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种社会形态。应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毛泽东虽然讲了要让“资本主义绝种”,但是他也论述过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比较系统地阐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代表之一。研究、探索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对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过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揭露,但他们并没有因为人们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憎恶和厌弃情绪而对其加以简单的否定。马克思在论及落后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明确指出: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也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精确阐述。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基础上,而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最先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在《新民主义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认识有了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的发展并趋于成熟。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就曾郑重地指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 {4}1945年4月,他在“七大”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报告几次提到要在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后,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扬弃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提法,取而代之以“充分发展”、“广泛发展”这种更进一步的提法,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他在同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5}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4}(27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多次谈到利用资本主义问题。1950年4月,他在一份发言记录稿的“国营经济是无限制的发展”处批示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6}
从以上所引资料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发展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的理想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发展资本主义呢?毛泽东的认识是基于其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观察与深入分析的结果。首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深感中国因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而造成社会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约10%,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民族资本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非常不够。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7}因此,毛泽东认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总会自招失败”。{8}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4}(183)2、中国的落后,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广大发展,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3、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无建立“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9}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地发展,才能完成此项巨大的任务。4、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不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还有中国的文化教育等等,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
其次,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比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步,这种进步性表现在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5}(55)私人资本主义这种进步性和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落后的中国所需要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5}(239 )
第三,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各国资本主义的兴衰不是取决于一般的“世界形势”或“时代性质”,而是取决于本国社会发展的程度。尽管西方的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初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处于被动了,“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10}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之后认真地贯彻执行,而且还就如何有成效地利用资本主义、而又不被其利用作了精辟的阐述。1、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应坚持自力更生原则。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稿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外资时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11]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并非要闭关锁国,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搞革命和建设,坚持这一原则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否则,就极容易陷入“依附”的境地。2、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决不能让其操纵国民生计。毛泽东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二重性为依据和出发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其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一方面,他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必须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以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指出,应当从各方面如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毛泽东反复强调: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7}(1432) 3、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应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举的原则。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12}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科学概念,并对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构成这一经济形态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其基本点后来被载入立国大宪纲《共同纲领》之中。毛泽东关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各经济成分(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思想,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现状,是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4、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周恩来在谈到毛泽东坚持原则问题时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13}毛泽东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谈向外国学习问题时明确指出:向外国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地学,一切照抄照搬;一种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学习其优点,摒弃其错误和糟粕。我们应坚持后者,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尽管毛泽东没能使用“坚持社会主义”之类的术语,但其内涵是清楚的,即资本主义仅仅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工具,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是对在长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中所获得的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建国初期,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一定条件。可以说,这一切都与毛泽东所采取的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密不可分。
二
1952年是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由肯定到否定的重大转折点。在认识上开始走入误区。
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4}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953年6月和8月毛泽东在中央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两次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14}(82)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没有很好发展,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时就急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同年12月,经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纲领》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成分”。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4}(198)“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14}(196)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一股冒进势头。全国大部分地区“过急”、“过粗”、“过快”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在毛泽东晚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是进入了误区,全国城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毛泽东认识上的反复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华民族苦难的近代历史有关。具体来说:
第一、不利的国际环境和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违背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愿。因此,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失败后,加紧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压制、封锁和威胁。特别是他们在朝鲜战场再次失败后,反华更加起劲,使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严重的对恃状态,客观上关闭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大门。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敌视情绪,从而在认识上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都抱有很深的偏见。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帮助中国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和战胜困难。因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好感。当时在华工作的一些苏联专家和来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不满,指责我党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认为中国城乡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对中共抱怀疑态度。尽管我们宜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要得到苏联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搞社会主义。1952年苏联领导人在接待刘少奇,周恩来等访问时都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作出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从而导致过早地提出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绝种。胡乔木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的“左”倾错误时认为:当时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5}
第二,国内盲目求纯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物。由于建国初期迅速恢复经济和各方面工作的成就,使毛泽东不能冷静分析客观形势,对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实力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估计过重。以致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过多否定。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急剧转变的一个认识论根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虽然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但是还不能急于解决并消灭这个矛盾。在1952年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个基本点。本来是要求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对私有制的改造。结果是只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尚未实现工业化就大大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这岂不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脱离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误以为生产关系越纯越好,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高四纯”,从而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有选择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第三、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史的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屈辱史,西方列强屡屡掠夺和蹂躏中华民族。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对于从自已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16}尤其是在“五反”运动中,揭发不法资本家种种违法行为。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惟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面也有所夸大;加之当时现实存在的国营经济生产情况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村互助组优于单干户,均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成为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此外,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为未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方面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为与国民党合作、联合各党派建立联合政府,并希望得到英美援助的策略方向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因素不复存在,加之我们过高估计了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实力,这也难免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过早否定。
三
从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所具有的间接性特点,以及缺乏在理论上系统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经验,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出现片面性,随着形势发生变化,认识也出现多次反复,最终由利用资本主义到否定资本主义以致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完全对立,但不管怎样,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正是其闪耀智慧的思想火花,引导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步入正轨,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积极有利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中,毛泽东功不可没。
现在,当我们回顾和分析了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的历史演变之后,我们深深感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不仅革命时期、战争年代,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建设时期、和平年代同样有这个问题。经历了“文革”这场浩劫的中国共产党人,头脑更清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吸取了前人的历史教训,对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越来越深刻,而且越来越着眼于实效,从而迅速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个崭新的阶段。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邓小平多次提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这个路子是对的”。{17}他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372)邓小平的谈话使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使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坚持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大量存在,手工劳动相当普遍,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个体私营非公有制获得充分广大的发展,并且积极利用外国资本发展国民经济,这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一。由排斥资本主义到计划经济为主多种经济补充再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主义认识进步。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国家也广泛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方针,大搞社会福利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同时也把民主权利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还使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我们对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认识。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丧失社会主义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封闭僵化的体制难以改革,经济搞不上去。邓小平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冷静分析、观察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果断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较量与冷战,既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又影响了自身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社会主义的历史较短暂,加之在发展中民出现了挫折与失误,使其优越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显示和发挥。而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较长,生产力水平较高,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还有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趋势,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就成为历史的发展必然。二者取长补短,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要想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大胆地学习、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和借鉴它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改变我国落后状况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因为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危险,就对此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害怕资本主义,拒绝对外开放。我们过去犯下了“左”的错误,过急地消灭了资本主义,这样的沉痛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吸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并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邓小平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为我们合理地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并且建立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窗口—经济特区。尽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邓小平特别强调提出,资本主义尽管有一定的发展,阶级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但他永远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也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避免不了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7}(397)因此,“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8}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扫除了人们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种种认识误区。这表明,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而且全面发展了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
通过学习、探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深刻地领悟到: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惟一的选择。但由于我国没有经历一个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补充社会主义的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学习借鉴其一切优秀成果,社会主义之树就会万古常青。其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研究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今天,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留下的丰富的精神宝藏中,进一步发掘和吸取养料,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高度上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更深入地研究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表现和特点,完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更充分地认识社会主义,更客观地对待资本主义。这既是我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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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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