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美国史学界对大萧条和新政的历史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包括对30年代的美国妇女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史学界对这十年的美国妇女历史的研究，在妇女应对危机、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社会保障、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19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尚属空白。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复兴，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妇女研究引起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妇女史研究成果之丰、创见之独特，是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美国史学界对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起步稍晚一些，并且研究内容多侧重于妇女与大萧条的关系，即妇女如何应对危机、就业妇女的状况如何、妇女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怎样等。对女性主义虽有所研究，但尚不多见。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侧重从杰出妇女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角度进行"她史"研究，尽管有一些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文化（不单纯是自然和生物现象）对女性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颇为深入地分析，但是，真正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女性为什么一贯地被赋予次等角色的屈从地位进行的研究，除了救济和保护性劳工立法方面外，还比较欠缺。因此，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成为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个学术挑战。笔者希望通过这篇综述，能为国内有志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同行们提供一点参考。

一 妇女应对危机

1929年开始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经济危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心理上，对当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众多的论述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活的著作中，琼斯•韦斯廷的《设法应对》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大量的口述史，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面对危机怎样学会了更多的生存技能。如：种菜、制作罐头水果和蔬菜、缝补穿旧的衣服、烤制面包、喂养牲畜、收留寄宿者以及干一点零活等。妇女们利用手中仅有的资源，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使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把大萧条对家庭经济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用光、用破、凑合着用或者没有用的也行"这句俗语，是作者对妇女艰难度过危机的最好总结。[1]然而，与众多的中产阶级妇女继续留在家中过精打细算的日子不同，一小部分已婚的中产阶级妇女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威尼弗雷德•d.

博林认为，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已婚妇女外出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满足20年代消费社会刺激起来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在30年代，中产阶级的一些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她们的眼里，生活的改变是最重要的。[2]博林的观点确实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为这一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妇女史学家不仅对中产阶级妇女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作了分析。安纳利斯•奥莱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没有独自在家中忍受食物和住房方面的窘迫，也没有为了丈夫和孩子默默地牺牲自己。恰恰相反，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穷苦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为抵制价格、反抗被房主驱逐、建立大规模的物品交换网和获得对食品、房租价格的控制而进行抗议和游说活动。她们的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对"公平价格"的疾呼，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作为美国公众一部分对美国经济体系的失败展开的抗争。[3]

另外，城市里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主妇为了贴补家用，在自己的家里边照顾家庭边干一点能赚钱的灵活，如手工缝纫等。在她们看来，尽管这种劳动工资很低，然而却使她们既不放弃照顾孩子的神圣母亲特质，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她们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政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取缔雇主对从事家庭作业的主妇们的残酷剥削，曾颁布法令禁止这种家庭作业，然而，却遭到了从事家庭作业的人以及商人的反对。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家庭作业一直存在着。[4~5]

除了城市妇女之外，生活在广大的南部和西部农村的白人妇女也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对南部白人佃农妇女进行了经典记录的是玛格丽特•贾曼•哈古德。她指出，30年代的南部农村还没有电和自来水等设施，妇女主要还是靠双手完成繁重的家务劳动。[6]另一位史学家诺拉•米勒认为，经济原因促使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但是，当大危机期间城市就业困难时，这些女孩不得不返回农村。对于这一点，玛丽•w.

哈格里夫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她发现，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不单纯是经济动机，渴望冒险、对农村枯燥生活的厌倦、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交往等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些女孩工资很低，然而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改善了境遇。[7]另外，德博拉•芬克在《耕种土地的妇女》一书中，指出，由于大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和1934年以来的干旱，农田牧地上的生活方式开始崩溃。妇女们改变了对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的态度。更多的妇女选择了单身或者离婚的生活方式，没有离婚的妇女也减少了农村经济对她们的羁绊。她们不再使自己囿于尽职尽责妻子的角色，而更多地看重她们自己的经历和渴望。大危机时期特殊的经历加速了土地神话的破灭。[8]

在少数族裔妇女的研究中，黑人妇女是美国史学家关注比较多的群体。杰奎琳•琼斯在《热爱的劳动、悲伤的劳动》中认为，像大危机这样的境遇对于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来说，决不是第一次。只不过这一次危机使黑人男子失业率明显增高，致使黑人妇女承担了比经济繁荣时期更沉重的负担。黑人妇女绝大多数都从事家佣或者农业工人的工作，承受巨大的种族歧视。作者用"加速的厨房"形容家佣工人，用在工厂里"空中飞行"形容黑人女工劳动的强度。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黑人妇女将放弃对联邦政府或者劳工组织的幻想。相反，她们将和家人一起，逐渐把她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与作为工人的权利等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把家庭民主与外部抗争联为一体。[9](

p231)

另一位史学家朱莉娅•柯克•布莱克韦尔德在《大萧条的妇女》一书中，对墨西哥裔妇女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婚的墨西哥裔妇女比较顺从，大多不外出工作，而是在家里从事缝纫和刺绣的手工劳动，未出嫁的女孩多在家里剥核桃壳以贴补家用。作者断言：正是社会等级制度结构和当地特殊的经济条件和自身的传统文化共同作用，才使经济危机对不同群体的妇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0]然而，

维基•l.

鲁伊斯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鲁伊斯认为，墨西哥和墨西哥裔美国妇女不受传统文化的限制，在组织工会和工人罢工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的作用。[11]

对于华裔美国妇女，朱蒂•扬提出，由于华裔妇女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甘于牺牲自己，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与家人共同度过了难关，并且就族裔整体的生活质量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改善。[12]（p414~417）

当妇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对萧条时，她们自身角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对家庭关系产生了影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论著以丰富的史料叙述了大危机对妇女地位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变动的影响。这些论著普遍认为，尽管男人是挣钱人的角色在大多数家庭受到了挑战，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地位仍然没有被动摇。妇女依旧负责管理家务，大危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妇女这一传统地位得到了加强。[13~14]

彼得•法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性别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男女两性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他发现，不少夫妻在面对危机时都表现出莫大的震惊和恐惧。有些丈夫由于失业，逐渐失去"挣钱人"的地位和一家之主的尊严。不过，绝大多数家庭最终对他们遭受的困境找到了迁就融合的办法，在夫妻之间培养了新的信任和合作。[15](p153~157)至于一些社会工作者和学者持有的危机会加重家庭暴力的看法，琳达•戈登提出了异议。她认为，容易与长期贫穷相伴随的压力、挫折和自尊心受伤害可能会使家庭暴力恶化，但是，这些因素决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家庭暴力通常不是由大危机而是由个人造成的。[16](p46~158)

二 妇女与就业

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就已经出现的妇女就业人数增长的倾向在30年代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中断。妇女就业人数，特别是已婚妇女就业人数继续增长。妇女从事白领行业工作的人数继续增加。不过，尽管有大量的就业妇女参加劳工运动，性别歧视在劳工组织内部仍然存在。

在有关妇女就业的研究性论著中，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的《外出工作》无疑是对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妇女工作经历的最好论述。对于20世纪30年代公众对于妇女外出工作的激烈争论，作者从她的研究中发现，不管公众对妇女外出工作表现出怎样的敌视态度，妇女都没有放弃她们的工作，她们也不会停止寻找工作。十年间，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或市场）的人数超过了男人。女工和男工工资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最低点。已婚妇女的就业人数明显上升。大萧条期间，妇女就业人数较多的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不仅遭受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小，而且恢复较快。而大量雇用男人排斥妇女的重工业部门，不仅遭受打击的程度较重，而且恢复较慢。因此，作者指出，妇女似乎受益于从前所遭受的歧视，因为她们被这些歧视排斥在受萧条打击最严重的工业部门之外。

[17](p258~260) 威尼弗雷德•d. w.

博林认同上述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男人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被社会定义为"女人的职业"的办事员、速记员、接线员等工作。然而，在大危机的十年间，这些"女人的职业"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妇女在大危机期间整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却扩大了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数。因此，劳动力的性别歧视使妇女受益。[18](p87~88)

然而，大量失业男子的存在毕竟使妇女尤其是已婚女工承受着相当程度的就业歧视的压力。公众普遍认为，受雇用的已婚妇女离开工作岗位将会解决失业危机；联邦政府也颁布了歧视妇女就业的法令。[19](p198~202)这些公众观点和政府歧视性法令对就业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洛伊斯•沙夫就令人信服地证实，虽然妇女在大萧条十年间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但是从事专业职业的人数却在减少，教师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职业。沙夫指出："在20世纪头30年里，家佣和私人服务部门几乎保持不变，制造业和白领工作一反常态成为主要的女性职业。在1930~1940年间，这种模式保持不变。可是，办事员和销售员的职业以牺牲对白领类别的专业职业的追求为代价而获得。这就是30年代妇女经济地位恶化的症结。已婚妇女继续以比单身妇女更大的比率进入白领职业--尽管从20年代以来是以放慢的步伐，但是她们得以从事的工作更缺少声誉。"[20](p66~85,

与洛伊斯•沙夫的悲观看法相反，一些史学家认为，这种歧视压力并不能把已婚妇女赶出劳动力市场。

在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中，玛丽•w. m.

哈格里夫斯的看法最为乐观。她指出，尽管大危机对专业职业的妇女来说是一个异常困难的时期，然而妇女在其他类型工作中的地位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社会上还存在工作的性别歧视，但是，就业的妇女正在变成一支更加稳定更加成熟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已婚的、土生土长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大军。这对于战后女性主义的复兴来说，无疑是黎明前的黑暗。[7]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公众对已婚妇女的就业行为抱有如此强大的敌意呢？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利用普通人写给罗斯福夫妇以及政府官员的大量的信件，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揭示了公众反对的深层含义，即人们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理想的破灭以及男性丧失挣钱人的尊严而导致的懊恼和沮丧。

[21](p418~425)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亨利•查菲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劳工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就业妇女大量卷入这一运动的时期。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规定任何产业的工人都有不受雇主干涉的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一规定极大地推动了30年代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发展。另外，1935年产联成立。它一改劳联的作风，吸收妇女和非技术工人加入工会。上述两个原因促使妇女加入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是，在劳工组织内部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结果领导层内部的妇女人数很少。妇女在抗议运动中也大多从事救护、送水做饭等辅助性工作。[22]

(p82~87)

菲利普•s.

福纳是美国有名的老左派劳工史专家。他的《妇女和美国劳工运动》认同威廉•亨利•查菲的上述观点，并且以更加生动、丰富、翔实的资料，叙述了30年代声势浩大的产联罢工，以及妇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3](p299~335)

（下转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