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进入21世纪，葛兰西研究在中国呈现“三个转向”的新特征。第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第二，从实践哲学向领导权理论转向。第三，从纯理论研究向分析社会问题转向。

今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80周年。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葛兰西研究兴起至今已走过了30多年历程，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葛兰西研究内容呈现出哪些新面貌新特征，研究方向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动态，怎样认识21世纪相关研究的发展状况，这是许多相关学者都关心的事情。为此，本文从几个方面对这一阶段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未来几年的研究前景作扼要的展望。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之一

进入21世纪，葛兰西研究在中国呈现新面貌。

首先，葛兰西著作及葛兰西研究作品的中译本出版数量增多。2007年4月，《狱中书简》中译本（根据意大利文版译）出版；4月27日，该书中文版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彭斯、意大利驻华使馆外交官等出席会议并发言；该中译本荣列深圳读书节“2007年度十大好书”之一。2008年10月，《火与玫瑰》（即《1908—1926年通信集》）出版，2009年7月该书荣获第36届弗拉亚诺国际奖意大利学奖。此外，根据英文版译出有《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现代君主论》（陈越译）、《导读葛兰西》（相明译）等作品。这些中译本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对葛兰西思想的认识，推进中国学界对葛兰西理论的深入研究。至此，葛兰西思想研究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献的出版推动了国内的葛兰西研究，大量相关的研究文章、学术论著也开始发表，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

其次，葛兰西学术研讨会在多地召开。如，201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葛兰西思想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0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与会。2016年，复旦大学举办“葛兰西与阿尔都塞对话”研讨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会上展开研讨。

葛兰西研究的“三个转向”

进入21世纪，葛兰西研究在中国呈现“三个转向”的新特征。

第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向。

在早期国内的葛兰西研究中，有部分学者从一开始就被英国的安德森引上歧途——将葛兰西定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吗？》一文指出：安德森把葛兰西打成“西马”是出于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这是对伟人的贬损和对英雄的亵渎。应当让葛兰西摆脱极“左”派和资产阶级教授的纠缠，回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其本来面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总之，必须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葛兰西的理论思想。

2009年，潘西华撰文认为，葛兰西的党建思想和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有相似之处：既强调党的先锋队性质，又肯定其群众性；将教育与自觉作为党建的重要手段，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更富实践性、更为具体化。2012年，包毅撰文提出，葛兰西既继承又发展了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强调，既要重视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又要重视意识形态的文化层面；既要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又要重视培养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

第二，从实践哲学向领导权理论转向。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学界更关注对实践哲学的介绍与研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研究重心则移向领导权理论。梁树发在回顾20世纪中国葛兰西研究的历程时指出，不能单纯研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必须结合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领导权理论和“阵地战”战略进行整体性研究。

2001年，《简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一文认为，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包括中国）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该文的论述，为中国学界开展葛兰西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2011年，和磊的《葛兰西与文化研究》面世。该书从历史维度论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2012年，潘西华出版专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指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并着重论述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关系。2016年，叶惠珍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一书，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尝试性地提出“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试图从话语主体（Who）、内容（What）、场域（Where）和策略（How）维度构建政党与大众共享政治话语权、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

在《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葛兰西哲学》一书中，作者仰海峰提出葛兰西强调哲学、政治、经济的总体关联，并分析福特制对葛兰西形成领导权理论的启示作用。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周兴杰的《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和孙民的《政治哲学视阈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第三，从纯理论研究向分析社会问题转向。

《火与玫瑰》出版后，“少年中国”网站以7个专题作了摘录，认为这些书信对从事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指导意义。

辛向阳等学者提出，要跳出“葛兰西陷阱”，就必须推进党建的科学化，让执政党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并克服消极腐败的危险，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被资本逻辑驾驭，使资本的力量为我所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条件下，要更加注意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此外，要注意缩小收入差距这一问题。

面对鼓吹西方民主的言论，有学者表示，葛兰西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他一贯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平等性、排他性和局限性。葛兰西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民主；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全方位、整体性推进葛兰西研究

综上所述，诠释和把握葛兰西思想理论的正确方法是：将完整理论文本同全部革命实践相结合，将理论的独特性同时代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哲学思想和政治学说相结合，将《狱中札记》《狱中书简》同葛兰西前期及被捕前著作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研究。

此外，国内研究葛兰西的专著仍然不多，研究的深度依然不够，尤其是用葛兰西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则更少。其中，原因之一是葛兰西重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至今没有从意大利文译出的完整中译本。为此，相关出版机构计划在2019年推出《狱中札记》前三卷（《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2021年，推出后三卷（《文学和民族生活》《民族复兴运动》《过去和现代》），以纪念葛兰西诞辰130周年。我们相信，在六卷《狱中札记》中译本出版后，中国又将掀起葛兰西研究的新热潮。

原题：21世纪葛兰西研究在中国——为纪念葛兰西逝世80周年而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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