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中泰关系史课题和云南省“十五”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白族史》，2003年8月25日－9月11日，我与张锡禄前往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考察期间受到了市、县民委和白族同胞的热情接待与大力支持帮助，谷臣章、陈智勇、钟以轩、钟以田、陈文跃、刘东权、谷厉生、谷忠诚、谷志望、朱义道、谷兆芹、钟以黄等同志对我们帮助帮助尤多，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谷忠海与谷梅芝同志敲着手鼓，为我们演唱了白族霸王鞭（当地又称九子霸）的唱段《麦杆草帽十八转》：
１．麦杆草帽十八转，想起老家在云南。想念你罗，一隔江河三道水，二隔峨嵋九重山。想念你罗，如今已有五百年，想见一回难上难。
２．苍洱澧水亲骨肉，虽隔千里也不远。想念你罗，喜洲芙蓉是一家，想见只需二三天。想念你罗，兄弟姊妹齐携手，白族文化代代传。
一、辗转迁徙 落籍湘西
湖南白族以张家界市所辖的桑植县为中心聚居，其余散居在湘鄂川渝黔的交界地带。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张家界市共有白族人口104 163人，其中桑植县有96 889人。毗邻张家界的怀化市沅陵县有白族人口16 000多人。
湖南西部的白族是哪儿来的呢？原来是由于战争原因，历经迁徙，落籍在那儿的，迄今已有745年。
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和《元史·信苴日传》记载，宋末元初，蒙古军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从北方进攻南宋而久攻不下。忽必烈采用了亘古未有的战略战术，亲率10万大军，从宁夏经甘肃，进入四川西北部，然后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出奇制胜地平了大理国，从而形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由于在战争中受到大理国的抵抗，蒙古军队的减员很大，大约只剩2万多人，这2万多人既要攻打南宋，又要镇守云南，所以，蒙古军首领大将兀良合台只带领精骑3千多人，另外签发由白族人为主体组成的大理国军队“爨僰军”2万多人（有的地方写成“僰爨军”或写成“蛮僰军”，后来的史书简写为“寸白军”），由大理国国王的叔父段福率领，充当蒙古军队攻打南宋的前锋。这支军队从元宪宗八年（公元 1258年）出发，先攻降交趾（今越南河内），然后攻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象州（今广西象州），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然后又连破辰、沅二州（今湖南沅陵和芷江两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最后于元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与忽必烈的大军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会合。元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这支“爨僰军”被遣返回云南，其中部分官兵就流落在长江流域的湘赣一带，后解甲归田。这就是湖南白族的由来。
据桑植白族谷、王、钟等大姓的族谱记载，谷姓始祖谷均万、王姓始祖王朋凯、钟姓始祖钟千一等都是在宋末元初，居住在江西省吉安府的吉水县，后因避兵乱不断迁徙，经张家界迁到慈利县，最后定居桑植县。其后代或因子孙繁衍，或因逃避战乱，或因逃避苛捐杂税，或外出做官经商，有的迁徙到沅陵县，有的迁徙到常德市，有的迁徙到湖北省鹤峰县，甚至迁到更远的地区。
起先到桑植的白族姓氏比较多，有谷、王、钟、熊、李、段、高、杨、张、刘、孔、施、车、于、马等。后来一些姓氏兴旺发达，发展成了著姓，现在桑植县人口最多的大姓有谷、王、钟、熊、李等几个姓氏。1999年修成内部印刷的《武陵谷姓白族志》收入的谷姓族人已经高达5万多人，分布地以桑植为中心，其余散布在湘鄂川渝黔的交界地带，少数已到全国各地工作；钟姓主要分布在桑植、慈利、沅陵、泸溪、桃源、辰溪等县；有的姓氏则人丁不旺，至今人口依然很少；有的姓氏则在发展中合并于其他大的姓氏，有的则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现只有地名和墓碑可考。
“爨僰军”中这些流散军人初到桑植时，这一地区人烟稀少，尚未开发，他们便“插草为标，指手为界”。每个姓氏都以居住地区的地理特征和姓氏给本姓氏居住的地区命名。以特征命名的如谷家錾子岩、王家覆锅岩、钟家狮子岩、熊家鱼儿岩，以姓氏命名的如马家峪、李家坪、李家峪、王家界、王家湾、刘家坪、张家溶、谷家坪、车家峪、熊家坪、杨家峪、钟家弯等。
桑植白族定居下来以后，数百年来以耕读为本，诗书礼仪传家，基本上保持了大理白族的生产生活特点。每个姓氏的定居地都尽力选择山谷小平坝宜于开垦梯田的地方，各姓氏之间相互照应，相互通婚，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赶马帮做生意，同时从事手工业生产。那时桑植属土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落后，当地土家族主要种植玉米、小米、洋芋、荞子、麦子等杂粮，不种水稻。白族落籍桑植后，把家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带了过去，他们依山傍水，修筑梯田，种植水稻，是当地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
桑植不产盐，老百姓原先吃盐比较困难，白族发挥会赶马的特长，赶起马帮运输食盐、农副土特产品、生产生活物资，并做骡马生意，上半年南下云贵买骡马，下半年又将其贩卖到湖南湖北。洪家关乡陇海村共有20户人家，其中有13户赶马帮。赶马帮已成了当地白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
古时候，桑植的市场交易极不发达，没有象样的集市。白族到后带去了赶庙会同时在庙会上进行物资交易的习俗，后来觉得只在赶庙会的时候交易不方便，满足不了生产生活的需要，遂逐步改为定期的集市贸易。这对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桑植白族能工巧匠特别多，有木匠、铁匠、石匠、篾匠、泥瓦匠、补锅匠、皮匠、铜匠、银匠、纸匠、印染工、画工、油漆工、木雕工、石刻工、裁缝等等。白族妇女善于挑花刺绣，编织草帽，自己种植棉花，自己纺线织布，用自种的淀蓝染布，方法有扎染、印染、腊染等几种。印花被面垫单是当地的有名产品，今天洪家关白族乡贺龙故居陈列的贺龙家人民国时期使用的被面垫单，就是当地白族自己生产的扎染产品。他们染制的扎染产品和编织的麦杆草帽与大理白族的产品大同小异，只是款式比大理地区的略为简单一些而已。
桑植白族重视文化教育，是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白族人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不论家庭多么困难，家长都尽力供子女读书，因而白族文人多、名人也多。据《武陵谷姓白族志》初略统计，从元代至清代，武陵谷姓族人参加国家各级科举考试，考中举人、生员、监生、岁贡生、贡生、例贡、附生、庠生、廪生的就有170人。明初，谷永和因功升任锦衣卫中所指挥、京营提督，谷永胜、谷子进承袭锦衣卫校尉。清末至民国时期，谷伏达出任知州，谷得祖、谷得仓曾出任县长；谷伏瑜与宋教仁等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奉命回国参加武昌起义，被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授予“开国将士”的光荣称号；谷从木是桑植县获民国司法部律师金匾的第一人；谷从磴1902年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谷姓的一些有识之士开设学馆，讲学授徒，为当地的文化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谷顺祥、谷启芹、谷得售祖孙三代分别考中清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贡生、生员，乡里文章、石刻多出自他们之手，谷启芹的文章尤其名噪一时，跟他学习的人甚众，他还被土家族土司请去开学馆，成为邑中一代大师。谷启虞是清道光廪生，设帐授徒，教学有方，训导（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称赞他为“三楚宿儒”。谷启毖为清道光生员，终生以教书为业，授业解惑，有教无类，县内外人士纷纷到他面前来学习，有的人甚至带上重金争相延聘，他曾一度被请到鄂西设帐讲学。他的学生科举高中的人很多，其中一名叫饶应祺的，官至清廷御史中丞。在教育方面著名的还有谷得路、谷从锐、谷梅桥等，这些老师都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谷得路的学生有留美博士陈国钧，澧州镇守使、警备司令方裕震少将，红军团长谷耀武、慈利县长朱雨农等。谷从锐1912 年毕业于湖南西路师范，他的优秀学生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老红军谷佑箴，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装甲兵司令部司令员谷志标中将等。谷梅桥15岁即考中秀才，因家贫未再深造，遂以教书为业，任过小学与多所中学的国文教师，桃李遍湘西。他是桑植的一代名儒和书法家，其字体独具一格，被称为梅字体，独立编纂《桑植县志略》，著有《世界大战诗集》。谷姓在当代也是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和获高级职称的人员有54人，获中级职称与科级职务的人员有400人。马合口白族乡长马坪村谷忠茂6个儿女中有5人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长子谷湘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院主任医师；次子谷湘黔兰州大学本科毕业，南京气象学院硕士，后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三子谷湘平南京大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桂林地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长女谷美绒湖南吉首大学毕业，现在湖南省烟草公司工作；小女谷美环国防大学本科毕业，南京军事学院硕士，现在部队工作。
据《钟氏族谱》“登云录”记载，钟姓在明清两朝考中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庠生、廪生、文武秀才，当过知府、知县、县丞、教谕（州县主管教育的官员）、判官、总兵、千总、骑尉的有600多人。由于该谱是清光绪二十八年各府县钟氏家族的一个合谱，笔者使用的是钟碧生等据原刻本搞的1989年的打印本。打印本错乱较多，准确性值得怀疑，因而无法做详细分析介绍，但该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钟氏家族也是很出人才的大家族。
另据《桑植白族王氏族源简史》初步收集到的情况，清代王氏族人中考中文武秀才、庠生、生员的人数有38人。王氏也是当地白族人口较多的大家族，该族谱正在编写过程中，按其编纂体例，各地都单独编一本，这里说的38人只是综合说明部分当中记录的很不完全的几个人。
李姓的人才也比较多，由于没有找到族谱，只能据笔者采访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中学退休教师李康忠时听到的一些情况作简单介绍。刘家坪行政村的李家岗村是一个只有80多人的小村子，全是李姓家族的人。清末民国初，该家族的李重华到日本留学，学习农业，回国后自筹资金和土地建校舍，自当校长，创办了县立珠玑塔第二国民中心小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解放后，该校已经发展成了刘家坪中学。李重华的长子李克难曾担任国民党陆军团长，次子李长继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桑植县利福塔乡中心完小教导主任。李重华的兄弟李飞龙是贺龙元帅的挚友，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时委任其为慈利县县长，后来又担任龙山县县长。李龙飞的长子李长毅曾在国民党时期任县政府秘书。该家族的李靖宇先是担任校长，后又担任国民党桑植县教育科科长；李长协任国民党厦门市警察局长；李思齐是民国时期湖南省万米长跑冠军、体育教师；李长硕等7人4人任中学教员，3人当小学教师。民国时期，桑植全县共划分为8 个乡，每乡1所小学，李家有4个人分别任4所学校的校长。该村当代的人才仍然比较多，李康健是国家二级作家，张家界报副主编，发表小说、散文10多部。桑植一中教师李兰英的儿子王超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留美博士；大女儿王林为硕士；二女儿王梅为长沙建筑学院工程师。李宁健为湖南省交通学校技术员；李宁波为湖南省医药公司中药师；李若兰为湖南省花垣县医院主治医师；李超前是湖南大学的在校生。一个地处偏僻人口又很少的小村子能出这么多人才，的确是一个奇迹。
二、世事沧桑 永不忘本
桑植是一个民族大家庭，主要有土家族、白族、汉族、苗族等。桑植县的白族自称白子、白尼，其他民族称其为“民家人”。在国家未进行民族识别之前，一直未能确定族称，在填报族称时国家又不允许填民家族，因而只能填报汉族，他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民家人由于长期与土家族、汉族、苗族居住在一起，通婚、互市、互相帮助，同这几个民族在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吸收，有了许多共同点，但也保留了不少本民族的特征。1981年恢复土家族的民族成份时，有人劝他们登记土家族算了，这样马上就可以当少数民族看待，报别的民族不容易批准。但民家人祖祖辈辈都认为自己是白子白女，是民家人，除了部分与土家族通婚的家庭登记为土家族外，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登记为土家族。他们说，我们不是土家族，不是汉族，更不是苗族，我们只承认自己是民家人，要求政府调查清楚，是什么民族就当什么民族。他们远离故土700多年，辗转迁徙，历经世事沧桑，现已传27代人。现录其族谱文海房大江世系的一支为例：（谷）均万——正魁——景铭——永忠——子齐——文海——万灏——珠政——胜程——大江——明禄——兴柳——再孟——加礼——良明——相麟——顺孝——启帅——得春——从占——伏奇——志盛——忠福——臣礼——祥生——和荣——美峰（1991年生）。虽然他们难以一时搞清楚本民族的来龙去脉，但永不忘本的民族意识却愈来愈强烈。一定要寻到自己的根，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企盼。
事情的转机来自一位老红军，他的名字叫谷佑箴。谷老早年跟着贺龙闹革命，红军到达陕北后，任八路军102师后勤部政委，解放后调到云南省工作，历任省委常委、三委办（计委、经委、建委）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由于他长期在云南，多次到大理白族聚居区考察指导工作，他的亲家本身就是宋代白族大理国国王的后代，因而熟悉白族的情况，发现家乡桑植民家人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大理白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了解到云南白族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之前，也是一直被称为民家人，始疑桑植民家人可能是从大理迁去的，也许就是白族。1977年，桑植县委党校副校长谷忠诚等人，到云南找几位贺龙的老部下搜集贺龙的故事。谷佑箴便将他的看法和想法告诉给谷忠诚，要求他回去以后向有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他也向湖南省有关领导通个气，请求湖南方面派人到云南来考察一下。
1981年，桑植县对土家族民族成份遗留问题开展调查，同时对民家人的族别问题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写了《关于要求落实我县“民家族”的报告》，谷忠诚也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云南白族情况及多年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关于桑植县民家人应认定为白族》的报告，先后向省民委和国家民委的领导作了汇报。最终促成了省、州
、县三级共同成立了一个由专家和民家人干部组成的5人民族调查组。调查组于1982年5月开始，首先对桑植民家人聚居区民家人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语言等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调查，写出了《民家人语言初探》，然后于1982年9月，赴云南白族聚居的大理州进行了为期30天的对比调查。调查组到云南后与研究白族问题的专家和省、州、县各级干部进行了座谈，并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洱源、剑川等白族聚居的县市进行了实地考察，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白族干部群众的热情接待。失散数百年的亲人，久别重逢的动人场面时时都伴随在考察过程中，令人百感交激。
研究白族历史的权威专家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教授、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云南民族学院王叔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族语专家赵衍荪副研究员，有很高学术平的学者型白族省州级领导干部张子斋、张旭、张贡新、杨永新、钟振川、施中立等同志，以及杨应新、赵卓、赵成才、李迎春、杨群、杨雄、杨民、张锡禄等几位对白族有较深入研究的处长和科研人员，听了湖南民族调查组的情况介绍和桑植民家人语言录音，看了他们带来的调查材料和民家人妇女的照片后，都一致认为桑植民家人在自称和他称、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文学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都与大理白族相同和相似，再证之以元代史料和民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与口碑传说，可以肯定桑植县的民家人就是白族。参与接待座谈的专家学者和白族干部群众都一致肯定桑植的民家人就是700多年前失散的亲人，不少人都非常动情地表示应尊重桑植民家人的意愿，举双手赞成他们改为白族。同时表示欢迎他们多回老家来看看，自己也要去桑植看望亲人。
桑植民家人的问题搞清楚以后，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以（84）湘族字2号文件向省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桑植县“民家人”改为白族的报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了《关于认定桑植“民家人”为白族的批复》湘政办［1994］249号文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确认桑植“民家人”为白族。为了表示对白族人民的关怀，从省财政拨7万元，作为成立7个白族乡的经费。
由于那时在解决民族识别问题上还比较保守，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麻烦，当时决定：确认的人口不要超过10万，成立的白族乡不超过7个。所以，一些人口较少的姓氏没有得到确认，他们只好继续当汉族，部分人当了土家族。淋溪河乡的白族人口按国家法律规定可以达到成立民族乡的标准，但也没有成立白族乡。当时成立的7个白族乡是：刘家坪、走马坪、瑞塔铺、马合口、麦地坪、洪家关、芙蓉桥。瑞塔铺白族乡改为镇后，又批准成立淋溪河白族乡，所以现在桑植县的白族乡仍然是7个。
桑植“民家人”的民族成份确认后，分支在湖南沅陵、湖北鹤峰等毗邻县的谷、王、钟、熊、李等部分“民家人”到桑植县开证明落实了白族成份，沅陵县的钟姓人口较多，其中一些领导干部与学者专门给上级写了要求落实民族成份的报告，政府组织有关专家调查后，经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布《关于沅陵县少数民族成份遗留问题的批复》湘族［1994］27号文件，落实了白族成份14 253人。
据滇湘两地专家们的调查分析，并结合我们这次去桑植的考察，桑植县民家人与云南白族的共同点和相似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称与他称相同。两地都自称白子白尼，在中国只有白族才自称白子白尼。民家人在祭祀祖先时，三元老师念请神词曰：“上启祖奉本主鱼龟山大神天仙，回龙坪二神天仙，滥船坪玉敕有感三神天仙，今乃新开年好，良辰吉日，我白子白尼，手执三炷宝香，迎请三位父母金容玉体，移登高位，游玩山川，去至白家子孙，白氏堂上，看受供果。领受香烟……”功果结束，总是照念：“功果已毕，我们白子白尼，白家子孙，恭对白氏堂上，历代祖先，顿首谨呈谍文一道，虔诚宣读……”农历正月桑植白族有一项请七姑娘神打花灯的活动，开头一句就唱：“正月正来白子生，请起七姑娘看花灯。”
过去，滇湘两地的白族都被汉族称为民家人。在1965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云南白族填族称时填的就是民家族，50年代，我国进行民族识别，经国家认定为白族后才改称白族。桑植白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没有进行民族识别，所以仍然被汉族称为民家人。
二、语言上桑植白族汉化程度很深，但仍然保留了少量的白语，并且保留了一些白语的语法结构，量词置于名词之后。如狗，两地均称匡得（即狗个）；老婆，大理称乌尼（即老婆个），桑植则是两口子互称，相当于汉语的爱人；母鸡，大理称盖嫫（即鸡母）桑植称旯母娘（意思也是鸡母）。声调也与大理白语一致。汉语只有4个声调，而桑植民家语和云南白语的声调都多达8个。形成了一种汉族和土家族听不懂的语言，所以汉族和土家族一听到当地白族讲民家话，立刻就判定他们是民家人，有时蔑称为民家佬。
我们这次到湖南考察，虽然听不懂当地的白族话，但一听到与大理白族基本一致的声调时就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在芙蓉桥白族乡听到钟以黄老人讲话和在沅陵县澧江大桥上听到几个民家人妇女在讲话时，我感觉他们讲话的声调与大理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听不懂，就象在远处听，听不清楚而已，但却完全可以肯定是白族人在讲话！
三、风俗习惯有许多相同。两地都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遵守同姓同宗不婚，儿子长大成婚后分家，父母多从幼居，但其他儿子也有赡养年老父母的责任。
缔结婚姻方面，两地都可与其他民族通婚，但主要是与汉族通婚较多。有女无儿的招赘婿上门，以继承香火。
两地都崇尚白色，服饰上喜爱穿白色，以打扮得象花喜鹊一样为荣。特别是老年妇女的服饰两地十分相似。
生小孩两地都要到外婆家去报喜，外婆家要给婴儿送被盖、衣服、摇篮等。小孩取名要请粥米客，小孩的八字与父母相冲犯或难养，要改口或取贱名。
两地丧葬都要请道士或和尚念经超度。死在外面的人，大理不准抬进村，而在村口搭一个临时的棚子，供人祭吊；桑植不准抬进堂屋，而在岩塔边搭一个临时棚子，请道士或和尚念经开路。送丧要请阴阳先生择坟地和看日子，如果日子或山向不对，就要停柩一段时间，等日子或山向转吉，再行埋葬。死者倘是妇女，入殓前要请娘家的人来验棺。死人下葬时，桑植要用一个陶罐装五色线和5条活泥鳅或五谷茶叶埋在坟墓头下；大理在人刚断气的时候，要用一个去核的大枣内装碎银和米盐含在死者的嘴里，下葬时也是用一个陶罐内装洱海水和一对小活鱼和几个银制小鱼，埋在墓圹正中。
四、宗教信仰基本相同。桑植白族信仰道教天、地、水三官为核心的三元教，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大理白族地区过去许多地方都有三官庙，笔者的家乡大理喜洲镇城门附近就建有三官庙，后毁于破除迷信的政治运动，但其遗址上至今仍有人去烧香磕头，其含义也是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两地都信仰佛教，桑植白族聚居区周围25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寺庙48座，解放前吃不同种斋的高达50％左右，这应该根源于大理白族在唐宋元三朝笃信佛教的历史；如今大理地区吃斋念佛的白族人依然很多。
两地都信仰民族保护神本主，重视祭祀祖先的活动。本主神大多是一些对本民族贡献大的祖先和有功于民族或村寨的人物。过本主节要举办隆重的庙会，要敲锣打鼓，抬着万民伞游神祭祀，还要表演传统文艺节目，同时进行农副产品等物资交易，这在两地都是一样的。大理白族地区几乎每个村寨都建有本主庙，大姓家族建有本姓氏的宗祠；桑植的祠堂庙宇也是当地各民族中最多的，只不过将本主庙与家族宗祠合二为一罢了。桑植一些地方的宗祠兼本主庙其建筑样式与大理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如今已残破不堪的洪家关白族乡海龙坪村王氏祖祠大门头上建戏台的样式与大理市大关邑村、宝林寺村本主庙和剑川县寺登街本主庙等的建筑样式完全如出一辙。大理地区各个村寨的本主不一，因而过本主节赶庙会的时间各村不同，都是按本村本主的诞辰作为过节的日子。桑植白族各个村寨也是按其供奉本主的生日过本主节赶庙会的，各村赶庙会的具体时间为：廖坪正月十五日，芙蓉桥覆锅岩正月初九日，三屋洛六月初六，梭子丘石竹山庙五月十三日，莫华寺五月十三日，逢宗山五姓庙五月十三日，马合口、双溪桥、黄家台、赵关溪四处关帝庙都是六月二十一日，佳木峪七月初一日，官溪涧七月初十日，官地坪七月十一日，梅家桥黑神庙七月二十日，前村坪八月十五日，韦陀庙八月十五日，熊家坪九月初九日，麦地坪十月十五日，滥船坪十月初十日，走马坪十月十五日，二神堂十二月十二日。
农历七月半烧包，两地都认为七月初一祖先回家，七月半再返回阴间，这期间要供饭菜茶酒等祭祖。烧包可能是从汉族那里学来的，但汉族烧包是在七月十五，而两地白族烧包均在七月十四，烧包的方式也是一样，事先将冥钱装进几个纸包，包上分别写上已故爷爷、奶奶、父母和远祖中有名人物的名字，尤其是始祖的名字，记不清名字的写上某氏历代祖先收取字样。烧时由族长、或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辈带头跪拜，念包，恭请祖先前来收领，然后将包焚化。烧包的目的是为了给在阴间的祖先享用。
五、生产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虽然两地的地理气候自然条件有一定差异，但桑植白族在落籍时就尽可能寻找相对平坦能够开辟水田的地方，种植水稻，保持了白族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特点。白族是我国最早驯化野生稻，水稻栽培技术高度发达的民族之一。考古发现，远在4 000多年前，大理白族的先民就已种植水稻了。而比白族早得多就定居在桑植的土家族却以种植杂粮为主，这说明了两个民族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别。
历史上白族的马帮非常有名，在大理，许多人家都以赶马帮为生，有的大马锅头甚至成为当地的富豪；而在桑植也只有白族赶马帮。
两地白族均搞扎染，只是大理的花色品种比桑植多一些而已。过去由于找不到史料记载，一般认为，大理白族的扎染始于明末清初。倘若桑植的扎染不是到湘赣以后才从外族处学来，而是从老家就带去的的话，那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白族的扎染起码在宋代大理国以前就已经有了。
两地都搞草编。在桑植只有白族用麦杆编草帽，《麦杆草帽十八转》是当地有名的民歌，毗邻而居的土家族是不搞草编的。在大理，白族妇女几乎人人都会编草帽，草帽成了当地的一种特色产品，集市上草帽交易生意兴隆，南诏古都太和城旁就有一条草帽街。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村寨还建起了草帽厂，甚至每年以上万顶的数量将草帽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香港等地。《大理下来草帽街》是当地有名的白族民歌。
民居建筑也有相同点。表面看去两地的住房差别较大，桑植的住房都为单层，最多也只是建一个闷（矮）楼，堆放粮食或杂物，瓦片上下都用板瓦，且瓦片短小，门窗墙壁几乎没有装饰；而大理的住房都是两层，屋项先安板瓦，再在板瓦上盖筒瓦，瓦片比桑植的要长得多，门窗墙壁非常讲究装饰，雕刻、绘画、题字，应有尽有。其相同点是两地均喜欢以坐北朝南的房子为主房，喜欢修建四合院。主房中间为堂屋，两边为卧室，堂屋与卧室之间用木板隔开，房子前方门前修建台阶，台阶下面只要有条件就要修一个天井。桑植民居堂屋的正前方神龛上贴有天地国（原先用“君”字）亲师位，大理有些人家中也贴天地君亲师位。桑植的堂屋门开在正中间，两边卧室门开在靠堂屋一方的正面，这种开门方式也与大理相同，而土家族的卧室不在正面开门，而是开朝里面，要先进堂屋再从侧面转入卧室。
六、文学艺术风格也有许多相同点。 两地白族都跳霸王鞭舞。霸王鞭是用一节1米左右长的竹杆两端凿孔，用铁丝穿数枚铜钱嵌入孔中。跳舞时有节奏地用霸王鞭敲击身体的手、臂、肩、脚、胯等部位，多为妇女集体在节庆时跳舞。据我们观察，两地跳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
大理白族民歌的格式采用的是三七一五句式，即每段共四句，前三句七个字，后一句五个字。白族民歌的这种句式历史悠久，在唐代史料中就有记载，明代大理著名白族文人杨黼用白文写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采用的就是三七一五的句式。桑植白族民歌中有一部分也是采用三七一五句式，如《俏白尼》：“头上梳朵乌云发，龙须耳环两边挂，绣花手巾紧紧扎，哪个不夸赞。身上穿件白汗衣，上面套个黑领卦，腰里系个花围裙，惹死好后生。手里拿着白粉扇，腿上穿双白裹脚，脚上穿双绣花鞋，哪个不喜爱。”
另外，我们采访张家界市民委副主任白族钟以轩先生，听他介绍桑植白族做本主会游神时，他用嘴模仿了庙会上敲锣打鼓的声音，我们立刻感觉到其节奏与大理白族是一样的。桑植白族在节庆时演唱的花灯戏，还有他们区别于土家族、苗族的仗鼓舞，在唱腔、舞姿等方面与花灯之乡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花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七、桑植白族的世代口碑传说和当地白族聚居区的历史遗迹不但与元代史料记载吻合，而且完全可以证明他们的祖先是从云南迁徙到湖南的。据我们对桑植谷、王、钟、熊等大姓族谱的研究，这几个家族虽然都说自己的始祖是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人，且因战乱迁徙，年代久远，族谱难免有一些错乱，但族谱上仍记载了一些对认识桑植白族历史有价值的资料。如马合口白族乡梭子丘村委会孟家塘村73岁的谷志求先生所藏清嘉庆三年谷均万17代孙谷顺祥等所编撰的《谷氏族谱》记载，其一世祖谷均万于“宋末元初，兵南来，窜身于楚”。并题七言绝句一首曰：“家乡万里起干戈，避迹天门伴楚歌。昔日身耕同鹿石，今朝俎豆永江河。”该谱的这一记载与宋末元初忽必烈平大理国后再灭南宋的历史完全相同。
王姓族谱说，其始祖王朋凯携长子王太廷、次子王太君从江西来到湖南茨姑州十五都。看见今桑植芙蓉桥白族乡酉水岩门滩南岸一带山水好，便在一块三丈见方的平整岩石上架一口锅煮饭，后覆锅一口在岩上，作为王家安居乐业之地的标志。明洪武二年（1369年），其四世祖王世源在岩上镌刻“覆锅岩”三个大字。传至九世，王家人丁兴旺，在巨岩处建八卦主庙，庙正中镌刻“覆锅岩”三个大字，右边镌刻“始祖王太廷落业记”，左边镌刻“明嘉靖五年蒲月（1526年5月）立”。传至十九世到二十一世，其子孙又集资复修“覆锅岩祠庙，祠门撰联曰：
起滇池，寄江西，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安慈邑，业创千秋，永久勿替；
抵南楚，历患难，竖草标，辟阡陌，力挣扎，思广益，宗衍八支，长昭流芳。
族谱的记载与这幅对联清楚地说明了王姓白族的迁徙历史。上联说，王姓来自云南滇池地区，先寄籍江西，然后溯长江，渡过洞庭湖，再经过今津市、澧县，在慈利县安家，艰苦创业。下联说，他们的祖先历经患难，抵达湖南西部地区后，竖起草标作为地界，然后开辟田地，繁衍生息。
据钟氏族谱记载，其始祖（钟）“千一公避难徙楚，子侄虽得其所，故国靡日不思，适辰阳约诸弟回籍，因年迈终于朱红溪”。这条记载说明，钟千一是因为战乱避难迁徙到湖南的，到湖南后无时无刻都在思念故国，到了晚年还去约他的弟弟们回原籍，因为年迈而死在半路上一个地名叫朱红溪的地方。
芙蓉桥白族乡梅家桥钟氏祖祠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钟良交撰的两幅对联。
内联为：遗滇地，衍宗系，飞鸿舞鹤贻谟远；落楚天，光祖范，高山流水世泽长。
外联为：源天山，落鱼龟，义让经堂羡麦地；根滇地，更迴龙，德昭知音倚文山。
这两幅对联也清楚地说明了钟氏祖先从云南迁徙到湖南的历史。
白族迁徙桑植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他们每年在游神时所唱的祭祖词：
水有源来木有根，花有清香月有影。萝卜有根果有蒂，莲蓬打从藕上生。
一拜祖先来路远，二拜祖先劳百端。三拜祖先创业苦，四拜祖先荣耀显。
家住云南喜洲睑，苍山脚下有家园。大宋义士人皆晓，天山逸民万代传。
说不尽的分别话，讲不完的祖来源。治国需有忠良将，兴家立业孝顺男。
唱词中把今大理白族地区非常有名的苍山说出来了，喜洲也是白族地区很有名的地方，南诏、大理国时在国都附近设有十个睑的行政区域，今大理市喜洲及临近地区当时称为喜洲睑，是拱卫京城的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南诏王还在喜洲建有行宫。这段唱词绝非偶合，它完全证明了桑植白族的祖先来自大理地区。
而这几个族谱所说的他们的祖先是江西吉安府人士，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其始祖跟随蒙古军攻打南宋后，首先落籍江西，然后又辗转迁到今慈利、桑植一带。从地望上说，江西吉安离湖南比较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第二种可能是像谷志望先生分析的那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明军在湖南与当地人争夺可制造火药的军用物资硫磺矿时发生械斗，因而恨湖南人，在用人上大量启用安徽、江浙一带的汉人做官，因而大理国的这些遗民为了避免受到歧视，就将自己说成江西人。
三、返本归宗 情深意长
桑植县白族的民族成份被确认后，大理和桑植两地你来我往，割断了数百年的亲情又重新被接上了。1984年，桑植县召开了成立7个白族乡的大会，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派出了以州委书记钟振川为团长的40人代表团，前去祝贺和慰问白族父老乡亲。198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举行建州30周年庆祝大会，桑植县应邀派出了以县委副书记王兆锦为团长的14人代表团，到云南大理祝贺，他们被请到主席台就座，下榻风景宜人的洱海息龙宾馆，并在大理参观访问，与大理白族干部群众座谈，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处处都体现出亲人久别重逢后的浓浓亲情。自1990起，桑植县先后7次应邀派代表团参加大理三月街民族节等各种重大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由钟振川提议，桑植县与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和祥云县先后结为姊妹县。
云南方面派代表团访问桑植，并对桑植的建设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991年11月，大理州派出了以州民委副主任尹润菊为团长的5人代表团到桑植看望白族乡亲，并参加了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1992年8月，大理市少数民族参观团12人到桑植考察访问。1992年10月，为提高桑植卷烟厂卷烟的品质，大理州调去了优质烤烟7 000担给桑植。从1992年开始，云南民族学院连续4年为桑植培养民族学和历史学专业本科生50名。1994年，云南电视台前往桑植县拍摄电视纪录片《白族之魂》。2000年4月，大理州州长李映德率代表团到桑植考察，看到桑植白族地区因各种条件限制，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滞后，学校校舍破旧，决定援助资金100万，建设芙蓉桥白族乡中心小学。并促成大理市喜洲镇与芙蓉桥乡结为姊妹乡镇。为感谢大理人民的深情厚意，中共桑植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将芙蓉桥中心小学改名为“桑植县大理白族中心小学”。我们到芙蓉桥白族乡考察时，看到当地各民族小学生在宽敞明亮的校园里上学，并从校长那里了解到现在学生的成绩已从过去处于全县后列进入到全县中上等的时候，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桑植白族认定后，云南白族的有关专家学者对桑植白族进行学术考察的活动也日益增多。考察人员将考察结果与切身感受发表在相关报刊上，对宣传桑植白族的有关情况，扩大桑植的知名度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五、寻觅大理国王的后裔段氏子孙
唐宋时代，白族和彝族先民在以今云南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建立了大体与唐宋王朝相始终的南诏国和大理国，其版图接近现在云南政区的两倍左右。段氏是大理白族的名家大姓，段氏祖先早在唐代就出任南诏国的清平官、大军将、节度使等重要职务，这些官职是相当于内地的宰相、大臣、省长之类的高官。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他废除前朝的苛捐杂税，厉行改革，从而奠定了大理国317年的江山。蒙古军灭大理国后，征调以白族为主的大理国军队爨僰军，充当其前锋去攻打南宋，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就是末代大理国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
大理国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家族高氏，他们的祖先高方协助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先是封侯，后来，高氏子孙世代为大理国宰相，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要地往往由段氏和高氏子孙镇守。这两个家族在云南历史和白族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谷忠诚和谷志望先生介绍，桑植白族中段姓和高姓都有，只是因为他们人数较少，所以忽略了对他们的调查。
桑植高家的一部分人已经改姓谷，马合口白族乡大田峪村原有高姓100 多人，现已全部改姓谷。但桥自湾乡的长坪村、高家头村，澧源镇的高桥村、袁家坪村，沙地坪乡的沙地坪村等地仍有高家的人，总共约有几百人。谷家的四世祖，娶的就是高家的媳妇，谷家人称她为高氏婆婆。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传说她死后还在帮助缺人手的人家做饭菜、领小孩、治病。谷家信仰的本主神白脸三公原是高氏婆婆家的菩萨，是她把菩萨带到谷家来的。
据谷忠诚先生估计，段姓在桑植县大约有2 000多人，多数将民族成份填报为汉族和土家族，少量是白族。报白族的根据是跟着母亲的族称填白族，姓氏仍随父姓，故目前尚不能将这些填报白族的人认定为大理国段氏子孙。
我们在马合口白族乡考察的时候，问起了段姓和高姓的情况。三元老师谷兆芹先生告诉我们，他儿子与湖北鹤峰县铁炉乡鱼山村的段姓是干亲家，老亲家在世的时候曾对他说过，他们的祖先是段正淳。大理国共传22代国王，段正淳是第15代国王。如果找到流落湖南的段氏子孙和高氏子孙的下落，对解决湖南白族历史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一条搞清湖南白族历史的非常重要的线索，顿时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遂决定去寻找段氏后裔。
首先我们到了离县城11公里的利福塔乡，那里是段姓人数比较多的地区，乡领导找来了75岁的段万贤与74岁的段年润两位老人，据他们介绍，其祖先是由湖南新化先迁到大庸（今张家界）然后又迁到桑植。迁来的时候这里只有少数民族，没有汉族。由于年代久远，没有人能说清楚自己家族的迁徙历史。段家在历史上屡修族谱，较近的是光绪丙申年（1896年）的族谱，该谱毁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毁掉之前，现年80岁的段昌位先生抄有一个手抄本。1998年春，段氏族人又根据手抄本组织了一些热心人修谱。我们在段万贤先生的带领下，步行爬坡到段氏聚居的水儿洼村，找段昌位先生了解情况。到达他家时才知道他到离家约3公里但从行政区划上仍属水儿洼村的另一个村子帮人写对联去了。我们只好又步行跟踪到那儿，在一户刘姓人家中找到了段先生。但遗憾的是族谱在段先生家，对联才刚刚写，不可能折来折去，只好问了他一下情况，事实上他也很说不清楚，只好请他第二天将手抄族谱送到段万贤先生家，我们去借来复印一份。由于该族谱比较混乱，将其祖先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追溯起，又说到春秋时期郑国的郑庄公和公叔段是其直接始祖，把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段姓人物都写进族谱中，后又说段氏族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云南也有一支。该谱还有一个重大缺憾，那就是从31代至39代足足断了9代人，第四十代祖段辛一在明代洪武时官拜兵部侍郎，后封大庸所五溪河统扶诸司官，遂定居下来。四十一世祖启慈、启爱迁居慈利县（今桑植县政区的一半左右明代属慈利县管辖，利福塔乡那时隶属于慈利县）。迁居慈利后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谱上讲的洪武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期的年号，也就是说，明朝建国前段氏有9代人的名字与历史找不到。学术界通用的方法是按每代人25年计算，9代共225年。这段时间相当于南宋与元朝统治时间的总和，因此，他们与大理国段氏到底有没有联系就很难判断。
这次寻访段氏，虽然没有确切的收获，但得到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段年润先生说，他爷爷叫段昌坰，字鲁门，是一位老师。他曾听爷爷讲过：“大理氏都是姓段。”这句话比较难理解，他也解释不清楚，我只好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亲笔写下了“大理氏”几个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段昌坰先生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人，那时中国的交通通讯极为落后，湖南和云南远隔千山万水，如果不是老一辈代代相传，他怎么会把大理与段氏扯在一起呢？其中必有原因。其二是据段润年先生说，他们的祖先来的时候今桑植一带没有汉族，因为段家的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搬来的，既不是土家族，也不是苗族，所以，政府就让他们填报汉族，但在明清时代，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三是水儿洼村的房屋建筑与土家族不同，而与桑植白族的房屋一致。特别是我们去到段昌位先生帮忙写对联的刘家，其四合院房子只有一层，门窗开的方式，堂屋正中贴天地国亲师位的大红纸均与县内白族一致；其院子的结构是用石条砌台阶，用石板铺天井，这与大理农村的院子惊人地相似，我坐在院子里与段昌位先生交谈，潜意识中神差鬼使般感觉到就像在大理农村的院子里与父老聊天一模一样。我想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认真调查，可能会有新发现。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深入调研，既感到遗憾，也不敢妄下结论。
剩下的最重要的线索是，谷兆芹先生讲的湖北鹤峰县铁炉乡鱼山村大理国王段正淳后代的段氏，所以，我和谷志望先生又乘车追踪到淋溪河白族乡。淋溪河白族乡乡政府所在地与鱼山村只有一河之隔，该村有两个段家妇女嫁到淋溪河白族乡，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现年49岁的段月英女士，她说她们就是民家人，但由于家族历史、家谱等一般都是由男人管，她只介绍了一些自己了解的最简单的情况，其余就不清楚了。后来她建议说，今天她弟弟到桑植县城赶街，等他回来以后让他给我讲，或者是让他带我去找她的哥哥。
下午4点左右，段月英的弟弟段松球回到姐姐家。他说段家原来是有谱书的，60年代初，房子遭火灾被烧掉了，但他们的坟山上有古墓，墓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如果他哥在家，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可以问他哥。因此，我们又决定走访鱼山村。鱼山村在淋溪河白族乡北面的一座大山上，坐小船渡过淋溪河，大约要爬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路陡难行，那天天气又很闷热，气温在40℃左右，一路上我们几乎是一秒不停地淌着大汗，真是生命不息流汗不止，大有不把把汗淌干就不会停止的架式！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到达鱼山村，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对于我这个生在农村，从小就上山砍柴，后来从事民族学研究，长期搞山区田野调查的“山大王”来说，也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令人终生难忘，不由得让人从心底里由衷地佩服湘鄂交界处山民们的生存本领。
段松球的哥哥段松林，现年59岁，是个草医，懂地理风水之学，会算命，会治病，还会做佛事道场。遗憾的是我们到鱼山村时，不知他云游到哪个村替人看风水去了。只好听现年43岁的段松球和他的堂侄40岁的段银轩介绍情况。
目前，段姓居住在鱼山村第二村民小组和第三村民小组，共有43人，内含娶来的媳妇，但不包括嫁出去的女儿。段姓有一段时期人丁减少，为了壮大声势，互相有个照应，段光盛就把外甥谷得梅背来当儿子，从谷得梅到舅舅家当儿子算起，至今已传4代。据谷得梅的后代段行益讲，其世系为谷得梅－－段远模－－段行益－－段克文（今年26岁）。如果减去谷得梅的后裔，现在这两个村民小组的段氏直系后裔共有29人。
段松球是段氏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叫段远义，1982年去世，享年69岁。他是对段家历史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在世时曾经对子孙们讲过，段家是从云南迁来的，是大理氏地方人士，迁来时有3兄弟，1个在鱼山村；1个在桑植县长潭坪乡水牛寨，后来又搬到鹤峰县铁炉乡碉堡村三组；1个在利福塔。段松球和段银轩他们曾到碉堡村和利福塔联系过，但是族谱连不上，也只好作罢。连谱的事段年润先生也讲过，由于字辈不同，他认为是同姓不同宗，所以，修谱时就不讲鱼山村的段姓。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连不上谱不一定是两个家族。事实上谷姓、钟姓、王姓分支以后各支所取的字辈都不一样，幸遇的是，这几个姓氏没有断代，都可以追溯到始祖兄弟，所以，他们的合谱认亲靠的是追溯祖源，而不是字辈。如果将字辈当成认亲的唯一标准，那么这几个家族各个分支之间，全部都会成为同姓不同宗了。我以为段远义先生生前讲的迁来时有3兄弟，分别住在鱼山、碉堡村、利福塔的这个说法，是一条不能忽略的重要线索，穷追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段氏叔侄还跟我讲到了一些他们与土家族生产生活上的不同点。他们生活在土家族周围，好多代人都与土家族通婚，段松球的妻子就是土家族，因而他们对土家族的生产生活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不是土家族，也不是汉族，就是民家人，但政府在填表时不准他们填民家族，所以，只好填土家族。段松球本人有时会协助他哥做佛事道场，是宗教民俗方面的内行，其区分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他叔侄俩认为，段家与土家族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段家姓佛教，做道场时头带五佛冠，开佛教堂门，念佛经；土家族不信佛教，而信巫教和道教，做道场时穿道衣道袍。
招魂时，段家吹海螺；土家族吹牛角。
做丧事时打锣鼓，段家打的是哀调，低板，缓慢，引人哭，不跳丧舞；土家族打的急促，节奏快，高板，喊声高，围着棺材跳丧舞。
段家人死的当年，在七月初一至初七烧包，一年以上的旧亡人在七月初七至十三日烧包；这与桑植白族的做法是一致的，桑植白族新亡人必须在七月七日以前烧包，旧亡人在七月十四日前烧完。土家族不烧包，只烧冥纸。
1991年以前，段家在正月初一至十五，要举办请七姑娘神的活动，这与桑植白族完全一样，后来因为人少，加上其他娱乐活动多，才停止举办；土家族不搞请七姑娘神的活动，杂居在段姓、谷姓旁边的土家族虽然跟着搞，但唱的歌词与段姓和谷姓的不同。
加工茶叶，段家是将鲜叶放入锅中炒揉，直到干燥后收藏，泡出来的茶水是青绿色；土家族是将鲜叶放入锅中炒，然后放到桶中发酵，再拿去晒干，泡出来的茶水是红色。
段松球说，当地土家族和汉族都称鱼山村段氏为民家人，段家年长的人还会讲民家话。民家话是一种与土家话与当地汉话区别十分明显的一种语言，由于他们住在山区，以种包谷为主，只开有少量水田，经济比较落后，只要他们一讲民家话，其他民族的人就会蔑称他们为“民家佬”、“包谷佬”，所以，他们现在外出基本上不讲民家话，小一辈也不讲民家话了。
至于谷兆芹先生讲的他儿子与段家打干亲家的事，59岁的段行益说，他知道这件事，不是打干亲家，而是打老庚，是谷兆芹的儿子谷臣祥与段松柏打老庚，段松柏就是段银轩的父亲，今年62岁，是个退休小学教师，不在村里，现住在铁炉坪。段松柏的父亲段远仁在30多岁时就死了，段家是段正淳后代的话是1981年谷兆芹先生带着戏班子到鱼山村演戏时，段远义（为段远仁的弟弟，段松柏的二叔）讲给谷兆芹的。
从我们考察段家祖坟的情况来看，由于他们经过辗转搬迁，据墓碑记载，现鱼山最古一座坟的墓主人段士春生于乾隆癸未年五月初四日，没于道光辛丑年三月十四日，即生于公元1763年，没于公元1841年。再加上以后的几座墓碑上的死者姓名和立碑孝子贤孙的名字，以及段家字辈“正大光明远行克此吾常”的排列，段家世系的延续就比较清楚了。现将较为重要的两块墓碑介绍于下：
段士春，孝子有4人，正辉、正元、正文、正纲。孝孙为大瑾、大珩、大追、大璇、大璋、大佩。
段正元，孝子有4人，大瑜、大珩、大琼、大琰。孝孙为光倪、光勋、光祯。侄男为大瑾、大璋、大佩、大德、大理、大玳、大琦、大现。侄孙为光煜、光代、光玉、光先、光善、光盛。
大德是段松球的直系祖先，但大德父亲的碑找不到，不知是正字辈的哪一个，至于大德的后代，段松球和段银轩都清楚，今天鱼山的段姓29人全是大德的后代。而光盛的后代就是谷得梅－－段远模－－段行益－－段克文这一支人，现总共有14人。墓碑有名字的其余段氏子孙则杳不知其去向。
大德一支的顺序为：大德－－光煜－－明顺，明顺生2子，远仁、远义。
远仁子松柏（段行之），生2子3女，子银轩（段克昌）、惠轩，女腊英、红英、红绝，三女都已经全部嫁人。银轩有1子1女，子此强，今年15岁；女亚萍，今年10岁。惠轩有女2人，亚南，今年16岁；亚丰，今年13岁。
远义有4子3女，子行国、行岗、松永、松球，女正银、春英、月英。行国（松林）有子2人，克军、克群。克军有1子1女，子此盛，今年11岁；女亚云，今年5岁。克群有2子，此勇，今年7岁；此飞，今年4岁。行岗有2子2女，2子均夭亡；女腊梅，今年30岁；雪梅，今年25岁。松永有1子1女，子克波，今年18岁，女腊秀，今年20岁。松球有1子1女，子湘鄂，今年18岁；女彩华，今年20岁。
段氏迁居鱼山村不知在哪一代，从找到墓碑的段士春开始，至今已延续了9代。
介绍了以上情况后，我们对湖北鹤峰县铁炉乡鱼山村段氏的族属，可以得出他们就是白族的结论。如果从其最早到湖南的始祖往上追，追到大理国王段正淳的后裔的可能性极大。由于族谱被毁，9代以上只有祖先是段正淳这么一个传说，已经不可能找到按谱系联接的确凿证据了。对段远义说他们是段正淳的后代的说法，我们也只能作如此推测性解释。
遗憾的是，此次我访问的几个段姓族人只记得“正大光明远行克此吾常”这个近古祖先制定的字辈，就连生活于乾隆道光年间的段士春还是我上了坟山才找出来的，更不用说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先了。
我作此基本结论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条：
第一，段氏是民家人，会讲民家话，土家族和汉族都认为他们是“民家佬”、“包谷佬”，是不同于自己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只能是白族，再也没有第二种民族的可能性。
第二，虽然由于战乱、辗转迁徙、自然灾害等原因，族谱被毁，懂历史的老人故去，但祖辈流传他们的祖先是从云南迁来的，是大理地方人士，掌握族谱、1982年才故去的段远义老人亲口跟谷兆芹先生讲的他们是段正淳后代的说法必有所据，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因为鱼山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山头上，离鹤峰县县城要70元的路费，到铁炉乡乡政府有40多公里，要走20公里的山路才能到公路边，由于太偏远，从来没有级别大一点的官员到他们那儿。乡村干部也只是一年才去他们那儿一次，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收取税费，收时只要现金，不要粮食和畜禽，因为没有哪一个干部为了收税费愿意自己跑几十公里去背沉重的粮食和畜禽。鱼山虽然离桑植较近，但要走两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才能到淋溪河。而淋溪河本身就是桑植的一个偏远地区，离县城58 公里，至今只有一条晴通雨阻的土路，从乡上到县城乘车要3个小时左右，差的路段时速只有10多公里，一天只有一趟私人中巴车往返。20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果他不是从云南迁去的，他怎么会突然扯到云南，提到大理呢？
第三，鱼山段氏虽然吸收了许多汉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甚至与汉族和土家族通婚，但有自己不同于汉族和土家族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第四，他们与桑植白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有紧密的婚姻关系，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一致。他们和桑植白族打老庚的这种习俗，与大理白族也完全一致。大理白族同年出生的人打老庚的习俗比较普遍，一般称为打老友，老友如同兄弟，老友爹、老友妈就像干爹干妈一样。
由于此次考察时间短暂，加上本人才疏学浅，很难一下子把湖南、湖北一带白族700多年的社会历史搞清楚。写此考察报告，目的主要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白族历史提供一点资料和线索，权作抛砖引玉。令人高兴的是，我将段氏和高氏在白族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谷忠诚、谷志望两先生说明之后，得到二老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将此事报告给县有关领导，准备组织人对段、高二姓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在此预祝谷老他们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原载于《白族文化研究》2004，民族出版社2004年。收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白族研究百年》4卷本文集。此次刊载，笔者对个别
地方作了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