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指“御题图书府”“御题翰墨林”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图书府”“翰墨林”“翰墨林鉴定章”“翰墨林书画章”“御题图书府”双龙印、“御题翰墨林”双龙印、“御题图书府”葫芦印、“图书府鉴定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图书府雅玩记”“翰墨林雅玩记”等。这一批鉴藏印章被学术界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笔者在研究安岐鉴藏印的过程中发现其并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清代的另外一位鉴藏家卞永誉。由此必须对这一系列鉴藏印的归属问题进行界定。
一 安岐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被学术界前辈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志良先生在《鈢印通释》中记载安岐的印章共计二十二方。其中包括“图书府”“翰墨林”“御题图书府”等鉴藏印章，后人则一直沿袭此观点。钟银兰主编《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及杨仁恺编著《中国书画鉴定学稿》都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归在了安岐的名下。李烈初曾在《清初收藏书画‘三家村’(下)》中写道：“唐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诗句有：‘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遂为后世文人传诵，每书之斋室堂馆或书橱画笥间，然能得皇帝‘御题’‘图书府’‘翰墨林’，也属少见。安岐并非王公大臣，何以能得此殊荣？猜想是否系将所藏书画精品输入(售予)皇宫之故。惜未得到史料的佐证。”李烈初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安岐，并猜想是否是因为安岐将藏品“输入”皇宫才得此殊荣，但未找到史料的佐证，故没有对安岐如何得此“殊荣”加以证实。
李烈初的这种“猜想”显然是不成立的，安岐的部分旧藏进入了内府，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图》。乾隆皇帝在题跋《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写道：“……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乾隆丙寅年为一七四六年，而在此时《墨缘汇观》已经成书。安岐在著录《荐季直表卷》写道：“……偶于乾隆甲子重阳前五日，有客持此来售，余因久病杜门，闻之喜不自持，邀客坐古香书屋。共赏称叹，遂以重价易之。时录已成，意谓此卷生平不能一睹，故以西晋为首……”乾隆甲子则为一七四四年。乾隆得到安岐部分旧藏时间是在一七四六年以后，此时《墨缘汇观》已经写成，安岐的藏品已经趋于稳定。即使乾隆皇帝题写了“御题”系列印章赐于安岐，此时安岐的身体状况，也不可能允许他再把藏品拿出来钤盖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即便是他有体力，藏品中的印章的钤盖布局可能也不适合再累加印章。所以只能说明一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早在作品流入安岐手上之前就已经钤盖在作品上了。
二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印属判断
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图像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研究“御题”系列鉴藏印章，首先要找到在哪些作品上钤盖了这些印章，把这些作品的图像资料集中起来，再结合文献资料，就能轻而易举的发现其中的规律。笔者综合各种资料，制成《“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列举》(见表一)。
图书府 黄庭坚《天民知命帖》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 赵麟《衡唐帖》幅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董其昌《葑泾访古图》轴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十一札》 拖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鉴定印 蔡卞《雪意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鉴定章 苏轼《一夜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苏轼《令子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府鉴定印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翰墨林书画章 张九成《宫祠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苏轼《京酒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张九成《宫祠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学界多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从属于安岐的名下，若要重新界定这批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就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验证印章的钤盖是否符合规律。安岐的部分旧藏钤盖有“御题”系列鉴藏印，像蔡襄《思咏帖》钤盖“御题图书府”(双龙朱文椭圆印)、“仪周鉴赏”(白文印)，蔡卞的《雪意帖》钤盖“翰墨林”(朱文印)、“仪周鉴赏”(白文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朱文印)，苏迈《致主管学士尺牍》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仪周鉴赏”(白文印)、“翰墨林鉴定章”(朱文印)，还有司马光《天圣帖》、黄庭坚《天民知命帖》、文彦博《内翰帖》、薛绍彭《昨日帖》、张方平《名茶帖》《苏氏一门十一帖》、朱敦儒《尘劳帖》、范成大《垂诲帖》、韩世忠《总领帖》、陆游《仲躬侍郎帖》、魏了翁《提刑提举帖》、虞允文《适造帖》、赵麟《衡唐帖》等诸多作品。
图一 黄庭坚 天民知命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印章的钤盖规律来看，就可知“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的鉴藏印章。如在黄庭坚的《天民知命帖》中(图一)，“仪周鉴赏”(白文印)与“图书府”(朱文印)的钤盖位置相隔甚远，如果“图书府”(朱文印)是安岐的鉴藏印的话，它会钤盖在“仪周鉴赏”(白文印)的正上方，而不是《天民知命帖》中呈现的钤盖情况。首先可以从印章的钤盖规律上确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
图二 苏轼 啜茶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苏轼 京酒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判断“御题”系列鉴藏印归属问题的首要证据是：安岐在《墨缘汇观》著录的《苏氏一门十一帖》。安岐写道：“此册卞氏所藏。”短短六字为界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以《苏氏一门十一帖》中的《啜茶帖》与《京酒帖》上钤盖的鉴藏印章表现的尤为明显(图二)。安岐说《苏轼一门十一帖》为卞氏所藏，但这两幅作品除钤盖清皇室的玺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印章之外，再无其他鉴藏印章。可想而知，安岐是知道“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为卞氏印章，“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当是他判断作品由卞氏收藏的依据。
在这两幅作品幅左的最下角钤盖“鱼雁无恙”白文小印，学界前辈也将这方鉴藏印章归在安岐名下。众所周知，安岐著有《墨缘汇观》，在此书中，安岐对收藏的古迹名品进行赏析与品鉴，同时也会记录作品上钤盖了哪些印章，而这方“鱼雁无恙”印章就记录在《墨缘汇观》中。安岐在著录赵佶的《欲借春风二诗帖》中写道：“白纸本。前七律一首，后五律一首，瘦金书，十行，清劲峻拔，飘逸不凡。左下角押‘鱼雁无恙’白文小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欲借风霜二诗帖》的幅尾钤盖的即为此印。由此可知，此方“鱼雁无恙”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鉴藏印。
图三 苏迈 致主管学士尺牍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见到《啜茶帖》与《京酒帖》不免会让人产生疑问，“鱼雁无恙”(白文小印)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印的尺寸较小，如果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它应该钤盖在“翰墨林书画章”的正上方，而不是在下方偏左的位置。这说明“鱼雁无恙”(白文印)当是卞永誉之前的一位鉴藏家的印章，最有可能的就是清初陈定的鉴藏印章，从苏迈的作品《致主管学士尺牍》中印章的钤盖位置就可以看出(图三)。此帖幅首上方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幅首下方钤盖“陈定平生真赏”(朱文印)。幅尾下方钤盖“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陈定书印”(白文印)、“鱼雁无恙”(白文印)与“翰墨林鉴定章”。“以御鉴定珍秘”“陈定书印”与“鱼雁无恙”三方印章组合钤盖，三印之间相隔的距离适中，符合印章钤盖的规律。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写道：“前后多空纸，押有陈氏印章。”而此帖中只有三位藏家的鉴藏印：陈定、卞永誉、安岐。从安岐的著录与作品中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这方“鱼雁无恙”(白文印)当属于陈定的鉴藏印章。无独有偶，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著录了张孝祥《官居帖》中的“鱼雁无恙”(白文印)也是钤盖在“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章的上方。
三 卞永誉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存世作品中，钤盖了“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而未钤盖安岐鉴藏印章的作品有很多，见《钤有“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存世书画》(表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鉴藏家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安岐在钤盖鉴藏印章时有一个特点：他会在作品上钤盖以姓名或字号作为关键字的鉴藏印章，只有少量作品会只钤盖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如《墨缘汇观》著录的一件明宣宗的作品《松云荷雀图》，此件作品前后有较多空纸，安岐却只是在幅尾处钤盖了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而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也写道：“此卷笔墨高逸，秀润天成，考历代帝王留心画道者，宋道君、明宣宗皆精绘事，一治一乱，何其霄壤乃尔。要知在于务本，画道岂妨治道哉。”安岐明显是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才只钤盖一方闲章，而未用姓名字号等鉴藏印。一般情况下，安岐至少会钤盖一方“仪周鉴赏”(白文印)、“仪周珍藏”(朱文印)或者“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等。像下表中所列出的作品未见安岐的鉴藏印章，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却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也从侧面反应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卞永誉。
除去上述资料之外，在文献中也相关的记载，如清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著录宋钱舜举《折枝蜀葵》时也列出的几方鉴藏印章：“御题择德堂”“御题北书府”“式古堂书画印”“令之仙客”。清梁廷枬在《藤花亭书画跋》卷三著录的唐伯虎《自书二律诗册》中钤盖“御题图书府”“图书府雅玩记”“令之仙客”“仙客”等。陆时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著录赵文敏《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中记录了其上钤盖的鉴藏印：“前‘图书府’‘令之清玩’‘闹甫’，后‘翰墨林’‘令之仙客’。”陆时化记载这件作品为卞永誉故物，在题跋中写道：“……向为卞令之先生收藏翰墨林中，今留落吴中故人……”从这则题跋中可知“翰墨林”即为卞永誉收藏书画之所，而与之相关联的“图书府”以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卞永誉无疑。
在此之后，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也著录了这件《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张珩著录这件作品时，印章的记录较为全面，除去《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记载的五方卞氏的印章之外，还有“御题择德堂”“式古堂书画”“仙客”“卞令之鉴定”“御题图书府”“御题翰墨林”“卞永誉印”等。在这些著录中，“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都是与卞永誉的鉴藏印同时钤盖。综合上述著录可知，卞氏的“御题”系列印章除了“图书府”“翰墨林”之外还有“择德堂”与“北书府”。另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记载的《沈石田江程泛舟图》中有一方鉴藏印章为“御题翰墨林图书府”。
无论是从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还是从书画著录方面进行考证，“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都指向了卞永誉。至此，已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也算是对卞永誉的一种交待，能让他在艺术史上受到公平的对待。考《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记载卞氏的印章仅有十二方，包括姓名字号印、堂号印。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记载的卞氏鉴藏印全部都是朱文鉴藏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是朱文印章。这也反应出一位鉴藏家的用印习惯，更加的说明了“御题”系列鉴藏印是属于卞氏的鉴藏印章。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一直被归在安岐的鉴藏印章群体中。这批鉴藏印章的误判导致在考证作品的递藏链时会直接隐去两位鉴藏家，作品所呈现出的流传路径也存在错误。而陈定、卞永誉、安岐这三位藏家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上也较为常见。鉴藏家对待自己收藏的作品是虔诚的，因此后人对待鉴藏家也应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对鉴藏家的印章应有全面的了解。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确立，使人们对安岐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群体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探索与还原艺术作品在历史上更加完整的流传路径。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节选自《荣宝斋》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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