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大西洋变窄了吗（二）：辛纳屈主义

对美国而言，联合盟友来制定对华战略，是其对华思路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乃拜大选换届所赐。对欧洲而言，联美对华也并非其天然选择，同样是经过了反复思考、讨论、权衡的结果。

四年前特朗普刚上台时，欧洲受到剧烈的战略冲击，联中抗美、西方抗中俄、观火渔利等种种观点散见于战略界的讨论之中。到2020年下半年，随着欧洲对全球格局、自身定位的认识加深，欧洲的大国战略日益明确。欧盟对大国关系的新认识，要言有三：

其一，走“自己的路”。

2019年12月随着新一届欧委会走马上任的欧盟“外长”博雷利（Josep Borrell）是73岁的老政治家（仅比拜登小一岁），曾官至欧洲议会议长和西班牙外长。此公乃奇人也，生于西班牙边远村庄，少年在家自学，后靠奖学金游学巴塞罗那、马德里、加利福尼亚和巴黎，所拿学位涵盖工程学、经济学和数学，最高学位是马德里大学的经济博士。

“走自己的路”，正是博雷利的贡献。

如果说在欧洲之内，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最会“叙事”、最懂话语之于重整政治秩序之重要性的政治家，那么博雷利可排第二。

2017年上台的马克龙，曾任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助手。利科为解释学泰斗，给语言（尤其是诗性语言和隐喻性语言）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马克龙力推之下，“主权欧洲”“欧洲战略自主”成为主流话语，锚定了欧盟的航向。

年迈的博雷利甫一上任，就遇到“大变局叠加大疫情”，无法周游列国，却正好“指点江山”。他在欧盟官网开辟个人博客，经常在媒体“一稿多投”并接受媒体集体采访，不断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走自己的路”正是博雷利在2020年6月提出的。 面对如何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难题，博雷利对媒体说：“我们必须像辛纳屈一样（Frank Sinatra），不是吗？走自己的路。” 辛纳屈是何许人也？中国人不太熟悉，但西方人很熟悉。他是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他的歌声估计伴随了博雷利的青葱岁月。而“走自己的路”（my way）正是辛纳屈的代表作之一。博雷利以辛纳屈歌名“走自己的路”来比喻欧盟的战略抉择，令人过目难忘。很快，英国《经济学人》将博雷利的这一思想冠名为“辛纳屈主义”，令其广为人知。

其二，在中美间“不选边、非等距”。

到2020年7、8月间， 博雷利对其“辛纳屈主义”又有新发展。他说：“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与中美之间距离相等。我们与美国漫长的共同历史和共同价值观意味着我们离华盛顿比离北京更近。”

这个立场显然不仅仅是博雷利个人的立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在9月中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表示：“自从我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以来，经常有人问我一个既简单又残酷的问题：‘在中美之间的新竞争中，欧盟站在哪一边？’我的回答如下：我们与美国息息相关……我们不同意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所依据的价值观……我们站在民主、人权、法治与合作的基本价值观的一边。利益是我们的指南针。欧盟是一支自主的力量，它是决定我们选择的主人，也是我们命运的主人。”

欧洲民意在中美间的摇摆似乎与政治家同步。德国科尔伯基金4月进行问卷调查，在回答“德国应该跟美国还是跟中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问题时，选择“美国”和选择“中国”的人几乎持平。但到9月份再次进行调查时，结果则发生了明显变化：认为应与中国更紧密的人从36%降至27%，而认为应与美国更紧密的人则从37%升至56%。

选前，欧盟实际上已做好了无论谁入主白宫，都要与美改善关系的心理准备。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其任内首个盟情咨文中表示：“不管今年年底发生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议程。”更耐人寻味的是德国女防长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11月2日美国大选前夕在媒体上发文《欧洲仍然需要美国》，称“在一个以权力竞争加剧为特征的世界中，西方只有保持团结，才能站稳脚跟并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此时美国大选结果其实并未揭晓。

待欧洲确定拜登胜选后，欧洲人争辩的焦点，与其说是在中美间如何站位，莫不如说是在亲美与自立间如何站位。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德国女防长“欧洲仍然需要美国”的言论心怀不满，表示“只有在欧洲严肃地看待自己的时候，美国才会尊重欧洲这个盟友”。最终，欧委会在《欧盟-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新议程》中是这么“和稀泥”的：“一个团结有为且自立的欧盟，对欧洲有好处，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好处，也对多边体系有好处——此三者相互加强而非相互排斥。”

其三，将对华政策协调作为改善美欧关系的钥匙。

这种想法最早曾于2018年4月浮现。当时欧盟为力避特朗普对其征收钢铝关税，酝酿对美提议简化版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此同时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由于特朗普坚持征税且在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上毫无与欧合作之意，欧盟未能施展此计划。

媒体后来甚至披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8年4月访美期间曾试图“祸水东引”，但未得到特朗普回应，相反特朗普称“在贸易问题上，欧盟比中国还差”。更有甚者，特朗普问马克龙为何不离开欧盟，并允诺如果法国离开欧盟，将给法国更好的双边贸易协定。地区一体化是欧洲战后的生存关键，特朗普对欧洲一体化的傲慢与惊人的无知，恐怕是让欧洲精英无法真正与特朗普展开合作的更深层次原因。

然而，到2020年，呼吁美欧联手制华的声音不断增多。2020年2月，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举办大型网络研讨会，汇聚43位美欧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对华关系。美欧学者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来共同研讨对华政策，为近年罕见。此次会议的一个出发点是：特朗普的做法侵蚀了美欧互信，中国利用美欧分歧来“以夷制夷”，“对中国的担忧”也许能成为修补美欧裂痕的“一个主要机会和催化剂”。

也许是看到美国反华共识之深，也许是看到地缘政治争夺之烈，也许是认为中欧关系已难回旧好，总之，欧盟官员似乎将上述观点听进去了。2020年6月15日，美欧举行了外长视频会议。会谈仅仅一个半小时，主要谈论三大问题——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东部邻居”。除乌克兰问题外，美欧或各执己见，或欧方言之谆谆而美方听之藐藐，可谓忠实反映了美欧冰冷的关系。相比之下，此前6月9日的中欧外长视频会议举行了3个小时，“坦诚而有用”；而此后6月19日的中美外长会则闭门谈了7个小时。正是此次美欧外长会上，博雷利提议欧盟与美国就中国问题启动双边对话。事后博雷利在其博客提及当时的场景：“我给了（蓬佩奥）许多例子，其中一个是当美国惩罚空客而我们准备惩罚波音的时候，中国正在补贴它的大飞机，打算以后把它卖到世界各地，也包括卖给我们的私营企业。这是需要我们在对话中讨论的。”

然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博雷利的提议不置可否，更未进一步探讨细节。博雷利略显尴尬，降调处理，会后对记者称这仅是一个“建议”。但在美欧外长会10天之后，蓬佩奥却在一个智库论坛上出人意料地表示对此建议很感兴趣，并称已派大队人马设计美欧协商对华政策机制的细节，将在数周内尽快启动。有分析称，此间6月22日中欧领导人会晤举行、特朗普选情不利等因素或许刺激蓬佩奥改变了心意。

10月23日，也即距美国大选不到两周之时，博雷利与蓬佩奥通电话，双方决定建立美欧论坛（US-Europe Forum）讨论“所有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并在美国大选结束后立即启动。两天后，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写道：“有些人可能将（美方的对华战略侧重）视为其会自动削弱跨大西洋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关系的积极方式是重新开展跨大西洋合作的机遇。”

最后宜指出的是， 欧洲与美协调对华关系，并不意味着欧洲想“怂恿”美国对华强硬，恰恰相反，欧洲认为自己能在中美间居间协调，借力打力 。欧盟委员会在12月2日发布的《欧盟-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新议程》中委婉地指出了欧美对华看法的差异：“对于欧盟来说，中国是合作的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欧盟和美国都认为中国日益自信地扩展其国际影响力构成了战略挑战，尽管我们不总能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一些欧洲军事部门的人甚至认为，欧洲的战略自主有助于阻止中美爆发军事冲突，因为欧洲拥有“公认的、完整的工具——包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可以采取真正的综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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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