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 北方公园NorthPark（ID: northpark2018） ，作者：王小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

一个年轻人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暂的行为艺术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动机和目的。只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用死亡作为代价在一件艺术品中是否显得太大的。

熟悉吗？也许看到标题是王小帅，你会以为这个年轻人就是和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胡波，毕竟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

但那是1996年，王小帅拍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极度寒冷》，这两段话正是电影的开场白。那时候的王小帅倒很像后来的胡波，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只能用最有限的资源拍一些自己想要的素材。

《极度寒冷》好歹找来了贾宏声这样的专业演员，拍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的时候，他干脆只能举着别人不要的摄像机，拍拍自己的老同学刘小冬和喻红。

其实原本摆在王小帅面前有另一条路，一条有国家支持的体制化创作之路。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5级的高材生，学分专业第一，大四毕业的时候，他有第一个挑选单位的机会。

他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想着广阔天地可以马上拍电影，结果三天三夜的火车把他直接折腾得没脾气了，他恨不得当时就跳下了火车。

在福建的时光是很苦闷的，他1年上交了5个剧本，但领导就是不让他碰电影。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离开的是厂长的一句话，当年电影资料馆的领导来厂里视察，问你们厂里不是有一个大学生叫王小帅，学习成绩很好，怎么没让他拍电影，他听完厂长的话之后从会场直接跑回宿舍，五分钟后打包好行李就赶飞机回北京了。当时厂长说的是，

“小王想拍电影，再等上五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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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连一分钟都等不了。

影评人程青松这样形容当时王小帅的心理，“他不希望自己在等待中荒废了所学到的专业，他迫切希望用胶片呈现90年代初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上学的时候，王小帅他们这一代和第五代接受的是几乎一样的电影教育。那时候大师们都还在电影学院任教，王小帅记得周传基教授一上来就给他们批判好莱坞商业化的弊端，老师们迫切地为这些学生补上缺失的电影史。

在这样的教育下，第五代已经横空出世，他们讲述着民族的苦难和创痛，构建起家国情怀的宏大背景，迅速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赢得一席之地。

对于这一切王小帅和他的同学都看在眼里，王小帅甚至就是因为喜欢陈凯歌导演处女作《黄土地》才决定报考电影学院的。但对于第五代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时代赋予的，他们的表达中自觉自省的东西并不是很强的。王小帅决定拍点不一样的，他要关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边缘群体的故事。

过去的中国电影里，个体必须要被纳入到集体中才能获得个人成功，个人情绪大概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冬春的日子》上来就拍两个颓废落魄艺术家，拍他们每天恍惚度日，石川教授评价它是“实现了电影从宏大叙事到生活讲述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王小帅从小就是没有根的人，不管哪个地方他都既是主人又是旁观者，他电影里的那种漂泊感是中国电影前所未见的。

五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跟着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贵州，那个地方叫新天寨，是部队首长坐着飞机往山里开，觉得周围什么都没有了，大手一挥选中的。

13岁那年，父母终于带着他离开贵阳去了武汉，上学第一天他靠墙坐着，听见同学们议论纷纷，突然一个词蹦到了他的耳朵里，“乡里伢 （乡下人）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乡下人。

之后就是电影学院求学的四年，毕业后去福建又逃回北京，户口、组织关系这些统统不要了。

王小帅曾在一席演讲里说过，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算哪里人。所以离开此地一直是他电影的母题，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根本无力掌控，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这些念头支撑着他无论多难也没有想过放弃拍电影，刚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开公司、拍广告，他们打算先去挣钱，回来再做电影，但王小帅觉得既然你热爱电影，就不应该离开，因为“离开，就回不来了”。

《冬春的日子》刚出来的时候，主流评论界一片哗然，许多人说你们年轻人这是无病呻吟，你有什么苦恼？你有什么资格去表达你自己？王小帅用借来的5万块钱，和几个同学一起相互帮衬着，就戳破了主流意识形态长期教化下一张张虚伪的面具。

要在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那是“数十年来中国剧情片个人表达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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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种表达在那个时代是不被允许的。

王小帅那一代曾经天真的以为自己拍电影不拿国家的钱，国家也就管不着他们，但他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电影审查。那时候王小帅、娄烨拍的独立电影根本上不了大银幕，只能以隐秘的方式在地下传播，他们都被文艺青年视作地下电影的英雄。

在网上搜索那时候 bbs 上的帖子，总能看到王小帅的电影出现在各种禁片名单之中。但文艺青年的崇拜不能当饭吃，国内没有希望，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1年他带着《十七岁的单车》去了柏林，最终捧回了评审团大奖，但因为《十七岁的单车》并未过审，属于私自参展，后果就是他被彻底“封杀”，成了完完全全的地下导演。对于那个风险王小帅不是没有预判，但名扬国际影坛对包括他在内的第六代诱惑实在太大。

这一禁就是三年。直到2004年，王小帅开拍三线三部曲的第一部《青红》，那是他拍了12年电影后第一次有机会上大银幕。

就在前一年，广电总局发布四条电影审查、立项、发行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开始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影制片领域，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王小帅才终于能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王小帅开始陷入了某种悖论。他的电影总能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在评论界收获一片好评，但在登上大银幕后往往摔个粉碎。

王小帅对电影市场化、商业化一直保持着警惕和鄙夷，他很赞同导演郑洞天对当时电影市场现象的解读，“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太习惯去看稍微要动一点脑子、或者要用心去看的电影了，他们总是习惯一些感官刺激，这太可惜了。”

他上凤凰卫视的节目，和主持人何东一起抨击大导演太过商业化的现象。王小帅一脸骄傲的说，“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别人拍电影拍出十几个宅子我不羡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那时候王小帅还以独立导演自居，真要拍商业片的话“我真干不了那事儿，我没这本事”，旁边何东补了一句，“他们得担待着”，不知道是嘲讽还是真心，王小帅歪着头说了一句，“小刚艺谋真辛苦他们了”。

这不是他唯一一次揶揄张艺谋，他曾经说过张艺谋本来有可能比现在伟大得多，甚至有一次记者问到说他的电影商业化的时候，他相当激愤地说了一句，“你们已经失去张艺谋了，还想再失去一个王小帅？”

他还和贾樟柯一起批判第五代，说他们获得了社会的权力，但没有一个信仰和影响。2009年在上海电影节论坛，他当着宁浩、魏德圣和陆川的面，说“他们仨票房都过亿了，但作为导演，他们都失败了。”逼得主持人张国立出来打圆场。

《日照重庆》在戛纳首映，他对着一堆国内记者语出惊人，“对于这个市场，我已经快要失望了，如果再尝试不成功，我想过干脆退出国内市场，回归到我最早做电影那时候的样子。”

王小帅的锐气语录是抓不完的，那时候他已经成了某种独立价值观的象征，不投身主流商业环境，不随波逐流，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他说一直被叫做独立导演也挺好，能独立地存在、独立地表达、独立的观点。

地上地下走了这么一遭，王小帅一直秉持着一条准则：不会因为是地下的，就肆无忌惮地做；也不会因为成了地上的，就什么都不敢做 。

03

《日照重庆》还是失败了。

尽管入围了戛纳，还有范冰冰、王学圻这些大明星参演，但最终票房只有280万，出品人还说他“余毒未清”，把他四大“零票房”导演的梗又拿出来说事。

当然王小帅没有真的退出，他以黑泽明的故事激励自己，别人让黑泽明拍商业电影，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

但给了他致命一击，让他彻底认清现实的是2015年的《闯入者》。

《闯入者》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王小帅还专门配合着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结果上映第一天排片不足2%，他直接发微博说，“4月30日是拍电影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让曾经被禁三年的王小帅说出这种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票房的失利、预期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将他彻底击垮了，他和团队就盯着排片饼状图上的一道黑线，几天都无法入睡。

以前大家都没票房，还可以用观众的观影习惯没有培养出来解释，但现在可不一样了，《白日焰火》在国内拿了1亿票房，《桃姐》也有7000万， 文艺片不再和低票房划等号了，结果他还是一败涂地低。

一个略显残酷的事实是，也许不是这种电影没有观众，如果错的是王小帅怎么办？

王小帅甚至都想在了前面，《闯入者》里面罕见地出现了广告植入，他说自己从不排斥植入广告，还希望多来一点，“投资方你们可以为这个片子去拉任何赞助”。有一个香烟品牌的植入广告，他等到临开拍前的最后一分钟，实在等不来了才下令开机。

但无论是植入广告还是票房，他都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回报。在一次采访中，王小帅说自己很恐惧， 在一个金钱社会里，你做了很多，却没有挣到很多钱， “你还是会缺少安全感”。

王小帅想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办法是自己成立的公司冬春影业，冬春影业坚持不融资，也不受资本控制，只拍一些自己想做的电影。

在冬春影业成立大会上，王小帅的妻子刘璇说想用这么多年的经验和资源帮助青年导演一起做片子，他们明白年轻导演和文艺片生存环境的恶劣。

一个月后他就在 First 青年影展相中了两个本子，一个是周子阳的《老混蛋》 （《老兽》） ，一个是胡波的《金羊毛》 （《大象席地而坐》） 。

当年说服胡波把《大象席地而坐》给冬春影业做的时候，刘璇给出的理由是“投资你电影的那家公司做商业片的，以后肯定会干扰你创作”，结果《大象》拍摄过程中制片人每天监视胡波拍的素材，还时不时用随时都可以换导演这样的话来让胡波妥协。

王小帅自己吃过没钱拍电影的苦，他曾经最痛恨只盯着票房和结果的成功学，结果《大象》的拍摄周期从30天压缩到25天，预算从90万减到73万，他们还逼胡波把四小时的版本剪成“终于有样子的”两小时版本，最后理念冲突爆发时，刘璇提出胡波要350万才能买回电影，其中包括王小帅的监制费200万。

王小帅提到过成立冬春就是寻找一些有理想的，对电影有看法的，另类的导演，但胡波想要坚持呈现电影原貌时，王小帅却对胡波恶语相向，“可怕的是你如此贪念不自知，表达的东西？你以为别人是傻逼看不出来你那要表达的浮浅的东西？”

不知道那时候王小帅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批判第五代霸权时的那种锐气和自省，记者问他会考虑有一天自己走到核心拥有权力吗？王小帅摇摇头，说权力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绝不会往权力里边走，走也没有用。

很难说胡波的自杀和王小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王小帅在冬春影业成立那天说过的一番话，就像是后来一切的预言， “真正毁了年轻人的是成年人，他们老了，拿着资本想赶快创造奇迹，拔苗助长的是他们”。

甚至更加矛盾和讽刺的是，当初围绕《大象》的主要争议就是4个小时的片长，觉得这是在挑战观众的观影习惯，但现在《地久天长》却一直大力宣传所谓用3小时的片长展现中国三十年历史变迁，其中没有一秒是浪费的，但在看过影片后，我倒是很同意木卫二的一句话，“3小时片长没必要，So long，可以减到2小时。”

也许王小帅也不会同意吧。

1996年《极度寒冷》刚出来的时候，王小帅接受过一次采访，记者很犀利地问他，在咱们的电影里好人坏人都是很清楚的，怎么在你的电影里善恶标准都失效了呢？

那时候还很年轻的王小帅笑笑，说，是的，我始终很暧昧，“每个人都好不好坏不坏，因为生活就是讲不清楚的，没有那么简单的谁好谁坏”。

你看，电影如此，生活不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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