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调查的村庄，村里唯一的一个女强人开了一个地毯厂，效益很好。但她男人很窝囊，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村里有个习俗是女人吃饭不上桌，所以来了客户，刘华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跟人家在饭桌上谈生意，所以她每次都要提前教她老公，怎么说、怎么谈。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其实农村妇女本身也具有典型的自我排斥、自我贬低倾向。

《小康》：你觉得造成农村“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何处？

李银河：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这次我在做调查时发现村里有个外地媳妇，她17岁时几乎是被人连蒙带骗弄到这里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做了老婆。12年后，她才第一次回娘家，离家十几年，差点找不到娘家的门。

《小康》：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习俗与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李银河：中国在法律上保障妇女权益，在全球走得比较靠前。然而难改的是习俗，社会学上有个“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要比政治经济都慢一步。

尤其是在农村，法律和习俗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继承法》。为何人们观念上认定，就该是男孩继承？这是因为“婚后从夫居住制”造成了男孩负责养老。因此，若想实现“男女一样继承”，就要改变养老模式，改变“婚后从夫居住制”。

《小康》：你一直对弱势人群抱有关注。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理想的？

李银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受到最小的压抑，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实现自我。特别是女人，因为女人所受的压抑一直比男人深重得多。

《小康》：你一直认为农村要男女平等，根本出路是都市化。但是，在已然都市化的环境下，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

李银河：在我们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中，在性规范上其实盛行男女的双重标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男人的性活动越多越好，女人的性活动越少越好。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经验，多半说明他有钱有权；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经验，则说明她放荡轻贱。在一桩明明是双方自愿实行的行为中，传统的观念却认定男方必然是赚，女方注定是赔，这就是性行为的“赚赔逻辑”。而“赚赔逻辑”形成的根源在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间的个人。

《小康》：你应当是一位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吧？

李银河：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彻底摆脱男人、仇视男人。我其实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一直以来，你的前卫言论总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比如“一夫一妻模式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

李银河：有些问题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婚姻制度，可实际上，婚姻制度未见得就那么永恒。在那些比较看重个人的社会，比如在北欧，有一半的人基本上不进入婚姻，而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我只是把客观的统计数字和趋势描述了一下，事实就是事实。

关于“一夜情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是有一个前提的，双方必须是单身，而且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如果一夜情发生在已婚的人身上，这就违反婚姻道德了，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加了好多限制，比如一夜情是很容易传播性病的。

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对习俗的挑战，但我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他(她)是同性恋抑或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欲望、什么怪癖，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为他们的权利辩护。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银河争议言行录

2005年6月，针对都市白领族的“闪婚”，李银河表示支持。

2005年12月，李银河的“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的观点引发争议。在另一次讲话中，指出“70%的北京人有婚前性行为”。

2005年8月，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性工作者犯罪。

2006年3月，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3月，声援女子上班被强奸按工伤索赔。

2006年“两会”期间，提出“采访15分钟内免费，1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引发争议。

2006年7月，李银河为一夜情和“多边恋”正名。

2009年2月，李银河指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侮辱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