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领导地位，规定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我国国家治理和各项事业事务管理的根本原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何把这一规定贯彻落实好？把它贯彻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去？

一、深刻认识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性

实践中的问题有时需要从思想上找原因，思想上的问题往往需要到实践中找原因，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答案。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是唯一执政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何以如此？

首先，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从历史中走来，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力量和执政党，并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经过了100多年的优胜劣汰，所以我们说这是“历史的选择”。对此不须赘述，只说一点，就是中国是先有党、后有国，而不是已有国、再有党。这个“国”当然是指新中国，一个新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打下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建设的。

相比之下，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好，美国也好，“天下”大都不是哪一个政党打下来的，他们的那些政党大都是在已有国家中或制度模式下产生、发展及至取得执政地位的，而他们的制度模式本身就包含着多党轮流执政。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从更深层次看，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自己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也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政治传统决定的。自秦朝起，大一统一直是我国大多数朝代的传统――包括道统、法统、政统，分裂不得人心，分裂不能长久。所谓“天无二日”，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认同和文化基因。这一点也与欧洲城邦制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其次，这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她拼搏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是她在革命时期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的结果。但这个领导和执政地位能否保持和巩固，还取决于她实际的作为及其结果，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是否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要当个“好领导”、为人民执好政，就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加强自身建设，从而有效推动国家建设发展、真正造福人民群众。“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近年来的这个论断意即为此。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亦即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挫折和错误失误，但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世所罕见，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执政的成功。也正是因为如此，党的领导和执政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曾经有这样那样看法想法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没有哪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能力和资格，更没有群众和社会基础。人们同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特质和品格，她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她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仍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没有哪一个政党和政治力量集中了那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取得了那么大成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再次，这有合理的理论根据。上述两点，综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过去我们讲这两点更多地是从事实根据上讲，它有理论根据吗？有，而且是合理的、充分的理论根据。当然，这种理论根据并不是传统的、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用那些理论不但说明不了、解释不通，而且愈弄愈拧、越搞越乱。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文化传统来观察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只有科学总结概括中国新的实践，才能形成创立中国新的理论。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始终实行相对集中的领导和治理体制，而“轮流坐庄”、权力分割往往只能带来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现实的中国有13亿多人口，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放任自流必然会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只能是一事无成。这样一个国家，只有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保持团结稳定、实现发展进步。考之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腐败无能、领导无力，正是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重要原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中那些别有用心者之下怀。因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统一。

二、深刻认识在新形势下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性

上面讲了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那么，党的领导是一种什么状态展开或呈现呢？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实际上只能是前者。历史的事实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的领导始终是全方位的，是贯穿各地区、各领域、各方面的；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全面领导，而不是可以在这个地区、这个领域、这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在那个地区、那个领域、那个方面可以不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论断由来已久。（这个论断是新论断，以前毛的说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政治是领导一切的”。）然而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甚至被忽视和扭曲了，一度盛行的不讲原则的“党政分开”就是例子，以至于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受到了损害。应当说，“党政分开”是事权的分开、是适度的分开，而不是党的领导权的分割、党的领导的分散。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鲜明提出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在实践中有力地加以推进，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深刻阐述。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提法，先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后来多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者实际是一个意思。可以说，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本身也是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并取得了双重的巨大成就成果。理论上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它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为什么现在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是因为这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二是因为这是长远的客观要求。过去一个时期在很多地方、领域和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影响了党治国理政的效率和成效，影响了党的领导威信和执政基础，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从当前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波谲云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变革，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同时，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繁重艰巨，面临大量的矛盾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面临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况下，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让党来指引和把握方向、来组织和凝聚群众，才能确保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拥有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支部，拥有大批优秀干部和众多富有能力经验的领导干部，由党来领导、有党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就有保证和基础。从长远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同时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着更高远的追求，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需要有党的领导，否则国家就会变质变色，事业就会改向改道。而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才能不被悬搁架空、虚化弱化，这也就是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内在关联的。党的自身建设搞不好，党内部出了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就可能不那么理直气壮，就会授人以柄、遭人诟病，甚至会导致党失去领导资格和执政地位。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全面部署。

三、深刻认识在相关领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必然性

既然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那就自然包括对各方面、各领域、各系统、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等的领导。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可以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区分和划分，不同的方面、领域、系统、地区、部门、单位等就是这样的区分和划分，而这些不同的方面、领域、系统与地区、部门、单位等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交叉与涵盖的；同时，每一个方面、领域、系统、地区、部门、单位又都有着复杂的实际内容，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划分，细化为许许多多的分支和条目。对应极其复杂的社会和社会生活，国家治理自然也是极其复杂的，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更是如此。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讲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和概括。

毫无疑问，作为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事业管理的一个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到上述各个方面和领域。从逻辑上讲，坚持党的领导除了有一个“广度”，还有一个“深度”，就是它以什么程度呈现。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表明，在有些领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现在我们讲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主要是针对军队（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和政法工作，它们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刀把子；在这两个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同时要讲清楚、说明白。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军队和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由其性质、职能、作用、特点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和政法工作属于上层建筑，而且是政治上层建筑，它是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我们的军队和政法工作具有人民性、革命性，是为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必须也只能由党来领导。如果不是这样，军队和政法工作也会变质变色、改向改道。可以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来自军队和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也可以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是内在一致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之处，也决定了我国军队和政法工作的独特性。我们坚持党对军队和政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绝对领导，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和国家找依据与依托。正是在科学总结我国历史的深刻经验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除了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我们党还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也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实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实质上是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并不像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而是关系一个国家性质、一个社会状况的根本问题，先进的意识形态反映和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当今时代，世界上不同制度、价值观的较量依然剧烈，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更加重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十分必要。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包括绝对领导仍是是一种原则性要求，它还有一个以什么途径实现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只有形成制度安排和采取具体举措，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在实践中落地和展开。黑格尔说，没有脱离内容的形式，也没有脱离形式的内容。唯物辩证法讲，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找到相应的形式。应该说，我们过去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有许多好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有新的进展，但还不够，还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对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结合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进行实践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明确，大的制度设计必须由党中央作出。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是由党包办代替一切业务和具体事务，不能违背具体业务工作规律，也不会拒绝任何先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显然，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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