在今址。

明初，朱元璋为了强化统治，对官方认可的各种神灵封号进行整顿，将各地城隍的种种庙号封爵尽行革除，只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正像阳世间只称知府、知州、知县一样。朱元璋亲自为文祭告京师城隍，要他“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祸福，俾幽明不得幸免。”朱元璋确立了城隍作为神的地方官的地位，有其用心，他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据志书所载，现存的广州城隍庙，建庙就在明初。明朝廷规定，每年的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为拜祭日。在广州却是以七月二十四日为都城隍诞辰，相传这天是广州开始筑城之日。明代的省级长官莅任拜谒地方神，只得去拜谒当地的府城隍。清雍正年间，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朝廷，获准将广州府城隍改为广东都城隍，广州府城隍升格为管辖全省的都城隍，广州府城隍庙成为广东的都城隍庙。此后，省的大吏拜谒都城隍也是理所当然了。所以，广州府的城隍比本省其他府城城隍地位要高，庙自然要建得更为高大了。

都城隍庙原来规模宏大，有仪门、中门、拜亭、大殿、廊庑等。拜亭的左右面有斋宿所，供新上任的长官致祭城隍神时寄宿。仪门西南为省牲所，是检查准备敬神的五牲物品的场所。

1920年，拆庙建街，拆去拜亭前的建筑，铺成了280 米长的一条大街，偌大的城隍庙拆剩下大殿和拜亭。但从这仅存架子的大殿和拜亭，也可以看出城隍庙当年的气派。大殿为硬山顶封火山墙。岭南地区常见的殿堂屋面坡度平缓，而此处大殿的灰瓦屋顶坡度陡峭，显得高峻。大殿前檐与拜亭后檐相连，正立面造型既雄伟又不单调。大殿高11 米，面宽五间24.7米，进深五间20.2米，建筑面积近500平方米。梁架结构为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殿内木柱有三层楼高。前廊步梁做工精细，梁枋雕有福寿、卷草纹饰和鳌鱼等图案纹饰，梁枋出头的木雕狮子身脊异形斗拱承托檐檩，手法别具一格。拜亭为绿琉璃瓦歇山顶，面阔6.2 米，进深7.2 米，内外有8 根花岗岩立柱，梁架雕工精细。空荡荡的亭殿，给人提供了当年城隍庙辉煌时期是何等威严的想象空间。城隍庙在很长时间为广州市诚验机械材料厂使用，1993年，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广州城隍神

以“鉴察司民”为职责的城隍神，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十分威严的，在岁月的变迁中发展到将其人格化，虽是阴间之官员，也有名有姓，只有生前廉明清正的官员，死后才有资格做城隍。明代南海人周新，任监察御史、浙江 按察使时铁面无私，死后就被指认为杭州城隍。苏州人蒋杲曾官廉州知府，政声极好，死后被指认为廉州城隍。

现在广州市城隍庙殿中供奉着三位城隍神：南汉国主刘龑、明代清官海瑞和杨继盛。刘龑（889年—942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917－971年）的开国皇帝。917年，刘龑在广州称帝，国号为“大越”。次年，刘龑自称是汉朝皇室的后裔，为了表示自己建国是恢复昔日的汉家天下，于是又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百姓尊称他为刘皇，他对战乱时期岭南的稳定和建设贡献较大。

刘皇右侧供奉的是“大明广州城隍海公忠介”，即海瑞（1514－1587年），是妇孺皆知的典型清官。海瑞是广东海南人，曾读书于城隍庙西的禺山书院，死后被祀于书院中。他为政清廉，为人正直，职位低下却敢于抨击贪赃枉法的权贵，从不诌媚逢迎。海瑞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备棺木、别妻子、散童仆，冒死劝谏嘉靖皇帝不要相信陶仲文等方士的骗术，从而激怒嘉靖皇帝，诏命将他下狱论死。海瑞一生坚持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

刘皇左侧供奉的是“大明广州城隍杨公忠愍”，即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杨继盛乃明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直言上疏《请诛贼臣书》，弹劾权臣严嵩五奸十罪，被削职下狱。在狱中三年，杨椒山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服，甚至自己用碎碗刮尽身上腐肉，临终绝笔：“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另外，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是他的手笔，死后被民间奉为北京城隍。

据《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记载，每年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诞辰。那些要烧头香的人，连府学东、西街都睡满，谓之“打地气”。亦有从东、西城门起，一步一拜拜到城隍庙前的。市民对城隍爷的虔诚可见一斑。官方对城隍也不敢怠慢，如新上任的官员要到城隍庙中朝拜明誓。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朔日，官方都组织厉祭（即祭祀孤魂）仪式，恭迎城隍神安抚孤魂。

城隍爷作为守护一方水土的神，主要职能有禳解水旱灾害，科名桂籍，主宰冥司等。另外，城隍爷还会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这也是为何后世民间多以清官隍的原因。

对此，乾隆时代番禺人庄有恭赞城隍曾云：

高垒深池，神巩护之。

愆阳伏阴，神节宣之。

弗若弗顺，神遣除之。

为忠为孝，神翼相之。

是其有功于民甚巨。

经数百年的衍变，清代以来城隍庙一带成了热闹非常的地方，附近形成一条专门销售字画、书籍、文房四宝及古董古玩的文化街，也就是今文德路一带。来这里求神拜佛的有官吏、商贾、士子等，普通百姓更是络绎不绝。时至今日，城隍庙仍然是许多平民膜拜和寄托希望的地方。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忠佑大街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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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于闹市中的千年古刹

在与北京路紧邻的惠福东路上，有一座隐于闹市中的千年古刹，这就是清初广府“五大丛林”之一的大佛寺。大佛古寺始建于南汉，至今已有千年，在清朝顺治至乾隆年间达到顶盛，是岭南佛教名刹。

一、古刹由来

大佛寺始建于南汉。唐末南海王刘隐去世后，其同父异母之弟刘岩(又名刘陟)在岭南地区建立政权，定都番禺(即今广州)，改年号为“乾亨”，立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岩即南汉高祖。

这位南汉君主好用术数，凡有大事，即问卦占卜，他根据《周易》里“飞龙在天”一句，生造一“龑”字，上龙下天，定音为“岩”，改名为“刘龑”。

刘龑在位时，因醉心于兴建宫殿，广州城获得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发展。唐末旧城地盘被改建为“兴王府”，广州城往东、西、南三面扩展，王府外城区内还修建许多宫苑。刘龑信佛，在城区东南西北四角，为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各建七座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

大佛寺前身，正是二十八寺之新藏寺。刘龑开凿西湖，长500丈，地连南宫，建洲于湖中，称“药洲”，湖中有怪石九座，称“九曜石”，沿湖建有亭楼馆榭。新藏寺前临西湖，位于城区西南角。

二十八寺在宋代日渐荒废。元代在大佛寺处再建殿宇，名为“福田庵”。明代，扩建并易名龙藏寺，龙藏街由此得名。到了明末，佛教渐趋式微，龙藏寺香火不旺，缺乏资金修茸殿宇，被官府接收，改为巡抚御史公署。

二、清初广府“五大丛林”

清顺治六年(1649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粤，史称“两王入粤”。尚、耿两人率兵与南明守军苦战了10个月，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二方攻陷广州城，屠城七日，公署毁于兵焚。

清兵平定广州全境后，顺治十六年(1659年)耿继茂因骄纵奢侈被朝廷派镇福建，尚可喜称藩王，在广东独霸一方。据说尚可喜晚年，往往预感到“不祥之兆”，对屠城之事良心发现，谋士金澄献“逃禅避祸”之策，以偿还屠城罪业。尚可喜遂生建造佛寺之念，以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心。顺治十八年(1661年)，适逢清廷封安南(今越南)王莫敬耀为归化将军，将军偕同其子莫元清都统使上京朝觐，道经广州。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宴招待安南王父子，席间请僧人恳求资助木材建寺。得安南王捐赠大批粗两米、高十多米的优质楠木。清康熙二年(1663年)木材运至广州，即在龙藏寺废墟上动工，重建佛寺。清人余维垣曾在《岭南咏古诗集》里讽平南王捐王俸建佛寺一事：“南疆定后念慈悲，梵宇居然一木支。十地布金奚吝啬，痴心万里祝皇鳌”。大佛寺落成后，尚可喜听从当时德高望重的真修和尚教诲，决意皈依三宝，护持佛法，广招沙门，盛开法会，大佛寺由此呈现兴旺景象。

尽管明末战事对广州破坏不小，平南王尚可喜占据广州后对佛教持支持态度，捐资兴建大佛寺和光孝寺，在海幢寺创建天王殿、铸造幽冥钟，宽松的宗教环境吸引各地佛教高僧从各地前来，华林寺和海幢寺，亦于平南王在位期间，迅速崛起。于是以广州为据点，聚集越来越多僧人。雍正年间，在寺内增建宜谕亭，是钦差大臣或地方官长宣讲皇帝谕旨之场所。此时大佛寺的范围，为有史以来最鼎盛时期：东起永汉路(今北京路)，西枕龙藏街，南连惠福东，北接西湖路，住僧倍增，佛事兴旺。大佛寺与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长寿寺(在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清初广府“五大丛林”，即僧众聚居的地方。

大佛寺地处拱北楼之南，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两侧建廊庑、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布局制式及诸天佛像，悉仿京师官庙。尚可喜在寺建成时立了块《鼎建大佛寺记》大石碑，此碑现仍立于大殿右侧。后来，又让谋士金澄为山门撰楹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以“大佛”二字作鹤顶，言简意赅，至今仍用作大佛寺门联，大佛寺由此得名。大佛寺还有一名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上下联颠倒成句，饶有风趣。

三、近代轶事

清末，中国政局陷入混乱，大佛寺也深陷其中，多次被用做他途，折射出了时局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

（一）林则徐：设立禁烟总局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抵达后为掌握实况，先化装为平民，扮演各种身份。经过三日微服探访，林则徐取城区中心的大佛寺，设立“收缴烟土烟枪总局”，指挥禁烟。查办过程中，对烟商烟贩实行严惩，劝告烟民戒烟。林则徐在《晓谕粤省士商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中明言：“若能迅速戒烟，主动交出所藏烟灯、烟枪、烟土、烟膏者，不究来历，不问姓名，赦免无罪。”告示发出后，许多人决心戒烟，纷纷交出烟具。有一些烟瘾大、时间长的老烟民无法戒除，没烟吸则浑身无力。林则徐体谅戒烟困难，命人研究配制一种戒烟糖，发给前来缴交烟具的人，每人发给一包戒烟糖，并亲自到大佛寺门口派发。此举社会反响甚大，更多烟民受此激励，纷纷主动戒烟。

（二）孙中山：嘉许佛教阅经社

广州地方政府趁太平天国起义之机，占用大佛寺西边大半僧舍，设立善后局。寺僧逐渐失去寺务管理权，一度仅剩3人。

民国十年(1921年)，鉴于“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功利之说甚盛，道德之基益摇”，六榕、海幢、大佛、光孝等寺住持与陈隶简、梁季宽、汤瑛等联合30多人，发起成立广州佛教阅经社，目的是借此弘扬佛教之名，净化世道人心。阅经社址设在大佛寺内。得到孙中山嘉许，并亲笔书赠“阐扬三密”牌匾。如今一模一样的四字匾就悬挂在大佛寺大雄宝殿正面檐下。当时的广州市长孙科根据公安部门查议的意见，批示同意创立“广州佛教阅经社”。批文呈报省长陈炯明后，省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各部军队驻扎大佛寺，以免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

（三）孙科：拍卖大佛寺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库空虚，大佛寺的太平没有持续多久。成立阅经社次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年)，因经济困难，当局以筹集北伐军饷和市政建设为名，决定拍卖广州的庙产。二月，经市长孙科批准，财政厅与省公路处共同拟定，将大佛寺房产地产全部标价拍卖。计划完全落实的话，这一规模最大的丛林将从此在广州地籍上一笔勾销。寺僧闻讯，惊惶失措。大佛寺住持敬胜和尚率领僧众30多人，联合阅经社方面名人，到省府请愿。省长陈炯明到实地视察，得悉大佛寺为龙藏寺遗址，三尊大铜佛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应当保留，遂取消拍卖全寺地产之意，允许保留部分殿宇，继续佛事。已被拍卖的大佛寺房产，包括从大雄宝殿到今天惠福东路边大片地方，面积9000平方米，被兴业公司吴东启等商人投得。后来寺僧作艰苦努力，募集资金，陆续赎回包括大雄宝殿等8000平方米建筑物，方得保留原有丛林的部分格局。

（四）周恩来：举办政治训练班

大佛寺虽处在风雨飘摇中，数历险情，其自身却是庇护所。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的防范和排挤。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受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委托，周恩来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集中第一军等部队中被排挤出来的各级党代表，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

从5月22日至7月底，培训班开办两个多月，学员50多名，按军事编制成几个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结业后被派到第四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任职，参加北伐。

四、古寺重兴

新中国建立之初，大佛寺仍有十来个僧人，为生产自救，以库房、斋堂为工场制作纸伞、纸盒以维持生计。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0多个自食其力的僧人被逐出山门，佛像被肢解、殿堂被占用。

1986年冬，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恢复开放大佛寺，还寺于僧。至1991年春，占用单位将颓垣断壁的大雄宝殿，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管理。此后又得善助重修大殿，重建山门，重铸大佛。大佛寺内办起广东第一座佛教图书馆，藏书中包括主持耀智法师在新加坡讲经说法获回赠的500 多箱佛教典籍。寺内举办佛学讲坛，听众有数百之多。

特别要提的是，大佛寺创下两项岭南之最的纪录。一是寺内大雄宝殿，砖木结构歇山顶，面阔36.32米、进深25.36米，殿高18米，其建筑面积为955平方米，居岭南众刹首位，比岭南首刹光孝寺的大雄宝殿（建筑面积879平方米）还要大。由于今寺宇场地不广，只有2000多平方米，入门见殿，难以远瞻殿宇，故不觉其高大雄壮，但步入殿内，仍可感受到其雄浑气势。二是大殿供奉的三尊黄铜精铸大佛，各高6 米、重10 吨，清代铸成时为岭南大佛之冠，寺也因此取名大佛寺。三尊佛像中，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左、右是阿弥陀佛和弥勒佛，三者以不同手势作说法印、接引和禅定印，分别代表现在、过去和未来。佛像仪态慈祥，而且铸造工艺精美。各像均分为头盖、面部至肩、上身至腰、盘膝坐之下身和莲花座5 段铸造，然后焊接而成。这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黄铜铸像。与三尊佛像同时铸造的还有高4 米、重5 吨的一尊观音像。

民国时经费紧张，军阀对大佛寺地产财产虎视眈眈，曾因筹军饷拍卖大佛寺，奇怪的是，大佛寺几经转手，四尊大佛仍幸存下来。寺僧透露，原来当时佛像经300多年的香火熏染，已变得漆黑，自清末到民国，一直没有人知道它们是铜铸的、铁铸的、泥塑的还是木雕的，得以避过被掠夺瓜分之劫。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活动席卷全国，大佛寺中的大佛也自身难保。铜铸大佛像和观音像，被肢解成废品，运去西村南岸五金厂仓库，准备投入熔炉冶炼。当时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眼见大佛不保，自拟公文，自盖公章，送到仓库，要求负责人对佛像善加保护。后来周恩来总理及时来电指示：凡文物铜像不能销毁，才免入熔炉，佛像因而被保存下来。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拟将六榕寺作为参观点，四尊佛像从南岸仓库转移，被接到六榕寺，焊接复原，从此在六榕寺供奉。而今供奉在大佛寺中的大佛铜像，是20 世纪90 年代重修大佛寺时依原样重铸的。

而今，繁华街市中的千年古刹早已同历史一起融入了广州的城市空间和生活之中，成为广州市文化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寺隐于市、市寺包覆、市寺合璧、寺市相依”的特殊空间形态。这些都体现出粤人由来已久的宗教崇信取向和文化包容性，由此可见，广州市民的生活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走在喧嚣的北京路上，一转头，进入这静谧的所在，置身于香火缭绕的氛围之中，追忆千年古刹的沧桑历史，不免感慨万千。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惠新中街21号        开放时间：8:00-18:00

公交：101路104路106路10路183路190路3路541路66路B8 14路

地铁：1号线（公园前D/J出口）

电话：020-83335678

建筑之秀美 装饰之精细

庐江书院，又称“何家祠”，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是目前广州保存最完好的书院之一。庐江书院占地面积1722平方米，建成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工程历时五年。其后于道光、光绪年间曾两度重修，仅光绪年间重修就耗费白银两万多两。建筑之秀美，装饰之精细，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书院门楼东向，门楼入口的石额有“何家祠道”四字，传达出书院与家祠合一的信息。门楼两层10米高，镬耳山墙、灰塑瓦脊、绿琉璃瓦剪边，古色古香。穿过门道，迎面是一个面积为140平方米的庭院。庭院南面为照壁，北面正对照壁是正祠。正祠三进，祠两侧是书舍。前座头门上有“庐江书院”石额。中墙上端有“必得其寿”彩塑。头门墀头嵌有砖雕，檐下为漆金木雕。硬山顶正脊为博古灰塑。中堂面积达104平方米，阔11.8米、深8米，堂前后接以卷棚顶抱廊，堂内有通花木雕挂落。书院的两进天井左右皆有廊庑，二进廊庑嵌有12方碑文，记载着南宋至清代广东何氏宗族世系及修建庐江书院的有关内容。

何家祠后堂是举行祭典的场所，是祠中最为高大的建筑，高、宽、深各12米，面阔、进深各三间，后壁供奉神龛。正祠两侧以青云巷隔开书舍，东面一排书舍9间，西面三排书舍25间，在照壁的西、南面还有书舍房间12间。书舍门上石额分别刻着各县、乡名称，诸如“新会房”、“恩平房”、“龙塘房”等。东侧书舍北端有座魁星楼，又称“登云楼”，楼高三层，墙壁上嵌有“文光射斗”、“青云”等石额。魁星楼楼顶本来是镬耳风火墙，正脊置琉璃鳌鱼宝珠，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据说必须是祖上有功名才有资格装置镬耳风火墙。可惜这风火墙已在10年前被拆去，换成平顶。

民国时期，庐江书院成为省内何姓族人子弟至省城求学寄宿的场所，渐渐又用作其他用途。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民居，如今拟用于科举展览馆。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水井29号      周一、周三、周五上午8:15-11:30；下午14:00-17:00

公交：205路 653路 746路 佛230路 佛276路

地铁：1号线（公元前J／D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