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至少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广义地看,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
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应该超越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也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关于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企业家、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早在201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就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真实的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
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制”。
从大萧条的应对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年到1932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多少年以后仍旧让美国人记忆犹新。彼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阻止大萧条的蔓延,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充了。
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美国重组融资公司、美国农业调整法、美国产业复苏法、劳工进步管理法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或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美国国防生产公司、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美国战争生产局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包括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或许是巧合也是某种程度的必然,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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